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其作品曾获奖20余次，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
　　“我以为”其实是作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说19世纪的文学是非常好的，它甚至可能是世界文学发展到达的抛物线高峰。但仔细看19世纪文学，你会发现它虽然好，但是也是非常单调的。因为这时期的作家，包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他们的小说其实全部都是在塑造一个人物。
　　19世纪的文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大包袱，我们说它有多么多么好，并且以当时的标准来要求现在21世纪的小说和作家，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在20世纪的文学中，卡夫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位作家之一，另外一个是马尔克斯。卡夫卡的小说几乎丢掉了19世纪“塑造人物”的包袱，在他的小说里，人物都符号化了，而不再像托尔斯泰那时候一样有着多么丰富的形象。卡夫卡活着的时候一名不文，但是在他身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对他非常喜爱，那就是因为他把20世纪的作家从19世纪的文学中解放出来了，20世纪的作家几乎每一个都从他身上汲取了营养，比如马尔克斯。我们现在说马尔克斯是伟大的，却不知道马尔克斯来源于卡夫卡。在20世纪的文学中、作家中更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包括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等。这些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给文学贡献了新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在19世纪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是卡夫卡，使他们解放，进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我经常说，20世纪的小说比19世纪更为丰富，就是因为每个作家都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再回到中国现在的文学，我们会发现，大家都在努力追求共性，而不是个性。整个中国的读者似乎都对于19世纪的文学非常接受，在大家眼里，仿佛不塑造人物、不深入分析社会、不揭示人性的就不是好小说。而卡夫卡的小说其实就没有做到以上几点，他不分析社会，也不揭示人性，完全是在写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他小说的独特之处。
　　我们的文学被人接受的情况其实是不容乐观的。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在外国人眼中其实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们说它伟大，是因为作品中的语言是我们文化中非常瑰丽的宝藏，没有《红楼梦》中的语言，中国古代的语言可能就无法得到继承。但是这个语言是外国人所理解不了的，也没办法接受的。
　　我们的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因为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语言没办法对其他国家的作家与文学产生影响。而像捷克这样的弹丸之地，却出了卡夫卡、昆德拉等这样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上世纪30年代虽然群星灿烂，但是这些作家却与世界文学几乎没有关系。
　　现在的中国小说，需要的是独创性，需要的是为世界文学贡献出独特之处。我以为好的小说，恰恰是需要从西方小说中退出来的。这个“退出来”，并不是说退回章回小说，而是说要探究东方小说的“现代性”。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没办法解决。但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文学将永远无法走出去。我常把自己的小说拿出来衡量，发现自己的小说根本没办法走出20世纪的经验。我以为的好小说，决然不是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也不会是中国30年代的小说，更不是我们明清的小说。走不出从前的经验，造成了我们现在大多数作家写作的瓶颈。我们拿起一个作家的作品，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它跟其他的小说的相似性，却很难发现他们的区别。
　　另外，悲观的是，我们现在活跃的作家大部分都50岁左右了。这个年龄的创造性其实已经非常弱了，最好的写作年龄应该是30岁左右。这不是说30岁之后就写不出好的作品，莫泊桑40岁之后才开始写作，但他依然是伟大的。只是我们就一代人来说，在30岁左右没有写出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作家要写出我们“自己以为”的好小说，并且让中国文学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文学去。我们有非常多好的作家，却缺少卡夫卡、马尔克斯这样能作出独特贡献的作家。对东方小说现代性的追求也依然是我们需要探求的话题。
　　（根据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作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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