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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很有钱，但是盘点他的商业运作，却发现失败的多于成功的，理想化的多于现实的。很少有人能说出冯仑所在的万通地产都做了哪些买卖，但却有很多人在聊《野蛮生长》《理想丰满》中经典的段子。
在老部下潘石屹的眼里，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没有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冯仑自己也坦承：我是个职业董事长，信奉老庄，不善理财，说话写字比较专业。
文人投胎到商界，注定不能安分。冯仑没有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去生活，也不愿意活在约定俗成的套路中，频频想跳得高、看得远、做得多。在他50余年的人生阅历中，处处是“出轨”的字眼：作为一个地产商人，不安心卖房子，屡屡来抢作家的饭碗；他“背叛”了恩师牟其中，后来又成为牟生活的重要呵护者；掌舵万通地产，也玩过大手笔，但成者甚少，碰壁很多，于是干脆彻底出轨——退出公司管理层。
现在有钱有闲的冯仑，自然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除了写书、讲课，也时不时传出几句精辟响亮的论断，无论是在企业管理上，还是在饮食男女上。
凌乱地转了一圈，现在的冯仑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颐和园旁边绿油油的草坪上，中央党校竹林遍布的校园里，一位意气风发的眼镜男，读书、写字，边走边看，信心满满，悠然自得。这或许就是信奉老庄的人，在百转千回之后，所悟到的一种笃实的欣喜与平静。
强盗式“出轨”：从白面书生到“黑心开发商”
80年代的冯仑，二十出头，俨然一副年轻学者的模样。从西安到北京，冯仑的仕途算是顺利。
他是中央党校年纪最小的硕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然后又在中宣部、海南体改委等地工作。如果按此发展下去，冯仑或许会成为政府“智囊团”一员。
转折出现在1989年，海南体改所筹建失败，当时国家机关编制的工作已经不那么好进，冯仑很难再回到体制内工作。就在1988年，海南岛正式脱离广东建省，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时间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眼中的天堂，大批的人涌入海南寻找机会。
冯仑的下海虽然是突然事件、形势使然，但也有其必然的一面。
因为，“不安分”的种子早已埋下。小的时候，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冯仑在“文革”期间凭着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后来在中央党校，冯仑更是遇上了不安分的导师兼干爹马鸿模。马鸿模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
在那个年代，下海的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冯仑下海的时候，马鸿模曾对他说，“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冯仑显然并没有怕臭，能遗臭万年也是一种本事。
从温文尔雅的做派，到成为“大忽悠”牟其中手下的干将，再到成为被人诟病的“黑心开发商”中的一员，在海南的房地产开发中，冯仑度过了这段后来他称之为“野蛮生长”的时期。
冯仑自体改所出来后，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德公司和牟其中共事，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为冯仑日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牟其中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商人，曾以500车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这在仅离开体制内不到两年时间的冯仑看来，有点“悬”。于是，1991年，冯仑与后来万通的兄弟们一起，不告而别离开了南德，做起了地产生意。
对于当时的海南地产生意，冯仑后来总结道，“那是一个疯狂且自由的商业时代，各路人马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生意，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
兄弟们“出轨”：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书生背景的冯仑在当年那个混乱的经济环境中，会变得怎样的生猛。因为当时的种种，从他现在的“学者范儿”上，已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换个角度而言，“学者范儿”的人在有秩序的环境下，并不容易暴富，反倒是在纷乱的岁月，容易激发出其生存的本性和对财富的渴求。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正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热情的房地产浪潮。
1991年，冯仑和在体改所、南德时认识的几个兄弟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以及潘石屹共同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注册资金为3万元整。
据熟悉他们的人描述，这六个人中，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内待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唯一一个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
这六个人如今都是独当一面的帅才，每个人都个性鲜明，魅力十足，很难想象这些人如果现在还在一个公司架构下，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他们之所以能够集合在一起，也是因为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有共同的目标——赚钱；二是他们当时都没钱。
冯仑承认过，当年万通的第一桶金，是他亲自操刀设计的。这也被后来的人解读为“空手套白狼”。1991年，在万通只有3万元的情况下，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与对方谈，“有一单项目，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对方同意后，一拿到这500万，冯仑就马上跑出去写文件，王功权骑着自行车迅速拿到钱，,然后，又从银行贷出1300万贷款，再以这1800万本金购入了8栋别墅，包装后出售，赚取了300万的利润。
当时海南城市人口约有120多万，而房地产公司竟有1.8万家之多，平均六七十人一家地产公司，所有的地产都在交易中，所有的地产项目都在建设中，谁也不知道建好以后是给谁住的。很多时候甚至是从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那时，冯仑这班人也在其中，幸运的是，1992年8月，冯仑等人嗅到了“不对头”的味道，撤离了海南。
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前，万通北上，以万通新世界的名头开始在北京立足。
1995年，万通在北京扎下根之后，逐渐把触角伸得更远，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保险、银行、证券等行业都有万通的影子。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多亿的时候，万通六君子解散单飞，只留下冯仑一人独守万通。
单飞之前，冯仑很痛苦，他搞不明白一个商业组织的架构应该怎样走是对的，他甚至研究了土匪的组织架构、梁山的组织架构。当时冯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而潘石屹就住在楼下，两个人每天讨论着万通这六个人怎么办。最终确定了六个人的退出机制是：离开的人把手中的股份卖给留下的人。
冯仑留下了，接手了其他五人的股份。现在看来，当时的分家是必然的，至少可以让他们现在仍是好朋友。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六只虎。
不过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留给冯仑的并非是一个自己就可以开花结果的摇钱树。
前瞻式“出轨”：失落的互联网界元老
也许在海南卖房子的时候，冯仑不曾想到自己将来会和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发生什么关联。但也正是现在习以为常、当时却很新鲜的互联网，让一向爱思考、爱展望的冯仑，走了一个大弯路。
万通分家之后，冯仑致力于公司管理，希望重整旗鼓，让公司越来越正规化。1993年，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收资本金8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这时冯仑看到了资本市场的魅力，他想要把万通变成轻装上阵的传统行业。当时，正是互联网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开始崭露头角的时期，冯仑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房地产公司，买地、建造、管理、出售这一流程全部由房地产开发商完成，这种模式开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失败，这也是大量烂尾楼的由来。冯仑认为，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这样的。
早在1994年，别人还在鼓捣地皮卖房子的时候，冯仑已经开始鼓捣他的第一张地产之网。同年，万通在美国投资亚信，张罗起“中国房地产联合网”，但在8个月后就在回购中退出了。到1999年，不甘心的冯仑又和王石联手鼓捣出了一张“中城房网”（全名为“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但依然没有织出传统房地产企业的新出路。
一心要为传统房地产业务披上IT外衣的冯仑仍未死心，2000年，他带领一个“创新业务小组”在怀柔闭关两个月，要万通通过网络，实现全球采购，为客户定制个性化的独立住宅。为此，万通的业务方向调整为“为富人服务”，又请了高校做全球房地产模式分析，为他的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当时冯仑放出话来，“我不花钱圈地了，土地只是我在网上按需建房的集成要素。”
可惜，现实是块石头，而理想是个蛋，冯仑如此的雄心壮志，在1999年万通每股盈利仅为0.0033元，濒临亏损的时候也未曾动摇，但最终还是被残酷的现实击个粉碎。这场后来被业内称为“知识分子的美好想象”的房地产革命，在2002年，万通龙山新新小镇举办的反省会上，正式宣告结束。
兜兜转转，冯仑此前尝试的，以网络为先导，运作房地产资本市场的模式还是不如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更靠谱。
万通磨磨蹭蹭地走了几年的弯路。
也就在这几年时间中，潘石屹的现代城声名鹊起，随后SOHO系列奠定了潘石屹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而易小迪的阳光100也颇为引人瞩目，万通隐身在“万通系”的光芒背后，而冯仑，作为曾经的地产界黄埔军校——万通的精神领袖，越发暗淡了。
2002年的反省会结束后，万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公司治理环境，规范了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工作职责和条例。此后，万通的发展用冯仑的话说：“每天都有发展，但也没什么特别伟大的事，三五年有点大变化，比如上市、投资者进来，一直是连续的正向积累，做不出毁灭性或自杀式的决策。”
此时的冯仑，棱角似乎已经被磨平了许多，但深深的法令纹和招牌式的露齿笑依然没有改变，也许在他心中，石头固然坚硬，但蛋才是生命。
“9·11”事件后，冯仑到纽约现场去看，听说世贸中心要重建，冯仑感叹：“我突然感觉到什么叫创造历史，那就是在伟大的时刻、伟大的地点和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情。”冯仑认为在世贸重建的过程中，可以参与其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创造历史的事情。
无论是理想情结也好，还是个人抱负，亦或是商业利益驱使也罢，冯仑都想要在美国世贸中心建立中国中心。
“9·11”后，世贸中心重建，万通作为中国房地产民营企业，雄心勃勃地在世贸中心建设中国中心，在当年也曾引起轰动，但是此事一波三折，由于万通的资金链等问题，导致4次违约，原定的中国中心项目破产。
虽然，万通最终投资了约5亿元承租了该项目1号楼的64层部分与65-69整层，这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难以理解，但是冯仑认为，这种高端商业项目可以为万通以后在商业地产方面的发展积累经验。
冯仑的商业梦，有宏大，有纯粹，也有无奈和落寞。
文艺式“出轨”：冯仑回归冯仑
和普通人比，冯仑很有钱，但是在地产商的圈子里却未必。冯仑通过公司层面持有的万通地产股权约为13.16%，股票1.6亿余股，根据2012年5月18日万通地产收盘价格3.84元/股计算，其本人加上公司层面的持股价值共计约6.14亿元。以同一天SOHO中国5.36元/股计算，潘石屹张欣夫妻的身家已达到178亿。
冯仑的身家和房地产商动辄上百亿的身家距离很大，在他看来：“做房地产开发商，要名就不能要利，要利就不能要名。”于是，冯仑带起黑色方框眼镜，以一张充满喜感的脸继续做着回归理想主义者的事儿。
2004年，刘晓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冯仑做执行理事，开始和一些NGO（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目前，冯仑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第四任会长。
冯仑做慈善是源于一次和老同事的聚会。聚会中难免回首往事，感慨命运，当谈到此前一个同事生病了没人管时，大家在感慨生命的脆弱之余，想到了“劫富济贫”。他们当中很多人做期货、股票、房地产都赚了不少钱，于是成立了一个基金，决定把这个基金赚到的20%的钱捐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冯仑的理想主义情结，充满着痛与存在感，和他志同道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石，一个是崔永元。
这几年，冯仑和王石打得火热，王石去登山，冯仑就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2009年，冯仑50岁，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8月份最热的天气，他选择去台湾骑自行车环岛全程5500公里，每天骑80公里，最多的一天骑了150公里，骑自行车的第一天由于对专业自行车不熟悉，转弯的时候冯仑摔了，“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似乎这种疼痛感来得晚了一些。
崔永元是另外一个感动过冯仑的人。
冯仑在认识崔永元之前，认为他有点装，总是讲长征理想什么的，此前也听说过崔永元在做口述史，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后来有一天，冯仑和王石两个人去了崔永元的工作室，看到一个人花了十几年、二十年在做一件事情——记录当下中国人的状态，冯仑被感动了。“这个男人就是没事找事，自己都快抑郁了，还在操心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不是能被记录下来，默默无闻地到处筹钱。”
或许是崔永元坚定地做口述史这件事触碰到了冯仑内心深处的柔软，冯仑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了口述历史的活动中来。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冯仑都开始从地产商人的身份中抽离。
冯仑希望万通就像一台机器，无论操作者是否在，它都可以不出大差错地往前运行。2011年，冯仑不再担任万通地产的董事长，新的董事长职位由原万通地产总经理许立新担任，而许立新正是冯仑多年来的追随者。
为了这一天，冯仑早做了准备。做了19年董事长，冯仑是最早开始思考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那批人之一，从1999年开始，冯仑就下工夫改进董事会的工作，从会议制度、人员组成、开会的形式都进行了梳理和调整。
因为一个有效的董事会，远比一个有效的董事长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大。
万通有一条规定：董事会上要尽量减少临时提案的数量。开董事会之前，每个重要的决议或是要拿到会上正式讨论的项目，一定要事先经过充分的沟通。开会之前的规章制度的宣读、法律流程、有效性的确认等流程也要执行无误。
事实上，一个企业在这样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下，在董事会、监事会、职业经理人的监督帮助下，领导者犯错误的机率大大降低，但充分施展的空间也明显压缩。
冯仑虽然在商业运作上并非十分高明，但他在房地产界的名声很不错，很多人说他“不是只认钱”。
“非典”时期冯仑卖了一部分股权给一个私人企业，冯仑和那个老板是好朋友，两个人不好意思谈，让手下的人先谈，几个亿的项目谈到最后还有4000万元的差距没有谈拢。最后两个人见面谈，冯仑对那个人说，“哥们儿，这4000万我要不写到合同里，董事会上我交代不过去，因为这是董事会授权的低价，因为你现在不太能接受，你就先付4000万之前的钱，我就给你过户，这4000万你爱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100年都行，但是你得给我写上，对我来说是长期应收账款，不算坏账。”对方同意了，然后离开没多长时间，就给冯仑打电话，“我觉得占了你的便宜，我付到一半，你先给我过户，完了我再拿它抵押银行贷款，再贷款4000万一块儿给你。”
最后对方一分钱也没少冯仑，两个人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目前，冯仑身兼包括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在内的5个房地产行业内组织的负责人和发起人职务。未来20年，他会主要做三件事：首先肯定是万通；其次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对人、动物、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要去跑一跑、看一看；最后要安排一下跟死亡有关的事情。
“我一直在想我最后要怎么结束，我想要找人来导演一下我的葬礼，张艺谋可能不行，我安排葬礼的时候，他也得70多岁了，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设计一个有创意的葬礼。”在冯仑看来，人在这个地球上总得折腾到最后一刻，“我可能还要再写点稀里糊涂的东西，喋喋不休地再说点自己的理想情怀。”
被人记住的冯仑，将是个对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的智者：商业与金钱、商人与官员、公益与慈善、社会公平，甚至人性。作为万通地产的实际控股人，地产商冯仑，则只是一个远远的模糊的背影。
在老部下潘石屹的眼里，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没有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冯仑自己也坦承：我是个职业董事长，信奉老庄，不善理财，说话写字比较专业。
文人投胎到商界，注定不能安分。冯仑没有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去生活，也不愿意活在约定俗成的套路中，频频想跳得高、看得远、做得多。在他50余年的人生阅历中，处处是“出轨”的字眼：作为一个地产商人，不安心卖房子，屡屡来抢作家的饭碗；他“背叛”了恩师牟其中，后来又成为牟生活的重要呵护者；掌舵万通地产，也玩过大手笔，但成者甚少，碰壁很多，于是干脆彻底出轨——退出公司管理层。
现在有钱有闲的冯仑，自然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除了写书、讲课，也时不时传出几句精辟响亮的论断，无论是在企业管理上，还是在饮食男女上。
凌乱地转了一圈，现在的冯仑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颐和园旁边绿油油的草坪上，中央党校竹林遍布的校园里，一位意气风发的眼镜男，读书、写字，边走边看，信心满满，悠然自得。这或许就是信奉老庄的人，在百转千回之后，所悟到的一种笃实的欣喜与平静。
强盗式“出轨”：从白面书生到“黑心开发商”
80年代的冯仑，二十出头，俨然一副年轻学者的模样。从西安到北京，冯仑的仕途算是顺利。
他是中央党校年纪最小的硕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然后又在中宣部、海南体改委等地工作。如果按此发展下去，冯仑或许会成为政府“智囊团”一员。
转折出现在1989年，海南体改所筹建失败，当时国家机关编制的工作已经不那么好进，冯仑很难再回到体制内工作。就在1988年，海南岛正式脱离广东建省，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时间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眼中的天堂，大批的人涌入海南寻找机会。
冯仑的下海虽然是突然事件、形势使然，但也有其必然的一面。
因为，“不安分”的种子早已埋下。小的时候，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冯仑在“文革”期间凭着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后来在中央党校，冯仑更是遇上了不安分的导师兼干爹马鸿模。马鸿模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
在那个年代，下海的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冯仑下海的时候，马鸿模曾对他说，“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冯仑显然并没有怕臭，能遗臭万年也是一种本事。
从温文尔雅的做派，到成为“大忽悠”牟其中手下的干将，再到成为被人诟病的“黑心开发商”中的一员，在海南的房地产开发中，冯仑度过了这段后来他称之为“野蛮生长”的时期。
冯仑自体改所出来后，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德公司和牟其中共事，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为冯仑日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牟其中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商人，曾以500车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这在仅离开体制内不到两年时间的冯仑看来，有点“悬”。于是，1991年，冯仑与后来万通的兄弟们一起，不告而别离开了南德，做起了地产生意。
对于当时的海南地产生意，冯仑后来总结道，“那是一个疯狂且自由的商业时代，各路人马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生意，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
兄弟们“出轨”：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书生背景的冯仑在当年那个混乱的经济环境中，会变得怎样的生猛。因为当时的种种，从他现在的“学者范儿”上，已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换个角度而言，“学者范儿”的人在有秩序的环境下，并不容易暴富，反倒是在纷乱的岁月，容易激发出其生存的本性和对财富的渴求。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正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热情的房地产浪潮。
1991年，冯仑和在体改所、南德时认识的几个兄弟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以及潘石屹共同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注册资金为3万元整。
据熟悉他们的人描述，这六个人中，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内待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唯一一个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
这六个人如今都是独当一面的帅才，每个人都个性鲜明，魅力十足，很难想象这些人如果现在还在一个公司架构下，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他们之所以能够集合在一起，也是因为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有共同的目标——赚钱；二是他们当时都没钱。
冯仑承认过，当年万通的第一桶金，是他亲自操刀设计的。这也被后来的人解读为“空手套白狼”。1991年，在万通只有3万元的情况下，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与对方谈，“有一单项目，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对方同意后，一拿到这500万，冯仑就马上跑出去写文件，王功权骑着自行车迅速拿到钱，,然后，又从银行贷出1300万贷款，再以这1800万本金购入了8栋别墅，包装后出售，赚取了300万的利润。
当时海南城市人口约有120多万，而房地产公司竟有1.8万家之多，平均六七十人一家地产公司，所有的地产都在交易中，所有的地产项目都在建设中，谁也不知道建好以后是给谁住的。很多时候甚至是从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那时，冯仑这班人也在其中，幸运的是，1992年8月，冯仑等人嗅到了“不对头”的味道，撤离了海南。
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前，万通北上，以万通新世界的名头开始在北京立足。
1995年，万通在北京扎下根之后，逐渐把触角伸得更远，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保险、银行、证券等行业都有万通的影子。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多亿的时候，万通六君子解散单飞，只留下冯仑一人独守万通。
单飞之前，冯仑很痛苦，他搞不明白一个商业组织的架构应该怎样走是对的，他甚至研究了土匪的组织架构、梁山的组织架构。当时冯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而潘石屹就住在楼下，两个人每天讨论着万通这六个人怎么办。最终确定了六个人的退出机制是：离开的人把手中的股份卖给留下的人。
冯仑留下了，接手了其他五人的股份。现在看来，当时的分家是必然的，至少可以让他们现在仍是好朋友。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六只虎。
不过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留给冯仑的并非是一个自己就可以开花结果的摇钱树。
前瞻式“出轨”：失落的互联网界元老
也许在海南卖房子的时候，冯仑不曾想到自己将来会和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发生什么关联。但也正是现在习以为常、当时却很新鲜的互联网，让一向爱思考、爱展望的冯仑，走了一个大弯路。
万通分家之后，冯仑致力于公司管理，希望重整旗鼓，让公司越来越正规化。1993年，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收资本金8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这时冯仑看到了资本市场的魅力，他想要把万通变成轻装上阵的传统行业。当时，正是互联网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开始崭露头角的时期，冯仑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房地产公司，买地、建造、管理、出售这一流程全部由房地产开发商完成，这种模式开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失败，这也是大量烂尾楼的由来。冯仑认为，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这样的。
早在1994年，别人还在鼓捣地皮卖房子的时候，冯仑已经开始鼓捣他的第一张地产之网。同年，万通在美国投资亚信，张罗起“中国房地产联合网”，但在8个月后就在回购中退出了。到1999年，不甘心的冯仑又和王石联手鼓捣出了一张“中城房网”（全名为“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但依然没有织出传统房地产企业的新出路。
一心要为传统房地产业务披上IT外衣的冯仑仍未死心，2000年，他带领一个“创新业务小组”在怀柔闭关两个月，要万通通过网络，实现全球采购，为客户定制个性化的独立住宅。为此，万通的业务方向调整为“为富人服务”，又请了高校做全球房地产模式分析，为他的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当时冯仑放出话来，“我不花钱圈地了，土地只是我在网上按需建房的集成要素。”
可惜，现实是块石头，而理想是个蛋，冯仑如此的雄心壮志，在1999年万通每股盈利仅为0.0033元，濒临亏损的时候也未曾动摇，但最终还是被残酷的现实击个粉碎。这场后来被业内称为“知识分子的美好想象”的房地产革命，在2002年，万通龙山新新小镇举办的反省会上，正式宣告结束。
兜兜转转，冯仑此前尝试的，以网络为先导，运作房地产资本市场的模式还是不如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更靠谱。
万通磨磨蹭蹭地走了几年的弯路。
也就在这几年时间中，潘石屹的现代城声名鹊起，随后SOHO系列奠定了潘石屹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而易小迪的阳光100也颇为引人瞩目，万通隐身在“万通系”的光芒背后，而冯仑，作为曾经的地产界黄埔军校——万通的精神领袖，越发暗淡了。
2002年的反省会结束后，万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公司治理环境，规范了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工作职责和条例。此后，万通的发展用冯仑的话说：“每天都有发展，但也没什么特别伟大的事，三五年有点大变化，比如上市、投资者进来，一直是连续的正向积累，做不出毁灭性或自杀式的决策。”
此时的冯仑，棱角似乎已经被磨平了许多，但深深的法令纹和招牌式的露齿笑依然没有改变，也许在他心中，石头固然坚硬，但蛋才是生命。
“9·11”事件后，冯仑到纽约现场去看，听说世贸中心要重建，冯仑感叹：“我突然感觉到什么叫创造历史，那就是在伟大的时刻、伟大的地点和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情。”冯仑认为在世贸重建的过程中，可以参与其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创造历史的事情。
无论是理想情结也好，还是个人抱负，亦或是商业利益驱使也罢，冯仑都想要在美国世贸中心建立中国中心。
“9·11”后，世贸中心重建，万通作为中国房地产民营企业，雄心勃勃地在世贸中心建设中国中心，在当年也曾引起轰动，但是此事一波三折，由于万通的资金链等问题，导致4次违约，原定的中国中心项目破产。
虽然，万通最终投资了约5亿元承租了该项目1号楼的64层部分与65-69整层，这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难以理解，但是冯仑认为，这种高端商业项目可以为万通以后在商业地产方面的发展积累经验。
冯仑的商业梦，有宏大，有纯粹，也有无奈和落寞。
文艺式“出轨”：冯仑回归冯仑
和普通人比，冯仑很有钱，但是在地产商的圈子里却未必。冯仑通过公司层面持有的万通地产股权约为13.16%，股票1.6亿余股，根据2012年5月18日万通地产收盘价格3.84元/股计算，其本人加上公司层面的持股价值共计约6.14亿元。以同一天SOHO中国5.36元/股计算，潘石屹张欣夫妻的身家已达到178亿。
冯仑的身家和房地产商动辄上百亿的身家距离很大，在他看来：“做房地产开发商，要名就不能要利，要利就不能要名。”于是，冯仑带起黑色方框眼镜，以一张充满喜感的脸继续做着回归理想主义者的事儿。
2004年，刘晓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冯仑做执行理事，开始和一些NGO（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目前，冯仑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第四任会长。
冯仑做慈善是源于一次和老同事的聚会。聚会中难免回首往事，感慨命运，当谈到此前一个同事生病了没人管时，大家在感慨生命的脆弱之余，想到了“劫富济贫”。他们当中很多人做期货、股票、房地产都赚了不少钱，于是成立了一个基金，决定把这个基金赚到的20%的钱捐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冯仑的理想主义情结，充满着痛与存在感，和他志同道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石，一个是崔永元。
这几年，冯仑和王石打得火热，王石去登山，冯仑就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2009年，冯仑50岁，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8月份最热的天气，他选择去台湾骑自行车环岛全程5500公里，每天骑80公里，最多的一天骑了150公里，骑自行车的第一天由于对专业自行车不熟悉，转弯的时候冯仑摔了，“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似乎这种疼痛感来得晚了一些。
崔永元是另外一个感动过冯仑的人。
冯仑在认识崔永元之前，认为他有点装，总是讲长征理想什么的，此前也听说过崔永元在做口述史，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后来有一天，冯仑和王石两个人去了崔永元的工作室，看到一个人花了十几年、二十年在做一件事情——记录当下中国人的状态，冯仑被感动了。“这个男人就是没事找事，自己都快抑郁了，还在操心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不是能被记录下来，默默无闻地到处筹钱。”
或许是崔永元坚定地做口述史这件事触碰到了冯仑内心深处的柔软，冯仑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了口述历史的活动中来。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冯仑都开始从地产商人的身份中抽离。
冯仑希望万通就像一台机器，无论操作者是否在，它都可以不出大差错地往前运行。2011年，冯仑不再担任万通地产的董事长，新的董事长职位由原万通地产总经理许立新担任，而许立新正是冯仑多年来的追随者。
为了这一天，冯仑早做了准备。做了19年董事长，冯仑是最早开始思考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那批人之一，从1999年开始，冯仑就下工夫改进董事会的工作，从会议制度、人员组成、开会的形式都进行了梳理和调整。
因为一个有效的董事会，远比一个有效的董事长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大。
万通有一条规定：董事会上要尽量减少临时提案的数量。开董事会之前，每个重要的决议或是要拿到会上正式讨论的项目，一定要事先经过充分的沟通。开会之前的规章制度的宣读、法律流程、有效性的确认等流程也要执行无误。
事实上，一个企业在这样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下，在董事会、监事会、职业经理人的监督帮助下，领导者犯错误的机率大大降低，但充分施展的空间也明显压缩。
冯仑虽然在商业运作上并非十分高明，但他在房地产界的名声很不错，很多人说他“不是只认钱”。
“非典”时期冯仑卖了一部分股权给一个私人企业，冯仑和那个老板是好朋友，两个人不好意思谈，让手下的人先谈，几个亿的项目谈到最后还有4000万元的差距没有谈拢。最后两个人见面谈，冯仑对那个人说，“哥们儿，这4000万我要不写到合同里，董事会上我交代不过去，因为这是董事会授权的低价，因为你现在不太能接受，你就先付4000万之前的钱，我就给你过户，这4000万你爱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100年都行，但是你得给我写上，对我来说是长期应收账款，不算坏账。”对方同意了，然后离开没多长时间，就给冯仑打电话，“我觉得占了你的便宜，我付到一半，你先给我过户，完了我再拿它抵押银行贷款，再贷款4000万一块儿给你。”
最后对方一分钱也没少冯仑，两个人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目前，冯仑身兼包括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在内的5个房地产行业内组织的负责人和发起人职务。未来20年，他会主要做三件事：首先肯定是万通；其次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对人、动物、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要去跑一跑、看一看；最后要安排一下跟死亡有关的事情。
“我一直在想我最后要怎么结束，我想要找人来导演一下我的葬礼，张艺谋可能不行，我安排葬礼的时候，他也得70多岁了，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设计一个有创意的葬礼。”在冯仑看来，人在这个地球上总得折腾到最后一刻，“我可能还要再写点稀里糊涂的东西，喋喋不休地再说点自己的理想情怀。”
被人记住的冯仑，将是个对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的智者：商业与金钱、商人与官员、公益与慈善、社会公平，甚至人性。作为万通地产的实际控股人，地产商冯仑，则只是一个远远的模糊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