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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佛山村落的现状，指出在不同阶段建设新农村的实际难题。同时，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AM），对村民的社区化接受意愿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专业团队、自治组织等角度切入，结合有关社区理论与考察结果，针对不同现状的村落，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建设方法。
关键词 新农村 ；文化建设 ；社区化 ；技术接受模型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327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Communalization based
on cultural perspective -- taking foshan as an example
XIE Rui HUANG Yingshi SONG Zijie LI Yuni
（1 School of urban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countrysides in the Foshan，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new countryside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Foshan were put forwar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villagers to accept the community was analyzed by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professional teams an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combined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with the investigating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villages， some construction method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New countryside ； cultural construction ； communalization ；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community
近年來，随着“美丽乡村”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作为广府文化发源地之一，佛山文化资源丰富。自2014年发布“百村升级计划”后，至2016年底，佛山已完成30个特色古村活化。但佛山市在乡村建设中仍存在村与村发展不平衡、村民参与度不高，经济成果较为突出，文化经营能力相对滞后，忽视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等现象。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提出，指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社区”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拓展，通常还包括居住在同一地区人们间的关系与情感联系、人与生活环境间形成的社会与心理联系。而“社区化”则为一种地域治理模式，是指以居民为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协调合作，为实现“提高生活品质”所做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1]。农村社区建设是将社区化发展模式引入农村，遵循政府指导、多方参与的原则，整合本土资源，加强村民自治，全方位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在推动社区化建设时，常面临着乡村历史感被蚕食，乡民缺乏自发意识等问题[2]。笔者通过借鉴成功社区化经验，着眼于佛山新农村文化建设，就如何加快形成新的社会共同体、实现农村城镇化提出具体建议，直面实际问题。
1 佛山新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实地调研发现，佛山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经济与文化建设发展不均。为更好呈现文化视角下佛山新农村社区化建设现状，将佛山新农村划分为经济建设期、文化建设期、共同体建设期3个阶段。
农村社区建设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建设期是社区化建设的基础与起步阶段。该时期的佛山新农村多面临着资金短缺，社区规划不足，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居民思想较为封闭，传统文化流失等问题。文化建设期虽基础设施较健全、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化发展等特征，但该时期的村落缺乏文化特色，村民对本村的文化内涵缺乏深入了解，缺少集体意识，难免出现“千村一面”的问题。而以示范村为代表的佛山新农村是共同体建设期的代表，这部分村落具有地缘或文化资源优势，能经营文化旅游产业、活化地方特色。但村落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基层组织忽视居民意见，村民主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有待增强[3]。
2 佛山村民接受意愿实证分析
2.1 假设与概念模型
基于村落不同发展阶段实施社区化建设方案，一方面需要执行者有较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当地村民的配合与支持。方案若得不到新农村主体的认可，社区化建设将难以推进[4]。因此，有必要分析影响村民对社区化建设接受意愿的因素，由此优化相应方案以提升村民的支持度。
2.1.1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AM）是Davis基于理性行为理论而建立的，用以研究影响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意愿的因素。包含2个主要的决定因素：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其中，感知有用性是指一个人认为使用该系统对工作业绩的提升程度，该因素在研究村民对社区化建设接受意愿时可用来反映社区化带来的实际成效；感知易用性指一个人认为使用该系统的容易程度，该因素转换为感知可行性可反映村民认为社区化建设在本村推进的难易程度，是否符合本村实际。因此，基于TAM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H1：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H2：感知可行性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H3：感知可行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2.1.2 政府参与
执行者的能力与水平是计划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5]。由于乡村建设普遍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村民习惯于被动配合，缺乏自主意识。所以，不同发展时期的村落社区化建设均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参与。加之政府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及其他类似项目的建设经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村民对于社区化建设的信心，影响村民对社区化建设实施成效的主观认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政府参与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5：政府参与正向影响感知可行性。
2.1.3 沟通反馈
沟通在计划形成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魏革军[6]认为政策实施中有效沟通就是执行者能够对政策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做出清晰的解释，让公众清楚政策的来龙去脉，消除政策执行中的误解。反馈是指执行者接收公众的声音，这不仅是对执行者的一种重要约束，防止政策出现偏差，也增加了公众的参与感，提高参与的热情。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沟通反馈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7：沟通反馈正向影响感知可行性。
H8：沟通反馈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2.1.4 主观规范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属于某些特定的群体或团体，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行为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曹培培等[7]认为公众对政府网站的感知有用性会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然而，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社区化建设是新鲜事物，未来是否能够取得成效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从周围人获取信息。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9：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10：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感知可行性。
H11：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2.1.5 概念模型框架的构建
根据上述概念，可具体构建以下概念模型框架，如图1：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2.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时，结合社区化建设特点，对已有的技术接受模型研究量表中的题项进行适当修改，经咨询相关专家建议，对题项进行完善，得到最终问卷。
正式问卷由2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情况等基础信息。第二部分为各潜变量测量题项的评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对主观规范、政府参与、沟通反馈、感知有用性、感知可行性以及加入意愿6个变量进行测量。具体内容见表1。
2.2.2 数据收集
由于广东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单中，佛山共11个村落入选，其中南海区有10个，基本认为南海区传统村落文化建设能较好代表佛山的整体情况。2018年3月12日开始，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问卷调查。线上问卷主要为事先与相关村委会成员联系，协调沟通后由村委会成员协助转发；线下问卷为调研组成员前往相关村落，以随机拦截的方式对村民进行派发。问卷投放地点覆盖了佛山新农村文化建设3个阶段的村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共发放问卷428份，回收有效问卷326份，有效率为76.16 %。
2.2.3 信度分析
使用SPSS22.0软件，对所收集的362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克隆巴赫系数值均大于0.6（见表1），表明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84，Sig值为0.000，说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通过因子旋转得出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和在多个因子下载荷均大于0.5的题项，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amos22.0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模型的各项适配度参数皆达到理想标准，证明该模型整体适配度良好。
2.3 村民加入意愿实证分析
2.3.1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运用amos22.0检验概念模型的各路径假设。根据提供的拟合指标，选取较常用的6个指标来验证假设模型的拟合情况。由表2可知，6项指标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基本判断该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
2.3.2 模型假设检验
由表3可知，沟通反馈到村民接受意愿的结构路径的标准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性，因此H8假设不成立，而其他结构路径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其余假设皆成立。表明沟通反馈对村民的接受意愿有直接正向影响的假设不成立，但从对接受意愿的总体来看，沟通反馈的影响却不小，说明反馈沟通对接受意愿主要在间接影响。可能是因为社区化建设对于村民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事物，虽然在进行问卷调查前对村民进行了相关介绍，但村民仍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
直接影响村民接受意愿的感知可行性、感知有用性及主观规范，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18、0.405、0.152，表明感知可行性、感知有用性对村民是否接受社区化建设有较大影响，制定社区化建设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村民这2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的感知可行性、政府参与、主观规范及沟通反馈，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05、0.291、0.241、0.180，表明了社区化建设“本土化”的重要性。因此，要让村民认为社区化建设能够推行，该项目能够发挥成效，而政府参与到社区化建设能提高村民对该项目的信心。直接影响感知可行性的沟通反馈、主观规范、政府参与，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69、0.307、0.168，表明村民认为社区化建设只有听取了各方的意见才能有推行的可能。
由表4可知，主观规范能够较好的形成社区化建设氛围，引导人们去接受社区化建设；政府参与能给予村民信心，体现出了对村民的重视，让村民更加乐意接收社区化建设，因此均可直接影响接受意愿。 3 新农村社区化的建议
结合上述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一些建议：
3.1 政府引导社区化建设
随着佛山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政府投入的重点应从经济建设转向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期，政府应为村民提供宜人的居住环境与完备的基础设施。针对资金短缺问题，可拓宽经济来源渠道，吸引外地企业进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的重心应转化为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护传统文化。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支扎根基层的队伍，丰富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同时，投入足够的资金保护以传统建筑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修旧如旧，推动非物质民俗活动的延续，支持、指导村民自发组织文化团体。在共同体建设期，政府应着手整合文化资源，加强村民与地方文化之联结，培育文化自信与自主意识[8]。可通过建立村史馆，发展村民讲解员，促进村民对本村文化的了解。此时政府的参与角色应由主导者转变为协助者，通过提供平台与幕后支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动性。
3.2 外部介入，协同自治
文化建设初期，应引入专业规划团队，為村落定制可行性高的建设方案。建筑专家、驻点志工等可介入到村容改造或文化项目中，通过深入调查，制定符合民意的规划。引入外部团队为村民提供专业培训，加强村民对社区化建设的理解。如志工培训，引发居民对当地生活的共鸣。协助部分居民共同构想特色农宅、创意集市等；通过艺术家与村民协力，建立文化象征、引进体验营销等手段，经营本村“文化品牌”。
村民自治性为社区化的重要体现，一般借由参与者的口耳相传得到发展。可通过外部力量介入，调动村民所在群体共同参与，使所有村民逐步熟悉这种群体行动，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村民认可并转化为主动参与，催生社区内在发展动力，而且增强了乡民的主体间性，达到“造人”的目的。
3.3 权力让渡，充分沟通
村委会、自治协会组织应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如农业协会监事会。这些机构的成立既需要专业的财务人员与村中意见领袖的协助，也需通过书面文件规定相关监督事项。此外，村委会应定期公开村务、按期举行村民代表大会，定期进行民主评议等。村民不应只是被动提供意见的旁观者，还应该是主角。引进已离乡的专业人才，促进村民主动参与短期项目与长期规划。同时，通过强调“公共”、“公利”、“公益”精神，发展以村民会议为基础的自治团体或协会，促进村民有组织地平等参与沟通，让村民习惯关注公共事务，从而培养沟通的主动性[9]。
参考文献
[1] 周芳怡. 社区总体营造运动20年之回顾与展望[D].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2015.
[2] 王金荣. 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
[3] 胡 澎. 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J]. 日本学刊，2013（3）：119-134.
[4] 张国芳，蔡静如. 社区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社区营造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8（1）：91-101.
[5] 陈丽珍. 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再分析[J]. 理论探讨，2000（5）：80-82.
[6] 魏革军. 有效沟通是政策实施的基础[J]. 中国金融杂志，2011（15）：5.
[7] 曹培培，赵宇翔，徐一新. 基于TAM模型的政府网站使用行为实证研究[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2）：76-81.
[8] 龙 跃.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运行模式探析[J]. 贵州大学学报，2015（3）：128-132.
[9] 李 达. 协同治理：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构造中的新轨迹[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7（6）：60-65.
关键词 新农村 ；文化建设 ；社区化 ；技术接受模型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327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Communalization based
on cultural perspective -- taking foshan as an example
XIE Rui HUANG Yingshi SONG Zijie LI Yuni
（1 School of urban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countrysides in the Foshan，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new countryside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Foshan were put forwar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villagers to accept the community was analyzed by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professional teams an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combined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with the investigating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villages， some construction method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New countryside ； cultural construction ； communalization ；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community
近年來，随着“美丽乡村”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作为广府文化发源地之一，佛山文化资源丰富。自2014年发布“百村升级计划”后，至2016年底，佛山已完成30个特色古村活化。但佛山市在乡村建设中仍存在村与村发展不平衡、村民参与度不高，经济成果较为突出，文化经营能力相对滞后，忽视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等现象。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提出，指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社区”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拓展，通常还包括居住在同一地区人们间的关系与情感联系、人与生活环境间形成的社会与心理联系。而“社区化”则为一种地域治理模式，是指以居民为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协调合作，为实现“提高生活品质”所做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1]。农村社区建设是将社区化发展模式引入农村，遵循政府指导、多方参与的原则，整合本土资源，加强村民自治，全方位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在推动社区化建设时，常面临着乡村历史感被蚕食，乡民缺乏自发意识等问题[2]。笔者通过借鉴成功社区化经验，着眼于佛山新农村文化建设，就如何加快形成新的社会共同体、实现农村城镇化提出具体建议，直面实际问题。
1 佛山新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实地调研发现，佛山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经济与文化建设发展不均。为更好呈现文化视角下佛山新农村社区化建设现状，将佛山新农村划分为经济建设期、文化建设期、共同体建设期3个阶段。
农村社区建设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建设期是社区化建设的基础与起步阶段。该时期的佛山新农村多面临着资金短缺，社区规划不足，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居民思想较为封闭，传统文化流失等问题。文化建设期虽基础设施较健全、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化发展等特征，但该时期的村落缺乏文化特色，村民对本村的文化内涵缺乏深入了解，缺少集体意识，难免出现“千村一面”的问题。而以示范村为代表的佛山新农村是共同体建设期的代表，这部分村落具有地缘或文化资源优势，能经营文化旅游产业、活化地方特色。但村落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基层组织忽视居民意见，村民主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有待增强[3]。
2 佛山村民接受意愿实证分析
2.1 假设与概念模型
基于村落不同发展阶段实施社区化建设方案，一方面需要执行者有较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当地村民的配合与支持。方案若得不到新农村主体的认可，社区化建设将难以推进[4]。因此，有必要分析影响村民对社区化建设接受意愿的因素，由此优化相应方案以提升村民的支持度。
2.1.1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AM）是Davis基于理性行为理论而建立的，用以研究影响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意愿的因素。包含2个主要的决定因素：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其中，感知有用性是指一个人认为使用该系统对工作业绩的提升程度，该因素在研究村民对社区化建设接受意愿时可用来反映社区化带来的实际成效；感知易用性指一个人认为使用该系统的容易程度，该因素转换为感知可行性可反映村民认为社区化建设在本村推进的难易程度，是否符合本村实际。因此，基于TAM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H1：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H2：感知可行性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H3：感知可行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2.1.2 政府参与
执行者的能力与水平是计划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5]。由于乡村建设普遍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村民习惯于被动配合，缺乏自主意识。所以，不同发展时期的村落社区化建设均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参与。加之政府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及其他类似项目的建设经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村民对于社区化建设的信心，影响村民对社区化建设实施成效的主观认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政府参与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5：政府参与正向影响感知可行性。
2.1.3 沟通反馈
沟通在计划形成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魏革军[6]认为政策实施中有效沟通就是执行者能够对政策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做出清晰的解释，让公众清楚政策的来龙去脉，消除政策执行中的误解。反馈是指执行者接收公众的声音，这不仅是对执行者的一种重要约束，防止政策出现偏差，也增加了公众的参与感，提高参与的热情。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沟通反馈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7：沟通反馈正向影响感知可行性。
H8：沟通反馈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2.1.4 主观规范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属于某些特定的群体或团体，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行为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曹培培等[7]认为公众对政府网站的感知有用性会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然而，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社区化建设是新鲜事物，未来是否能够取得成效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从周围人获取信息。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9：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10：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感知可行性。
H11：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村民的接受意愿。
2.1.5 概念模型框架的构建
根据上述概念，可具体构建以下概念模型框架，如图1：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2.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时，结合社区化建设特点，对已有的技术接受模型研究量表中的题项进行适当修改，经咨询相关专家建议，对题项进行完善，得到最终问卷。
正式问卷由2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情况等基础信息。第二部分为各潜变量测量题项的评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对主观规范、政府参与、沟通反馈、感知有用性、感知可行性以及加入意愿6个变量进行测量。具体内容见表1。
2.2.2 数据收集
由于广东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单中，佛山共11个村落入选，其中南海区有10个，基本认为南海区传统村落文化建设能较好代表佛山的整体情况。2018年3月12日开始，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问卷调查。线上问卷主要为事先与相关村委会成员联系，协调沟通后由村委会成员协助转发；线下问卷为调研组成员前往相关村落，以随机拦截的方式对村民进行派发。问卷投放地点覆盖了佛山新农村文化建设3个阶段的村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共发放问卷428份，回收有效问卷326份，有效率为76.16 %。
2.2.3 信度分析
使用SPSS22.0软件，对所收集的362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克隆巴赫系数值均大于0.6（见表1），表明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84，Sig值为0.000，说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通过因子旋转得出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和在多个因子下载荷均大于0.5的题项，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amos22.0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模型的各项适配度参数皆达到理想标准，证明该模型整体适配度良好。
2.3 村民加入意愿实证分析
2.3.1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运用amos22.0检验概念模型的各路径假设。根据提供的拟合指标，选取较常用的6个指标来验证假设模型的拟合情况。由表2可知，6项指标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基本判断该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
2.3.2 模型假设检验
由表3可知，沟通反馈到村民接受意愿的结构路径的标准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性，因此H8假设不成立，而其他结构路径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其余假设皆成立。表明沟通反馈对村民的接受意愿有直接正向影响的假设不成立，但从对接受意愿的总体来看，沟通反馈的影响却不小，说明反馈沟通对接受意愿主要在间接影响。可能是因为社区化建设对于村民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事物，虽然在进行问卷调查前对村民进行了相关介绍，但村民仍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
直接影响村民接受意愿的感知可行性、感知有用性及主观规范，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18、0.405、0.152，表明感知可行性、感知有用性对村民是否接受社区化建设有较大影响，制定社区化建设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村民这2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的感知可行性、政府参与、主观规范及沟通反馈，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05、0.291、0.241、0.180，表明了社区化建设“本土化”的重要性。因此，要让村民认为社区化建设能够推行，该项目能够发挥成效，而政府参与到社区化建设能提高村民对该项目的信心。直接影响感知可行性的沟通反馈、主观规范、政府参与，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69、0.307、0.168，表明村民认为社区化建设只有听取了各方的意见才能有推行的可能。
由表4可知，主观规范能够较好的形成社区化建设氛围，引导人们去接受社区化建设；政府参与能给予村民信心，体现出了对村民的重视，让村民更加乐意接收社区化建设，因此均可直接影响接受意愿。 3 新农村社区化的建议
结合上述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一些建议：
3.1 政府引导社区化建设
随着佛山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政府投入的重点应从经济建设转向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期，政府应为村民提供宜人的居住环境与完备的基础设施。针对资金短缺问题，可拓宽经济来源渠道，吸引外地企业进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的重心应转化为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护传统文化。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支扎根基层的队伍，丰富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同时，投入足够的资金保护以传统建筑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修旧如旧，推动非物质民俗活动的延续，支持、指导村民自发组织文化团体。在共同体建设期，政府应着手整合文化资源，加强村民与地方文化之联结，培育文化自信与自主意识[8]。可通过建立村史馆，发展村民讲解员，促进村民对本村文化的了解。此时政府的参与角色应由主导者转变为协助者，通过提供平台与幕后支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动性。
3.2 外部介入，协同自治
文化建设初期，应引入专业规划团队，為村落定制可行性高的建设方案。建筑专家、驻点志工等可介入到村容改造或文化项目中，通过深入调查，制定符合民意的规划。引入外部团队为村民提供专业培训，加强村民对社区化建设的理解。如志工培训，引发居民对当地生活的共鸣。协助部分居民共同构想特色农宅、创意集市等；通过艺术家与村民协力，建立文化象征、引进体验营销等手段，经营本村“文化品牌”。
村民自治性为社区化的重要体现，一般借由参与者的口耳相传得到发展。可通过外部力量介入，调动村民所在群体共同参与，使所有村民逐步熟悉这种群体行动，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村民认可并转化为主动参与，催生社区内在发展动力，而且增强了乡民的主体间性，达到“造人”的目的。
3.3 权力让渡，充分沟通
村委会、自治协会组织应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如农业协会监事会。这些机构的成立既需要专业的财务人员与村中意见领袖的协助，也需通过书面文件规定相关监督事项。此外，村委会应定期公开村务、按期举行村民代表大会，定期进行民主评议等。村民不应只是被动提供意见的旁观者，还应该是主角。引进已离乡的专业人才，促进村民主动参与短期项目与长期规划。同时，通过强调“公共”、“公利”、“公益”精神，发展以村民会议为基础的自治团体或协会，促进村民有组织地平等参与沟通，让村民习惯关注公共事务，从而培养沟通的主动性[9]。
参考文献
[1] 周芳怡. 社区总体营造运动20年之回顾与展望[D].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2015.
[2] 王金荣. 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
[3] 胡 澎. 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J]. 日本学刊，2013（3）：119-134.
[4] 张国芳，蔡静如. 社区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社区营造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8（1）：91-101.
[5] 陈丽珍. 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再分析[J]. 理论探讨，2000（5）：80-82.
[6] 魏革军. 有效沟通是政策实施的基础[J]. 中国金融杂志，2011（15）：5.
[7] 曹培培，赵宇翔，徐一新. 基于TAM模型的政府网站使用行为实证研究[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2）：76-81.
[8] 龙 跃.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运行模式探析[J]. 贵州大学学报，2015（3）：128-132.
[9] 李 达. 协同治理：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构造中的新轨迹[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7（6）：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