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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彼得 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其著作影响了数代追求创新以及最佳管理实践的学者和企业家们。本文通过回顾德鲁克的信仰历程,分析了存在主义对德鲁克思想形成的重要性。
关键词:存在主义;德鲁克管理
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存在主义最著名的哲学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为萨特所提出,人的本质是人自己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创造的,不是给定的。也就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同时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其1954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是当代管理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目标管理的最大优点是它使得一位经理人能控制自己的成就。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它意味着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目标管理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它使得我们能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由别人统治的管理。通过对比发现,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有着较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其主要着力于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并宣称经理人或管理者是管理学的根本。
回顾德鲁克的信仰历程可以了解到,德鲁克一生受到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影响非常大,在阅读了《恐惧与战兢》后“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说到。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后来,德鲁克回忆道:“除了论述克尔凯•郭尔的那4 篇论文之外,我所有的著述都是在关心这个世界。”德鲁克在这篇论文中指出, 克尔凯•郭尔的同时代人实际受他的影响并不大,但克尔凯•郭尔对20 世纪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在德鲁克看来,20 世纪初期的流行答案强调了社会存在,而忽视了个体存在。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只能存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所产生的,并最终逼人至近乎疯狂的紧张之中。德鲁克尝试的答案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需要借助于组织这个器官和管理来协调,以减轻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从而抑制社会动荡的产生根源。 从《论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是德鲁克惟一一篇哲学论文可以看出, 克尔凯•郭尔对德鲁克的人生观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存在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他迫切的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应运而生。而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 ,人被平均化、整体化 ,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 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进步和人生观来说明和解释,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安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德鲁克认为,人类不一定能够在社会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而应该相信在超越社会的范畴中找到意义。就算从单纯的人本主义来看,道德也应该赋予人类生命以意义,甚至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是一种道德典范。德鲁克曾经追问:“人类生存的唯一结果,难道必定是悲剧与绝望吗?”或许在德鲁克描绘的新社会里,人们——不是在工作中,而是在自己的信念中——找到更有意义的东西。德鲁克(1959) 呼吁,在后现代社会,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这里,德鲁克向我们展现了他强烈的宗教情怀:“必须重申人不单单是一种生物和心理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存在;他是一种造物主所创造的生灵,以造物主为其存在的目的,并且受造物主的支配。”同时德鲁克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与现实存在比什么都重要。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管理实践者的理解,管理学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德鲁克(1982) 说:“我从来不关注未来的事情。我不相信未来。我向窗外看,是要关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过但还没来得及产生后果的事情,还没有被大家感知和认识的事情。”
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对管理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建立了一种本体论解释学,即“存在解释学”。所谓的“存在解释学”认为,传统的管理学方法论忽视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缺乏本体论。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有两种:一是固定物,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二是存人 。其次,通过实践性管理思想把解释学与现象学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种现象学解释学。这种现象学解释学在经验性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对本质进行洞察,即对本质因素以及本质因素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
参考文献:
[1]罗珉,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评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6)
[2]李钧,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
[3]德鲁克,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6
关键词:存在主义;德鲁克管理
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存在主义最著名的哲学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为萨特所提出,人的本质是人自己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创造的,不是给定的。也就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同时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其1954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是当代管理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目标管理的最大优点是它使得一位经理人能控制自己的成就。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它意味着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目标管理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它使得我们能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由别人统治的管理。通过对比发现,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有着较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其主要着力于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并宣称经理人或管理者是管理学的根本。
回顾德鲁克的信仰历程可以了解到,德鲁克一生受到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影响非常大,在阅读了《恐惧与战兢》后“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说到。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后来,德鲁克回忆道:“除了论述克尔凯•郭尔的那4 篇论文之外,我所有的著述都是在关心这个世界。”德鲁克在这篇论文中指出, 克尔凯•郭尔的同时代人实际受他的影响并不大,但克尔凯•郭尔对20 世纪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在德鲁克看来,20 世纪初期的流行答案强调了社会存在,而忽视了个体存在。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只能存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所产生的,并最终逼人至近乎疯狂的紧张之中。德鲁克尝试的答案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需要借助于组织这个器官和管理来协调,以减轻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从而抑制社会动荡的产生根源。 从《论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是德鲁克惟一一篇哲学论文可以看出, 克尔凯•郭尔对德鲁克的人生观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存在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他迫切的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应运而生。而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 ,人被平均化、整体化 ,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 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进步和人生观来说明和解释,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安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德鲁克认为,人类不一定能够在社会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而应该相信在超越社会的范畴中找到意义。就算从单纯的人本主义来看,道德也应该赋予人类生命以意义,甚至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是一种道德典范。德鲁克曾经追问:“人类生存的唯一结果,难道必定是悲剧与绝望吗?”或许在德鲁克描绘的新社会里,人们——不是在工作中,而是在自己的信念中——找到更有意义的东西。德鲁克(1959) 呼吁,在后现代社会,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这里,德鲁克向我们展现了他强烈的宗教情怀:“必须重申人不单单是一种生物和心理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存在;他是一种造物主所创造的生灵,以造物主为其存在的目的,并且受造物主的支配。”同时德鲁克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与现实存在比什么都重要。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管理实践者的理解,管理学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德鲁克(1982) 说:“我从来不关注未来的事情。我不相信未来。我向窗外看,是要关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过但还没来得及产生后果的事情,还没有被大家感知和认识的事情。”
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对管理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建立了一种本体论解释学,即“存在解释学”。所谓的“存在解释学”认为,传统的管理学方法论忽视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缺乏本体论。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有两种:一是固定物,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二是存人 。其次,通过实践性管理思想把解释学与现象学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种现象学解释学。这种现象学解释学在经验性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对本质进行洞察,即对本质因素以及本质因素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
参考文献:
[1]罗珉,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评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6)
[2]李钧,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
[3]德鲁克,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