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20世纪50-70年代的爱情叙事文本中，爱情多表现为彰显政治倾向的工具。而在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倾向下，爱情叙事文本呈现出对人的内在世界的关注与探寻趋势。王安忆的“三恋”系列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将着力点由历史反思、社会问题转向对内在的追寻，由宏大叙事转向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视点的私人化写作。加之女性性别表述的重感性、重本我的特点，“三恋”成为探求人性复归的试验之一。
关键词：爱情叙事 性别表述 人性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股激流，王安忆的“三恋”系列从更为纯粹的本我角度参与对于身体欲望探索的新启蒙时代。虽然张贤亮等人通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文本引发了民众对于性文学禁区的关注，但也是携带政治创伤的集体叙事。而王安忆的“三恋”在虚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自然人性探寻，无疑是对个体生命体验更为强烈的关照，当然，这种关照是站在女性立场，带有女性色彩的。
一 围绕“人”展开的叙事图景
“三恋”对于婚姻、爱情尤其是身体欲望的探寻，较大程度摆脱了“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中的社会性、政治性，而返归于对人的本能的研究。
《小城之恋》预设中的男女自绝且被斥于客观现实世界，共存于一个孤立状态的空间，成为社会半绝缘体。空间的隔绝性带来精神领域的封闭性。然而，在缺乏男女关系的社会性、道德性认知状态下，蒙昧个体身体欲望的爆发验证了本我的自在可能性，即社会情境分裂状态下，人的动物性本能仍出于自然运行规则而存在。社会性的缺席，强调了本我的在场。
独立环境在对“情欲管制、性别中立”背景淡化之后，在给予这种与社会公序良俗相悖的相处模式以存在合理性的同时，也令社会审判一并缺席。这对男女的命运走向并未受到社会性评价的过多干扰，反而是自我审判、自我定罪，并进行自我救赎。性压抑与性蒙昧使人走向非毁，原始冲动未能转为向上的生命力，反成为自我定罪的依凭。
《锦绣谷之恋》的实验性更为浓重，王安忆希望呈现的是一场爱情独角戏，个体色彩也更为浓厚。因而，同《荒山之恋》《小城之恋》相较，在除必要的时间交代外，文本对社会背景的标注进行了更为淡化的处理。与社会情境的分裂则主要分为两方面表述：一是庐山标志的地理空间的孤立，二是在对自我与爱情的再追寻、再塑造过程中，试图与社会进行心灵情感领域的切割。前者是物质性的，而后者是精神性的。在“山上的生活”是桃源境，假托“无论魏晋，不知有汉”，基本跳脱出山下生活即现实社会生活情境中的责任与公序良俗，而参照女主人公的预设剧本上演。
相较于《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与社会情境的较高程度的分裂，《荒山之恋》则呈现出社会情境的分裂与融合并峙的图景，主要表現在偶然与巧合成为文本爱情叙事的关键性因素。《荒山之恋》中辗转多处的“他”与金谷巷女孩在工作调动后恰在一处。巧合情境下的相识成为联结男女关系的逻辑前提。
偶然与巧合是具有社会性的，主要体现在影响因素与影响对象上。巧合是基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沾染了人伦色彩。同时，这一存在赋予了跨越空间距离的条件，使双方在人际交流尤其是男女交流途径相对匮乏的年代有了存在交集的可能性。对于文本中的社会性渲染，除了是王安忆对自己创作中一贯强调的“合乎生活逻辑”原则的遵循，也应注意到在两个“影响”的选取上，作者没有选择恢弘的社会大背景，而是倾向于日常的、细微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事件。如金谷巷女孩的工作调动在丈夫婚后的保护欲、占有欲下完成，而“他”则是在妻子的劝勉、对个人前途的考量下完成，是围绕“人”自身展开的。
偶然与巧合的存在也是具有超社会性的。不为人窥见后续的偶然因素使一对本无交集的男女在无预知的情境下相聚。而自诩为理性主体的人在命运的不可理喻性面前，也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牵引与控制。这已不单是对于社会的阐述，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对于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探寻。因此，文本在社会性、时代性叙事之外，也另辟了一重形而上的隐喻的叙事空间。当然，这种形而上的探讨究其本质仍是对人的在世际遇的探讨，最终还是复归于“人学”的。
“三恋”中存在的人物与社会情境的分裂与融合，其实质是人的社会性与爱情、欲念的私人性并存的结果。虽然其中涉及了社会思想等问题，但作为发生背景而非作品第一主题出现的。这是对于20世纪60-70年代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相糅，尤其是以爱情主题行社会批判的爱情叙事模式的突围。王安忆等新时期女性文学作家以私人化写作，从宏大叙事、社会史诗中抽身，转而挖掘个人生活中的审美意蕴，瞩目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追寻。
二 站在性别立场上的人性审视
在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文本中，女性在获得爱情自由的同时，在男性中心秩序下仍被设置为边缘者与被支配者身份。在王安忆80年代初的“雯雯系列”中仍然存在以理想男性构筑的“男性神话”。然而，在“三恋”系列的人物设置中，女性显露出“男性的第七根肋骨”下隐匿的自我，尤其在心灵成长方面，由相对弱势一方转而成为启蒙者、承载者乃至主导者。
《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孩深谙驭男之道，“时刻掌握着尺度”，戏水而不沾衣。男性亦真亦假的出演被拆解为拙劣的伎俩，“风流才子”的角色则交由女性扮演。在“颠倒的世界”中，女性成为男女关系发展的裁决者。
《小城之恋》中对于男女关系的设置主要基于身体书写。女性体征得到放大式的彰显，同时与男性躯体输于同龄人的萎缩之态相形而较。躯体的早熟使女性轻松完成了对男性的背负与托举，单就生命力量而言，这是对于惯常意义下男强女弱的设定模式的冲击。
除却社交、力量等外部显性条件，女性内心的迅速成长使其进一步先于男性“早熟”，在成为主导者的同时获得救赎者的身份认同。母性的觉醒使女性完成了对原本并行的男性的超越，同时也开始进行对自我及男性的救赎。《小城之恋》中的男性由于在母性觉醒前的主动性退场行为，未能获得母性的救赎。但“她”作为生命孕育的唯一的全程经历者，其孕育过程也即母性的激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赋予“她”彻骨罪感的欲念成就了庄严肃穆的生命力量，对于生命圣洁性的感沐使女性完成自救。 《荒山之恋》中母性的获得出于落难者如母护子的保护欲，而非真正的生命孕育。这也证明母性之于女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潜质的激发与释放。女知青被赋予深情的妻子与理性的母性的双重身份，成为妻性与母性的结合体。卑怯的丈夫视妻子的母性关怀为避难所，在被社会排斥的惶恐中获得了家庭的接纳、妻子的恋慕与母性的支持。最终，在“夫妻”“母子”的双重保护下，重新构建起破碎的自我。落难的男性在自我内心力量怯弱而不可依靠的情境下，与社会再度发生联系并重返秩序，得救的途径正是母性的救赎力量。
相较于《荒山之恋》和《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对于爱情中性别关系设置的意图更为明显。在“一个人的恋爱”中，爱情对象被视作“他者”，而对于他者的具体形象没有预设或勾勒。“她”仅需通过他者的存在为爱情理想与自我的重新定义与再造提供契机，对象的在场意义远远超过形象塑造。因而文本中的爱情对象成为性别标注为男的抽象化概念存在体，而非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男性。男性跌落为背景式人物是王安忆趋向女性文化视域的表现之一。
“三恋”打破了传统爱情叙事文本中的“大男子+小女子”的人物组合，尝试让女性也逐步走向秩序中心。但“三恋”系列并不意味着女性中心与男性无望。女性在面临小男人与背景式男性时仍会面临“革命第二天”的困境，这也契合了《锦绣谷之恋》中女性对于自我追寻的迷茫局面。王安忆的创作重心不在于女性绝对话语权的争夺，而是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丰富。女权主义者宣言的可能性被否认的情境下，“三恋”对于女性作家视角下爱情的人性自由的阐述也更为清晰。
三 源于内部的对抗性
在“三恋”的整体架构中，男性与女性处于一种对抗性关系。而在具体情节方面，出现了男女之间的带有侮辱性的咒骂。《荒山之恋》中爱情被设定为一场战争，金谷巷女孩与丈夫在最初的关系中带有较量意味，一进一退，互为攻守，骂战则成为冲突的全面爆发点。同时《小城之恋》中也出现男女相骂的情节桥段，并同样带有侮辱性色彩。
以侮辱性语言形成的对抗，其本身是人的攻击本能的释放。依弗洛伊德所说，人的死亡本能分为外向与内向。 冲动指向内向时，金谷巷女孩和丈夫为取得所谓的胜利压抑自己对于对方的好感，剧院的男女则压抑身体欲望。相骂将这一冲动由内向转为外向，成为累积的欲望的一次整体发泄。尤其在《小城之恋》中未开蒙的女性并不了解粗话的真实内涵，这是基于人物特点考量的结果，同时也使侮辱性话语成为一种情绪发泄方式，契合了书写人性欲望的创作重心。
同时，从作品情节矛盾设置的角度看，对抗性关系将男女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设置为人的自我与欲望产生的冲突，相较于社会性矛盾而言是人的内部矛盾。反观在“十七年文学”“寻根文学”以及“伤痕文学”中爱情叙事文本中常将文本的对抗性矛盾设置为跨阶级、跨种族、跨国别的爱恋。这种情结模式以对障碍的跨越彰显无边界的伟大爱情。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障碍”是由社会性认知的划分产生的，即这种矛盾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的容忍度及认知的转变是消解这一对抗性的唯一根本途径，情感本身的作用反而受到排擠。另一方面，男性与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设定为冲破阻碍的同道中人，源于男女关系内部矛盾，即更为纯粹的人性矛盾是被削弱的。相较于这种源于社会问题的矛盾，“三恋”中的情节矛盾设置带有更为鲜明的内部化色彩，更为贴近人性本身，使“三恋”成为更为纯粹的“人恋”。
王安忆以女性身份进行的性别叙事，其革命性不仅在于拓展了身体欲望描写的女性视角，更在于引导一批女性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开展的以面向自我为突破的“私人化写作”。社会性因素卸下作品主题与批判对象的角色，成为单纯的背景，而象征个体生命体验的人性正逐步走向文学舞台的中心。基于女性视点的叙述虽然挑战了男性中心话语秩序，但有别于对于女性身份意识和男女二元对立的强调。这场在性别场进行的试验，初衷是自我与人性的复归。
参考文献：
[1]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我的文学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王安忆、陈思和：《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 1988年第 3 期。
[4]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5] 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讲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斐然，安徽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关键词：爱情叙事 性别表述 人性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股激流，王安忆的“三恋”系列从更为纯粹的本我角度参与对于身体欲望探索的新启蒙时代。虽然张贤亮等人通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文本引发了民众对于性文学禁区的关注，但也是携带政治创伤的集体叙事。而王安忆的“三恋”在虚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自然人性探寻，无疑是对个体生命体验更为强烈的关照，当然，这种关照是站在女性立场，带有女性色彩的。
一 围绕“人”展开的叙事图景
“三恋”对于婚姻、爱情尤其是身体欲望的探寻，较大程度摆脱了“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中的社会性、政治性，而返归于对人的本能的研究。
《小城之恋》预设中的男女自绝且被斥于客观现实世界，共存于一个孤立状态的空间，成为社会半绝缘体。空间的隔绝性带来精神领域的封闭性。然而，在缺乏男女关系的社会性、道德性认知状态下，蒙昧个体身体欲望的爆发验证了本我的自在可能性，即社会情境分裂状态下，人的动物性本能仍出于自然运行规则而存在。社会性的缺席，强调了本我的在场。
独立环境在对“情欲管制、性别中立”背景淡化之后，在给予这种与社会公序良俗相悖的相处模式以存在合理性的同时，也令社会审判一并缺席。这对男女的命运走向并未受到社会性评价的过多干扰，反而是自我审判、自我定罪，并进行自我救赎。性压抑与性蒙昧使人走向非毁，原始冲动未能转为向上的生命力，反成为自我定罪的依凭。
《锦绣谷之恋》的实验性更为浓重，王安忆希望呈现的是一场爱情独角戏，个体色彩也更为浓厚。因而，同《荒山之恋》《小城之恋》相较，在除必要的时间交代外，文本对社会背景的标注进行了更为淡化的处理。与社会情境的分裂则主要分为两方面表述：一是庐山标志的地理空间的孤立，二是在对自我与爱情的再追寻、再塑造过程中，试图与社会进行心灵情感领域的切割。前者是物质性的，而后者是精神性的。在“山上的生活”是桃源境，假托“无论魏晋，不知有汉”，基本跳脱出山下生活即现实社会生活情境中的责任与公序良俗，而参照女主人公的预设剧本上演。
相较于《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与社会情境的较高程度的分裂，《荒山之恋》则呈现出社会情境的分裂与融合并峙的图景，主要表現在偶然与巧合成为文本爱情叙事的关键性因素。《荒山之恋》中辗转多处的“他”与金谷巷女孩在工作调动后恰在一处。巧合情境下的相识成为联结男女关系的逻辑前提。
偶然与巧合是具有社会性的，主要体现在影响因素与影响对象上。巧合是基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沾染了人伦色彩。同时，这一存在赋予了跨越空间距离的条件，使双方在人际交流尤其是男女交流途径相对匮乏的年代有了存在交集的可能性。对于文本中的社会性渲染，除了是王安忆对自己创作中一贯强调的“合乎生活逻辑”原则的遵循，也应注意到在两个“影响”的选取上，作者没有选择恢弘的社会大背景，而是倾向于日常的、细微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事件。如金谷巷女孩的工作调动在丈夫婚后的保护欲、占有欲下完成，而“他”则是在妻子的劝勉、对个人前途的考量下完成，是围绕“人”自身展开的。
偶然与巧合的存在也是具有超社会性的。不为人窥见后续的偶然因素使一对本无交集的男女在无预知的情境下相聚。而自诩为理性主体的人在命运的不可理喻性面前，也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牵引与控制。这已不单是对于社会的阐述，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对于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探寻。因此，文本在社会性、时代性叙事之外，也另辟了一重形而上的隐喻的叙事空间。当然，这种形而上的探讨究其本质仍是对人的在世际遇的探讨，最终还是复归于“人学”的。
“三恋”中存在的人物与社会情境的分裂与融合，其实质是人的社会性与爱情、欲念的私人性并存的结果。虽然其中涉及了社会思想等问题，但作为发生背景而非作品第一主题出现的。这是对于20世纪60-70年代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相糅，尤其是以爱情主题行社会批判的爱情叙事模式的突围。王安忆等新时期女性文学作家以私人化写作，从宏大叙事、社会史诗中抽身，转而挖掘个人生活中的审美意蕴，瞩目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追寻。
二 站在性别立场上的人性审视
在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文本中，女性在获得爱情自由的同时，在男性中心秩序下仍被设置为边缘者与被支配者身份。在王安忆80年代初的“雯雯系列”中仍然存在以理想男性构筑的“男性神话”。然而，在“三恋”系列的人物设置中，女性显露出“男性的第七根肋骨”下隐匿的自我，尤其在心灵成长方面，由相对弱势一方转而成为启蒙者、承载者乃至主导者。
《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孩深谙驭男之道，“时刻掌握着尺度”，戏水而不沾衣。男性亦真亦假的出演被拆解为拙劣的伎俩，“风流才子”的角色则交由女性扮演。在“颠倒的世界”中，女性成为男女关系发展的裁决者。
《小城之恋》中对于男女关系的设置主要基于身体书写。女性体征得到放大式的彰显，同时与男性躯体输于同龄人的萎缩之态相形而较。躯体的早熟使女性轻松完成了对男性的背负与托举，单就生命力量而言，这是对于惯常意义下男强女弱的设定模式的冲击。
除却社交、力量等外部显性条件，女性内心的迅速成长使其进一步先于男性“早熟”，在成为主导者的同时获得救赎者的身份认同。母性的觉醒使女性完成了对原本并行的男性的超越，同时也开始进行对自我及男性的救赎。《小城之恋》中的男性由于在母性觉醒前的主动性退场行为，未能获得母性的救赎。但“她”作为生命孕育的唯一的全程经历者，其孕育过程也即母性的激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赋予“她”彻骨罪感的欲念成就了庄严肃穆的生命力量，对于生命圣洁性的感沐使女性完成自救。 《荒山之恋》中母性的获得出于落难者如母护子的保护欲，而非真正的生命孕育。这也证明母性之于女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潜质的激发与释放。女知青被赋予深情的妻子与理性的母性的双重身份，成为妻性与母性的结合体。卑怯的丈夫视妻子的母性关怀为避难所，在被社会排斥的惶恐中获得了家庭的接纳、妻子的恋慕与母性的支持。最终，在“夫妻”“母子”的双重保护下，重新构建起破碎的自我。落难的男性在自我内心力量怯弱而不可依靠的情境下，与社会再度发生联系并重返秩序，得救的途径正是母性的救赎力量。
相较于《荒山之恋》和《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对于爱情中性别关系设置的意图更为明显。在“一个人的恋爱”中，爱情对象被视作“他者”，而对于他者的具体形象没有预设或勾勒。“她”仅需通过他者的存在为爱情理想与自我的重新定义与再造提供契机，对象的在场意义远远超过形象塑造。因而文本中的爱情对象成为性别标注为男的抽象化概念存在体，而非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男性。男性跌落为背景式人物是王安忆趋向女性文化视域的表现之一。
“三恋”打破了传统爱情叙事文本中的“大男子+小女子”的人物组合，尝试让女性也逐步走向秩序中心。但“三恋”系列并不意味着女性中心与男性无望。女性在面临小男人与背景式男性时仍会面临“革命第二天”的困境，这也契合了《锦绣谷之恋》中女性对于自我追寻的迷茫局面。王安忆的创作重心不在于女性绝对话语权的争夺，而是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丰富。女权主义者宣言的可能性被否认的情境下，“三恋”对于女性作家视角下爱情的人性自由的阐述也更为清晰。
三 源于内部的对抗性
在“三恋”的整体架构中，男性与女性处于一种对抗性关系。而在具体情节方面，出现了男女之间的带有侮辱性的咒骂。《荒山之恋》中爱情被设定为一场战争，金谷巷女孩与丈夫在最初的关系中带有较量意味，一进一退，互为攻守，骂战则成为冲突的全面爆发点。同时《小城之恋》中也出现男女相骂的情节桥段，并同样带有侮辱性色彩。
以侮辱性语言形成的对抗，其本身是人的攻击本能的释放。依弗洛伊德所说，人的死亡本能分为外向与内向。 冲动指向内向时，金谷巷女孩和丈夫为取得所谓的胜利压抑自己对于对方的好感，剧院的男女则压抑身体欲望。相骂将这一冲动由内向转为外向，成为累积的欲望的一次整体发泄。尤其在《小城之恋》中未开蒙的女性并不了解粗话的真实内涵，这是基于人物特点考量的结果，同时也使侮辱性话语成为一种情绪发泄方式，契合了书写人性欲望的创作重心。
同时，从作品情节矛盾设置的角度看，对抗性关系将男女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设置为人的自我与欲望产生的冲突，相较于社会性矛盾而言是人的内部矛盾。反观在“十七年文学”“寻根文学”以及“伤痕文学”中爱情叙事文本中常将文本的对抗性矛盾设置为跨阶级、跨种族、跨国别的爱恋。这种情结模式以对障碍的跨越彰显无边界的伟大爱情。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障碍”是由社会性认知的划分产生的，即这种矛盾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的容忍度及认知的转变是消解这一对抗性的唯一根本途径，情感本身的作用反而受到排擠。另一方面，男性与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设定为冲破阻碍的同道中人，源于男女关系内部矛盾，即更为纯粹的人性矛盾是被削弱的。相较于这种源于社会问题的矛盾，“三恋”中的情节矛盾设置带有更为鲜明的内部化色彩，更为贴近人性本身，使“三恋”成为更为纯粹的“人恋”。
王安忆以女性身份进行的性别叙事，其革命性不仅在于拓展了身体欲望描写的女性视角，更在于引导一批女性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开展的以面向自我为突破的“私人化写作”。社会性因素卸下作品主题与批判对象的角色，成为单纯的背景，而象征个体生命体验的人性正逐步走向文学舞台的中心。基于女性视点的叙述虽然挑战了男性中心话语秩序，但有别于对于女性身份意识和男女二元对立的强调。这场在性别场进行的试验，初衷是自我与人性的复归。
参考文献：
[1]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我的文学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王安忆、陈思和：《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 1988年第 3 期。
[4]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5] 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讲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斐然，安徽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