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州改革开放进程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在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广州抓住机遇开展了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进一步消除了“左”的思想以及小农意识的影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植入人心，同时提出在15年内追赶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此环境下，广州转变观念，率先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了广州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关键字】 广州;南方谈话;思想大解放;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35-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州较早在流通等领域进行改革。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州在改革的深度、廣度等方面还明显滞后，面临着珠三角其他市（县）的巨大挑战。如何破解广州改革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广州在珠三角城市群持续拥有引领地位和驱动影响成为广州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广州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史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涉及较少。①本文着重以广州第二次思想解放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展开梳理与讨论。
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州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作为珠江三角洲和中国改革试验区的中心城市，广州不仅对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国家全局性的经济建设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广州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旧体制下被禁锢的生产力得到释放，促成了一次国民经济增长的高潮，1987年、1988年工业增长速度居国内十大城市的首位。但是到1989年，受全国性经济下滑影响，广州的发展速度开始放慢。1989年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287.87亿元，较上年仅增长7.16%;社会总产值617.19亿元，较上年仅增长3.07%;国民收入205.17亿元，较上年仅增长0.5%;相较于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6.89%、社会总产值增长20.89%以及国民收入增长19.85%，发展速度下降明显②。1989年广州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有如下方面：
一是改革的深度、广度不够，在郊县经济、国营企业及投资体制方面还未改革到位，一些领域的生产力仍受到束缚，潜力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仍陷于或部分陷于旧经济体制的束缚中，未能真正发挥或完全发挥主力军作用。政府部门过多地干预企业的“内政”，以致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以广州钢铁厂为例，自1988年实行中外合资经营，每年出口创汇1000多万美元，但是要求在港澳设点直接销售的计划却悬而未决。这直接影响到广州钢铁厂走上国际化、扩大生产的道路。此外，广州尚未建立起一套全民投资机制，居民中积聚的巨大的过剩消费能力未能转换为稳定的社会生产力。
二是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给广州带来严峻的区域竞争压力。20世纪80年代，广州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珠江三角洲各市尤其是广东“四小虎”经济体制改革更快，活力更大。广东“四小虎”是指南海、顺德、东莞、中山四地。它们的城市基础规模与人口规模虽无法与广州相比，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它们通过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使得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初步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闯出了一条新路。事实上，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广州的发展逊色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市（县），这说明华南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区域竞争格局，广州的部分经济优势已经或正在消失，原有的劣势更显突出。广州要进一步发挥华南中心城市的作用，就要顺应变化，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率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三是广州改革与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提出了新的课题。体制改革由被动型向自主型转换，需要改革进一步深化。20世纪80年代，在消费资料严重匮乏的背景下，广州依靠传统加工工业带动经济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资料加工工业市场趋于饱和。这种形势表明，经济成长已从市场导向阶段转向创新导向阶段，新技术、新产业的开发已成为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广州要借助国际市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推动产业升级，迫切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把外向型经济由被动间接型转向自主直接型。因此，必须进行外贸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突破外向型经济的被动局面。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广东过春节。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邓小平将主要考察地点定为深圳、珠海及顺德等地，在广州只作了简单的停留。在视察南方期间，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深圳等地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①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迷惘中的改革开放事业重新注入了活力，全国上下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1992年3月9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就改革开放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强调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要求各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改革和发展生产力。全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上海浦东进入实质性的开发起步阶段，成立了全国首家证券交易所，美国、英国、日本等外资银行设立了上海分行，一个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40多个城市发展的经济带正在形成。山东也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鼓励乡镇企业放开手脚走向国际市场。② 1992年2月24日至27日，广东省委召开了400多名县委书记及其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传达和学习邓小平谈话精神，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问题。从3月下旬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广州、佛山、中山、江门、茂名、湛江等地调研，提出各地要解放思想，增强发展经济的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破除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排除各种压力进行改革。谢非在调研中多次谈到，解放思想要有实际内容，认识发展差距，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真抓实干，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才有可能大发展。①
在此背景下，广州开始推进思想解放，深化改革，促进新一轮经济的大发展，以求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激流而上，真正发挥广州的中心城市作用。
二、广州与时俱进推动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
1978年，真理標准问题的讨论把“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这一命题重新确立起来，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来推动方方面面的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思想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进入社会大变革时代，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成为时代主题。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广州再次进行思想解放，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从不符合广州实际、不合乎发展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改变对企业等经济实体的管理方式，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92年4月20日，广州市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为从各方面达到解放思想的效果，各部、委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的主要负责人、各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指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存在差距的根源就在于广州思想不够解放。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事当前，不是从实践中找答案，而是习惯于先从上级文件上找依据，对一些明显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囿于没有明文规定而不敢突破;二是怕担风险，对一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践证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事，不敢闯，不敢坚持;三是缺少“敢为天下先”的勇力和气魄;四是对基层不放心，不放手，过分强调条条管理的特殊性，怕出乱子，该放的权不敢放，有的部门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本部门有利的就放，反之，能拖则拖;五是不善于用足用好政策。以上问题归根到底是思想不解放，要反对本本主义，条条框框，克服固步自封、墨守陈规的思想，提倡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提倡开拓进取、发奋图强的竞争意识、提倡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的全局观念，提倡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②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如何解放思想和加快改革开放进行了广泛讨论。与会的区、县委书记们认为，广州市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的重要原因在于机构重叠，审批环节过多，办事效率低，基层的创造性与主动性难以调动。③会议认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的差距是管理体制上的差距，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影响，二是传统思维方式，三是怕犯错误，要想经济大发展，就要解放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有一点“冒”的精神。④
会议结束后，广州全市开展了一场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的讨论，《广州日报》以“从实际出发，胆子更大一些”“改革需要勇于突破”“驱散‘左’的阴影”“倡导敢为天下先”“管理要跟上”为题发表了《五论解放思想》，要求广州再来一次更深刻更高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在改革开放中大胆试验，大胆探索，大胆开拓。4月30日，有关市区领导和人大代表就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认真贯彻落实《企业法》，搞好大中型企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座谈。另外，学者、经济界人士等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就广州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进行探讨，广州市委党校也将之作为当年局级、处级干部培训班的主要课程。
通过会议的召开与全市范围的讨论，广州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拉开了帷幕，主要在如下方面扫清了禁锢，为广州经济的再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进一步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
在1978年以来的十年间，广州的改革开放排除了“左”与右的干扰，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但事实上，来自省外的此类争论，还是使广州改革开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重大政治风波。随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受此影响，“左”的僵化观念开始回潮，在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在此情况下，广州部分领导干部“不怕经济项目上不去，就怕冲开了规模控制的笼子;不怕效率慢失去时机，就怕手续不完备;不怕外资引进谈不成，就怕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外商赚钱”。“‘左’的阴影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使人行动起来前怕虎，后怕狼，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干，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更有甚者，即使别人想干，也不许别人干。”①通过这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广州开始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抛开了“左”的影响，大胆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适宜广州的政策，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
（二）进一步消除了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胆小怕事的传统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思维模式，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与政策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以至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束手束脚，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小富即安、容易满足、无所作为的态度束缚了其进一步发展。广州市委工作会议剖析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小农经济思想，思想不如别人大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怕担风险，缺少敢为天下先的勇力和气魄，对基层不放心，不放手，不善于用足用好政策。会议要求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受红头文件、本本条条框框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敢为天下先，才能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引入市场化的现代管理观念，进一步消除了僵化体制带来的影响
在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广州的区县及基层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企业也不能真正走入市场。广州的工业管理格局是委（办）——局（总公司）——二级行政性公司——企业的多级管理。企业“内政”受到政府部门的诸多干预，因此，政府职能部门能否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敢于向下放权、引入市场化的现代管理观念，做到简政放权，是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改革开放的严峻形势要求广州根据有利于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有利于生产经营管理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原则建立决策快、运转灵、效率高的内部运行机制。广州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简政放权，将市场的观念植入人心，从而转变政府僵化管理的职能，实现由计划向市场、由行政手段为主向以市场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以及由基层服务向服务基层的转变，杜绝“有利可图的事各部门争着管，无利麻烦的事互相推诿”的行为，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管理体系。广州的此次简政放权，增强了区（县）总揽经济全局的能力，不管涉及哪一级的管理权限，只要能放给区（县）的坚决下放，使区（县）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转变职能成为1992年广州市直机关改革的重点，全市将四个方面的权力下放：一是经济计划方面，包括基建投资规模管理权、工农业生产计划和商业流通计划管理权等。1992年上半年，32户工商企业展开了“放开经营、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下半年将试点在各行业、各系统铺开。除建设、生产和经营条件需要国家和市综合平衡或产业政策限制的项目外，总投资在2000万以下的项目，市属企业集团和大中型企业可自行决定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市属企业集团、各大中型企业可自行决定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下的基建项目和1000万元以下的技改项目的新开工。二是在对外经贸方面，简化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要求做到“三个一”，即一次性提出修改意见，一个星期内起草发出批复文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一天内发給证书，制订了《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依法保护和管理外商投资。三是下放财税、金融、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权。四是下放人事、劳动方面的管理权。
（四）引入市场竞争的观念，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用钱靠企业、治病靠国家、挣钱靠炒更①，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企业亏损，干部、职工奖金照拿，工资照升”，这些是存在于当时国有企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此类现象除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结构性影响外，更体现了消极怠工、无所作为的懈怠思想。经过此次思想大解放，广州的领导层开始反思，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之所以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广州，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企业全部在市场进行竞争，接受优胜劣汰的考验，并没有“等”“靠”的思想，领会到邓小平说的“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的含义，了解到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主要不是大的排挤小的，而是快的排挤慢的。只有引入市场竞争的观念，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工人与企业的利润直接关联，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使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
这一目标的提出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僵化思想。长期以来，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关注社会主义与其对立的一面，而较少关注社会主义对其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为落实用15年左右的时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广州市委成立了“追龙”小组，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研究认为，广州与亚洲“四小龙”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作为中心城市，广州未真正形成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格局，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等方面的优势尚未发挥。在产业结构方面，“四小龙”能适应市场变化，及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电子、电器、电信产品等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而广州市的高新科技产业刚起步，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低，能耗、物耗较高，产业结构层次低。为此，广州市调整了相关政策，加快了广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
广州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是对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再次洗礼，清除了“左”的影响，打开了工作思路，破除了只考虑部门利益的狭隘思维，扫除了“等部署、靠政策，怕负责任”的懦夫、懒汉思想。经过思想解放，广州市计委、体改委、外经贸委、经委、科委、建委、商委、市人民银行、市财政局、人事局、劳动局等市属综合部门从转变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角度出发，着重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纷纷制定了适宜经济发展的实施细则和操作程序，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推进股份制试点、扩大对外开放、推进科技进步、搞活金融和财税、加快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广州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与随之制定的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促进了经济的良好发展，1992年上半年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工业生产增长较大，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形势良好。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283.85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24.23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3.14%和21.09%，全市职工人均工资实际增长4.98%。在企业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放开经营、综合改革”试点，落实企业各项经营自主权;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确定了第一批向社会发行暂不上市股票的试点企业。同时大力开拓金融市场，增加融资规模。另外，加大了利用外资的规模与力度，全市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3.28亿美元，出口商品总值达1036亿美元。①
三、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率先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落到实处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州已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1988年初，广州经济社会研究院等单位提出一份《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 本研究报告以一种新思路提出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
在观念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是先于其他一切的首要工作，市场经济是与商品经济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市场经济既非资本主义的专有物，也不是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根源。
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市场体系、动力结构等四方面建造新的模式，将通过两个战略阶段的努力，在本世纪末实行市场经济新秩序。③
这个报告，曾报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并作为论文提交至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为广东、广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但是到1989年，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恶化，经济理论界纠缠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相排斥的，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于是广州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的探索受到各方面的阻力。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调。④
10月17日， 广州召开座谈会畅谈中共十四大，参会者一致认为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顺乎民意，广州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促进经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会议提出，广州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探索，把广州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加快广州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作用。①10月23日，广州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要求认真学习和了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各部门、各单位要自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适应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11月2日，广州市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提出要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的步伐。会议认为，广州的基本目标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包括多元化市场主体、多元化要素市场、规范化价格机制、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间接调控系统等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创造条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打破行业垄断和独家经营，建立社会主义大市场，建立少环节、多渠道、快流通的经济大流通，放开价格，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发展;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会议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做出几个方面的部署：一是尽快完成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1993年底前全部国营企业都要按照《企业法》规定的新机制运行。二是继续按照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与国内外市场衔接的市场网络，调整发展消费品市场。三是加快流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垄断、独家经营，最大限度放开价格，大力形成整体配套的市场体系。四是突出抓好金融改革，重点发展金融市场，尽快建立一套适应加快对外开放、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全方位开拓市场的新机制。五是创办一批具有较大规模，较高水平的三资企业，以此为“引路人”，借船出海，组建一批向跨国经营方向发展、以外贸企业为龙头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进行市场化的各项配套改革成为广州1993年的工作重心。1月15日，广州市召开计划会议，提出1993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坚持速度与效率的统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会议对广州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计划经济的主要内容进行大砍大削，全部取消了农业性生产、交通、主要商品的购销、调划，利用外资等这些过去的主要计划，除人口、占有耕地等少数几个关系全局的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直接与企业生产有关的基本取消，指令性计划大多改变为指导性计划。这些决定使广州的经济体系在保持宏观总量指标的前提下开始增加微观个量指标，增强了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能力。
与此同时，为争取成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广州加快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探索，决定由市委常委、秘书长牵头，从市委政策研究室、市计委、市政府研究室、市经济研究院等单位抽调8人组成调研起草组，谋划构思改革意见。调研起草组成立后，先进行了3天集体学习和讨论，在要求领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市委的贯彻要求，准确分析广州面临的改革形势与广州改革的发展阶段、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就一些基本观点达成共识。调研起草组认为，广州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步子迈大一些，改革目标设定应快一些，体现广州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借鉴。同时，立足广州，系统设计，重点突破，进而带动改革的全局，最终达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随后，调研起草组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调研，集中交流汇总，梳理突出问题 ，在此基础上，研拟广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与基本框架，报广州市委审核后组织起草。②
很快，《广州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随之制定，明确至1998年广州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这在全国是领先的。《方案》要求从五个方面来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
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广州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市场主体塑造的基础。《方案》要求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的进程，并提出5种改組的具体形式，明晰公司治理结构与收入分配原则，创新性地提出减轻国有企业债务、富余人员、社会三个方面负担的可行办法，明确要求在1995年以前建立起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多元委托运营、企业自主经营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重点在于政企分开，政府由管控微观经济转向管控宏观经济，首次界定市政府管理经济的8项职能;确定用两年时间逐步撤销行政性总公司和企业主管局，明确计划、财税、金融等改革任务，建立健全高效、灵敏、权威的宏观管理体系，强调科学划分市、区、县（市）事权，充分发挥多个积极性。
三是以培育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技术交易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为取向，加快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四是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较早地探索实施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保障办法。
五是深化对外经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对外开放战略升级。
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全面性与准确性，1993年11月初，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广州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讨会，与会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全国、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学专家与学者，对《方案》提出意见，并进行完善与修改。
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中共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作了说明。《决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大体的框架，更为广州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指明了方向，为接下来广州的改革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
11月底，广州将《方案》上报国家体改委。《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培育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从1994年到1998年，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经济市场化、市场现代化的体制转轨，将广州建成扩散和聚合能力较强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中心。同时提出市场体系的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其中金融市场是突破口，并以此为龙头，活化资金，带动产权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劳动力、信息、技术等市场的发展，此外，继续充实完善商品市场，健全新兴市场。
由于送交的《方案》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广州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先行一步的能力——不仅较早地对经济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综合实力在全国城市中居第三位，而且市场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自主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也是社会思潮的主流。1993年12月8日，国家体改委批复《方案》，同意将广州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原则同意广州《方案》中提出的指导原则、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国家体改委认为，广州地处港澳与内地两种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部，率先建立新体制和新的运行机制，对广东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广州市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已经具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基本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的能力。他们希望广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和方案所提的改革内容，抓好试点工作，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①
随后，广州市委召开六届三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实施意见》，广州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正式启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广州的初步确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个体制转换的过程，即在发展中寻求突破和创新，在体制创新中走向规范的过程。《方案》提出，广州计划在1994年至1998年初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广州围绕建立一个开放、完备、有序、高效而有利于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配套改革措施。
（一）简政放权，加强宏观调控，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广州在把握好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前提下，对所属区、县企业和农民实行“归行政管理权于政府，还经营管理权于企业”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1994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广州也只为指导性计划下达产品产量计划。到1995年，生产与流通领域完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也逐步减少。同时，广州市政府和各经济管理部门依据市场经济要求，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实施办法、集中适量的主要物资、建立预警制度等措施，使宏观调控目标明确，调控手段协调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二）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和建立过程中最主要的部分。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广州加紧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范要求转变公司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产权界定，把政府职能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分开，创造一个公开的、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州通过资本调整、实现重组，使长期凝固、沉淀的国有资本重新焕发活力，允许国有企业的产权在产权市场中流动与重组，将广州钢铁厂、广州造纸厂、广州珠江水泥厂等大企业与境外企业嫁接，重组了广重集团公司、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使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三）放开经营，综合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领域
广州的流通领域改革自1979年放开水产品价格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还是有部分物资处于国有企业的垄断之下。此次在流通领域的改革，广州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打破国有商品的垄断，改变“三级批发一级零售”的流通管理体制，打开城门，将长途贩运合法化;二是鼓励国有、集体、个体参与流通竞争，加强集市、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的建设，促进了省内外商品流通网络的形成，形成了一个多成分、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型流通体系;三是利用广交会的平臺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建立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广州建立了一批立足广州、影响全国的各类批发市场，如中大布匹批发市场、白马服装批发市场、黄沙水产品批发市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广货”批发销售中心。 （四）深化价格改革，促进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发育
价格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广州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开价格开始，1984年11月，广州就放开蔬菜、肉、蛋等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实行价格的“双轨制”。为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广州进一步下放物价管理权限，真正落实企业的定价自主权，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物价，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定。1996年，广州三分之一的產品出口，绝大部分原材料依靠市场采购。另外，广州还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进劳务市场的发育，将市场机制引入投资领域，建设资金的运筹，基本上采用自我筹集、自我偿还的积累形式，先是试行集资建桥、过桥收费的以桥养桥的改革，之后扩展为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通讯养通讯等多种筹集资金形式，形成了谁投资、谁得益和社会集资、有偿使用的投资机制，使广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发展，解决了长期制约广州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
（五）实行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相衔接
广州要用15年的时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体制、市场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与国际市场接轨，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引进国际竞争机制、经营机制和管理办法，吸收和借鉴“四小龙”及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机制，选择一条市场导向的改革道路。为此，广州采取全面、整体开放战略，形成以广州新国际机场以及黄埔港、新沙新港、黄沙新港等国际港口群和高速公路、铁路为进出口的国际门户和通道;以广州保税区、南沙开发区为开放前沿，以广州东南部国际大型综合经济区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为开放主体，以各区街、各市县镇的开发小区为开放纽带，以广州老市区为开放后方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广州市区域整体开放新格局，使广州真正成为多功能的国际化城市。
在进行各项经济改革的同时，广州还进行科技、分配制度以及法规建设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广州市提出科技兴市的战略，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规律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形成促进科技进步的有效机制，提高科技进步对广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90年代，广州成立了广州社会保障协调委员会，全面推进和逐步完善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快建立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使企业、市场、政府的行为规范化、法制化。
五、结语
思想解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带动了广州经济的大发展，通过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广州市的经济平稳快速发展。1993年，广州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继续在全国十大城市中保持领先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全地区职工人均货币工资6272元，比上年增长30.88%，月平均工资首次突破50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47.9亿元，增长30.85%。1992年至1996年，广州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总量增加之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996年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44.84亿元，比1992年增长94.25%，年均增长18.06%，综合经济实力直逼北京，199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2万元，5年间年均增长17.36%，与亚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①由于市场经济的率先实践，广州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产业结构有所变化。1997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9%、46.35%和48.46%，第一、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②同时以商品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资融资体系初步完成。经过4年的探索，到1998年，广州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周艳红，历史学硕士，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关键字】 广州;南方谈话;思想大解放;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35-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州较早在流通等领域进行改革。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州在改革的深度、廣度等方面还明显滞后，面临着珠三角其他市（县）的巨大挑战。如何破解广州改革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广州在珠三角城市群持续拥有引领地位和驱动影响成为广州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广州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史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涉及较少。①本文着重以广州第二次思想解放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展开梳理与讨论。
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州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作为珠江三角洲和中国改革试验区的中心城市，广州不仅对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国家全局性的经济建设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广州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旧体制下被禁锢的生产力得到释放，促成了一次国民经济增长的高潮，1987年、1988年工业增长速度居国内十大城市的首位。但是到1989年，受全国性经济下滑影响，广州的发展速度开始放慢。1989年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287.87亿元，较上年仅增长7.16%;社会总产值617.19亿元，较上年仅增长3.07%;国民收入205.17亿元，较上年仅增长0.5%;相较于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6.89%、社会总产值增长20.89%以及国民收入增长19.85%，发展速度下降明显②。1989年广州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有如下方面：
一是改革的深度、广度不够，在郊县经济、国营企业及投资体制方面还未改革到位，一些领域的生产力仍受到束缚，潜力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仍陷于或部分陷于旧经济体制的束缚中，未能真正发挥或完全发挥主力军作用。政府部门过多地干预企业的“内政”，以致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以广州钢铁厂为例，自1988年实行中外合资经营，每年出口创汇1000多万美元，但是要求在港澳设点直接销售的计划却悬而未决。这直接影响到广州钢铁厂走上国际化、扩大生产的道路。此外，广州尚未建立起一套全民投资机制，居民中积聚的巨大的过剩消费能力未能转换为稳定的社会生产力。
二是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给广州带来严峻的区域竞争压力。20世纪80年代，广州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珠江三角洲各市尤其是广东“四小虎”经济体制改革更快，活力更大。广东“四小虎”是指南海、顺德、东莞、中山四地。它们的城市基础规模与人口规模虽无法与广州相比，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它们通过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使得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初步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闯出了一条新路。事实上，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广州的发展逊色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市（县），这说明华南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区域竞争格局，广州的部分经济优势已经或正在消失，原有的劣势更显突出。广州要进一步发挥华南中心城市的作用，就要顺应变化，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率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三是广州改革与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提出了新的课题。体制改革由被动型向自主型转换，需要改革进一步深化。20世纪80年代，在消费资料严重匮乏的背景下，广州依靠传统加工工业带动经济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资料加工工业市场趋于饱和。这种形势表明，经济成长已从市场导向阶段转向创新导向阶段，新技术、新产业的开发已成为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广州要借助国际市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推动产业升级，迫切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把外向型经济由被动间接型转向自主直接型。因此，必须进行外贸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突破外向型经济的被动局面。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广东过春节。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邓小平将主要考察地点定为深圳、珠海及顺德等地，在广州只作了简单的停留。在视察南方期间，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深圳等地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①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迷惘中的改革开放事业重新注入了活力，全国上下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1992年3月9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就改革开放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强调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要求各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改革和发展生产力。全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上海浦东进入实质性的开发起步阶段，成立了全国首家证券交易所，美国、英国、日本等外资银行设立了上海分行，一个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40多个城市发展的经济带正在形成。山东也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鼓励乡镇企业放开手脚走向国际市场。② 1992年2月24日至27日，广东省委召开了400多名县委书记及其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传达和学习邓小平谈话精神，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问题。从3月下旬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广州、佛山、中山、江门、茂名、湛江等地调研，提出各地要解放思想，增强发展经济的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破除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排除各种压力进行改革。谢非在调研中多次谈到，解放思想要有实际内容，认识发展差距，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真抓实干，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才有可能大发展。①
在此背景下，广州开始推进思想解放，深化改革，促进新一轮经济的大发展，以求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激流而上，真正发挥广州的中心城市作用。
二、广州与时俱进推动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
1978年，真理標准问题的讨论把“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这一命题重新确立起来，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来推动方方面面的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思想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进入社会大变革时代，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成为时代主题。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广州再次进行思想解放，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从不符合广州实际、不合乎发展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改变对企业等经济实体的管理方式，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92年4月20日，广州市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为从各方面达到解放思想的效果，各部、委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的主要负责人、各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指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存在差距的根源就在于广州思想不够解放。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事当前，不是从实践中找答案，而是习惯于先从上级文件上找依据，对一些明显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囿于没有明文规定而不敢突破;二是怕担风险，对一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践证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事，不敢闯，不敢坚持;三是缺少“敢为天下先”的勇力和气魄;四是对基层不放心，不放手，过分强调条条管理的特殊性，怕出乱子，该放的权不敢放，有的部门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本部门有利的就放，反之，能拖则拖;五是不善于用足用好政策。以上问题归根到底是思想不解放，要反对本本主义，条条框框，克服固步自封、墨守陈规的思想，提倡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提倡开拓进取、发奋图强的竞争意识、提倡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的全局观念，提倡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②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如何解放思想和加快改革开放进行了广泛讨论。与会的区、县委书记们认为，广州市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的重要原因在于机构重叠，审批环节过多，办事效率低，基层的创造性与主动性难以调动。③会议认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的差距是管理体制上的差距，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影响，二是传统思维方式，三是怕犯错误，要想经济大发展，就要解放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有一点“冒”的精神。④
会议结束后，广州全市开展了一场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的讨论，《广州日报》以“从实际出发，胆子更大一些”“改革需要勇于突破”“驱散‘左’的阴影”“倡导敢为天下先”“管理要跟上”为题发表了《五论解放思想》，要求广州再来一次更深刻更高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在改革开放中大胆试验，大胆探索，大胆开拓。4月30日，有关市区领导和人大代表就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认真贯彻落实《企业法》，搞好大中型企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座谈。另外，学者、经济界人士等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就广州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进行探讨，广州市委党校也将之作为当年局级、处级干部培训班的主要课程。
通过会议的召开与全市范围的讨论，广州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拉开了帷幕，主要在如下方面扫清了禁锢，为广州经济的再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进一步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
在1978年以来的十年间，广州的改革开放排除了“左”与右的干扰，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但事实上，来自省外的此类争论，还是使广州改革开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重大政治风波。随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受此影响，“左”的僵化观念开始回潮，在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在此情况下，广州部分领导干部“不怕经济项目上不去，就怕冲开了规模控制的笼子;不怕效率慢失去时机，就怕手续不完备;不怕外资引进谈不成，就怕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外商赚钱”。“‘左’的阴影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使人行动起来前怕虎，后怕狼，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干，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更有甚者，即使别人想干，也不许别人干。”①通过这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广州开始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抛开了“左”的影响，大胆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适宜广州的政策，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
（二）进一步消除了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胆小怕事的传统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思维模式，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与政策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以至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束手束脚，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小富即安、容易满足、无所作为的态度束缚了其进一步发展。广州市委工作会议剖析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小农经济思想，思想不如别人大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怕担风险，缺少敢为天下先的勇力和气魄，对基层不放心，不放手，不善于用足用好政策。会议要求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受红头文件、本本条条框框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敢为天下先，才能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引入市场化的现代管理观念，进一步消除了僵化体制带来的影响
在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广州的区县及基层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企业也不能真正走入市场。广州的工业管理格局是委（办）——局（总公司）——二级行政性公司——企业的多级管理。企业“内政”受到政府部门的诸多干预，因此，政府职能部门能否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敢于向下放权、引入市场化的现代管理观念，做到简政放权，是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改革开放的严峻形势要求广州根据有利于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有利于生产经营管理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原则建立决策快、运转灵、效率高的内部运行机制。广州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简政放权，将市场的观念植入人心，从而转变政府僵化管理的职能，实现由计划向市场、由行政手段为主向以市场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以及由基层服务向服务基层的转变，杜绝“有利可图的事各部门争着管，无利麻烦的事互相推诿”的行为，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管理体系。广州的此次简政放权，增强了区（县）总揽经济全局的能力，不管涉及哪一级的管理权限，只要能放给区（县）的坚决下放，使区（县）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转变职能成为1992年广州市直机关改革的重点，全市将四个方面的权力下放：一是经济计划方面，包括基建投资规模管理权、工农业生产计划和商业流通计划管理权等。1992年上半年，32户工商企业展开了“放开经营、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下半年将试点在各行业、各系统铺开。除建设、生产和经营条件需要国家和市综合平衡或产业政策限制的项目外，总投资在2000万以下的项目，市属企业集团和大中型企业可自行决定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市属企业集团、各大中型企业可自行决定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下的基建项目和1000万元以下的技改项目的新开工。二是在对外经贸方面，简化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要求做到“三个一”，即一次性提出修改意见，一个星期内起草发出批复文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一天内发給证书，制订了《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依法保护和管理外商投资。三是下放财税、金融、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权。四是下放人事、劳动方面的管理权。
（四）引入市场竞争的观念，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用钱靠企业、治病靠国家、挣钱靠炒更①，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企业亏损，干部、职工奖金照拿，工资照升”，这些是存在于当时国有企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此类现象除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结构性影响外，更体现了消极怠工、无所作为的懈怠思想。经过此次思想大解放，广州的领导层开始反思，珠江三角洲先进县市之所以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广州，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企业全部在市场进行竞争，接受优胜劣汰的考验，并没有“等”“靠”的思想，领会到邓小平说的“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的含义，了解到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主要不是大的排挤小的，而是快的排挤慢的。只有引入市场竞争的观念，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工人与企业的利润直接关联，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使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
这一目标的提出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僵化思想。长期以来，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关注社会主义与其对立的一面，而较少关注社会主义对其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为落实用15年左右的时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广州市委成立了“追龙”小组，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研究认为，广州与亚洲“四小龙”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作为中心城市，广州未真正形成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格局，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等方面的优势尚未发挥。在产业结构方面，“四小龙”能适应市场变化，及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电子、电器、电信产品等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而广州市的高新科技产业刚起步，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低，能耗、物耗较高，产业结构层次低。为此，广州市调整了相关政策，加快了广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
广州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是对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再次洗礼，清除了“左”的影响，打开了工作思路，破除了只考虑部门利益的狭隘思维，扫除了“等部署、靠政策，怕负责任”的懦夫、懒汉思想。经过思想解放，广州市计委、体改委、外经贸委、经委、科委、建委、商委、市人民银行、市财政局、人事局、劳动局等市属综合部门从转变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角度出发，着重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纷纷制定了适宜经济发展的实施细则和操作程序，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推进股份制试点、扩大对外开放、推进科技进步、搞活金融和财税、加快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广州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与随之制定的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促进了经济的良好发展，1992年上半年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工业生产增长较大，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形势良好。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283.85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24.23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3.14%和21.09%，全市职工人均工资实际增长4.98%。在企业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放开经营、综合改革”试点，落实企业各项经营自主权;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确定了第一批向社会发行暂不上市股票的试点企业。同时大力开拓金融市场，增加融资规模。另外，加大了利用外资的规模与力度，全市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3.28亿美元，出口商品总值达1036亿美元。①
三、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率先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落到实处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州已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1988年初，广州经济社会研究院等单位提出一份《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 本研究报告以一种新思路提出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
在观念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是先于其他一切的首要工作，市场经济是与商品经济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市场经济既非资本主义的专有物，也不是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根源。
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市场体系、动力结构等四方面建造新的模式，将通过两个战略阶段的努力，在本世纪末实行市场经济新秩序。③
这个报告，曾报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并作为论文提交至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为广东、广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但是到1989年，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恶化，经济理论界纠缠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相排斥的，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于是广州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的探索受到各方面的阻力。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调。④
10月17日， 广州召开座谈会畅谈中共十四大，参会者一致认为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顺乎民意，广州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促进经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会议提出，广州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探索，把广州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加快广州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作用。①10月23日，广州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要求认真学习和了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各部门、各单位要自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适应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11月2日，广州市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提出要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的步伐。会议认为，广州的基本目标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包括多元化市场主体、多元化要素市场、规范化价格机制、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间接调控系统等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创造条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打破行业垄断和独家经营，建立社会主义大市场，建立少环节、多渠道、快流通的经济大流通，放开价格，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发展;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会议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做出几个方面的部署：一是尽快完成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1993年底前全部国营企业都要按照《企业法》规定的新机制运行。二是继续按照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与国内外市场衔接的市场网络，调整发展消费品市场。三是加快流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垄断、独家经营，最大限度放开价格，大力形成整体配套的市场体系。四是突出抓好金融改革，重点发展金融市场，尽快建立一套适应加快对外开放、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全方位开拓市场的新机制。五是创办一批具有较大规模，较高水平的三资企业，以此为“引路人”，借船出海，组建一批向跨国经营方向发展、以外贸企业为龙头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进行市场化的各项配套改革成为广州1993年的工作重心。1月15日，广州市召开计划会议，提出1993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坚持速度与效率的统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会议对广州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计划经济的主要内容进行大砍大削，全部取消了农业性生产、交通、主要商品的购销、调划，利用外资等这些过去的主要计划，除人口、占有耕地等少数几个关系全局的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直接与企业生产有关的基本取消，指令性计划大多改变为指导性计划。这些决定使广州的经济体系在保持宏观总量指标的前提下开始增加微观个量指标，增强了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能力。
与此同时，为争取成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广州加快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探索，决定由市委常委、秘书长牵头，从市委政策研究室、市计委、市政府研究室、市经济研究院等单位抽调8人组成调研起草组，谋划构思改革意见。调研起草组成立后，先进行了3天集体学习和讨论，在要求领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市委的贯彻要求，准确分析广州面临的改革形势与广州改革的发展阶段、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就一些基本观点达成共识。调研起草组认为，广州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步子迈大一些，改革目标设定应快一些，体现广州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借鉴。同时，立足广州，系统设计，重点突破，进而带动改革的全局，最终达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随后，调研起草组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调研，集中交流汇总，梳理突出问题 ，在此基础上，研拟广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与基本框架，报广州市委审核后组织起草。②
很快，《广州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随之制定，明确至1998年广州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这在全国是领先的。《方案》要求从五个方面来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
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广州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市场主体塑造的基础。《方案》要求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的进程，并提出5种改組的具体形式，明晰公司治理结构与收入分配原则，创新性地提出减轻国有企业债务、富余人员、社会三个方面负担的可行办法，明确要求在1995年以前建立起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多元委托运营、企业自主经营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重点在于政企分开，政府由管控微观经济转向管控宏观经济，首次界定市政府管理经济的8项职能;确定用两年时间逐步撤销行政性总公司和企业主管局，明确计划、财税、金融等改革任务，建立健全高效、灵敏、权威的宏观管理体系，强调科学划分市、区、县（市）事权，充分发挥多个积极性。
三是以培育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技术交易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为取向，加快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四是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较早地探索实施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保障办法。
五是深化对外经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对外开放战略升级。
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全面性与准确性，1993年11月初，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广州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讨会，与会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全国、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学专家与学者，对《方案》提出意见，并进行完善与修改。
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中共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作了说明。《决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大体的框架，更为广州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指明了方向，为接下来广州的改革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
11月底，广州将《方案》上报国家体改委。《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培育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从1994年到1998年，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经济市场化、市场现代化的体制转轨，将广州建成扩散和聚合能力较强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中心。同时提出市场体系的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其中金融市场是突破口，并以此为龙头，活化资金，带动产权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劳动力、信息、技术等市场的发展，此外，继续充实完善商品市场，健全新兴市场。
由于送交的《方案》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广州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先行一步的能力——不仅较早地对经济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综合实力在全国城市中居第三位，而且市场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自主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也是社会思潮的主流。1993年12月8日，国家体改委批复《方案》，同意将广州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原则同意广州《方案》中提出的指导原则、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国家体改委认为，广州地处港澳与内地两种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部，率先建立新体制和新的运行机制，对广东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广州市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已经具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基本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的能力。他们希望广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和方案所提的改革内容，抓好试点工作，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①
随后，广州市委召开六届三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实施意见》，广州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正式启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广州的初步确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个体制转换的过程，即在发展中寻求突破和创新，在体制创新中走向规范的过程。《方案》提出，广州计划在1994年至1998年初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广州围绕建立一个开放、完备、有序、高效而有利于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配套改革措施。
（一）简政放权，加强宏观调控，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广州在把握好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前提下，对所属区、县企业和农民实行“归行政管理权于政府，还经营管理权于企业”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1994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广州也只为指导性计划下达产品产量计划。到1995年，生产与流通领域完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也逐步减少。同时，广州市政府和各经济管理部门依据市场经济要求，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实施办法、集中适量的主要物资、建立预警制度等措施，使宏观调控目标明确，调控手段协调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二）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和建立过程中最主要的部分。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广州加紧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范要求转变公司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产权界定，把政府职能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分开，创造一个公开的、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州通过资本调整、实现重组，使长期凝固、沉淀的国有资本重新焕发活力，允许国有企业的产权在产权市场中流动与重组，将广州钢铁厂、广州造纸厂、广州珠江水泥厂等大企业与境外企业嫁接，重组了广重集团公司、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使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三）放开经营，综合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领域
广州的流通领域改革自1979年放开水产品价格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还是有部分物资处于国有企业的垄断之下。此次在流通领域的改革，广州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打破国有商品的垄断，改变“三级批发一级零售”的流通管理体制，打开城门，将长途贩运合法化;二是鼓励国有、集体、个体参与流通竞争，加强集市、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的建设，促进了省内外商品流通网络的形成，形成了一个多成分、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型流通体系;三是利用广交会的平臺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建立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广州建立了一批立足广州、影响全国的各类批发市场，如中大布匹批发市场、白马服装批发市场、黄沙水产品批发市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广货”批发销售中心。 （四）深化价格改革，促进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发育
价格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广州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开价格开始，1984年11月，广州就放开蔬菜、肉、蛋等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实行价格的“双轨制”。为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广州进一步下放物价管理权限，真正落实企业的定价自主权，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物价，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定。1996年，广州三分之一的產品出口，绝大部分原材料依靠市场采购。另外，广州还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进劳务市场的发育，将市场机制引入投资领域，建设资金的运筹，基本上采用自我筹集、自我偿还的积累形式，先是试行集资建桥、过桥收费的以桥养桥的改革，之后扩展为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通讯养通讯等多种筹集资金形式，形成了谁投资、谁得益和社会集资、有偿使用的投资机制，使广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发展，解决了长期制约广州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
（五）实行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相衔接
广州要用15年的时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体制、市场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与国际市场接轨，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引进国际竞争机制、经营机制和管理办法，吸收和借鉴“四小龙”及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机制，选择一条市场导向的改革道路。为此，广州采取全面、整体开放战略，形成以广州新国际机场以及黄埔港、新沙新港、黄沙新港等国际港口群和高速公路、铁路为进出口的国际门户和通道;以广州保税区、南沙开发区为开放前沿，以广州东南部国际大型综合经济区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为开放主体，以各区街、各市县镇的开发小区为开放纽带，以广州老市区为开放后方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广州市区域整体开放新格局，使广州真正成为多功能的国际化城市。
在进行各项经济改革的同时，广州还进行科技、分配制度以及法规建设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广州市提出科技兴市的战略，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规律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形成促进科技进步的有效机制，提高科技进步对广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90年代，广州成立了广州社会保障协调委员会，全面推进和逐步完善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快建立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使企业、市场、政府的行为规范化、法制化。
五、结语
思想解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带动了广州经济的大发展，通过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广州市的经济平稳快速发展。1993年，广州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继续在全国十大城市中保持领先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全地区职工人均货币工资6272元，比上年增长30.88%，月平均工资首次突破50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47.9亿元，增长30.85%。1992年至1996年，广州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总量增加之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996年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44.84亿元，比1992年增长94.25%，年均增长18.06%，综合经济实力直逼北京，199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2万元，5年间年均增长17.36%，与亚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①由于市场经济的率先实践，广州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产业结构有所变化。1997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9%、46.35%和48.46%，第一、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②同时以商品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资融资体系初步完成。经过4年的探索，到1998年，广州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周艳红，历史学硕士，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