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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刘田夫（1908—1998），四川广安人，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他长期主持广东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对外开放三人小组负责人，参与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为广东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至1998年期间，笔者多次对刘田夫进行采访。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将经他生前修改审定的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卢荻（以下简称卢）：刘老，“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后不久，您开始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决策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请您回顾一下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刘田夫（以下简称刘）：“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比大陆内地要早一些，1978年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我们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已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设想。我先后到宝安县和珠海县调查研究，同时还对干部进行考察，物色并确定张勋甫、吴健民等人分别为两地区的领导人。1979年1月23日，经请示中央，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任命张勋甫、方苞为深圳市委书记、副书记，吴健民、麦庚安为珠海市委书记、副书记。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
当时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改革开放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改革开放究竟搞到什么程度，各人的看法或多或少是有差异的。
卢：1979年春，对广东而言，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特别是4月1、2日，省委常委会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春节过后不久，广东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4月1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材料。
4月2日下午，在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汇报材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吴南生提议向中央提出如何把广东搞活的问题。他说：（1）广东的位置。国家如何在物资、技术、旅游方面为广东创造条件。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本身引进了这些条件，才能发展。从全国看，最有利是广东。（2）从广东说压力很大。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都搞成那样。这是个压力，不改变不行。习（仲勋）、杨（尚昆）在这里，还搞不上去，那怎么办？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
大家认为，广东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它的短处和弱点。要扬长避短，发挥广东优势，避开弱点，其根本出路在于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限，让我们搞活，抓住国际第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让我们大胆去闯，大胆去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省委作出了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
大家认为，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和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大家认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在赴京汇报中，要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
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决定，由王全国根据常委讨论的意见，向中央作口头汇报。会议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杨应彬等人根据上次常委会意见，修改形成了《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情况、想法和要求》，当天发给到会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决定不再讨论，由杨应彬按习仲勋所提意见进行修改，送习仲勋审定；其他常委和副主任如有修改意见，可直接告诉杨应彬。
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开办经济性特区，国外早有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口头汇报。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4月1、2日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产物。
卢：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是怎样接纳广东省富有创意的提议，确定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并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刘：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是习仲勋和王全国。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走．他还讲，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小平同志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当他听到加工区名称难以确定时，就一锤定音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工作组前来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仲勋和全国同志回到广州之后，5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仲勋在传达时指出，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听了传达，并认真看了文件之后，感到无比兴奋，觉得大有奔头了。
卢：中央〔1979〕50号这一历史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刘：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11日，谷牧同志带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14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并作了指示。
我们的汇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初步设想的几点内容是：（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款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五）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认真听取了我们汇报之后，发表意见，他希望广东改革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翌日，我继续和谷牧等同志研究起草文件之事。在谈到外商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问题上，我说，西德的商人就看到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一打起仗来，说完蛋就完蛋，而中国这么大，政治上稳定，又安定团结，金融市场也很稳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有远见的外商很可能愿到中国办企业。大家在议论中认为，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很大，加上政治稳定，只要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保证外商有利可图，他们是愿意来中国投资的。
5月16日，我陪同谷牧视察珠海市。我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的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这位革命先行者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伟大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和珠海市吴健民等同志向谷牧作汇报。谷牧感慨万千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他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
5月20日，谷牧再次在珠岛宾馆和习仲勋、杨尚昆、我、王全国、曾定石等同志一起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
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目标第一是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二是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第三，提出何时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
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5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
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很快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
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在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稳步前进。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
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次日，专门班子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我们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讨论，5月25日，由我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暨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中央50号文件）。中央这项重大决策，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备受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热烈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地区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应，海外同胞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家乡建设。
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卢：省委三人小组在什么时候成立？做了哪些工作？
刘：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我们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同志。
9月间，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9月18日，我就广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特别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主要意思是：
第一，中央50号文件确定广东到1990年外汇收入达到100亿美元，赶上和超过香港目前的出口水平，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和很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确定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实行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内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
第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革要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一是省（地）、市、县、企业、社队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企业、社队要有更多的自主权。二是要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在制定各级计划的同时，充分利用价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的作用，充分利用价格、利率、税率等各种经济杠杆来指导生产，指导建设，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使之适应社会的需要，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三是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加强经济组织（企业或公司）。
第三，广东经济体制改革，因实行全面大改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先作如下改革：一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各地要搞积极一些，步伐要快一点。二是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省财政厅提出了增收分成和定额分成两个方案，全省地、市、县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中一种，不必一刀切。三是各地很关心外汇分成，省已下决心给地方留成。
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已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进统出的外贸体制、统购统销的商业流通体制。这些改革措施，当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当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称得上是大胆的尝试了。
卢：当时省委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具体方针和做法，即究竟是小搞还是中搞、大搞，认识是否一致？
刘：由于是新事物，大家对中央的重大决策，一时认识不一致是难免的。1979年9月，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我们向他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
关于我们请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谷牧指出，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
关于特区怎样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宣传。
谷牧还要求我和全国、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五天要解决。要赶快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还希望我们“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搞活。
谷牧这次谈话，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对我们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推动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
卢：当年您是怎样与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以及袁庚等人商定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的？
刘：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
我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我听了袁庚的介绍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卢：广东与交通部何时转入实质性商谈的？
刘：1978年12月18日，叶飞、曾生抵达广州，跟我们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郭洪涛副主任和袁庚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l月6 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到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李先念、谷牧听了汇报，很感兴趣，十分支持交通部的构想。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在袁庚介绍开发蛇口构想之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他和同是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又接着说：这个地方主要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谷牧最后说：你（指袁庚——笔者注）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2月8日，袁庚从北京飞回广州，向我和李建安等传达李先念、谷牧的批示和谷牧在研究落实上述批示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双方着重商谈了工业区的供水供电问题。我听了传达之后，感到国务院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中央早就想把宝安、珠海开放；二是要参照外国自由贸易区搞出一个法律来；三是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我和习仲勋都认为李先念、谷牧的指示很重要，因此以省委办公厅粤办字〔1979〕14号文件形式下发。这一文件对于广东向中央提出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979年上半年，蛇口工业区进入紧张的勘测设计阶段，各路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现场。7月20日，工业区破土动工。同年11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与招商局三方代表在广州签订了《关于经营蛇口工业区的内部协议》。
1981年2月25日下午，省委负责人在广州听取了袁庚关于蛇口工业区当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会上，袁庚提出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重申蛇口工业区进口区内生产建设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出口区内生产的产品，实行免税，开放蛇口港口等问题。任仲夷在讲话中强调，各部门对建设特区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要能办到的，有利于特区建设、符合经济特区管理条例精神的，都要多开绿灯；并表示，只要省委能办到的问题一定帮助解决。属于中央才能解决的，我们共同向中央请示。我在讲话中也尽量满足了袁庚提出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蛇口工业区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蛇口工业区一再地要求授予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省政府先后批准关于设立蛇口工业区口岸、蛇口工业区与香港通航等文件，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和我。这说明仲夷同志和我确实是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但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1984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9年12月份，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防工办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飞机机场开通使用，电讯、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觉得王震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待续）（责任编辑 汪文庆）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卢荻（以下简称卢）：刘老，“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后不久，您开始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决策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请您回顾一下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刘田夫（以下简称刘）：“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比大陆内地要早一些，1978年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我们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已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设想。我先后到宝安县和珠海县调查研究，同时还对干部进行考察，物色并确定张勋甫、吴健民等人分别为两地区的领导人。1979年1月23日，经请示中央，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任命张勋甫、方苞为深圳市委书记、副书记，吴健民、麦庚安为珠海市委书记、副书记。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
当时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改革开放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改革开放究竟搞到什么程度，各人的看法或多或少是有差异的。
卢：1979年春，对广东而言，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特别是4月1、2日，省委常委会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春节过后不久，广东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4月1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材料。
4月2日下午，在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汇报材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吴南生提议向中央提出如何把广东搞活的问题。他说：（1）广东的位置。国家如何在物资、技术、旅游方面为广东创造条件。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本身引进了这些条件，才能发展。从全国看，最有利是广东。（2）从广东说压力很大。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都搞成那样。这是个压力，不改变不行。习（仲勋）、杨（尚昆）在这里，还搞不上去，那怎么办？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
大家认为，广东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它的短处和弱点。要扬长避短，发挥广东优势，避开弱点，其根本出路在于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限，让我们搞活，抓住国际第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让我们大胆去闯，大胆去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省委作出了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
大家认为，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和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大家认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在赴京汇报中，要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
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决定，由王全国根据常委讨论的意见，向中央作口头汇报。会议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杨应彬等人根据上次常委会意见，修改形成了《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情况、想法和要求》，当天发给到会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决定不再讨论，由杨应彬按习仲勋所提意见进行修改，送习仲勋审定；其他常委和副主任如有修改意见，可直接告诉杨应彬。
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开办经济性特区，国外早有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口头汇报。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4月1、2日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产物。
卢：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是怎样接纳广东省富有创意的提议，确定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并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刘：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是习仲勋和王全国。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走．他还讲，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小平同志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当他听到加工区名称难以确定时，就一锤定音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工作组前来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仲勋和全国同志回到广州之后，5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仲勋在传达时指出，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听了传达，并认真看了文件之后，感到无比兴奋，觉得大有奔头了。
卢：中央〔1979〕50号这一历史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刘：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11日，谷牧同志带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14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并作了指示。
我们的汇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初步设想的几点内容是：（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款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五）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认真听取了我们汇报之后，发表意见，他希望广东改革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翌日，我继续和谷牧等同志研究起草文件之事。在谈到外商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问题上，我说，西德的商人就看到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一打起仗来，说完蛋就完蛋，而中国这么大，政治上稳定，又安定团结，金融市场也很稳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有远见的外商很可能愿到中国办企业。大家在议论中认为，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很大，加上政治稳定，只要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保证外商有利可图，他们是愿意来中国投资的。
5月16日，我陪同谷牧视察珠海市。我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的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这位革命先行者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伟大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和珠海市吴健民等同志向谷牧作汇报。谷牧感慨万千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他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
5月20日，谷牧再次在珠岛宾馆和习仲勋、杨尚昆、我、王全国、曾定石等同志一起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
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目标第一是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二是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第三，提出何时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
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5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
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很快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
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在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稳步前进。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
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次日，专门班子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我们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讨论，5月25日，由我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暨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中央50号文件）。中央这项重大决策，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备受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热烈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地区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应，海外同胞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家乡建设。
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卢：省委三人小组在什么时候成立？做了哪些工作？
刘：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我们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同志。
9月间，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9月18日，我就广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特别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主要意思是：
第一，中央50号文件确定广东到1990年外汇收入达到100亿美元，赶上和超过香港目前的出口水平，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和很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确定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实行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内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
第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革要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一是省（地）、市、县、企业、社队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企业、社队要有更多的自主权。二是要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在制定各级计划的同时，充分利用价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的作用，充分利用价格、利率、税率等各种经济杠杆来指导生产，指导建设，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使之适应社会的需要，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三是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加强经济组织（企业或公司）。
第三，广东经济体制改革，因实行全面大改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先作如下改革：一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各地要搞积极一些，步伐要快一点。二是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省财政厅提出了增收分成和定额分成两个方案，全省地、市、县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中一种，不必一刀切。三是各地很关心外汇分成，省已下决心给地方留成。
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已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进统出的外贸体制、统购统销的商业流通体制。这些改革措施，当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当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称得上是大胆的尝试了。
卢：当时省委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具体方针和做法，即究竟是小搞还是中搞、大搞，认识是否一致？
刘：由于是新事物，大家对中央的重大决策，一时认识不一致是难免的。1979年9月，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我们向他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
关于我们请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谷牧指出，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
关于特区怎样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宣传。
谷牧还要求我和全国、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五天要解决。要赶快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还希望我们“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搞活。
谷牧这次谈话，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对我们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推动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
卢：当年您是怎样与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以及袁庚等人商定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的？
刘：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
我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我听了袁庚的介绍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卢：广东与交通部何时转入实质性商谈的？
刘：1978年12月18日，叶飞、曾生抵达广州，跟我们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郭洪涛副主任和袁庚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l月6 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到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李先念、谷牧听了汇报，很感兴趣，十分支持交通部的构想。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在袁庚介绍开发蛇口构想之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他和同是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又接着说：这个地方主要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谷牧最后说：你（指袁庚——笔者注）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2月8日，袁庚从北京飞回广州，向我和李建安等传达李先念、谷牧的批示和谷牧在研究落实上述批示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双方着重商谈了工业区的供水供电问题。我听了传达之后，感到国务院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中央早就想把宝安、珠海开放；二是要参照外国自由贸易区搞出一个法律来；三是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我和习仲勋都认为李先念、谷牧的指示很重要，因此以省委办公厅粤办字〔1979〕14号文件形式下发。这一文件对于广东向中央提出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979年上半年，蛇口工业区进入紧张的勘测设计阶段，各路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现场。7月20日，工业区破土动工。同年11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与招商局三方代表在广州签订了《关于经营蛇口工业区的内部协议》。
1981年2月25日下午，省委负责人在广州听取了袁庚关于蛇口工业区当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会上，袁庚提出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重申蛇口工业区进口区内生产建设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出口区内生产的产品，实行免税，开放蛇口港口等问题。任仲夷在讲话中强调，各部门对建设特区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要能办到的，有利于特区建设、符合经济特区管理条例精神的，都要多开绿灯；并表示，只要省委能办到的问题一定帮助解决。属于中央才能解决的，我们共同向中央请示。我在讲话中也尽量满足了袁庚提出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蛇口工业区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蛇口工业区一再地要求授予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省政府先后批准关于设立蛇口工业区口岸、蛇口工业区与香港通航等文件，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和我。这说明仲夷同志和我确实是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但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1984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9年12月份，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防工办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飞机机场开通使用，电讯、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觉得王震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待续）（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