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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笤 汉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的标志
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里的每一个石窟寺都是一系列精美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有机组合，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珍贵实例。
吐峪沟石窟寺从窟制上看主要有三种：纵券顶窟、中心柱窟和方形佛坛窟。其中纵券顶式石窟，造型近同吐鲁番地区常见的居民屋宇，窟分前后室，所谓后室，只是一处十分狭窄的小洞，是僧人坐禅用的“洞天”，称为禅窟；方形窟地面往往有佛坛；中心柱窟，用佛教的观念，也可以称之为“礼拜窟”。巨大的塔柱，将洞窟一分为二，前后形若两室。甬道可供僧侣、信徒回旋礼拜。他们虔心奉佛，入窟后右旋而行，绕塔瞻仰佛像，领会本生壁画，接受佛教知识教育，聆听法师教海，以求得到佛法的真谛，获得灵魂的洗礼。佛像是中心柱窟主要的题材，几乎画满窟中各壁，在方形窟中也有以千佛布列四壁的，千佛的造像在鼻眼上往往不提白粉，不做凸凹晕染，仅以线描画出具有汉人五官特征的形象。窟甬道顶上有由忍冬、磷纹、团花等纹饰带组成的仿汉式木构建筑，中土汉风的影响显而易见。
石窟寺内壁中央大多绘佛教本生故事画，尚能辨认的壁画内容多为内地汉人所熟悉的如“肩提婆利忍辱截割手足”“摩钳太子求法赴火”“慈力王施血饮五夜叉”“萨那太子舍身饲虎”和“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尸毗王割肉贸鸽”等，与龟兹莫高窟的单幅画有较大的不同，且每幅壁画旁都配有汉文。窟制、佛像、壁画的特点显示出吐峪沟石窟寺浓厚的汉文化影响。在唐以前，吐峪沟石窟寺所在的高昌古国就“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第一个交汇之地，也是汉文化深入西北最西的地方。西域文化通过高昌传人内地，内地文化又通过高昌传向外域，而两者初步结合便产生了高昌特色的文化。
另据唐代文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群中的丁谷窟除“有寺一所”外，还有“禅院一所”。这里的”禅院“应该是指唐代中期后，在佛教中兴起的“禅宗”的宗教活动场所。“禅宗”是汉传佛教的主流，其核心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別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佛的门槛，初起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但势力很快地在全国扩展，“禅院”的出现证实了西州境内很早就已经受到内地禅宗佛教的影响。
？笤 石窟寺荣衰的幕后主角：高昌政权
据考证，吐峪沟石窟寺的主要兴建时间在公元443至460年之间，这段时期的高昌正处在北凉政权的统治之下，作为石窟寺的主要赞助人，高昌北凉政权的兴衰成为石窟寺荣枯的幕后主角。北凉政权在统治河西时期，已在高昌设郡进行统治。至沮渠蒙逊之子沮渠无讳、安周时，高昌变成了北凉政权的统治中心。
北凉统治高昌的前后十八年，对高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是当年高昌城文明的一部分，其昌盛与衰微都与高昌北凉政权的存亡关系至密。发现于高昌故城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曾记载：“按十六国春秋，蒙逊时代，即尊弘事佛，礼接昙无谶。又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法象。茂虔尤軎文学，张溟、阚细之徒，并为显官。故安周已挹其余风，虽身处穷域、尚能造像勒碑，恢宏释教。”这段文字肯定了一个事实，即北凉王沮渠安周信奉佛教，曾在“百里崖中，大造法象”，吐峪沟成为沮渠皇室的造像集中地。
北凉灭亡后，到麴氏高昌时，皇室对佛教的重视只增不减。吐峪沟出土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了高昌王麴文泰与玄奘的一段故事：高昌王麴文泰笃信佛法，听闻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要路过高昌国，非常激动，他盛情款待了这位慕名巳久的高僧。为了把玄奘留在高昌，麴文泰用尽了办法，甚至想出了嫁女儿的主意，想让玄奘成为北凉的乘龙快婿。玄奘不得巳只好用绝食来表明取经的决心，麴文泰无奈只好放弃。基于这段往事才有了后来《西游记》演绎的西凉国皇室欲为唐僧招亲的故事。
在玄奘临行前，麴文泰准备了充裕的金银与华服，训练了一批小沙弥辅佐玄奘西行。临别之时，二入郑重约定，玄奘取经归来仍要经过高昌。由此可见鞠氏对于佛教的重视。十七年后，玄奘从印度学成归国，仍取道北路，翻雪山，涉流沙，履行与麴文泰的约定。他不知道，就在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麴文泰自恃距唐遥远，中间又有大漠阻隔，勾结西突厥，阻隔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公然与唐王朝为敌。唐太宗派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于贞观十四年率师数万攻灭高昌王国，麴文泰身死，唐以其地改设为西州。佛教也就此失去了高昌政府的支持。
唐代的吐峪沟石窟继承了高昌政权建造的佛窟规模，并有修缮。在敦煌遗书《西州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西州佛院重重，雁塔林立、高梁横跨、绿荫纷纷、香火缭绕、梵呗齐鸣，这其中犹以土谷窟寺最为闻名。如此数百年的经营和繁盛使吐峪沟石窟荣登东疆第一宝窟之位。至公元15世纪时伊斯兰教越过葱岭进入佛教艺术兴盛的南疆，取代佛教成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宗教后，吐峪沟石窟遭才被废弃。
？笤 屡遭破坏和劫掠
吐峪沟石窟在唐代以后毁坏严重，依现存遗址的情况，已很难找寻繁盛时期的“梵呗齐鸣”的景象，这除了宗教兴替外，还因为地震以及海外探险队的盗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地区就被欧洲及日本的各种文化探险队、考察团频繁光顾，先后有俄日英等国探睑队深入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先是进行测量、绘图、拍摄和考古发掘，然后疯狂盗运。对吐峪沟考察次数最多、劫掠文物也最多的是德国人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从1902年到1914年，他们曾先后四次到吐鲁番。勒柯克1905年第一次来到吐峪沟就剝割了这里最精美的壁画，并找到了沟东一间密室（后称“手稿窟”），拿走了满满两麻袋文书和许多“惊人的刺绣品”。1907年，袼伦威德尔再次来这里进行测绘、拍摄和盗墓。洗劫之后，吐峪沟石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一片残破。
另外是地震等天灾的袭击，据历史文献记载，吐鲁番地区属地震常发区，而且震级多在六级以上，每一次强烈地震的发生，都会带给位于峭壁上的石窟以毁灭性的灾难。特别是1916年左右的一次大地震，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西被盖在地底下。
目前，对吐峪沟石窟寺发掘的已告一段落，专家表示：未来吐峪沟石窟寺的发掘将对整新疆石窟寺遗址的发掘及保护、管理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里的每一个石窟寺都是一系列精美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有机组合，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珍贵实例。
吐峪沟石窟寺从窟制上看主要有三种：纵券顶窟、中心柱窟和方形佛坛窟。其中纵券顶式石窟，造型近同吐鲁番地区常见的居民屋宇，窟分前后室，所谓后室，只是一处十分狭窄的小洞，是僧人坐禅用的“洞天”，称为禅窟；方形窟地面往往有佛坛；中心柱窟，用佛教的观念，也可以称之为“礼拜窟”。巨大的塔柱，将洞窟一分为二，前后形若两室。甬道可供僧侣、信徒回旋礼拜。他们虔心奉佛，入窟后右旋而行，绕塔瞻仰佛像，领会本生壁画，接受佛教知识教育，聆听法师教海，以求得到佛法的真谛，获得灵魂的洗礼。佛像是中心柱窟主要的题材，几乎画满窟中各壁，在方形窟中也有以千佛布列四壁的，千佛的造像在鼻眼上往往不提白粉，不做凸凹晕染，仅以线描画出具有汉人五官特征的形象。窟甬道顶上有由忍冬、磷纹、团花等纹饰带组成的仿汉式木构建筑，中土汉风的影响显而易见。
石窟寺内壁中央大多绘佛教本生故事画，尚能辨认的壁画内容多为内地汉人所熟悉的如“肩提婆利忍辱截割手足”“摩钳太子求法赴火”“慈力王施血饮五夜叉”“萨那太子舍身饲虎”和“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尸毗王割肉贸鸽”等，与龟兹莫高窟的单幅画有较大的不同，且每幅壁画旁都配有汉文。窟制、佛像、壁画的特点显示出吐峪沟石窟寺浓厚的汉文化影响。在唐以前，吐峪沟石窟寺所在的高昌古国就“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第一个交汇之地，也是汉文化深入西北最西的地方。西域文化通过高昌传人内地，内地文化又通过高昌传向外域，而两者初步结合便产生了高昌特色的文化。
另据唐代文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群中的丁谷窟除“有寺一所”外，还有“禅院一所”。这里的”禅院“应该是指唐代中期后，在佛教中兴起的“禅宗”的宗教活动场所。“禅宗”是汉传佛教的主流，其核心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別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佛的门槛，初起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但势力很快地在全国扩展，“禅院”的出现证实了西州境内很早就已经受到内地禅宗佛教的影响。
？笤 石窟寺荣衰的幕后主角：高昌政权
据考证，吐峪沟石窟寺的主要兴建时间在公元443至460年之间，这段时期的高昌正处在北凉政权的统治之下，作为石窟寺的主要赞助人，高昌北凉政权的兴衰成为石窟寺荣枯的幕后主角。北凉政权在统治河西时期，已在高昌设郡进行统治。至沮渠蒙逊之子沮渠无讳、安周时，高昌变成了北凉政权的统治中心。
北凉统治高昌的前后十八年，对高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是当年高昌城文明的一部分，其昌盛与衰微都与高昌北凉政权的存亡关系至密。发现于高昌故城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曾记载：“按十六国春秋，蒙逊时代，即尊弘事佛，礼接昙无谶。又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法象。茂虔尤軎文学，张溟、阚细之徒，并为显官。故安周已挹其余风，虽身处穷域、尚能造像勒碑，恢宏释教。”这段文字肯定了一个事实，即北凉王沮渠安周信奉佛教，曾在“百里崖中，大造法象”，吐峪沟成为沮渠皇室的造像集中地。
北凉灭亡后，到麴氏高昌时，皇室对佛教的重视只增不减。吐峪沟出土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了高昌王麴文泰与玄奘的一段故事：高昌王麴文泰笃信佛法，听闻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要路过高昌国，非常激动，他盛情款待了这位慕名巳久的高僧。为了把玄奘留在高昌，麴文泰用尽了办法，甚至想出了嫁女儿的主意，想让玄奘成为北凉的乘龙快婿。玄奘不得巳只好用绝食来表明取经的决心，麴文泰无奈只好放弃。基于这段往事才有了后来《西游记》演绎的西凉国皇室欲为唐僧招亲的故事。
在玄奘临行前，麴文泰准备了充裕的金银与华服，训练了一批小沙弥辅佐玄奘西行。临别之时，二入郑重约定，玄奘取经归来仍要经过高昌。由此可见鞠氏对于佛教的重视。十七年后，玄奘从印度学成归国，仍取道北路，翻雪山，涉流沙，履行与麴文泰的约定。他不知道，就在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麴文泰自恃距唐遥远，中间又有大漠阻隔，勾结西突厥，阻隔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公然与唐王朝为敌。唐太宗派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于贞观十四年率师数万攻灭高昌王国，麴文泰身死，唐以其地改设为西州。佛教也就此失去了高昌政府的支持。
唐代的吐峪沟石窟继承了高昌政权建造的佛窟规模，并有修缮。在敦煌遗书《西州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西州佛院重重，雁塔林立、高梁横跨、绿荫纷纷、香火缭绕、梵呗齐鸣，这其中犹以土谷窟寺最为闻名。如此数百年的经营和繁盛使吐峪沟石窟荣登东疆第一宝窟之位。至公元15世纪时伊斯兰教越过葱岭进入佛教艺术兴盛的南疆，取代佛教成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宗教后，吐峪沟石窟遭才被废弃。
？笤 屡遭破坏和劫掠
吐峪沟石窟在唐代以后毁坏严重，依现存遗址的情况，已很难找寻繁盛时期的“梵呗齐鸣”的景象，这除了宗教兴替外，还因为地震以及海外探险队的盗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地区就被欧洲及日本的各种文化探险队、考察团频繁光顾，先后有俄日英等国探睑队深入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先是进行测量、绘图、拍摄和考古发掘，然后疯狂盗运。对吐峪沟考察次数最多、劫掠文物也最多的是德国人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从1902年到1914年，他们曾先后四次到吐鲁番。勒柯克1905年第一次来到吐峪沟就剝割了这里最精美的壁画，并找到了沟东一间密室（后称“手稿窟”），拿走了满满两麻袋文书和许多“惊人的刺绣品”。1907年，袼伦威德尔再次来这里进行测绘、拍摄和盗墓。洗劫之后，吐峪沟石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一片残破。
另外是地震等天灾的袭击，据历史文献记载，吐鲁番地区属地震常发区，而且震级多在六级以上，每一次强烈地震的发生，都会带给位于峭壁上的石窟以毁灭性的灾难。特别是1916年左右的一次大地震，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西被盖在地底下。
目前，对吐峪沟石窟寺发掘的已告一段落，专家表示：未来吐峪沟石窟寺的发掘将对整新疆石窟寺遗址的发掘及保护、管理起到示范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