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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奔腾过湘江
12月1日1时半，军委主席朱德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要求野战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尾追之敌，保证红军后续部队通过湘江；要求一军团全部在原地消灭由珠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将由公路向西前进诸道路掌握在红军手中；要求三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向南驱逐光华铺敌军，并占领塘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大部留河东岸占领石玉村，掩护八、九军团及六师被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以一营兵力留界首掩护，同时派出部队去全州麻子渡与五军团取得联络，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不惜一切代价，将邓家塘至洛江圩之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
是日战斗胜负关系全局，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全州、兴安的湘江西岸还在恶战，界首东北方向的凤凰嘴渡和麻市，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红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正与追敌浴血奋战，拼死阻击敌军进犯渡口。界首左翼，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在光华铺、塘家市的湘江两岸防线上，正与敌人展开拉锯战，拼死坚守阻击阵地；界首右翼，林彪、聂荣臻指挥一军团节节抵抗南下湘军。
整日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的飞机、排炮、机枪，直向红军前沿阵地猛轰、猛击、猛射，打得枝叶、黄泥、砂石混杂横飞，铺天盖地，红军将士血染山头。敌人以其装备数量优势，加强兵力、加强火力，向红军阵地分批进攻，轮番冲击。第一批被打退了，紧接着第二、第三批又猛扑上来。
面对如蚁如蜂如潮水般涌来的敌群，红军战士毫无惧色，同进攻的敌人进行厮杀。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没了，就展开肉搏战。战士倒了，指挥员就补上，师、团干部都上前线同敌人拼杀，营连干部牺牲负伤过半。据守光华铺地域的红三军团在阵地被桂军突破之后，依然以连、以排、以班为作战单位，顽强坚持，死死缠住敌军，迟滞敌军向界首渡江推进。
界首的战斗更加激烈。桂敌从陆地、空中发起进攻，湘江渡口两边有阻敌，东面有追兵。东西两岸枪声愈来愈密，愈来愈近，江面的浮桥、木船早已被敌机炸得荡然无存。
为了减少掩护部队的伤亡，红军后续部队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争分夺秒，丢掉一切可以丢掉的东西，轻装前进，以日驱四五十公里的速度，急奔湘江。他们一到江边，就直往水里冲。没有桥，没有船，就解下绑腿，把各人的绑腿紧紧地接连起来，一个挨一个地拽着绑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水深及腰、寒冷刺骨的湘江中徒涉。
还在东岸抗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和十七团冒着敌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拼命泅渡湘江，争取追上军团部。红军渡江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随着浓浓的血涡、血浪漂流而去……
全州方向，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更是吃紧。湘敌4个师借助飞机的狂轰滥炸，更加嚣张地向红一军团的两个师进攻。在10多公里的山地战场上，在土岭松林间，红军和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红军用手榴弹和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阵地丢失了复夺回来，再丢失再拼夺回来，反复较量多次，打得悲壮顽强。但是，经过3天3夜的连续战斗，红军伤亡逐日增多，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红一师主力阵地的接合部被突破了，设在山坡上的军团团部也被敌人偷袭。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一天，一军团团部也遭到了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
红八军团是在中央红军准备突围长征前组建的主力兵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唐俊、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央代表刘少奇，辖有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长征以来红八团一直协同红一、三军团担负全军左翼掩护任务。11月26日曾奉命从湖南永明南下执行威胁桂东恭城、贺县、富川的任务。途中又奉命返回，昼夜兼程返抵道县附近。
28日，军委电令红八军团从道县向广西灌阳县水车圩前进，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由于敌周浑元部跟踪追击，又曾绕道返回道县，直至30日凌晨才赶到水车圩。此时，红三军团第六师已前进湘江，碰上殿后接应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共同阻击敌军。天亮后，红八军团尾随红九军团从左翼向湘江疾进。红三十四师则赶到灌阳新圩接防红六师第十八团继续殿后。
红八军团在随红九军团穿过新圩与文市间的地域时，又遭到从灌阳县城方向扑来的桂军的阻击。军情危急，军团部命令前卫团坚决击退桂敌，掩护全军团突围。
这天，全军将士忍着极度饥饿和疲劳，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奋力冲破敌军重围。当红八军团主力经过石塘赶到湘江东岸麻市村庄时，发现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第九军团部队正在凤凰嘴渡口抢渡。红八军团为了保证兄弟部队渡江，主动担负起后卫掩护任务，布置好警戒并赶紧煮饭。没有菜、没有盐也没有碗，指战员们用帽子装饭吃。饭还没吃完，追敌又从旁边插过来了，敌机也前来轰炸扫射。全军团将士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抵抗，数百余名指战员在激战中牺牲。
前面的部队均已抢渡过湘江，红八军团完成掩护任务，边打边撤，向凤凰嘴渡口冲去。此时，敌军已封锁凤凰嘴渡口，红八军团与追敌激烈拼杀，部队损失很大。12月2日整理队伍，红二十一师几乎全部损失，红二十三师也严重减员，全军团仅存1000多人，元气大伤。
红九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也打得艰苦顽强，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全军前进。罗炳辉军团长和蔡树藩政委命令全军团将士：“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先头部队渡过湘江。”11月2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在永明东南阻击湘桂追敌。军团部奉命即调红九团和红七团在牯牛岭、青塘一线与追敌展开激战，阻挡了敌军的前进，掩护了全军的右翼安全。
12月1日拂晓，红九军团奉命撤退，向全县方向湘江疾进。下午4时，抵达石塘圩。当时形势异常险恶：敌中央军、湘军、桂军已从各个方向合围过来，红九军团有被敌军截击消灭的危险。从石塘圩到湘江边有40余公里。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当晚11时以前抢渡湘江，由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在西岸接应掩护。军委电令还要求红九军团渡江后即以主力占领西岸有利地形，接应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过江。
军团部果断命令各部分成10余路纵队向湘江渡口跑步式前进。时间就是胜利，红九军团在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的掩护下，终于赶在敌军的前面，按照军委电令限定的时间徒涉过江。前卫红七团和红九团迅速占领湘江西岸沿江土坡高地，接应军团主力和红八军团抢渡过江。
红九军团突破湘江后，湘桂敌军又包围过来，军情仍然危急。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于2日拂晓前赶到茶寨，路程40余公里。全军团将士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战胜饥饿和疲劳，突 破桂黄公路，挺进越城岭山区。
12月1日这一天，打得最苦最惨的是担任全军掩护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军团率第十三师远在灌阳文市、新圩地域与追敌进行激战。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李雪山等指挥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争取一切机会抢渡湘江。
陈伯钧后来回忆道：“过湘江的时候很危险，几个军团的队伍都搞乱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没有赶上，中间的赶上了又走不动了，后面的敌人又打来了。五军团十三师在没有到湘江的时候，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就被敌人切断了。后来文市的敌人又追上来了，我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来，但是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丢掉了。我们转移的时候，军团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派了一个科长来找我们，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那时渡过多少就是多少，过不去就丢掉了。过了湘江以后，传来一个命令：各军团自己收容部队，不管哪个部队的，都收容起来编在自己的军团里。当时就搞得那么紧张、狼狈。这也就是教条主义者军事上指挥错误、路线错误的总暴露。”
红十三师政委李雪山回忆部队撤退的危急情形时说：“11月30日我师完成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后，接到撤退命令，距离湘江还有90多公里路程，天空有敌机的轰炸，地下有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迂回包围，处境非常艰苦。和敌人打了大半天，太阳西斜了，十三师才开始撤退，向着湘江前进。走了二三十公里，已经是夜晚9点钟才刚要宿营做饭(一天都没有吃饭)，前面又传来：‘敌人正向湘江我军渡口进攻!’这时十三师离湘江还有45公里。十三师紧急向着湘江前进，一口气跑了45公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江边。部队在凤凰嘴渡口抢渡湘江后，又走了10多公里，还没有吃到饭，北面湘军已经追来封锁了湘江西岸渡口。”
12月1日晚上，被敌军重重围困在湘江东岸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还在与敌军拼杀着，悲壮惨烈、惊天撼地。
红三十四师是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于1933年春创建的地方主力部队，主要是由闽西人民子弟兵组建和改编而成的。当时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兼任师长，辖3个团，其中第一○一团由原独立第八师师长陈树湘改任团长。1934年，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江西后，中央军委将红三十四师整编人董振堂为军团长、李卓然为政治委员的红五军团建制。同时，对师、团干部进行了调整，原任第一。一团团长的陈树湘，这时担任该师师长，仍下辖3个团，即一○○团、一○一团、一○二团。团长分别为韩伟、苏达清、吕官卯(他牺牲后由梅林接任)，每个团1600至1700人左右。
红三十四师是10月中旬从江西兴国出发的，一直为红军的后卫。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第三十四师是五军团的后卫，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全军总后卫。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头，处境最险，打得最苦、最惨!
开始长征的半个多月，敌情不很严重，他们前进比较顺利，每天行军二三十公里，10月下旬随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此后行军更加艰难。11月26日，红三十四师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部队刚接替红三军团第四师在该地域阻敌之任务，红五军团就已进抵湘桂交界的蒋家岭。董振堂军团长于是在住地第一次单独召开了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下辖3个团的团级干部会议。
据时任一○○团团长的韩伟同志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中，董军团长告诉大家，朱总司令已命令全军组成4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进到湘桂边境西延山区，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介绍了敌情。
在从蒋家岭军团部返回道县以南部队驻地的路上，陈树湘师长便根据上级指示的情况布置了任务：韩伟率一○○团先行，急进灌阳方向，接替红六师在枫树脚地域阻止桂敌北进任务；陈树湘本人率师部和一○一团居中；程翠林政委带一○二团跟进，在掩护八军团通过泡江、苏江后，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圩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抢渡灌江。
任务明确后，韩伟率部立即出发。当韩伟率一营进至灌阳县猫儿园地域时，桂敌主力从灌阳县城已先通过枫树脚地区，企图切断红三十四师前往文市的通路。30日凌晨，红三十四师在水车圩完成了接应掩护红八军团从雷口关人桂西过湘江的任务。这时，敌周浑元部已由道县进占文市，桂军从灌阳新圩方向截杀过来。红三十四师实行运动防御，跟随并掩护红八军团向湘江前进。由于情报失误，军委仍电令红三十四师还去新圩以北的枫树脚接防红八团阵地。红三十四师刚踏上水车圩灌江便桥，就遭到敌机轰炸，伤亡100多人。主力沿着大塘、立洛、洪水箐顽强地向枫树脚前进。道路曲折难行，还要翻越1100米高的观音山。攀上观音山顶已是上午10时，这时，湘桂敌军已截断红三十四师通往湘江的道路。由此，红三十四师就完全陷入了都庞岭的崇山峻岭之中，仍孤军翻越1000多米的宝界山向湘江挺进。
30日傍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红三十四师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守卫在前沿阵地的一○○团一、二营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12月2日晚上，当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边时，所有的渡口都被敌人占领了，他们被敌人重重包围了。12月3日凌晨，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沿建江北上经安和、凤凰嘴寻找适当地点渡江西进。部队突围至文塘村时，遭桂敌第四十四师伏击，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等数百人牺牲。
渡江彻底无望，向兴安以南前进道路也被切断，和中革军委的电讯联络也中断，形势极为险峻。陈树湘师长、王光道参谋长率领余部1000余人突围东返至茶皮箐。军委在3日凌晨最后电令中指示：“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个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陈树湘、王光道紧急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从敌人合围最薄弱之处突围，返回灌阳，到群众基础好的湘南打游击。在向灌阳周围转移时，沿途遭敌军和民团袭击，部队不足千人了。连日征战，部队无法弄到给养粮食，饥饿、疲劳、伤病严重，全师将士好几天都没有吃到一餐热饭。陈师长、王参谋长带领部队转至新圩附近的罗塘、板桥铺时又遭敌军围攻。
12月4日，部队再次翻过观音山，在地处半山腰的洪水箐村宿营，余部仅有500余人。5日拂晓，又遭桂敌的袭击。陈师长率部展开激战，反复争夺制高点，坚持到天黑。陈树湘又召集干部会议，决定向湘赣边分途突围，指令第一○○团长韩伟带100余人担任后卫，掩护他和王光道 带领300余人向湘南突围。
部队刚过苗源，正准备过先公坝渡灌江时，又遭桂敌围攻。韩伟带着第一○○团百余人奋力阻击，吸引敌军火力，陈师长率部从原路退回转至八工田渡过灌江，沿沧江翻越都庞岭向湘南突围。韩伟率后卫完成掩护任务后，经过拼杀，仅有30余人突出敌围，也转至湘南，但和师长陈树湘失散了。韩伟立即命令战士们分散潜入群众之中。
12月9日，师长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余部转到了湖南道县的空树岩，后经湖南的江永县上木岭一带与保安团遭遇，伤亡较大，保安团也死伤20余人。
12月11日，部队突围转移到江华县抢渡牯子江时，又遭保安团伏击，陈树湘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这时，道县、江华、宁远三县的保安团蜂拥而来，师长陈树湘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撤出早禾田，向癫子山进军。部队走到道县，再遭到国民党民团何汉部袭击。将士们浴血奋战，终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陈树湘因重伤昏迷被俘。
何汉抓到陈树湘后兴奋异常，命令手下抬着陈树湘去请功邀赏。抬着抬着，陈树湘苏醒过来，一看抬着他的是保安团士兵，他乘敌不备，一把撕开腹部的伤口，绞断了自己受伤的肠子，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9岁。凶残的保安团割下陈树湘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小吴门城墙上示众。
陈树湘被俘牺牲后，王光道参谋长率领余部转战湘南道县、永明，抵达牛栏洞，带病召开会议，把余下的100多人整编为一个大队，由一○一团团长苏达清负责指挥。
12月15日，由于敌人追来，王光道因病情加重，就和另外4个伤员隐藏乡村养伤，最后英勇牺牲。余部艰苦转战于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之间，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后来又发展到300余人，还组建了3支游击队配合行动。他们在蓝山大度营活捉了敌县长黄光庭，一直活动到1935年冬季，在敌人反复围攻下失败了。
战功卓著的红三十四师最后全军覆没，全体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感到惋惜、痛心。遵义会议期间，当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三十四师的悲壮结局为例，向毛泽东诉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时，毛泽东不禁长叹一声：“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围出来，实行的是打狗战术，三十四师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打狗队，前有敌人，后有追兵，拿棍打狗，边打边走，打不胜打，当然损失最大。”早在12月1日的界首镇湘江浮桥边上，毛泽东对着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连呼三遍：“要讨论失败原因!”
湘江血战，人桂的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最后终于突破湘江天险，转移挺进越城岭。湘江鏖战，中央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奋战的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最后以极大的代价去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纵队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红军征服越城岭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天险后，向西挺进越城岭(即西延山区)。越城岭与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统称为华南五岭。越城岭由桂东北向西延伸湘西南，长约200余公里、宽达50余公里，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在这纵横数百里的西延山区里，地势险要、气候多变、民族杂居、兵匪作乱，被国民党桂系称为“瘴蛮之地”。刚刚经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英勇前进，仍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征服越城岭。
1934年12月2日，中央军委纵队翻越越城岭的三千界，进抵护卫岭；右翼红一军团进抵越城岭青坪界以东的尧家塘、清水江一带；左翼红三军团在越城岭以南的鲁塘、洛江至华江一带；红九军团在红一军团掩护下进至油榨坪；红八军团前进至胡岭一带警戒全州方向；红五军团殿后由白塘、蕉川至虎山阻敌。当时各部队极度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地域休整两天，整理部队，继续西进。
“左”倾中央领导者仍坚持沿红六军团路线，拟从大埠头(时为全县西延区公所驻地，今资源县域)出湖南城步，相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求得暂时喘息休整，军委电令红一军团阻击全州方向追敌及警戒梅溪口、新宁方向；令红三军团扼阻兴安方向的桂军；令红五军团阻击界首、咸水、白沙铺方向之敌。 此时，敌情还是极为严重，国民党“追剿军总部”根据蒋介石11月17日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紧急调整部署，为阻止红军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原“追剿军”第一、四、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第二、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域开进。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以主力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
对蒋介石这个“剿匪计划大纲”，身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是执行得最坚决的。还在湘江战役进行之前，他即派一个师先期到达湘西南构筑工事、碉堡，妄图迟滞我军的行动，为其主力前往堵截争取时间。根据何键的部署，敌在湘西南一带大肆进行反革命动员，广征民工，构筑四道碉堡线：第一道碉堡线，自新宁县城起，经城步、通道至芷江；第二道碉堡线，自新宁县起，经城步、绥宁至芷江；第三道碉堡线，自新宁县城起，经洪江至黔阳；第四道碉堡线，自新宁县起，经武岗、洪江至黔阳。以上四道碉堡线，共筑有碉堡210座。
当我军渡过湘江在西延地域集结时，何键即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编组，调整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岗方面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对我军进行合击。桂军则以第一追击队在我军左后方追击，第二追击队进驻龙胜。从表面上看，桂军似在紧密配合行动，实则其目的是迫使我军尽快离境，并防止我军在城步受阻回师龙胜、三江，威胁柳州。
正在西延地域集结，准备休整的中央红军，很快获悉了敌情的新变化。12月3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人越城岭山区；12月4日，又决定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的我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使敌人以优势兵力在新宁、城步至武岗一线堵击我军的计划破产。
中央红军要南西延地域西进龙胜，必须翻过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位于主峰猫儿山的左侧，海拔1860多米，横跨兴安、资源两县。从兴安一侧上山15公里到界顶，下山10多公里到资源县的塘洞村。
这里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陡，很多悬崖峭壁，仅依靠几根圆木 架成的栈道通过。这种栈桥没有栏杆，长满青苔，走在上面又滑又晃，使人头晕目眩。除栈桥外，还有很多险道，如百步陡，是在70多度的陡壁上，凿石为阶。上山时，后面人的嘴可以碰到前面人的脚跟；下山时，后面人的脚会踩着前面人的头顶。由于它有108级，所以又名“一百零八步”。由于石阶的另一边就是高达数十丈的悬崖，地势十分险恶。
在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翻越老山界时，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由老山界以北的小地、五排、水打铺进至社水地域。左翼三军团由千家寺以南绕过老山界进至中洞。军委第二纵队紧随第一纵队之后，向老山界进军。作为全军后卫的五、八军团尚在老山界以西的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一带。
此时，桂军第一追击队的第四十三师从司门前方向追来，在民团带路下，于12月5日经山间小道突然偷袭红五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我军仓促应战，边打边往老山界方向撤退。到12月6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分别从不同的路线翻过了老山界山脉，向龙胜县江底、马堤山地前进。
在中央红军全军进人越城岭后，蒋介石屡次严令湘、桂军分路“追剿”，但白崇禧和何键还是各有盘算。桂军主要是调兵防止红军由龙胜进攻桂林、柳州。而湘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却妄图配合黔军、桂军，围歼我军于湘、桂、黔边区。
白崇禧命夏威第一追击队的两个师在我军右后侧尾追外，又命廖磊第二追击队的两个师，以第十九师先进驻龙胜泗水一带，以阻击红军南进龙胜县城，并派第二十四师进驻义宁以确保桂林安全。
至1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已西进至东寨、坳头和黄强地域；右翼红一军团西进至鸡公界、甘蔗水地域和江头司、横水寨地域；左翼红三军团推进至马堤、河口地域。这时，中革军委已了解到湘军主力正向新宁、武岗、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判断湘军主力“拟迫我人黔”，决定我军于9日“继续西进”。这是我军有入黔意图的第一次反映。
12月10日，中革军委纵队到达桂、湘边界之龙坪和广南寨，即将进入湘西南。左翼红三军团和右翼红一、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通道东南及以南和长安堡地域。
此时，湘军第六十三师已到绥宁，第六十二师亦将赶到，有由绥宁以南及向通道截击我军的可能。桂军第二追击队第二十四师已由义宁(现临桂县五通镇)到达龙胜瓢里，并继续沿大路由南而北向平等推进。
为保证我军委纵队安全进入湘西南，左翼红三军团派出一个团急行军到石村河口占领阵地；另一个团赶到独境布防，保卫了中央军委纵队和主力安全通过桂、湘边界的平等地域。
同日23时，军委给各军团发出电令，决定11日“继续西进”，对进军湘西南和准备入黔作了周密部署：命令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和以南的地域，先头侦察部队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人黔道路。
根据军委的部署，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均于12月11日先后经广西北部进入湘西南。12日晨6时，军委对红一、三军团入黔路线作了明确的划分和规定。这一天，后卫部队离开广西，进入湘西南。最后一支收容部队于13日离开广西龙胜。
至此，我军避实击虚，征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克服了粮食供应等各种困难，粉碎了桂军的追击、截击和地方民团的骚扰，胜利地通过了越城岭山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在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的转移过程中，军委及时获悉了桂敌调重兵向我“追剿”的情报。为保证中央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进入马堤地域，军委即派红三军团四师开赴马堤一带布防，牢牢控制江底境内的渡河点及进入马堤的重要通道——马堤河口。
红四师以第十二团为前锋，向泗水一带挺进。12月8日，红十二团与桂敌五十五、五十六两团在泗水一带遭遇，双方展开了对泗水、八滩两个重要地点的激烈争夺，以图控制马堤河口。红十二团曾几得几失，最后被迫退到一个叫水牛塘的山头上。下午，敌人用飞机轰炸红十二团阵地，桂敌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从侧迂回包围该团水牛塘阵地，红十二团只好放弃水牛塘阵地，顺山脊向马堤(令龙胜马堤乡府所在地)方向撤退，在马堤1公里外的鸟坳与红四师主力会合，阻击尾追之敌。
鸟坳是进入马堤的门户，这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由兴安进入马堤惟一的一条小路从坳下通过，两侧高山耸峙，一条小河从山下流过。谁控制了鸟坳，谁就扼住了进入马堤的“咽喉”。
12月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鸟坳阻击桂军的进攻。桂敌十九师以3个团的兵力从正面强攻鸟坳，但这里是一个喇叭形的山口，正面兵力多了散不开，火力难发挥；而两侧是陡峭大山，又难迂回包同。敌人的兵力、武器虽占优势，但他们有劲使不上。红三军团后卫团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踞险英勇打退桂敌多次冲锋。激战至天黑时分，死伤惨重的敌人再也不敢硬攻了，双方都在夜幕下进行新的战斗部署。
9日上午8时左右，桂军以优势兵力增援强攻鸟坳。战斗从早上8时打到下午4时，红军阻击阵地岿然不动，中央纵队和红三、九军团，后卫红五军团也先后渡过浔江，过了马堤。直到鸟坳失去了坚守意义时，我红四师除留一个排埋伏阻敌外，主力早已退至马堤后面牛头岭下的万人界。
万人界是一个只有三四百米高的小山，但地势非常险要，它处在牛头岭脚下，是通牛头岭的必经之地。红军又布置一个排埋伏在这里，阻击追敌。当敌人“火攻”扑空后，立即穷追到万人界下，未等他们喘过气来，我阻击排的子弹、手榴弹便给敌迎头痛击。桂敌无法突破万人界，只好退回马堤。
马堤河口阻击战是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后一次最大的阻击战，有效地牵制和阻滞了敌人的前进，从而赢得了时间，保证了中央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从马堤、芙蓉等地进人平等、龙坪、广南等侗族聚居地域。
在中央纵队从江底经马堤向龙坪、广南进发时，我军原进入湖南城步的红一军团和红八军团一部则由城步的茶园、五团等地折回龙胜，准备翻过海拔1600多米的劳山，下到平等境内的龙坪、广南等地，与中央纵队会合。
在红军向平等进军途中，龙胜县民团司令吴通翰、平等民团中队长鲍均、平等乡长石琮、与桂林区民团联队队长唐康宁等，率领民团1000多人，在劳山上的险要处构筑工事，设置擂木、滚石，向红军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进攻。数以万计的擂木、滚石，从山上急骤滚下，在擂木、滚石往下倾泻的同时，敌人瞄准红军暴露的人员不断放枪。红军处境危险，强攻不能，躲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只好用一部分兵力绕道插入敌后，杀他个“回马枪”。敌察觉我军已迂回其后，不敢在山上恋战，赶紧抄小路撤至琉璃界。红军趁势向敌人发起冲锋，打得这帮乌合之众抱头 鼠窜。粉碎了这股“劳山鬼”后，红一军团进入平等。12月10日，红一军团由平等出发，通过广西壕(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大山谷)，进人湖南通道县的潘家寨、平溪、刘延一带；次日，一举攻占道县县城，红三军团也随之进入通道县。
我左翼红三军团经过马堤河口阻击战后，击退了向我截击的桂敌第十九师，翻越陡峭的牛头岭，向庖田进发。这时，桂军第二十四师已从瓢里向石村推进，企图截击红三军团，该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团急行军，先敌占领石村河口一带，阻击桂敌第二十四师，主力则避敌往右转入广南。
12月9日晚10时左右，我前锋团先行占领了石村河口的羊角崖，紧紧扼住由石村河口进入广南、平等的通道。刚到石村河口的敌人，就遭到我羊角崖部队的阻击，即迅速占领石村河口对岸的庙岭，敌我隔河对峙。红军牢牢控制河面，既不让敌人过河，更不让敌人向广南、平等前进，以保证中央纵队和军团主力顺利离桂入湘。
红三军团主力利用阻击部队拖住敌人的有利时机，分两路进入通道：一路经广南、盘胖、梨子界进人通道的长安堡；一路经宝赠、西腰翻凉伞界进人通道陇城。红九军团也经平等出广西进入通道地域。
13日，我后卫红五军团最后一批离开广西，进入通道。至此，中央红军已全部离开桂北，进入湘西南通道的播阳镇，党中央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中央红军进军路线的改变和战略方向的改变，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团结铸丰碑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北部灌阳、全县、兴安、资源(西延)和龙胜五县，跨越都庞岭和越城岭山区。在桂北山区居住着瑶、苗、侗、壮等少数民族人民，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经济文化落后，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他们仇恨汉族官府统治者，害怕汉族民众。桂北瑶族民众在1933年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惨遭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镇压屠杀。因此，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桂北少数民族地区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红军纪律，尊重各族群众的民俗风情，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消除各族同胞对红军的疑惧，广泛争取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拥戴和支持非常重要。当时的措施是：
(一)制定正确的瑶苗少数民族政策
在红军进入广西之前的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严禁任何侵扰少数民族的行为，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指示强调“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在湘江战役最激烈的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苗民的口号》，进一步强调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对少数民族上层阶层的正确政策：“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财富者的民族压迫方面，这些瑶民的上层阶层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在广西等省内，广大的瑶民群众在他们领导之下，同国民党军阀进行了流血的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更由于中围苏维埃革命的影响与他们民族的觉醒，正在大大的开展起来。”“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加入革命斗争的阵线。”
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的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兄弟，所以要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而奋斗”。总政治部指示各军团还要在瑶民中宣传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应该不断的吸收最有觉悟与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瑶民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等等。这些指示，对以后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政治指导作用。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主解决!”“苗人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军阀委派!”“苗人下山来与汉族工农共同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等13条对苗民的口号。
经过红军在沿途采取集会演讲、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调查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遗留的100余条红军标语至今仍保存着。
此外，红军在沿途散发的大量宣传品，至今原物还保存的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告白军弟兄书》、《革命歌谣选集》、《党团员须知》等。
红军在广西前后28天(其中红六军团9天，红一方面军19天)所做的大量的宣传工作，对于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提高广西群众的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严格执行红军的群众纪律
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政治机关和军政干部加强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全军将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及时赢得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拥戴。
毛泽东同志率先垂范。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部队有一次夜宿苗族山寨里，毛泽东和警卫班同在一户苗胞家宿营。毛泽东亲切地告知警卫员们：“我们现在在苗族区了，苗族同胞和我们汉人一样也要闹革命，反抗白军的压迫，所以也是我们的好弟兄。”毛泽东具体生动地讲述了苗族怎样受白军的压迫，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嘱咐大家：“到了苗区要更好的遵守纪律，一不许到处乱跑乱窜，二不许随便动人家的东西。”“苗族的妇女也和苏区不同，苏区的妇女见了红军喊着‘红军哥哥回来了!’苗区的姐妹可不兴这样的称呼，她们还很封建呢。”
在苗族区，毛泽东还亲切地会见了十几个苗族的游击队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热情谈话，鼓励他们坚持与发展革命斗争。陆定一存《老山界》中就真实记述了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翻越老山界行军途中，利用在路旁一户瑶民家歇脚休息的短暂时间，亲切诚恳地向女瑶胞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主张，使那位瑶胞很受感动。
1934年11月，红三十四师在突围路过立田村时，红军在祠堂里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各族群众团结起来跟共产党闹革命，又将60余枝步枪和数十枚手榴弹赠送给群众。立田人民杀了一头大肥猪答谢红军的深情厚意。抗日战争时期，立田人民用红军送给的武器，打击日本侵略 者。红三军团第四师途经龙胜县周家瑶寨时，师首长邀请1933年参加桂北瑶民起义的几位瑶民首领在龙舌岩下聚谈，赞扬瑶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革命精神，总结失败原因，指明今后奋斗道路，并赠送一批枪支给他们，表示红军保护瑶民的革命立场。红军宣传队还在龙舌岩壁上刻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
红军模范执行群众纪律，是争取少数民族同胞支持的最有效的法宝。红军进驻全县两河乡碰田村时，村里的群众已被敌人欺骗、威逼上了山。农民廖秀甫走得匆忙，家里的几十斤糯米糍粑来不及带走，田里的50余只母鸭也来不及赶回。到了山上，他很不放心，第二天红军出发后，他立即跑回村旁的田里去找鸭子。只见50只母鸭还在田里觅食，转身回家，又见糯米糍粑一个不少，还多了几十个鸭蛋。原来是母鸭昨天晚上下的蛋，红军帮他拣回家了。这使他十分感动，深信红军和过去的军队不同，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了。12月上旬，处于重围的红三十四师在突围中途经灌阳新圩，由于饥寒交迫，为了生存，他们宁可靠摘野菜、捡群众丢弃的红薯和捞群众家里的潲水渣充饥，也不乱拿群众家里的一个生红薯、生萝卜。许多战士饿得四肢无力，倒在路旁牺牲了。
红军尊重妇女。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红军见人就杀、见妇女就抢，因此，红军到达兴安华江的潘家寨时，寨子里的群众都躲上了山。23岁的妇女黄月英拖儿带女，来不及上山，红军就进村了。有一队红军还来到她家，要求借宿。红军看见她很惊慌，就和气地对她说：“大嫂!不要怕，我们的队伍和穷人是一家。”红军进屋后，没有任何人到内房去，夜里，红军全部在堂屋打地铺。黄月英亲眼看到红军这样纪律严明，打消了疑虑，不再上山去躲了。
红军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赔。红军某部经过灌阳新圩杨柳井村时，指战员们实在饿极了，而前面还要继续行军打仗。他们在海大嫂家里看见煮有一大锅野菜粥，经过商量，便把它吃了。因为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把几个银毫放在鼎锅里。红军在兴安潘家寨，误杀了穷苦农民潘利和的一头猪，后来红军部队干部知道了，主动向潘利和道歉，并按价付了款。潘利和赞扬红军是天下最好的队伍。
红军处处关心群众疾苦。红军经过灌阳县的水车村时，反动村长逼迫群众上山。农民翟顺修夫妇抱着病重的独生子，随大家住在山上。眼看孩子高烧病危，夫妇二人不顾村长的威吓，抱着小孩下山找医生。红军见到他俩回家，十分亲热，立刻找来军医给他的孩子看病，还免费给药吃。孩子的病有了好转，夫妇便商定把家里藏着的6个鸡蛋、8个柑子，贴上红纸，送给红军医生表示感谢，但红军医生说什么也不肯收下。翟顺修偷偷将这件事转告给山里的群众，乡亲们明白真相后，纷纷下山回家，热情帮助红军。
(三)坚决保护各族同胞的利益
红军在湘江战役前后，沿途实行没收征发土豪财产和打击土豪匪霸势力相结合的方针，在保护少数民族首领的原则下，及时为民除害，坚决镇压纵火惑众、嫁祸红军的土豪反革命分子。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调查，中央红军沿途镇压桂北农村土豪劣绅32人，其中在灌阳县水车圩镇压7人、在全县石塘惩办10人、在兴安县新寨枪毙10人、在资源社岭枪毙5人。红军部队在团部设有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开展对土豪财产的没收分配工作。所有没收的财物，均由“没委”造册登记，分发给部队和沿途贫苦群众，保证部队作战行军需要和赈济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沿途在桂岩、勒塘等村，先后打了几十家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钱财、粮食、衣物，充作军用或分发给贫苦农民群众。各族人民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称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桂系军阀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当时，桂系军阀最害怕红军与各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革命，他们派遣特务在红军途经地造谣惑众，纵火投毒、制造事端，嫁祸红军，加剧少数民族同胞对红军的疑惧情绪，造成红军在给养和向导上的困难。这是当时桂系军阀在越城岭山区最阴毒的手段。红军沿途宿营地遭敌特袭扰，火患不断。
12月2日，即中央纵队进人越城岭的第二天，敌特分子在西延山区的马岭纵火，烧毁民房一问，红军赔款40块光洋外，还误毙了一位炊事员；同日在枫木老院子又烧毁民房一间、烧坏红军电台一部，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也是这一天，粟家寨的10多家民房被大火烧毁，敌特趁火大人乱之际潜逃时被红军发现击毙。12月7日，敌特在泥塘放火，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8日，敌特在干部团宿营的尖顶寨纵火，又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偿100多块光洋。几乎是每次火灾过后，便听到红军是“扫把星”(“扫把星”是专门司火的“星神”)、“红军杀人放火”等谣言。火灾不仅使红军连连赔款，而且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声誉，影响了红军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开始，各级保卫部门以为是山区木房多，冬天风干物燥，失火难免，后来一次又一次奇怪的火灾才引起红军的警觉。
最严重的火灾要算龙坪、广南的两处大火。12月10日，中央第一、第二纵队分别到达龙坪、广南一带宿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以及中央机关、军委机关都住在龙坪，干部团也随住这里。当晚大约10点多钟左右，部队刚刚入睡，上寨几个地方突然同时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刹时间整个龙坪上寨的民房大火熊熊，烈焰腾空，指战员们被大火惊醒，纷纷冲出民房。有些连手榴弹和子弹也来不及带走，被烈火烧炸，给救火增加了困难。龙坪寨、广南寨各烧毁民房200余间。
周副主席当时尚未入睡，他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都觉得这火烧得奇怪。于是一面派部队警戒，命令凡见到从火中冲出的可疑之人，一律拘留审查；一面在寨中与其他领导同志指挥部队救火，同时还派人去看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尽管红军奋力抢救，但猛烈的大火还是烧掉了上寨的200余问侗寨木楼。幸好毛主席等领导人平安无事。火势还在蔓延，如不把鼓楼保住，上寨之火就会通过鼓楼烧向下寨，损失将会更大。周副主席指挥红军战士冲入火海，令其中一部分战士推倒鼓楼附近正燃烧的木房，以断绝火路，这样才保住了鼓楼。为了缅怀红军和周副主席的恩情，解放后龙坪侗族人民将这座鼓楼命名为“红军鼓楼”。
正在大火燃烧的时候，我警戒部队抓住了3个从火场中窜出来的可疑分子。后经保卫部门审讯和群众大会辨认，认定其中一人是本寨群众外，其他二人自己承认是奉龙胜县政府派遣，跟踪红军进行纵火破坏的，其目的是破坏红军声誉，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听了敌人的供词，红军指战员才恍然大悟，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根据纵火犯的罪行和群众要求，保卫部门将 这两个纵火犯就地枪决。
就在龙坪大火的当晚，军委二纵队所在的广南寨也发生了敌人纵火，100多户侗族人民聚居的广南寨被烧成灰烬。红军抓住纵火犯后游村示众，就地枪决。龙坪、广南大火后，中央和军委领导十分重视灾民的救济工作，在红军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数千块大洋救济群众。当侗族人民领到红军发放的救济款时，都十分感动。两处火灾也使侗族同胞分清了谁是恩人，谁是敌人。当红军即将离开龙坪、广南时，群众依依不舍、挥泪欢送。大家推举了几位懂汉话的人为红军当向导，一帮年轻力壮的侗家青年自愿组成“挑夫队”，为红军挑运东西，一直把红军送出龙胜，送到贵州黎平才返回。
(四)各族同胞舍生忘死支援红军
宣传群众、保护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是红军的光荣传统，是红军本质的体现和力量的源泉。各族同胞从中央红军的政治主张、行军纪律，清楚地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各族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军队，在红军遭遇困难危险之际，不少人踊跃要求参军。在全州的短短7天之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有青年要求参军。全县加入红军的有77人。石塘乡水澄村贫苦青年肖和清，不仅带着本村3个青年参军，路过安和跳石埠村时，又通过自己的朋友唐世忠，带上4个贫苦农民当了红军。才湾村蒋在、咸水西岭蒋水清、凤凰学里村蒋授理，都是穷苦的看牛娃，红军过境时，他们丢下牛绳就参加了红军。灌阳、资源、龙胜等县也有穷苦农民参军。灌阳县文市望月岭村姓唐的地主家里有个丫头，名叫来寿，红军过境时，她逃出了火坑，坚决跟随红军闹革命。龙胜县广南等侗寨有几十位青年也参加了红军部队。
沿途更多的各族同胞们不怕反动派的威胁自觉行动起来，舍生忘死支援红军、保护红军。红军先头部队进入灌阳后，立即在灌江上架设浮桥，以便主力通过。附近的文市、水车、宾家桥、大车田一带的群众闻讯，自告奋勇赶来参加，仅文市一处就有100多人。他们将自己家里的木料、门板，甚至把床板也扛来给红军架桥。桥架到河中间时，因水流湍急，需要打桩固定。当时寒风凛烈、江水刺骨，但群众不怕严寒，脱光衣服，跳下江中打桩，经过军民共同努力，很快就把浮桥架好了。由于文市的灌江浮桥被敌机轰炸断了，为了保障红军抢渡灌江，架桥民丁排成队伍，用肩膀扛着桥板让红军队伍通过西进。
湘江战役中的新圩战斗，我军以两个团阻击敌人7个团，战斗异常紧张激烈。在3天3夜的阻击战中，新圩附近龙桥村和板桥铺的黄荣甫、黄荣新等30多个贫苦农民，为红军磨米煮饭、送饭送水，在前沿阵地抢运伤员，受到红军赞扬。红军撤退转移后，沿途各族同胞冒着性命危险，收养伤病员、掩埋烈士遗体，保存红军政治书刊和传单标语。
12月6日，红军左翼部队三军团一部准备从兴安两金越过财喜界，向龙胜江底前进。财喜界上筑有坚固的寨墙，驻守着桂系的民团后备队。原来，这些后备队员都是瑶族同胞，是被胁迫来守卡的。给红军作向导的伦江村瑶胞盘贵荣，先是喊话，后又独自一人到寨墙里，向他们讲清红军和瑶民是一家人的道理。瑶胞们听了以后，立即动手拆开了寨墙的一角，让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财喜界。当天，这部分红军便按计划到达龙胜江底的矮岭。
为红军带路、挑行李、抬担架的群众更多，几乎沿途村庄都有，很多人一直把红军送到湖南、贵州才回来。一路上他们跟红军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挪尾底村的蒋容治回忆说，我父亲蒋国达去帮红军带路，红军待他如亲人，父亲很高兴，说下次红军来了还要去给他们带路。资源的唐家银、唐家珍两兄弟，带着红军经兴安、龙胜出湖南，直至贵州边境，沿途还帮红军挑炮弹。龙胜龙坪寨侗族老人伍户斌，给红军作向导和翻译，帮助红军顺利通过了通道县和黎平县的侗族地区。
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进行了长达10多天的浴血奋战，留下了数千名伤病员和失散人员。当地群众冒着“通匪、窝匪、济匪”被杀头的危险，主动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敌人毒手。这些被保护下来的红军战士，有的重返了红军队伍，有的回到了原籍，有的则在县内安家落户。至今县内健在的仍有7人。
红三十四师返回湘南途中，有20多个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到处是敌人的搜索部队，他们只好聚集到文市大车田村旁的一个破庙里，饥寒交迫，有的还有伤病，处境十分困难。村里群众知道后，把他们分散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下来。后来，这些红军战士决定回原籍江西、福建找部队，村里的群众知道后，缝衣服、做粑粑送别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双方泪流满面、难舍难分。
红军从龙胜县的平等进入湖南省原绥宁县境时，有32个战士还被敌人堵截在太平村附近的深山老林里。敌人到处搜山，情况非常危急，红军战士们已经作好拼死战斗的准备。这时，瑶族农民沈再德、沈再富兄弟俩正在山里找冬菇。他俩看到红军要突围出去是很困难的了，便悄悄商量，决定留下沈再富在山上引开敌人，沈再德立即主动带领红军穿过密林来到一处悬崖下的一个秘密山洞里。这个山洞洞口狭小，藤萝密挂，不知情的人是很难发现的。这时敌人已经搜上山来，盘问沈再富看见红军没有。沈再富指着红军走的相反方向对敌人说：“好像往那边去了。”敌人立即沿着他指的方向追去。红军脱险后，第二天晚上，他俩又将干粮送到山洞给红军，并带领他们由小路进人湖南，追上了主力部队。
资源中峰的龙溪村铁匠粟传亮掩护红军伤员的事迹最为感人。当时，红军一军团第一师18岁的班长周富贵，在全州脚山铺阻击战中，左脚髁负伤掉了队。他几经辗转，忍着剧痛，抱着肿得老粗的左腿，爬到了资源中峰龙溪村地界，在一座小桥附近的树下晕过去了。这时，村里的铁匠粟传亮恰好路过这里。铁匠把这个负伤红军战士唤醒，将他背回龙溪村，暂时安置在一个荒废的菜园里。第二天又拿出攒下来的几块大洋，到七八公里外请来草药医生为伤员治疗。由于龙溪村是个小村，地方比较僻静，铁匠就把伤员背回家里养伤，还时常弄些好吃的东西给伤员补养身体。在铁匠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经过两个月，伤员的伤势慢慢好了。这时，春荒又威胁着铁匠一家，家里断粮了，为了让伤员早日恢复健康，铁匠忍受着借100斤粮秋后还170斤的高利剥削，向地主借粮回来，让伤员吃上饭，全家则吃野菜和蕨根做的粑粑度日。秋收后，这位恢复健康的红军班长把失散在附近的5个红军战士找来，共商回江西找部队的计划。铁匠知道后，把还债剩下的稻谷卖了一些，凑了4块大洋给他们作路费，双方眼含热泪依依惜别。这位红军班长周富贵回去以后又参加了新四军，改名为朱振中。解放后，朱振中同志曾专程到资源看望粟传亮和龙溪村的乡亲，还接粟传亮到北京叙旧和治病。
对于殉难的红军英烈，当地群众怀着敬意，含着悲痛，冒着危险，自动收殓埋葬红军烈士。灌阳板桥铺村黄玉修等群众一次就埋葬了在新圩阻击战中牺牲的20多个红军烈士。兴安、全州、资源、龙胜各族群众都自发收殓埋葬红军烈士。
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前后只有短暂的28天，但影响是极深远的。毛泽东总结指出：“红军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长征的种子深深地撒在广西的沃土里，各族人民深深怀念长征过境的红军。
1935年(农历乙亥年)正月，在红军长征过境的龙胜与资源、兴安三县交界的财喜界高山岩壁上，镌刻着“黄孟矮”的一首诗：
“朱毛过瑶山，
官恨吾心欢；
甲戌孟冬月，
瑶胞把家还。
黄孟矮乙亥正月
时过恩人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
这首石刻诗署名“黄孟矮”，不是历史上曾有哪个人，而是财喜界附近三个瑶寨：黄家寨、孟山、矮岭村名的合称。这首石刻诗，不仅铭记着瑶族同胞怀念领导红军长征的恩人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也是广西各族人民通过长征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历史见证。
12月1日1时半，军委主席朱德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要求野战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尾追之敌，保证红军后续部队通过湘江；要求一军团全部在原地消灭由珠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将由公路向西前进诸道路掌握在红军手中；要求三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向南驱逐光华铺敌军，并占领塘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大部留河东岸占领石玉村，掩护八、九军团及六师被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以一营兵力留界首掩护，同时派出部队去全州麻子渡与五军团取得联络，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不惜一切代价，将邓家塘至洛江圩之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
是日战斗胜负关系全局，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全州、兴安的湘江西岸还在恶战，界首东北方向的凤凰嘴渡和麻市，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红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正与追敌浴血奋战，拼死阻击敌军进犯渡口。界首左翼，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在光华铺、塘家市的湘江两岸防线上，正与敌人展开拉锯战，拼死坚守阻击阵地；界首右翼，林彪、聂荣臻指挥一军团节节抵抗南下湘军。
整日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的飞机、排炮、机枪，直向红军前沿阵地猛轰、猛击、猛射，打得枝叶、黄泥、砂石混杂横飞，铺天盖地，红军将士血染山头。敌人以其装备数量优势，加强兵力、加强火力，向红军阵地分批进攻，轮番冲击。第一批被打退了，紧接着第二、第三批又猛扑上来。
面对如蚁如蜂如潮水般涌来的敌群，红军战士毫无惧色，同进攻的敌人进行厮杀。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没了，就展开肉搏战。战士倒了，指挥员就补上，师、团干部都上前线同敌人拼杀，营连干部牺牲负伤过半。据守光华铺地域的红三军团在阵地被桂军突破之后，依然以连、以排、以班为作战单位，顽强坚持，死死缠住敌军，迟滞敌军向界首渡江推进。
界首的战斗更加激烈。桂敌从陆地、空中发起进攻，湘江渡口两边有阻敌，东面有追兵。东西两岸枪声愈来愈密，愈来愈近，江面的浮桥、木船早已被敌机炸得荡然无存。
为了减少掩护部队的伤亡，红军后续部队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争分夺秒，丢掉一切可以丢掉的东西，轻装前进，以日驱四五十公里的速度，急奔湘江。他们一到江边，就直往水里冲。没有桥，没有船，就解下绑腿，把各人的绑腿紧紧地接连起来，一个挨一个地拽着绑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水深及腰、寒冷刺骨的湘江中徒涉。
还在东岸抗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和十七团冒着敌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拼命泅渡湘江，争取追上军团部。红军渡江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随着浓浓的血涡、血浪漂流而去……
全州方向，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更是吃紧。湘敌4个师借助飞机的狂轰滥炸，更加嚣张地向红一军团的两个师进攻。在10多公里的山地战场上，在土岭松林间，红军和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红军用手榴弹和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阵地丢失了复夺回来，再丢失再拼夺回来，反复较量多次，打得悲壮顽强。但是，经过3天3夜的连续战斗，红军伤亡逐日增多，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红一师主力阵地的接合部被突破了，设在山坡上的军团团部也被敌人偷袭。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一天，一军团团部也遭到了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
红八军团是在中央红军准备突围长征前组建的主力兵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唐俊、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央代表刘少奇，辖有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长征以来红八团一直协同红一、三军团担负全军左翼掩护任务。11月26日曾奉命从湖南永明南下执行威胁桂东恭城、贺县、富川的任务。途中又奉命返回，昼夜兼程返抵道县附近。
28日，军委电令红八军团从道县向广西灌阳县水车圩前进，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由于敌周浑元部跟踪追击，又曾绕道返回道县，直至30日凌晨才赶到水车圩。此时，红三军团第六师已前进湘江，碰上殿后接应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共同阻击敌军。天亮后，红八军团尾随红九军团从左翼向湘江疾进。红三十四师则赶到灌阳新圩接防红六师第十八团继续殿后。
红八军团在随红九军团穿过新圩与文市间的地域时，又遭到从灌阳县城方向扑来的桂军的阻击。军情危急，军团部命令前卫团坚决击退桂敌，掩护全军团突围。
这天，全军将士忍着极度饥饿和疲劳，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奋力冲破敌军重围。当红八军团主力经过石塘赶到湘江东岸麻市村庄时，发现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第九军团部队正在凤凰嘴渡口抢渡。红八军团为了保证兄弟部队渡江，主动担负起后卫掩护任务，布置好警戒并赶紧煮饭。没有菜、没有盐也没有碗，指战员们用帽子装饭吃。饭还没吃完，追敌又从旁边插过来了，敌机也前来轰炸扫射。全军团将士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抵抗，数百余名指战员在激战中牺牲。
前面的部队均已抢渡过湘江，红八军团完成掩护任务，边打边撤，向凤凰嘴渡口冲去。此时，敌军已封锁凤凰嘴渡口，红八军团与追敌激烈拼杀，部队损失很大。12月2日整理队伍，红二十一师几乎全部损失，红二十三师也严重减员，全军团仅存1000多人，元气大伤。
红九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也打得艰苦顽强，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全军前进。罗炳辉军团长和蔡树藩政委命令全军团将士：“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先头部队渡过湘江。”11月2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在永明东南阻击湘桂追敌。军团部奉命即调红九团和红七团在牯牛岭、青塘一线与追敌展开激战，阻挡了敌军的前进，掩护了全军的右翼安全。
12月1日拂晓，红九军团奉命撤退，向全县方向湘江疾进。下午4时，抵达石塘圩。当时形势异常险恶：敌中央军、湘军、桂军已从各个方向合围过来，红九军团有被敌军截击消灭的危险。从石塘圩到湘江边有40余公里。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当晚11时以前抢渡湘江，由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在西岸接应掩护。军委电令还要求红九军团渡江后即以主力占领西岸有利地形，接应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过江。
军团部果断命令各部分成10余路纵队向湘江渡口跑步式前进。时间就是胜利，红九军团在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的掩护下，终于赶在敌军的前面，按照军委电令限定的时间徒涉过江。前卫红七团和红九团迅速占领湘江西岸沿江土坡高地，接应军团主力和红八军团抢渡过江。
红九军团突破湘江后，湘桂敌军又包围过来，军情仍然危急。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于2日拂晓前赶到茶寨，路程40余公里。全军团将士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战胜饥饿和疲劳，突 破桂黄公路，挺进越城岭山区。
12月1日这一天，打得最苦最惨的是担任全军掩护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军团率第十三师远在灌阳文市、新圩地域与追敌进行激战。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李雪山等指挥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争取一切机会抢渡湘江。
陈伯钧后来回忆道：“过湘江的时候很危险，几个军团的队伍都搞乱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没有赶上，中间的赶上了又走不动了，后面的敌人又打来了。五军团十三师在没有到湘江的时候，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就被敌人切断了。后来文市的敌人又追上来了，我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来，但是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丢掉了。我们转移的时候，军团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派了一个科长来找我们，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那时渡过多少就是多少，过不去就丢掉了。过了湘江以后，传来一个命令：各军团自己收容部队，不管哪个部队的，都收容起来编在自己的军团里。当时就搞得那么紧张、狼狈。这也就是教条主义者军事上指挥错误、路线错误的总暴露。”
红十三师政委李雪山回忆部队撤退的危急情形时说：“11月30日我师完成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后，接到撤退命令，距离湘江还有90多公里路程，天空有敌机的轰炸，地下有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迂回包围，处境非常艰苦。和敌人打了大半天，太阳西斜了，十三师才开始撤退，向着湘江前进。走了二三十公里，已经是夜晚9点钟才刚要宿营做饭(一天都没有吃饭)，前面又传来：‘敌人正向湘江我军渡口进攻!’这时十三师离湘江还有45公里。十三师紧急向着湘江前进，一口气跑了45公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江边。部队在凤凰嘴渡口抢渡湘江后，又走了10多公里，还没有吃到饭，北面湘军已经追来封锁了湘江西岸渡口。”
12月1日晚上，被敌军重重围困在湘江东岸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还在与敌军拼杀着，悲壮惨烈、惊天撼地。
红三十四师是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于1933年春创建的地方主力部队，主要是由闽西人民子弟兵组建和改编而成的。当时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兼任师长，辖3个团，其中第一○一团由原独立第八师师长陈树湘改任团长。1934年，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江西后，中央军委将红三十四师整编人董振堂为军团长、李卓然为政治委员的红五军团建制。同时，对师、团干部进行了调整，原任第一。一团团长的陈树湘，这时担任该师师长，仍下辖3个团，即一○○团、一○一团、一○二团。团长分别为韩伟、苏达清、吕官卯(他牺牲后由梅林接任)，每个团1600至1700人左右。
红三十四师是10月中旬从江西兴国出发的，一直为红军的后卫。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第三十四师是五军团的后卫，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全军总后卫。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头，处境最险，打得最苦、最惨!
开始长征的半个多月，敌情不很严重，他们前进比较顺利，每天行军二三十公里，10月下旬随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此后行军更加艰难。11月26日，红三十四师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部队刚接替红三军团第四师在该地域阻敌之任务，红五军团就已进抵湘桂交界的蒋家岭。董振堂军团长于是在住地第一次单独召开了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下辖3个团的团级干部会议。
据时任一○○团团长的韩伟同志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中，董军团长告诉大家，朱总司令已命令全军组成4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进到湘桂边境西延山区，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介绍了敌情。
在从蒋家岭军团部返回道县以南部队驻地的路上，陈树湘师长便根据上级指示的情况布置了任务：韩伟率一○○团先行，急进灌阳方向，接替红六师在枫树脚地域阻止桂敌北进任务；陈树湘本人率师部和一○一团居中；程翠林政委带一○二团跟进，在掩护八军团通过泡江、苏江后，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圩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抢渡灌江。
任务明确后，韩伟率部立即出发。当韩伟率一营进至灌阳县猫儿园地域时，桂敌主力从灌阳县城已先通过枫树脚地区，企图切断红三十四师前往文市的通路。30日凌晨，红三十四师在水车圩完成了接应掩护红八军团从雷口关人桂西过湘江的任务。这时，敌周浑元部已由道县进占文市，桂军从灌阳新圩方向截杀过来。红三十四师实行运动防御，跟随并掩护红八军团向湘江前进。由于情报失误，军委仍电令红三十四师还去新圩以北的枫树脚接防红八团阵地。红三十四师刚踏上水车圩灌江便桥，就遭到敌机轰炸，伤亡100多人。主力沿着大塘、立洛、洪水箐顽强地向枫树脚前进。道路曲折难行，还要翻越1100米高的观音山。攀上观音山顶已是上午10时，这时，湘桂敌军已截断红三十四师通往湘江的道路。由此，红三十四师就完全陷入了都庞岭的崇山峻岭之中，仍孤军翻越1000多米的宝界山向湘江挺进。
30日傍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红三十四师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守卫在前沿阵地的一○○团一、二营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12月2日晚上，当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边时，所有的渡口都被敌人占领了，他们被敌人重重包围了。12月3日凌晨，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沿建江北上经安和、凤凰嘴寻找适当地点渡江西进。部队突围至文塘村时，遭桂敌第四十四师伏击，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等数百人牺牲。
渡江彻底无望，向兴安以南前进道路也被切断，和中革军委的电讯联络也中断，形势极为险峻。陈树湘师长、王光道参谋长率领余部1000余人突围东返至茶皮箐。军委在3日凌晨最后电令中指示：“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个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陈树湘、王光道紧急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从敌人合围最薄弱之处突围，返回灌阳，到群众基础好的湘南打游击。在向灌阳周围转移时，沿途遭敌军和民团袭击，部队不足千人了。连日征战，部队无法弄到给养粮食，饥饿、疲劳、伤病严重，全师将士好几天都没有吃到一餐热饭。陈师长、王参谋长带领部队转至新圩附近的罗塘、板桥铺时又遭敌军围攻。
12月4日，部队再次翻过观音山，在地处半山腰的洪水箐村宿营，余部仅有500余人。5日拂晓，又遭桂敌的袭击。陈师长率部展开激战，反复争夺制高点，坚持到天黑。陈树湘又召集干部会议，决定向湘赣边分途突围，指令第一○○团长韩伟带100余人担任后卫，掩护他和王光道 带领300余人向湘南突围。
部队刚过苗源，正准备过先公坝渡灌江时，又遭桂敌围攻。韩伟带着第一○○团百余人奋力阻击，吸引敌军火力，陈师长率部从原路退回转至八工田渡过灌江，沿沧江翻越都庞岭向湘南突围。韩伟率后卫完成掩护任务后，经过拼杀，仅有30余人突出敌围，也转至湘南，但和师长陈树湘失散了。韩伟立即命令战士们分散潜入群众之中。
12月9日，师长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余部转到了湖南道县的空树岩，后经湖南的江永县上木岭一带与保安团遭遇，伤亡较大，保安团也死伤20余人。
12月11日，部队突围转移到江华县抢渡牯子江时，又遭保安团伏击，陈树湘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这时，道县、江华、宁远三县的保安团蜂拥而来，师长陈树湘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撤出早禾田，向癫子山进军。部队走到道县，再遭到国民党民团何汉部袭击。将士们浴血奋战，终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陈树湘因重伤昏迷被俘。
何汉抓到陈树湘后兴奋异常，命令手下抬着陈树湘去请功邀赏。抬着抬着，陈树湘苏醒过来，一看抬着他的是保安团士兵，他乘敌不备，一把撕开腹部的伤口，绞断了自己受伤的肠子，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9岁。凶残的保安团割下陈树湘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小吴门城墙上示众。
陈树湘被俘牺牲后，王光道参谋长率领余部转战湘南道县、永明，抵达牛栏洞，带病召开会议，把余下的100多人整编为一个大队，由一○一团团长苏达清负责指挥。
12月15日，由于敌人追来，王光道因病情加重，就和另外4个伤员隐藏乡村养伤，最后英勇牺牲。余部艰苦转战于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之间，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后来又发展到300余人，还组建了3支游击队配合行动。他们在蓝山大度营活捉了敌县长黄光庭，一直活动到1935年冬季，在敌人反复围攻下失败了。
战功卓著的红三十四师最后全军覆没，全体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感到惋惜、痛心。遵义会议期间，当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三十四师的悲壮结局为例，向毛泽东诉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时，毛泽东不禁长叹一声：“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围出来，实行的是打狗战术，三十四师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打狗队，前有敌人，后有追兵，拿棍打狗，边打边走，打不胜打，当然损失最大。”早在12月1日的界首镇湘江浮桥边上，毛泽东对着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连呼三遍：“要讨论失败原因!”
湘江血战，人桂的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最后终于突破湘江天险，转移挺进越城岭。湘江鏖战，中央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奋战的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最后以极大的代价去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纵队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红军征服越城岭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天险后，向西挺进越城岭(即西延山区)。越城岭与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统称为华南五岭。越城岭由桂东北向西延伸湘西南，长约200余公里、宽达50余公里，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在这纵横数百里的西延山区里，地势险要、气候多变、民族杂居、兵匪作乱，被国民党桂系称为“瘴蛮之地”。刚刚经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英勇前进，仍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征服越城岭。
1934年12月2日，中央军委纵队翻越越城岭的三千界，进抵护卫岭；右翼红一军团进抵越城岭青坪界以东的尧家塘、清水江一带；左翼红三军团在越城岭以南的鲁塘、洛江至华江一带；红九军团在红一军团掩护下进至油榨坪；红八军团前进至胡岭一带警戒全州方向；红五军团殿后由白塘、蕉川至虎山阻敌。当时各部队极度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地域休整两天，整理部队，继续西进。
“左”倾中央领导者仍坚持沿红六军团路线，拟从大埠头(时为全县西延区公所驻地，今资源县域)出湖南城步，相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求得暂时喘息休整，军委电令红一军团阻击全州方向追敌及警戒梅溪口、新宁方向；令红三军团扼阻兴安方向的桂军；令红五军团阻击界首、咸水、白沙铺方向之敌。 此时，敌情还是极为严重，国民党“追剿军总部”根据蒋介石11月17日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紧急调整部署，为阻止红军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原“追剿军”第一、四、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第二、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域开进。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以主力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
对蒋介石这个“剿匪计划大纲”，身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是执行得最坚决的。还在湘江战役进行之前，他即派一个师先期到达湘西南构筑工事、碉堡，妄图迟滞我军的行动，为其主力前往堵截争取时间。根据何键的部署，敌在湘西南一带大肆进行反革命动员，广征民工，构筑四道碉堡线：第一道碉堡线，自新宁县城起，经城步、通道至芷江；第二道碉堡线，自新宁县起，经城步、绥宁至芷江；第三道碉堡线，自新宁县城起，经洪江至黔阳；第四道碉堡线，自新宁县起，经武岗、洪江至黔阳。以上四道碉堡线，共筑有碉堡210座。
当我军渡过湘江在西延地域集结时，何键即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编组，调整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岗方面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对我军进行合击。桂军则以第一追击队在我军左后方追击，第二追击队进驻龙胜。从表面上看，桂军似在紧密配合行动，实则其目的是迫使我军尽快离境，并防止我军在城步受阻回师龙胜、三江，威胁柳州。
正在西延地域集结，准备休整的中央红军，很快获悉了敌情的新变化。12月3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人越城岭山区；12月4日，又决定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的我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使敌人以优势兵力在新宁、城步至武岗一线堵击我军的计划破产。
中央红军要南西延地域西进龙胜，必须翻过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位于主峰猫儿山的左侧，海拔1860多米，横跨兴安、资源两县。从兴安一侧上山15公里到界顶，下山10多公里到资源县的塘洞村。
这里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陡，很多悬崖峭壁，仅依靠几根圆木 架成的栈道通过。这种栈桥没有栏杆，长满青苔，走在上面又滑又晃，使人头晕目眩。除栈桥外，还有很多险道，如百步陡，是在70多度的陡壁上，凿石为阶。上山时，后面人的嘴可以碰到前面人的脚跟；下山时，后面人的脚会踩着前面人的头顶。由于它有108级，所以又名“一百零八步”。由于石阶的另一边就是高达数十丈的悬崖，地势十分险恶。
在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翻越老山界时，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由老山界以北的小地、五排、水打铺进至社水地域。左翼三军团由千家寺以南绕过老山界进至中洞。军委第二纵队紧随第一纵队之后，向老山界进军。作为全军后卫的五、八军团尚在老山界以西的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一带。
此时，桂军第一追击队的第四十三师从司门前方向追来，在民团带路下，于12月5日经山间小道突然偷袭红五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我军仓促应战，边打边往老山界方向撤退。到12月6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分别从不同的路线翻过了老山界山脉，向龙胜县江底、马堤山地前进。
在中央红军全军进人越城岭后，蒋介石屡次严令湘、桂军分路“追剿”，但白崇禧和何键还是各有盘算。桂军主要是调兵防止红军由龙胜进攻桂林、柳州。而湘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却妄图配合黔军、桂军，围歼我军于湘、桂、黔边区。
白崇禧命夏威第一追击队的两个师在我军右后侧尾追外，又命廖磊第二追击队的两个师，以第十九师先进驻龙胜泗水一带，以阻击红军南进龙胜县城，并派第二十四师进驻义宁以确保桂林安全。
至1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已西进至东寨、坳头和黄强地域；右翼红一军团西进至鸡公界、甘蔗水地域和江头司、横水寨地域；左翼红三军团推进至马堤、河口地域。这时，中革军委已了解到湘军主力正向新宁、武岗、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判断湘军主力“拟迫我人黔”，决定我军于9日“继续西进”。这是我军有入黔意图的第一次反映。
12月10日，中革军委纵队到达桂、湘边界之龙坪和广南寨，即将进入湘西南。左翼红三军团和右翼红一、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通道东南及以南和长安堡地域。
此时，湘军第六十三师已到绥宁，第六十二师亦将赶到，有由绥宁以南及向通道截击我军的可能。桂军第二追击队第二十四师已由义宁(现临桂县五通镇)到达龙胜瓢里，并继续沿大路由南而北向平等推进。
为保证我军委纵队安全进入湘西南，左翼红三军团派出一个团急行军到石村河口占领阵地；另一个团赶到独境布防，保卫了中央军委纵队和主力安全通过桂、湘边界的平等地域。
同日23时，军委给各军团发出电令，决定11日“继续西进”，对进军湘西南和准备入黔作了周密部署：命令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和以南的地域，先头侦察部队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人黔道路。
根据军委的部署，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均于12月11日先后经广西北部进入湘西南。12日晨6时，军委对红一、三军团入黔路线作了明确的划分和规定。这一天，后卫部队离开广西，进入湘西南。最后一支收容部队于13日离开广西龙胜。
至此，我军避实击虚，征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克服了粮食供应等各种困难，粉碎了桂军的追击、截击和地方民团的骚扰，胜利地通过了越城岭山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在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的转移过程中，军委及时获悉了桂敌调重兵向我“追剿”的情报。为保证中央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进入马堤地域，军委即派红三军团四师开赴马堤一带布防，牢牢控制江底境内的渡河点及进入马堤的重要通道——马堤河口。
红四师以第十二团为前锋，向泗水一带挺进。12月8日，红十二团与桂敌五十五、五十六两团在泗水一带遭遇，双方展开了对泗水、八滩两个重要地点的激烈争夺，以图控制马堤河口。红十二团曾几得几失，最后被迫退到一个叫水牛塘的山头上。下午，敌人用飞机轰炸红十二团阵地，桂敌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从侧迂回包围该团水牛塘阵地，红十二团只好放弃水牛塘阵地，顺山脊向马堤(令龙胜马堤乡府所在地)方向撤退，在马堤1公里外的鸟坳与红四师主力会合，阻击尾追之敌。
鸟坳是进入马堤的门户，这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由兴安进入马堤惟一的一条小路从坳下通过，两侧高山耸峙，一条小河从山下流过。谁控制了鸟坳，谁就扼住了进入马堤的“咽喉”。
12月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鸟坳阻击桂军的进攻。桂敌十九师以3个团的兵力从正面强攻鸟坳，但这里是一个喇叭形的山口，正面兵力多了散不开，火力难发挥；而两侧是陡峭大山，又难迂回包同。敌人的兵力、武器虽占优势，但他们有劲使不上。红三军团后卫团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踞险英勇打退桂敌多次冲锋。激战至天黑时分，死伤惨重的敌人再也不敢硬攻了，双方都在夜幕下进行新的战斗部署。
9日上午8时左右，桂军以优势兵力增援强攻鸟坳。战斗从早上8时打到下午4时，红军阻击阵地岿然不动，中央纵队和红三、九军团，后卫红五军团也先后渡过浔江，过了马堤。直到鸟坳失去了坚守意义时，我红四师除留一个排埋伏阻敌外，主力早已退至马堤后面牛头岭下的万人界。
万人界是一个只有三四百米高的小山，但地势非常险要，它处在牛头岭脚下，是通牛头岭的必经之地。红军又布置一个排埋伏在这里，阻击追敌。当敌人“火攻”扑空后，立即穷追到万人界下，未等他们喘过气来，我阻击排的子弹、手榴弹便给敌迎头痛击。桂敌无法突破万人界，只好退回马堤。
马堤河口阻击战是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后一次最大的阻击战，有效地牵制和阻滞了敌人的前进，从而赢得了时间，保证了中央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渡过浔江，从马堤、芙蓉等地进人平等、龙坪、广南等侗族聚居地域。
在中央纵队从江底经马堤向龙坪、广南进发时，我军原进入湖南城步的红一军团和红八军团一部则由城步的茶园、五团等地折回龙胜，准备翻过海拔1600多米的劳山，下到平等境内的龙坪、广南等地，与中央纵队会合。
在红军向平等进军途中，龙胜县民团司令吴通翰、平等民团中队长鲍均、平等乡长石琮、与桂林区民团联队队长唐康宁等，率领民团1000多人，在劳山上的险要处构筑工事，设置擂木、滚石，向红军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进攻。数以万计的擂木、滚石，从山上急骤滚下，在擂木、滚石往下倾泻的同时，敌人瞄准红军暴露的人员不断放枪。红军处境危险，强攻不能，躲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只好用一部分兵力绕道插入敌后，杀他个“回马枪”。敌察觉我军已迂回其后，不敢在山上恋战，赶紧抄小路撤至琉璃界。红军趁势向敌人发起冲锋，打得这帮乌合之众抱头 鼠窜。粉碎了这股“劳山鬼”后，红一军团进入平等。12月10日，红一军团由平等出发，通过广西壕(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大山谷)，进人湖南通道县的潘家寨、平溪、刘延一带；次日，一举攻占道县县城，红三军团也随之进入通道县。
我左翼红三军团经过马堤河口阻击战后，击退了向我截击的桂敌第十九师，翻越陡峭的牛头岭，向庖田进发。这时，桂军第二十四师已从瓢里向石村推进，企图截击红三军团，该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团急行军，先敌占领石村河口一带，阻击桂敌第二十四师，主力则避敌往右转入广南。
12月9日晚10时左右，我前锋团先行占领了石村河口的羊角崖，紧紧扼住由石村河口进入广南、平等的通道。刚到石村河口的敌人，就遭到我羊角崖部队的阻击，即迅速占领石村河口对岸的庙岭，敌我隔河对峙。红军牢牢控制河面，既不让敌人过河，更不让敌人向广南、平等前进，以保证中央纵队和军团主力顺利离桂入湘。
红三军团主力利用阻击部队拖住敌人的有利时机，分两路进入通道：一路经广南、盘胖、梨子界进人通道的长安堡；一路经宝赠、西腰翻凉伞界进人通道陇城。红九军团也经平等出广西进入通道地域。
13日，我后卫红五军团最后一批离开广西，进入通道。至此，中央红军已全部离开桂北，进入湘西南通道的播阳镇，党中央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中央红军进军路线的改变和战略方向的改变，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团结铸丰碑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北部灌阳、全县、兴安、资源(西延)和龙胜五县，跨越都庞岭和越城岭山区。在桂北山区居住着瑶、苗、侗、壮等少数民族人民，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经济文化落后，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他们仇恨汉族官府统治者，害怕汉族民众。桂北瑶族民众在1933年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惨遭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镇压屠杀。因此，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桂北少数民族地区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红军纪律，尊重各族群众的民俗风情，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消除各族同胞对红军的疑惧，广泛争取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拥戴和支持非常重要。当时的措施是：
(一)制定正确的瑶苗少数民族政策
在红军进入广西之前的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严禁任何侵扰少数民族的行为，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指示强调“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在湘江战役最激烈的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苗民的口号》，进一步强调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对少数民族上层阶层的正确政策：“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财富者的民族压迫方面，这些瑶民的上层阶层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在广西等省内，广大的瑶民群众在他们领导之下，同国民党军阀进行了流血的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更由于中围苏维埃革命的影响与他们民族的觉醒，正在大大的开展起来。”“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加入革命斗争的阵线。”
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的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兄弟，所以要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而奋斗”。总政治部指示各军团还要在瑶民中宣传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应该不断的吸收最有觉悟与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瑶民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等等。这些指示，对以后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政治指导作用。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主解决!”“苗人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军阀委派!”“苗人下山来与汉族工农共同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等13条对苗民的口号。
经过红军在沿途采取集会演讲、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调查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遗留的100余条红军标语至今仍保存着。
此外，红军在沿途散发的大量宣传品，至今原物还保存的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告白军弟兄书》、《革命歌谣选集》、《党团员须知》等。
红军在广西前后28天(其中红六军团9天，红一方面军19天)所做的大量的宣传工作，对于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提高广西群众的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严格执行红军的群众纪律
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政治机关和军政干部加强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全军将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及时赢得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拥戴。
毛泽东同志率先垂范。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部队有一次夜宿苗族山寨里，毛泽东和警卫班同在一户苗胞家宿营。毛泽东亲切地告知警卫员们：“我们现在在苗族区了，苗族同胞和我们汉人一样也要闹革命，反抗白军的压迫，所以也是我们的好弟兄。”毛泽东具体生动地讲述了苗族怎样受白军的压迫，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嘱咐大家：“到了苗区要更好的遵守纪律，一不许到处乱跑乱窜，二不许随便动人家的东西。”“苗族的妇女也和苏区不同，苏区的妇女见了红军喊着‘红军哥哥回来了!’苗区的姐妹可不兴这样的称呼，她们还很封建呢。”
在苗族区，毛泽东还亲切地会见了十几个苗族的游击队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热情谈话，鼓励他们坚持与发展革命斗争。陆定一存《老山界》中就真实记述了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翻越老山界行军途中，利用在路旁一户瑶民家歇脚休息的短暂时间，亲切诚恳地向女瑶胞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主张，使那位瑶胞很受感动。
1934年11月，红三十四师在突围路过立田村时，红军在祠堂里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各族群众团结起来跟共产党闹革命，又将60余枝步枪和数十枚手榴弹赠送给群众。立田人民杀了一头大肥猪答谢红军的深情厚意。抗日战争时期，立田人民用红军送给的武器，打击日本侵略 者。红三军团第四师途经龙胜县周家瑶寨时，师首长邀请1933年参加桂北瑶民起义的几位瑶民首领在龙舌岩下聚谈，赞扬瑶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革命精神，总结失败原因，指明今后奋斗道路，并赠送一批枪支给他们，表示红军保护瑶民的革命立场。红军宣传队还在龙舌岩壁上刻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
红军模范执行群众纪律，是争取少数民族同胞支持的最有效的法宝。红军进驻全县两河乡碰田村时，村里的群众已被敌人欺骗、威逼上了山。农民廖秀甫走得匆忙，家里的几十斤糯米糍粑来不及带走，田里的50余只母鸭也来不及赶回。到了山上，他很不放心，第二天红军出发后，他立即跑回村旁的田里去找鸭子。只见50只母鸭还在田里觅食，转身回家，又见糯米糍粑一个不少，还多了几十个鸭蛋。原来是母鸭昨天晚上下的蛋，红军帮他拣回家了。这使他十分感动，深信红军和过去的军队不同，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了。12月上旬，处于重围的红三十四师在突围中途经灌阳新圩，由于饥寒交迫，为了生存，他们宁可靠摘野菜、捡群众丢弃的红薯和捞群众家里的潲水渣充饥，也不乱拿群众家里的一个生红薯、生萝卜。许多战士饿得四肢无力，倒在路旁牺牲了。
红军尊重妇女。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红军见人就杀、见妇女就抢，因此，红军到达兴安华江的潘家寨时，寨子里的群众都躲上了山。23岁的妇女黄月英拖儿带女，来不及上山，红军就进村了。有一队红军还来到她家，要求借宿。红军看见她很惊慌，就和气地对她说：“大嫂!不要怕，我们的队伍和穷人是一家。”红军进屋后，没有任何人到内房去，夜里，红军全部在堂屋打地铺。黄月英亲眼看到红军这样纪律严明，打消了疑虑，不再上山去躲了。
红军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赔。红军某部经过灌阳新圩杨柳井村时，指战员们实在饿极了，而前面还要继续行军打仗。他们在海大嫂家里看见煮有一大锅野菜粥，经过商量，便把它吃了。因为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把几个银毫放在鼎锅里。红军在兴安潘家寨，误杀了穷苦农民潘利和的一头猪，后来红军部队干部知道了，主动向潘利和道歉，并按价付了款。潘利和赞扬红军是天下最好的队伍。
红军处处关心群众疾苦。红军经过灌阳县的水车村时，反动村长逼迫群众上山。农民翟顺修夫妇抱着病重的独生子，随大家住在山上。眼看孩子高烧病危，夫妇二人不顾村长的威吓，抱着小孩下山找医生。红军见到他俩回家，十分亲热，立刻找来军医给他的孩子看病，还免费给药吃。孩子的病有了好转，夫妇便商定把家里藏着的6个鸡蛋、8个柑子，贴上红纸，送给红军医生表示感谢，但红军医生说什么也不肯收下。翟顺修偷偷将这件事转告给山里的群众，乡亲们明白真相后，纷纷下山回家，热情帮助红军。
(三)坚决保护各族同胞的利益
红军在湘江战役前后，沿途实行没收征发土豪财产和打击土豪匪霸势力相结合的方针，在保护少数民族首领的原则下，及时为民除害，坚决镇压纵火惑众、嫁祸红军的土豪反革命分子。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调查，中央红军沿途镇压桂北农村土豪劣绅32人，其中在灌阳县水车圩镇压7人、在全县石塘惩办10人、在兴安县新寨枪毙10人、在资源社岭枪毙5人。红军部队在团部设有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开展对土豪财产的没收分配工作。所有没收的财物，均由“没委”造册登记，分发给部队和沿途贫苦群众，保证部队作战行军需要和赈济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沿途在桂岩、勒塘等村，先后打了几十家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钱财、粮食、衣物，充作军用或分发给贫苦农民群众。各族人民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称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桂系军阀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当时，桂系军阀最害怕红军与各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革命，他们派遣特务在红军途经地造谣惑众，纵火投毒、制造事端，嫁祸红军，加剧少数民族同胞对红军的疑惧情绪，造成红军在给养和向导上的困难。这是当时桂系军阀在越城岭山区最阴毒的手段。红军沿途宿营地遭敌特袭扰，火患不断。
12月2日，即中央纵队进人越城岭的第二天，敌特分子在西延山区的马岭纵火，烧毁民房一问，红军赔款40块光洋外，还误毙了一位炊事员；同日在枫木老院子又烧毁民房一间、烧坏红军电台一部，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也是这一天，粟家寨的10多家民房被大火烧毁，敌特趁火大人乱之际潜逃时被红军发现击毙。12月7日，敌特在泥塘放火，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款70多块光洋；8日，敌特在干部团宿营的尖顶寨纵火，又烧毁民房一座，红军赔偿100多块光洋。几乎是每次火灾过后，便听到红军是“扫把星”(“扫把星”是专门司火的“星神”)、“红军杀人放火”等谣言。火灾不仅使红军连连赔款，而且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声誉，影响了红军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开始，各级保卫部门以为是山区木房多，冬天风干物燥，失火难免，后来一次又一次奇怪的火灾才引起红军的警觉。
最严重的火灾要算龙坪、广南的两处大火。12月10日，中央第一、第二纵队分别到达龙坪、广南一带宿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以及中央机关、军委机关都住在龙坪，干部团也随住这里。当晚大约10点多钟左右，部队刚刚入睡，上寨几个地方突然同时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刹时间整个龙坪上寨的民房大火熊熊，烈焰腾空，指战员们被大火惊醒，纷纷冲出民房。有些连手榴弹和子弹也来不及带走，被烈火烧炸，给救火增加了困难。龙坪寨、广南寨各烧毁民房200余间。
周副主席当时尚未入睡，他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都觉得这火烧得奇怪。于是一面派部队警戒，命令凡见到从火中冲出的可疑之人，一律拘留审查；一面在寨中与其他领导同志指挥部队救火，同时还派人去看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尽管红军奋力抢救，但猛烈的大火还是烧掉了上寨的200余问侗寨木楼。幸好毛主席等领导人平安无事。火势还在蔓延，如不把鼓楼保住，上寨之火就会通过鼓楼烧向下寨，损失将会更大。周副主席指挥红军战士冲入火海，令其中一部分战士推倒鼓楼附近正燃烧的木房，以断绝火路，这样才保住了鼓楼。为了缅怀红军和周副主席的恩情，解放后龙坪侗族人民将这座鼓楼命名为“红军鼓楼”。
正在大火燃烧的时候，我警戒部队抓住了3个从火场中窜出来的可疑分子。后经保卫部门审讯和群众大会辨认，认定其中一人是本寨群众外，其他二人自己承认是奉龙胜县政府派遣，跟踪红军进行纵火破坏的，其目的是破坏红军声誉，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听了敌人的供词，红军指战员才恍然大悟，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根据纵火犯的罪行和群众要求，保卫部门将 这两个纵火犯就地枪决。
就在龙坪大火的当晚，军委二纵队所在的广南寨也发生了敌人纵火，100多户侗族人民聚居的广南寨被烧成灰烬。红军抓住纵火犯后游村示众，就地枪决。龙坪、广南大火后，中央和军委领导十分重视灾民的救济工作，在红军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数千块大洋救济群众。当侗族人民领到红军发放的救济款时，都十分感动。两处火灾也使侗族同胞分清了谁是恩人，谁是敌人。当红军即将离开龙坪、广南时，群众依依不舍、挥泪欢送。大家推举了几位懂汉话的人为红军当向导，一帮年轻力壮的侗家青年自愿组成“挑夫队”，为红军挑运东西，一直把红军送出龙胜，送到贵州黎平才返回。
(四)各族同胞舍生忘死支援红军
宣传群众、保护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是红军的光荣传统，是红军本质的体现和力量的源泉。各族同胞从中央红军的政治主张、行军纪律，清楚地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各族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军队，在红军遭遇困难危险之际，不少人踊跃要求参军。在全州的短短7天之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有青年要求参军。全县加入红军的有77人。石塘乡水澄村贫苦青年肖和清，不仅带着本村3个青年参军，路过安和跳石埠村时，又通过自己的朋友唐世忠，带上4个贫苦农民当了红军。才湾村蒋在、咸水西岭蒋水清、凤凰学里村蒋授理，都是穷苦的看牛娃，红军过境时，他们丢下牛绳就参加了红军。灌阳、资源、龙胜等县也有穷苦农民参军。灌阳县文市望月岭村姓唐的地主家里有个丫头，名叫来寿，红军过境时，她逃出了火坑，坚决跟随红军闹革命。龙胜县广南等侗寨有几十位青年也参加了红军部队。
沿途更多的各族同胞们不怕反动派的威胁自觉行动起来，舍生忘死支援红军、保护红军。红军先头部队进入灌阳后，立即在灌江上架设浮桥，以便主力通过。附近的文市、水车、宾家桥、大车田一带的群众闻讯，自告奋勇赶来参加，仅文市一处就有100多人。他们将自己家里的木料、门板，甚至把床板也扛来给红军架桥。桥架到河中间时，因水流湍急，需要打桩固定。当时寒风凛烈、江水刺骨，但群众不怕严寒，脱光衣服，跳下江中打桩，经过军民共同努力，很快就把浮桥架好了。由于文市的灌江浮桥被敌机轰炸断了，为了保障红军抢渡灌江，架桥民丁排成队伍，用肩膀扛着桥板让红军队伍通过西进。
湘江战役中的新圩战斗，我军以两个团阻击敌人7个团，战斗异常紧张激烈。在3天3夜的阻击战中，新圩附近龙桥村和板桥铺的黄荣甫、黄荣新等30多个贫苦农民，为红军磨米煮饭、送饭送水，在前沿阵地抢运伤员，受到红军赞扬。红军撤退转移后，沿途各族同胞冒着性命危险，收养伤病员、掩埋烈士遗体，保存红军政治书刊和传单标语。
12月6日，红军左翼部队三军团一部准备从兴安两金越过财喜界，向龙胜江底前进。财喜界上筑有坚固的寨墙，驻守着桂系的民团后备队。原来，这些后备队员都是瑶族同胞，是被胁迫来守卡的。给红军作向导的伦江村瑶胞盘贵荣，先是喊话，后又独自一人到寨墙里，向他们讲清红军和瑶民是一家人的道理。瑶胞们听了以后，立即动手拆开了寨墙的一角，让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财喜界。当天，这部分红军便按计划到达龙胜江底的矮岭。
为红军带路、挑行李、抬担架的群众更多，几乎沿途村庄都有，很多人一直把红军送到湖南、贵州才回来。一路上他们跟红军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挪尾底村的蒋容治回忆说，我父亲蒋国达去帮红军带路，红军待他如亲人，父亲很高兴，说下次红军来了还要去给他们带路。资源的唐家银、唐家珍两兄弟，带着红军经兴安、龙胜出湖南，直至贵州边境，沿途还帮红军挑炮弹。龙胜龙坪寨侗族老人伍户斌，给红军作向导和翻译，帮助红军顺利通过了通道县和黎平县的侗族地区。
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进行了长达10多天的浴血奋战，留下了数千名伤病员和失散人员。当地群众冒着“通匪、窝匪、济匪”被杀头的危险，主动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敌人毒手。这些被保护下来的红军战士，有的重返了红军队伍，有的回到了原籍，有的则在县内安家落户。至今县内健在的仍有7人。
红三十四师返回湘南途中，有20多个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到处是敌人的搜索部队，他们只好聚集到文市大车田村旁的一个破庙里，饥寒交迫，有的还有伤病，处境十分困难。村里群众知道后，把他们分散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下来。后来，这些红军战士决定回原籍江西、福建找部队，村里的群众知道后，缝衣服、做粑粑送别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双方泪流满面、难舍难分。
红军从龙胜县的平等进入湖南省原绥宁县境时，有32个战士还被敌人堵截在太平村附近的深山老林里。敌人到处搜山，情况非常危急，红军战士们已经作好拼死战斗的准备。这时，瑶族农民沈再德、沈再富兄弟俩正在山里找冬菇。他俩看到红军要突围出去是很困难的了，便悄悄商量，决定留下沈再富在山上引开敌人，沈再德立即主动带领红军穿过密林来到一处悬崖下的一个秘密山洞里。这个山洞洞口狭小，藤萝密挂，不知情的人是很难发现的。这时敌人已经搜上山来，盘问沈再富看见红军没有。沈再富指着红军走的相反方向对敌人说：“好像往那边去了。”敌人立即沿着他指的方向追去。红军脱险后，第二天晚上，他俩又将干粮送到山洞给红军，并带领他们由小路进人湖南，追上了主力部队。
资源中峰的龙溪村铁匠粟传亮掩护红军伤员的事迹最为感人。当时，红军一军团第一师18岁的班长周富贵，在全州脚山铺阻击战中，左脚髁负伤掉了队。他几经辗转，忍着剧痛，抱着肿得老粗的左腿，爬到了资源中峰龙溪村地界，在一座小桥附近的树下晕过去了。这时，村里的铁匠粟传亮恰好路过这里。铁匠把这个负伤红军战士唤醒，将他背回龙溪村，暂时安置在一个荒废的菜园里。第二天又拿出攒下来的几块大洋，到七八公里外请来草药医生为伤员治疗。由于龙溪村是个小村，地方比较僻静，铁匠就把伤员背回家里养伤，还时常弄些好吃的东西给伤员补养身体。在铁匠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经过两个月，伤员的伤势慢慢好了。这时，春荒又威胁着铁匠一家，家里断粮了，为了让伤员早日恢复健康，铁匠忍受着借100斤粮秋后还170斤的高利剥削，向地主借粮回来，让伤员吃上饭，全家则吃野菜和蕨根做的粑粑度日。秋收后，这位恢复健康的红军班长把失散在附近的5个红军战士找来，共商回江西找部队的计划。铁匠知道后，把还债剩下的稻谷卖了一些，凑了4块大洋给他们作路费，双方眼含热泪依依惜别。这位红军班长周富贵回去以后又参加了新四军，改名为朱振中。解放后，朱振中同志曾专程到资源看望粟传亮和龙溪村的乡亲，还接粟传亮到北京叙旧和治病。
对于殉难的红军英烈，当地群众怀着敬意，含着悲痛，冒着危险，自动收殓埋葬红军烈士。灌阳板桥铺村黄玉修等群众一次就埋葬了在新圩阻击战中牺牲的20多个红军烈士。兴安、全州、资源、龙胜各族群众都自发收殓埋葬红军烈士。
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前后只有短暂的28天，但影响是极深远的。毛泽东总结指出：“红军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长征的种子深深地撒在广西的沃土里，各族人民深深怀念长征过境的红军。
1935年(农历乙亥年)正月，在红军长征过境的龙胜与资源、兴安三县交界的财喜界高山岩壁上，镌刻着“黄孟矮”的一首诗：
“朱毛过瑶山，
官恨吾心欢；
甲戌孟冬月，
瑶胞把家还。
黄孟矮乙亥正月
时过恩人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
这首石刻诗署名“黄孟矮”，不是历史上曾有哪个人，而是财喜界附近三个瑶寨：黄家寨、孟山、矮岭村名的合称。这首石刻诗，不仅铭记着瑶族同胞怀念领导红军长征的恩人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也是广西各族人民通过长征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