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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生活在湘西地区的高山密林与青山秀水之间，独特的社会风俗成为他创作的起点。在自然与人文的高度和谐之下，沈从文先生孕育了自己的文化情感，在其散文作品中，湘西地区的文化风貌与风土人情随处可见，在营造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同时，其希望借文字来“排开现实”，逃离这个虚妄的“都市世界”。这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手法充斥着对自然、和谐的向往之情，充满对人世中的真、善、美与世外桃源式的乡野生活的向往，独特的“湘西情结”，可以视为沈从文先生的一大创作特点。
一、人物形象中的散文艺术
平淡、恬静，这是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的基本特点。这个生长于高山密林中的散文大师在面对自己的故乡、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时，丝毫不吝啬自己真挚情感的表达。其将对人物、对自然、对社会风俗的感情带入到文字当中，让读者在白纸黑字之间看见湘西地区，尤其是湘西人的友好、和谐。长久以来，沈从文先生最受关注的作品便是其所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其描写了翠翠、傩送和天宝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琐碎，但却温馨。兄弟俩没有上演为了爱情而反目成仇的俗套戏码，而是在命运的捉弄下与自己心上的人儿遥遥对望，故事结尾，一个“等”字贯穿翠翠的后半生，她是否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文章没有交代，但这种平静的隐藏在现实之下的哀伤却令人赞不绝口。一切不幸都那么自然，一切幸运都如此恰到好处。
在投身到散文创作活动当中之后，沈从文先生将自己对人物、对湘西的情感带入到作品当中，让书中人开口说话，构建了独特的人物与独特的情感。在《湘西散记》的创作中，沈从文先生从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入手，让读者借助自己的文字去欣赏湘西地区的钟灵毓秀，故事并不连贯，但在琐碎之中是一种极致的和谐。写游客，“在自然景致中见出宋院画的神采奕奕处”，因为地方是可爱的，所以到了这里的游客也是可爱的。在《沅陵的人》中，沈从文又开始着手写当地各种不同的人：修路人“是一群默默无闻沉默不语的真正的战士”“忍受着各种各样的虐待”，但在完成工作之后，却又能“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去。知足，勤勉，乐于奉献，这是沈从文眼中的湘西人。写女人，她们承担起生活的重任，“凡其他地方男子所能做的劳役，在这地方统由女人来做”，但依旧乐观。王一川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给予沈从文先生高度评价，他认为“他（沈从文）借湘西边地风情对中国的古典诗意实现了卓越再造”。在沈从文的笔下，人物个个活泼，事情总是有趣，这种恬淡而闲适的表达技巧，正是当代的文学作品中所缺少的。
二、作品情感中的散文艺术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造诣极高，但又与余华、路遥等现实主义创作者不同。后者沉迷于“痛苦的描述”，将作品中的不幸掩盖在幸福之下，随后将这种幸福推翻，让读者在后来的回忆中透不过气来，感受人物的痛苦与折磨。随后，他们用“生活在于承受，在于抗争”作为结尾，重新总结这些故事。而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则大不相同，其将故事记录在湘西的民俗琐碎之下，用故事来承载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大不幸，就算是有个悲惨结局，也不过是个体不幸的写照，是美好电影中的不如意插曲，并不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
这种闲适安逸的创作情感在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中尤为常见，也是这种情感，赋予了沈从文散文作品更高的可读性。在经典作品《沅陵的人》中，沈从文塑造了“周家幺妹”这样一个形象：长得俊俏，名声在外，带着学徒送她的金耳环上街买菜，后来见了团长，被团长娶了，过上了好日子，成衣店的学徒独自垂泪，却也只好作罢，“只是安心的认命罢了”。这种“不争”，放在现在要被写作男人的懦弱无能、女人的见异思迁，但作者将个体情感深处所追求的“幸福”借由文字表现出来—“过上了好日子”。这种对于命运的恭顺赋予了作品更多的可读价值。这些来自湘西、顺服于湘西的群众并不会尝试着去对抗命运，在命运的车轮下，他们甘愿扮演一只小小的蝼蚁，坦然地接受着未来的一切。情感的极度真实、自然使得沈从文先生在其作品《从文家书·湘行书简》中写下这样的文字：“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时下某些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作品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当作者在作品中表现情感，让人物将作品的价值“说出来”，他便已经领先其他作家一大截了。
三、故土情感中的艺散文艺术
这里所指的“故土情感”并非指代沈从文先生对整个湘西地区的情感，而是仅指代对湘西的、偏远山村的情感。正如鲁迅先生对自己的“鲁镇”的情感一样，沈从文先生将自己的情感放在现实之中，在湘西的村落、程寨里搜集故乡与民俗的影子。不难发现，这位散文大师对城市、镇子抱有十二分的恶感，他将“原人的性情”视为个体得以存活的基石，并认为村子里的人总要比山外面的人可爱得多，“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这种“多”，正是忠厚、淳朴等一系列美好的品质。
在散文作品中，沈从文先生并不忌讳表达自己对都市生活的厌恶。在《箱子岩》中，沈从文先生描绘了这样一个人物：渔家子弟，当了几年兵大难不死，就在乡里做了些“恶心人的勾当”—从各方面说来似乎都极有出息的生意。在《箱子岩》中，这个人的笔墨并不多，但对他的刻画尤为深刻：发财之前，就是个普通人，发了财之后，则总是显出一副虚伪的模样，没了坦诚和平淡，“有万贯家财”，但渔民们都说“没什么好羡慕的”，提起这个人，也不过是当笑话来看待。在作品中，沈从文先生提出了“自绝于人民”的“新出路”：当一个人开始丧失一切属于湘西的美好品质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可能还留在湘西，但他的灵魂已经污浊了，引起这种污浊的，正是大城市的“发达与机会”。国内知名学者凌宇曾针对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發表这样的评价，“他的散文中许多实录的人生现象，为他小说描写的人、事提供了可参考的原型，也为一切蕴藏在他小说背后的创作主旨创作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注释”。这种“特殊”，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先生的个人情感：对于湘西地区乡土人情的情感，对于城市繁华生活的抵触。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城市的繁华冲破了乡村的恬静，使得人与情感发生了变化。但在其作品之中，对于湘西人文环境中所包含的生命意识却不曾淡去，如经典的中篇小说《边城》中，“这个人也许不会回来了，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总让读者多一些希望，而在其散文作品《沅陵的人》《箱子岩》中，个体的身份在变化，使得读者的情感也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之下，正是作者情感的集中表现，是对湘西村寨的无限追思。 四、精神形态中的散文艺术
纵观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一种“无意识”的乡愁正在成型，这种乡愁从散文作品当中慢慢凝聚，最终进入现实，对读者的情感意识产生干预。对于湘西、故乡、村寨和凤凰等关键词，沈从文先生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内在心理执着。在作品中，其先强调故事发生在“湘西”，随后才会强调湘西的人、湘西的事，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没有沈从文就没有书上的湘西，没有湘西自然也不会有沈从文，这种观念十分正确。沈从文先生对自己的故土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湘西情结，这种情结被故事和现实经历无限放大，从而成为作者推测故事的一种方法。
在《湘西》《湘行散记》等散文集当中，沈从文先生毫无保留地表达着自己对湘西地区、对湘西民俗的喜爱之情，沈从文一生一世以“乡下人”自居，这种执着之下，是沈从文对湘西地区文化的高度依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认为，沈从文先生有着明显的“凤凰情结”，这种情结从两个角度表现出来：一是对社会风俗、民俗的高度崇拜，是对现实的敬仰与依恋;二是精神上的“凤凰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包含图腾崇拜和精神信仰等内在因素。在散文作品《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的描述中，沈从文对“牛保”这个角色投入了大量笔墨，借由水手与妇人之间的爱，来表现湘西人特有的淳朴与真挚。而在散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中，上了年纪的老人“仍然如罗马战士那么健壮”。在沈从文先生笔下，人物脱离了社会地位、自然年龄、气候环境等一切因素的限制，成为活跃在现实当中的人物形象。自大唐盛世之后，湘西地区“自给自足”，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般的美好环境，一种以氏族、部落联盟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明确分布开来，轻徭薄赋，行动自由，在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地区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晚期，民族的精气神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这种流淌在血液当中的自由、富足使得湘西人民安于现状，不再与虚妄的命运争斗，从而保留了人性与道德当中的美好。作为生长在湘西地区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先生，这种美好自然也被其所铭记。
五、结语
现代学者在研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过程中多关注沈从文先生的湘西小说，而并不重视散文中的文学艺术。本文对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进行了探究，發现文化习俗、人文情感、地方风貌等要素在沈从文先生的这些作品中均有所表现，既是沈从文先生对湘西地区的深刻追忆，更是其个人情感的真切表达。重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将对作品中的文化、艺术元素形成更为深刻的体验，从而了解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
一、人物形象中的散文艺术
平淡、恬静，这是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的基本特点。这个生长于高山密林中的散文大师在面对自己的故乡、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时，丝毫不吝啬自己真挚情感的表达。其将对人物、对自然、对社会风俗的感情带入到文字当中，让读者在白纸黑字之间看见湘西地区，尤其是湘西人的友好、和谐。长久以来，沈从文先生最受关注的作品便是其所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其描写了翠翠、傩送和天宝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琐碎，但却温馨。兄弟俩没有上演为了爱情而反目成仇的俗套戏码，而是在命运的捉弄下与自己心上的人儿遥遥对望，故事结尾，一个“等”字贯穿翠翠的后半生，她是否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文章没有交代，但这种平静的隐藏在现实之下的哀伤却令人赞不绝口。一切不幸都那么自然，一切幸运都如此恰到好处。
在投身到散文创作活动当中之后，沈从文先生将自己对人物、对湘西的情感带入到作品当中，让书中人开口说话，构建了独特的人物与独特的情感。在《湘西散记》的创作中，沈从文先生从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入手，让读者借助自己的文字去欣赏湘西地区的钟灵毓秀，故事并不连贯，但在琐碎之中是一种极致的和谐。写游客，“在自然景致中见出宋院画的神采奕奕处”，因为地方是可爱的，所以到了这里的游客也是可爱的。在《沅陵的人》中，沈从文又开始着手写当地各种不同的人：修路人“是一群默默无闻沉默不语的真正的战士”“忍受着各种各样的虐待”，但在完成工作之后，却又能“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去。知足，勤勉，乐于奉献，这是沈从文眼中的湘西人。写女人，她们承担起生活的重任，“凡其他地方男子所能做的劳役，在这地方统由女人来做”，但依旧乐观。王一川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给予沈从文先生高度评价，他认为“他（沈从文）借湘西边地风情对中国的古典诗意实现了卓越再造”。在沈从文的笔下，人物个个活泼，事情总是有趣，这种恬淡而闲适的表达技巧，正是当代的文学作品中所缺少的。
二、作品情感中的散文艺术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造诣极高，但又与余华、路遥等现实主义创作者不同。后者沉迷于“痛苦的描述”，将作品中的不幸掩盖在幸福之下，随后将这种幸福推翻，让读者在后来的回忆中透不过气来，感受人物的痛苦与折磨。随后，他们用“生活在于承受，在于抗争”作为结尾，重新总结这些故事。而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则大不相同，其将故事记录在湘西的民俗琐碎之下，用故事来承载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大不幸，就算是有个悲惨结局，也不过是个体不幸的写照，是美好电影中的不如意插曲，并不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
这种闲适安逸的创作情感在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中尤为常见，也是这种情感，赋予了沈从文散文作品更高的可读性。在经典作品《沅陵的人》中，沈从文塑造了“周家幺妹”这样一个形象：长得俊俏，名声在外，带着学徒送她的金耳环上街买菜，后来见了团长，被团长娶了，过上了好日子，成衣店的学徒独自垂泪，却也只好作罢，“只是安心的认命罢了”。这种“不争”，放在现在要被写作男人的懦弱无能、女人的见异思迁，但作者将个体情感深处所追求的“幸福”借由文字表现出来—“过上了好日子”。这种对于命运的恭顺赋予了作品更多的可读价值。这些来自湘西、顺服于湘西的群众并不会尝试着去对抗命运，在命运的车轮下，他们甘愿扮演一只小小的蝼蚁，坦然地接受着未来的一切。情感的极度真实、自然使得沈从文先生在其作品《从文家书·湘行书简》中写下这样的文字：“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时下某些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作品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当作者在作品中表现情感，让人物将作品的价值“说出来”，他便已经领先其他作家一大截了。
三、故土情感中的艺散文艺术
这里所指的“故土情感”并非指代沈从文先生对整个湘西地区的情感，而是仅指代对湘西的、偏远山村的情感。正如鲁迅先生对自己的“鲁镇”的情感一样，沈从文先生将自己的情感放在现实之中，在湘西的村落、程寨里搜集故乡与民俗的影子。不难发现，这位散文大师对城市、镇子抱有十二分的恶感，他将“原人的性情”视为个体得以存活的基石，并认为村子里的人总要比山外面的人可爱得多，“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这种“多”，正是忠厚、淳朴等一系列美好的品质。
在散文作品中，沈从文先生并不忌讳表达自己对都市生活的厌恶。在《箱子岩》中，沈从文先生描绘了这样一个人物：渔家子弟，当了几年兵大难不死，就在乡里做了些“恶心人的勾当”—从各方面说来似乎都极有出息的生意。在《箱子岩》中，这个人的笔墨并不多，但对他的刻画尤为深刻：发财之前，就是个普通人，发了财之后，则总是显出一副虚伪的模样，没了坦诚和平淡，“有万贯家财”，但渔民们都说“没什么好羡慕的”，提起这个人，也不过是当笑话来看待。在作品中，沈从文先生提出了“自绝于人民”的“新出路”：当一个人开始丧失一切属于湘西的美好品质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可能还留在湘西，但他的灵魂已经污浊了，引起这种污浊的，正是大城市的“发达与机会”。国内知名学者凌宇曾针对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發表这样的评价，“他的散文中许多实录的人生现象，为他小说描写的人、事提供了可参考的原型，也为一切蕴藏在他小说背后的创作主旨创作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注释”。这种“特殊”，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先生的个人情感：对于湘西地区乡土人情的情感，对于城市繁华生活的抵触。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城市的繁华冲破了乡村的恬静，使得人与情感发生了变化。但在其作品之中，对于湘西人文环境中所包含的生命意识却不曾淡去，如经典的中篇小说《边城》中，“这个人也许不会回来了，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总让读者多一些希望，而在其散文作品《沅陵的人》《箱子岩》中，个体的身份在变化，使得读者的情感也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之下，正是作者情感的集中表现，是对湘西村寨的无限追思。 四、精神形态中的散文艺术
纵观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一种“无意识”的乡愁正在成型，这种乡愁从散文作品当中慢慢凝聚，最终进入现实，对读者的情感意识产生干预。对于湘西、故乡、村寨和凤凰等关键词，沈从文先生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内在心理执着。在作品中，其先强调故事发生在“湘西”，随后才会强调湘西的人、湘西的事，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没有沈从文就没有书上的湘西，没有湘西自然也不会有沈从文，这种观念十分正确。沈从文先生对自己的故土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湘西情结，这种情结被故事和现实经历无限放大，从而成为作者推测故事的一种方法。
在《湘西》《湘行散记》等散文集当中，沈从文先生毫无保留地表达着自己对湘西地区、对湘西民俗的喜爱之情，沈从文一生一世以“乡下人”自居，这种执着之下，是沈从文对湘西地区文化的高度依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认为，沈从文先生有着明显的“凤凰情结”，这种情结从两个角度表现出来：一是对社会风俗、民俗的高度崇拜，是对现实的敬仰与依恋;二是精神上的“凤凰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包含图腾崇拜和精神信仰等内在因素。在散文作品《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的描述中，沈从文对“牛保”这个角色投入了大量笔墨，借由水手与妇人之间的爱，来表现湘西人特有的淳朴与真挚。而在散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中，上了年纪的老人“仍然如罗马战士那么健壮”。在沈从文先生笔下，人物脱离了社会地位、自然年龄、气候环境等一切因素的限制，成为活跃在现实当中的人物形象。自大唐盛世之后，湘西地区“自给自足”，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般的美好环境，一种以氏族、部落联盟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明确分布开来，轻徭薄赋，行动自由，在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地区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晚期，民族的精气神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这种流淌在血液当中的自由、富足使得湘西人民安于现状，不再与虚妄的命运争斗，从而保留了人性与道德当中的美好。作为生长在湘西地区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先生，这种美好自然也被其所铭记。
五、结语
现代学者在研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过程中多关注沈从文先生的湘西小说，而并不重视散文中的文学艺术。本文对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作品进行了探究，發现文化习俗、人文情感、地方风貌等要素在沈从文先生的这些作品中均有所表现，既是沈从文先生对湘西地区的深刻追忆，更是其个人情感的真切表达。重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将对作品中的文化、艺术元素形成更为深刻的体验，从而了解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