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了。但迄今为止，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仍然占比过高，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经济组织管理模式仍制约着整体经济发展，一些经济领域国有资本仍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效率问题突出，亟须引入其他类型的资本改变公司治理、增加活力。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明确肯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后，有关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讨论迅速成为市场和媒体的热点。
　　有两种观点在讨论中比较集中，一是认为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国企进一步改制，提高竞争力，还有利于市场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给民营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二是认为混合所有制只不过是最终解决国有经济活力和效率的权宜之计。显然，不同的认识，会带来不同的实践，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打破“控股比例”思维定式

　　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需要厘清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概念，突破“控股比例”的思维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有关国有经济地位一贯的政策表述，其中的“主导作用”，包括“控制力”和“影响力”本应是宏观经济维度下的总体情况，但在实践中被简单地以国有资本的“控股比例”去衡量，成为微观经济维度下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业的某一类企业股权结构的标尺。
　　从本质看，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其控制力及影响力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保障民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如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其他附加其上的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控制力和影响力主要应体现在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方面，提高对国民福利的贡献方面，体现在引领科技创新方面。
　　从这些维度衡量，首先是看国有资本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何作为，如在绿色低碳经济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看国有经济为全民福利提高及促进社会公平所做的持续贡献（从税收、国有资本利得上缴、促进就业、公益等方面）。
　　以此观之，当前影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控制力的关键因素还是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问题及国有资本的回报率问题。不论从宏观经济层面还是某一具体行业或企业，在一个低效的国有经济体系下，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对国民经济和国民福利的负作用越大，因此必须破除“控股比例”旧思维，建立如下新思维：凡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股权结构就是合理的、应实行的。
　　2006年，国资委曾划定国有经济保持绝对控制力的范围，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规定这些行业的央企国资须保持独资、绝对控股（包括对重要子公司）或相对控股，另外，对于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央企，国有资本在其中保持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
　　这种控股要求是否有利于产业和企业长远发展呢？答案显而易见。上述行业的央企大多在效率方面仍明显落后于国际同行，特别是资本回报率。在竞争性领域的很多央企更是步履维艰，例如汽车制造，几家央企这么多年除了靠合资品牌支撑，难有作为。还有一些央企这些年已经陷入严重经营困境（例如航运企业），急需资产重组，引入外来资本盘活企业，保证国有资本不进一步缩水。如资产都亏光了，还拘泥于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有何意义呢？
　　国有经济在经营领域的表现就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在某一行业及某一具体企业的持股比例应根据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战略不断调整，即考虑国有资本投资回报选择投入和退出的时机和方式，而不是笼统地规定对哪一类甚至是哪个具体的企业要保持什么样的控股比例。企业如同资本的“躯壳”，“躯壳”可以灭失，资本却要在流动中获得新的寄托并成长。从这个角度，国企甚至央企，都不应是用国家信用去背书的、永不灭失（被收购或破产）的经济组织。
　　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指国家在企业中拥有的权益）的概念是不同的，且 “控制”和“控股”也并非等同的概念。国家增加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方式不单有通过国有资本控股的手段，还可以采用行政手段（如国家对土地等资源的绝对控制，所谓的“国家金股”其实也是一种国家对企业控制的行政手段）。在控制经济的宏观走向和微观运行方面，我国政府一向具有超强的行政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某些企业保持“绝对控股”，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另外，我们注意到，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所谓“国有资本放大功能” 就是指国有资本通过分享发展空间以调动和组织其他类型的资本从而放大了自身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贡献，而“国有资本”在众多经济领域（行业）过高的占比恰恰阻碍了这种“放大功能”的实现。

发挥社会资本的关键作用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涉及到社会资本的概念。
　　混合所有制中的“非公有资本”其实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关键因素，在今后的市场环境中，在混合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可以预计市场中主要资本的基本面貌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难以用国有、集体和非国有区分，或这种区分本身并无意义。如上市公司的股份主要被社保基金、公募基金、保险基金、私募基金、 各类信托基金及其他上市公司持有（而其他上市公司也是类似的股权结构），许多国有资本经过多种投资平台、投资工具的流动，也以金融产品的形式存在并投资于各种企业实体中。 　　所有这些金融资本，及各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后形成的新的资本类型，可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的资本主体，如沿用传统定义，可以看作是“非公有资本”（即使含有一些国有资本的成分），但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人资本，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其所有权具有“公有”性质。
　　上世纪90年代，有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一种形式，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社会资本是否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呢？值得思考。
　　相比而言，国有资本有较强的行政属性，即其处分权和收益权主要通过政府或政府形态的组织行使，易于产生低效和寻租现象。社会资本的处分和收益更为市场化且所有权分享的范围要比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广得多。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并使其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力量，应列为下一步改革的目标。
　　如能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混合所制经济就不仅是解决国有经济活力的权宜之计，而是突破“所有制鸿沟”，使社会资本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将国有资本融于社会资本当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能更有效地体现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

　　虽然政府近些年出台了措施，鼓励民营资本扩宽投资领域，包括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公用事业领域及金融领域，甚至鼓励进入国防科技领域（见国务院2010年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现实中这些政策推进并不顺利，其中有各种主客观因素，但关键还是顶层设计中政策不配套。
　　本次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主导权还是在政府，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可能在推进这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当前的国资管理体制看，由国企本身去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很难的，首先是国企难以主动与人分享已有的垄断利益（可能会拿出一些低效的资产或业务同其他资本合资或出售），另外，国企当前的考核机制也不利于其有力地推进改革。
　　由民企主导推进混合所有制也很难。当前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背景同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那一轮国企改制脱困已经有很大不同，今天要进一步改革的对象是大型、超大型国有企业，其体量和市场地位和当年的改制国企不可同日而语。民企不仅在规模上差距巨大，而且民企在合规文化、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弱点使其难以同这些大型国企在制度和企业文化方面融合。
　　因此，政府仍应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改进国有资本的考核机制和流动机制，真正实现从管资产转到管资本的职能变化，通过抓住资本回报这个杠杆推动国有资本更高效地配置。
　　下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好的路径是以社会资本（当前主要是社会金融资本）为粘合济，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在一起。不但引入民企的投资，还要增加社会金融资本的参与比例和参与度，这样更有利于提升国企的公司治理，也能更好地监督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合规、有效的运作（例如在公司资产重组当中），维护股东的整体利益，尤其是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具体而言，当前便于操作的方式是进一步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社保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提高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的方式可以是国有股划拨，提高其他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可以用定向增发或国有股减持的方式。
　　这些机构不能仅成为财务投资者，还要履行促进提升公司治理的责任，应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包括提名董事（可以提名独立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参与公司决策，同时以市场机制引入民营资本。在国有资本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时，在引入其他所有制的资本时，应考虑一并引入社会金融资本。

绕不开的公司治理问题

　　首先是董事会制度的落实问题，第二是职业经理人问题。混合所有制公司，必然要建立股权多元化状态下的股东委托、董事会决策、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必然要约束国有股东，使其在法律和章程的范围内行使权利。搞混合所有制，董事会结构要反映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私人资本的权重。制度设计上要保证相关利益主体在推选董事上起到作用。
　　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有董事的提名，包括独董的提名和选举，仍是由国有股东最终决定。虽然中国证监会也搞了董事选举的累积投票制度，寄望以此削弱控股股东在董事选举中的绝对决定权，但实际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就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制度设计上还是要突出社会资本的制衡和监督作用，如考虑独董需经过控股股东之外的股东投票通过才能当选，鼓励社保基金（目前在很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持有股份）提名独董等。当然，推进混合所有制，在人事制度上要突破现有的国企组织人事制度模式，转而实行董事会聘任“职业经理人”的制度。
　　作者为中海油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