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乱状态中儒家的退场
　　儒家与传统中国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很多学者直接将传统中国定名为“儒教中国”。当然，实际运行的中国政治制度要复杂得多，而如何定位儒家和法家的制度设计对传统中国制度模式产生的影响，在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论。一些学者喜用“阳儒阴法”来解释实际的政治运行。这样的解释言之有据，自战国末期封建崩溃到秦代郡县制的建立，法家的政治哲学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后来汉承秦制，于是，法家的制度设置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
　　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被许多人理解为是儒家对法家的胜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固然如此。但这并不能说是制度的根本反转，而是体现为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儒家不断地制约法家的独断政治。学者秋风将之概括为儒家用宪政精神来改善政治结构的过程。笔者曾经用“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的双向互动来概括这个过程。意思是说，一方面，因为得到权力系统的支持，儒家通过经学、孔庙和逐渐完善的科举制度等方式，逐渐形成一套制度体系来作为其独尊地位的保障。另一方面，儒家凭借其价值上的独尊地位，不断改造已有的制度体系，比如礼法制度等等。
　　然而，自1840年以后，传统制度的自信心开始瓦解。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军事的失败及由此导致的赔款和国内动荡的政局，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溃败。中国开始进入自我怀疑的迷乱状态中。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所进行的改革，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进行解构，最先消失的是承担着制度化儒家枢纽功能的科举制度。我至今认为这一枢纽制度的消失，对于儒家的打击是致命的，直接后果是儒家的经典失去了传承体系，间接导致了作为地方社会秩序维护者的绅士群体的消失。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很快陷入困境并转变为军阀政治。
　　在这样的局面下，对中国新制度走向的思考从两个方向展开，比如，康有为认为，民国初年的政治失败完全是因为所采用的政治制度设计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而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群体，则认为政治失败的根源在于儒家。自此，儒家在失去了科举制度这样的制度保障之后，其价值合理性也遭遇了空前的否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唤或许存在一定合理之处，但是，这个运动是以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方式来宣称对科学的“崇拜”，同时，又缺乏对“民主”制度本身复杂性的深刻了解，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新文化运动借助报纸等新式传播方式，对儒家传统进行污蔑式的批判，陈独秀等人将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儒家，认为儒家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罪魁，而忽视了传统中国的儒家和法家在交互构建制度过程中的复杂性。更有甚者，连儒家提倡的孝道等家族伦理也遭受了激烈的批评。在“打倒孔家店”这般“庶民的狂欢”中，完成了对于经典文化和儒家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
　　价值上的否定必然导致风俗上的改变，在“移风易俗”的口号下，传统中国的礼仪文化和风俗习惯也被否定。因此，中国人或以中山装或西装作为礼服，而跪拜、作揖这些包含有中国人敬天法祖精神的仪式也被全盘否定。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期，这样的否定进一步升级。虽然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对于传统的决裂态度更为激进，许多传统习俗和正常的宗教信仰被冠之以迷信的帽子。当一个批判林彪的政治运动被冠之以“批林批孔”，当孔子被鄙称为“孔老二”的时候，儒家的精神虽依然能够在“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中存在，但长期以来对儒家思想的污名化也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思维定式。今天，很多人甚至从未读过儒家经典著作，就对儒家大加鞑伐，中国人对于儒家精神的疏离已是习焉不察了。
　　儒家归来的可能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似乎很难对于这个转变进行政治和文化上的解释。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必然会遭遇如果“摸不着石头”该如何的疑问。“不争论”并不能掩盖认识上的差异和实践中的分歧。当我们试图用“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定义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时，事实上还需要真正具体化。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也是因为这里面的“独特性”需要更为细致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治结构本身的合理性和持续发展能力都面临新的挑战。
　　虽然，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未来中国的制度建构走向还未可完全预料，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儒家又重新“还魂”了。当人们谈论“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如何理解“中国”。这样的问题起初可能只是为了证明中国与前苏联，或朝鲜、古巴的不同，但进一步却日益成为一种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理由。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定义“中国”，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素可以被称之为中国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或者说儒家的价值便成为人们讨论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比如，有人在理解中国现在的价值系统时，就认为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文化包含儒家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传统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如果不能看到现代中国的多元性，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同时也有人提出，近代以来一直被人坚信的民主制度，不仅有多样性的呈现方式，其本身也并非完善无暇，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和困难，因此，应该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也有如秋风等有自由主义价值背景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儒家传统中所具有的宪政资源，提出应该重新认识儒家的价值。
　　儒家在政治和学术层面获得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层面的儒学复兴。民间性的儒家经典研读活动、官方和民间书院的建立，以及少儿读经和儒家修身营等旨在传播儒家价值、实践儒家价值理念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也蓬勃开展。在乡村甚至在城市社区，传统中国的祠堂和其他礼仪活动屡见不鲜。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兴起一场儒学复兴的运动，而这场运动将对中国未来的价值重构和制度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儒家的价值观念经过100多年的妖魔化和污名化，将在日益恢复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的趋势下，逐渐得到尊重和新的理解。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价值中，忠、孝、节、义等理念始终发挥着实质性作用。比如说孝道，在目前社会养老体系不甚完善，国家福利在大多数地区缺位的状况下，子女赡养老人这样的“自养其亲”的方式，依然是主要的养老方式，甚至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台湾前些年倒扁运动时，所采用的也是“礼仪廉耻”中的“耻”。由此可见，虽然儒学从正式制度层面不断被退出，但是任何政治或法律都无法脱离基本的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因此，我们依然可以在国家和地方的各種制度或法规中看到明显的儒家因素。如何使这些儒家因素名正言顺，这是制度发展的一个课题。当下中国的危机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性困境，在经历一百年亦步亦趋的模仿之后，建构起一种符合中国人实际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制度体系，应该成为“大国的使命”。
　　要完成这个使命，首先必须突破固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认同，重新将儒家价值作为国民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教育、官员选拔等环节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在具体的制度设置中，儒家理念也大有可为。从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下列几个方面或是最现实的入手处：首先是信仰和礼仪系统。现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一个重要的根源是价值和信仰危机，在儒家价值被否定之后，我们始终不能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价值系统来作为价值基础。就目前的情况看，即使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否认儒家在个人道德和信仰层面的作用。因此，儒家的价值如果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已然变革的社会现实，一定可以成为一种适应现代生活的价值基础。
　　儒家自其形成之时，就一直以礼仪生活作为其核心内容。而经过长期的非礼仪化状态，无论是国家性活动，还是民间生活中的婚丧嫁娶，中国人的礼仪系统严重丧失，发展出两种极端状况，即礼仪混杂或鄙视礼仪。所谓礼仪混杂，就是一个活动有多重来源不明的礼仪活动并存；而鄙视礼仪则表现为对一切正常礼仪活动的拒斥。例如，秋风带领儒家修身营的成员跪拜孔子，却在网络上遭受攻击。礼仪活动是培养价值认同、树立个人尊严的重要步骤，而儒家又擅于进行丰富的礼仪设计，如果能加以继承和改造，那将成为中国人恢复礼仪生活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民间社会秩序。传统中国具有乡村自治的特征，这主要依赖于宗族制度和绅士群体的作用。这样的特征在现代已不复存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会呈现出恶质化和空心化的特点。而如果能适当利用祠堂为纽带的家族力量，作为行政系统的必要补充，也将会成为有助于生产互助和行政监督的重要手段。
　　最后，我们还可以期待儒家的政治理念对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甚至世界秩序的建立贡献力量。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政治之间，可以找到一种“重叠共识”；如何发挥精英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尤其对党派政治无法真正展开的当下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作为一个力图要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中国，儒家提倡一种多元共存、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共同体的天下观念，也将会对改造以联合国为主体的现有国家间关系架构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