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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阀盛世才是一条狡猾的政治“变色龙”,从1933年到1944年,他在统治新疆的12年时间里,上演了一幕幕“变色话剧”:一时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时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一时是联共党员,自封为被接纳的中共党员;一时又是忠诚的国民党党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实际目的是永保“新疆王”的宝座,在新疆实行百分之百的独裁统治。
第一变:突然掉转炮口,
将金树仁赶下台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省开原县盛家屯人,生于1897年1月8日。他的家庭属于小地主,但家境并不乐观。幼年正是中日甲午战后的忧患年代,盛世才小学毕业后考入辽宁第五中学,中学毕业后赴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就读。
1917年,年满20岁的盛世才毕业于中国公学,在亲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进入明治大学,仍然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东京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决定回国参加学生运动,盛世才也不例外,他被辽宁同乡学生推举为同乡会代表,参加全国学生的运动。
当时国家贫弱,北洋军阀横行,盛世才觉得要想改变中国,只靠文人空喊一顿口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非从军事入手不可。于是,他决定弃文从武,到广东考取了李根源主办的滇军韶关讲武堂分校,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盛世才毕业后,由校长李根源介绍到东北将领郭松林部下当了一名排长。郭松林非常欣赏盛世才的才能,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经郭松林介绍,盛世才与郭部下邱宗浚的女儿邱毓芳结婚。不久,盛世才升任中尉连副。
后来,盛世才担任过张作霖府的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之后又在郭松林办的军官教育班受训,成绩优异。不久,盛世才被东北当局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一切费用由东北当局提供。
盛世才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他回国后,便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工作十分尽力。北伐之后,他调到国民军参谋本部工作。参谋本部是一个闲职机关,没什么重要工作可做,盛世才就想去边疆发展。他最初想去云南,后来有人说云南地方小难以发展,不如新疆地方辽阔。盛世才便把目光盯向了新疆,寻找一切机会,做好了进入新疆的准备。
当时新疆正处在金树仁的腐败统治之下,民族暴动,烽火遍野,特别是哈密的民族暴动,使金树仁难以应付。金树仁想整治一下自己腐败的军队,但苦于没有军事人才,于是让新疆派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鲁效祖,在南京物色一二名军事人才来新疆整顿军队。
南京方面向鲁效祖推荐盛世才,鲁效祖电告了金树仁。但是,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金树信(金树仁的五弟)害怕高素质人才进入新疆,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极力要求金树仁阻止盛世才入疆。
鲁效祖接到金树仁不让盛世才到新疆的电报,非常生气,便以辞职要挟金树仁。金树仁权衡再三,才答应了鲁效祖的要求。1930年8月,鲁效祖参加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后,与盛世才由北平出发,先到东北,再转西伯利亚铁路,最后到达新疆。
盛世才到了新疆后,并没有得到金树仁的重用,仍然做了一个不起眼的参谋。但盛世才对这个虚职不但毫无怨言,反而兢兢业业,诚恳工作,很快获得了同事的一致好评。这些好评传到金树仁的耳朵里,他非常内疚,1931年初提拔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公署参谋处上校主任,继而兼任新疆军校战术总教官。
1931年春,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掀起东疆暴动,金树仁几次平叛不利,就任命盛世才为东路参谋长。盛世才指挥军队平叛,取得大胜利,哈密之围被解。
金树仁非常高兴,从此对盛世才更加信任。1932年夏天,盛世才被任命为“东路剿匪总司令”,开始正式掌握兵权。
1933年4月12日,迪化(乌鲁木齐)爆发了由省军政两界人士共同发动的推翻金树仁统治的军事政变,史称新疆“四·一二”政变。政变发生的这一天,盛世才正屯兵在离迪化30里处的多拉泊。发动政变者怕盛世才回师迪化增援金树仁,就火速派人去,建议他暂缓回师迪化。
此刻,金树仁让盛世才火速回师迪化的命令也到达了。盛世才霎时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似乎整个新疆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
此时,盛世才政治“变色龙”的本色暴露出来了。他立即率部回师迪化,13日晨占领了迪化城东北制高点,掌握了主动权。然而,让金树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盛世才突然掉转了炮口,直轰金树仁部,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顷刻间宣告瓦解。
盛世才“一炮成功”,乘机夺取了新疆“四·一二”政变的果实,为日后成为“新疆王”铺平了道路。
第二变:动用“三把刀”,
如愿当上“新疆王”
盛世才虽然夺取了新疆“四·一二”政变的果实,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整个新疆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马仲英雄踞东疆,张培元割据北疆,南疆自成一体,南京政府又窥视新疆已久。在四面楚歌之际,盛世才采取了“外依苏联、内除异己”的政策,使其政权从动摇到巩固,进而发展。
在消灭异己上,盛世才动了“三把刀”:一刀消灭了“四·一二”政变的发动者;一刀消灭了他的政敌刘文龙等人,把省政府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一刀消灭了东北军和归化军首脑,将军权统于一身。
1933年6月,盛世才首先发动了对回民军阀马仲英的进攻。6月10日,南京政府派出以黄慕松为首的宣慰使团到达新疆,要求盛世才立即停止对马仲英的进攻,取消督办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
盛世才对黄慕松的话未加理睬,依然我行我素。12日,他率军在紫泥泉打败了马仲英,声势大振。15日,他致电蒋介石,指责马仲英涂炭新疆,现已被击溃,请蒋介石指示机宜。盛世才以为自己会得到蒋介石的承认,不料第二日蒋介石复电:“一切新省善后,应秉黄宣慰使,勿懈勿骄。”这明确表示,黄慕松仍是“太上皇”,盛世才必须听从黄慕松的安排。盛世才看了蒋介石的电报,心里当然不服。
在组织军事委员会及人选问题上,黄慕松不顾盛世才的反对,坚持要让盛世才的死对头张培元、马仲英等人担任军委会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盛世才心里非常清楚,南京方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利用新疆的实力人物来牵制自己,以保证新疆军事局面的平衡。对这样的安排,盛世才是坚决不干的。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黄慕松还极力拉拢刘文龙和“四·一二”政变的核心人物陶明樾、陈中、李笑天等,逐步组成了一个反盛集团。盛世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遂于6月19日放弃了追击马仲英部的计划,立即班师回省,并于26日在督办署东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表示愿意服从黄慕松的调停。
不料,陶明樾、陈中、李笑天刚踏上东花园的南便门,突然被盛世才预先埋伏的卫兵擒捕。3个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盛世才的卫兵拖到园内,“砰砰砰”几声枪响,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盛世才从会议室出来,宣布3个人的“罪状”,并软禁了黄慕松等人。这就是“诱乱信件案”,或称“二次政变”。
政变发生后,由于盛世才扣留了黄慕松等人,南京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正式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府委员兼边防督办。这样,盛世才在与南京政府的第一回合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盛世才用第一把刀消灭了“四·一二”政变的核心人物后,又举起了第二把刀,目光瞄准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1933年12月底,盛世才诬陷刘文龙“谋害督办,颠覆政府”,派兵闯入省政府,强行把刘文龙押回刘公馆囚禁起来。接着,盛世才以刘文龙的口吻拟了电稿,称病请求辞职,强迫刘文龙在电稿上签字,呈报中央。此后,刘文龙被囚禁于私宅,其眷属也一律不准外出,而且男的不准娶、女的不准嫁,这样的状况长达10多年。盛世才还不解恨,竟把刘公馆改为第二监狱,置百余犯人于其中。
盛世才搞掉刘文龙之后,再举起第三把刀,同样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枪杀了东北军和归化军的许多高级将领,继而独揽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上了真正的“新疆王”。
第三变:大开杀戒,
连续进行“大清洗”
从1937年起,盛世才开始对他的下属进行“清洗”,后来逐渐将矛头对准进步人士,最后将黑手伸向共产党。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惨遭盛世才的迫害,被逮捕、审讯、摧残,甚至被杀害。
当时担任过新疆反帝会秘书长的黄火青这样评述盛世才:“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为人阴险狠毒、惟利是图……在他手下工作之人,凡被他的政治野心驯服的,他都加以利用;凡政治上有所影响、有能力的人,他认为于他不利的,就视为心腹之患,肆意排除。”
9月,“大清洗”从省府开始,很快扩展到新疆各地。9月下旬,省府委员以下官员、公教人员、军官、富商等100多人被逮捕。10月,100多名省府副主席和政府各族官吏及其他人员又被逮捕。各地被逮捕和关押的有:伊犁区行政长陈德立及下属各界人士100多名,塔城区行政长赵得寿及各界人士60多名,哈密区行政长熊效远及下属人士30多名,迪化区各县县长、副县长20多名,阿克苏区行政长沙力及下属各界人士100多名,喀什噶尔代行政长万献廷及和阗区代行政长郑义钧及其下属各界人士300多名。被捕者陆续押解到迪化,迪化的特种监狱从3个增加到5个。
翌年2月,盛世才又逮捕各级官员等100多人,被“清洗”的知名人物包括民政厅长、农矿厅长、建设厅长、财政厅长、东北军将领等,就连力保盛世才入疆的高等法院院长鲁效祖也未能幸免于难,同样被逮捕。
1939年冬至次年5月,盛世才连续发布了3个布告,将“大清洗”的目标对准了从外地来的人,实质上是把矛头对准了那些进步人士。杜重远就是这次“大清洗”中一个典型的受害者。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救国公债东北劝募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为抗日救亡工作而奔波。1937年,他到了新疆,第二年秋天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决心在新疆干一番事业,于1939年1月将眷属接到了新疆安家,并聘请著名学者到新疆执教。沈雁冰(茅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达新疆的。
这年7月,杜重远组织师生员工200多人,利用暑假到伊犁宣传抗日,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盛世才不断派人对杜进行监视和恐吓,使杜无法进行工作,于1939年10月被迫辞职。但盛世才并不就此罢休,将杜重远软禁起来。
1940年3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路过迪化,当面向盛世才提出要与杜重远同机回重庆。盛世才满口答应,说下一班飞机肯定让杜走,但这只不过是谎言而已。国内著名人士宋庆龄、张謇、沈钧儒、黄炎培、高崇民等纷纷致电盛世才,要求他释放杜重远,也毫无效果。1944年6月,杜重远被残害,死在狱中。
继1941年的“大清洗”后,盛世才又编织出所谓1942年“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把屠刀对准了中国共产党人。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完全是盛世才编造出来的,他的理由是新疆有一个“阴谋暴动组织”,要在1942年4月12日纪念新疆“四·一二”政变日举行暴动,目的是“推翻新疆六大政策政权,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并且把苏联和中共污蔑为这次暴动的组织者。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军事顾问拉托夫,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及潘柏南、刘西屏、孟一鸣等都被列入所谓“暴动策动者”的名单。
盛世才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捕杀行动,有656人被捕、88人被残杀,其中包括中共优秀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1943年9月27日,三人在狱中被害。
陈潭秋是1939年5月到迪化的,7月接替邓发出任新疆党代表,牺牲时47岁。毛泽民是1938年2月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被盛世才挽留下来工作的,牺牲时也是47岁。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广东台山县人,1934年赴日本留学,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1938年被党组织派往新疆,牺牲时年仅27岁。
第四变:从亲苏到反苏,
从联共党员到国民党党员
盛世才之所以能够夺取并独揽新疆军政大权,与苏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在与马仲英和张培元的军事较量中,都得到了苏联军队的配合,最后得以取胜。所以,盛世才为了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亲苏政策,极力讨好苏联。
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而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要通过新疆才得以运往抗日前线。同时,新疆又是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地位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第八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东部大门,这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取道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的答复是等与第三国际商量后再作决定。
此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空前密切,他觉得很有必要同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会面,商讨一些问题。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盛世才去莫斯科,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是知道的。随同盛世才前往的,还有他的妻子邱毓芳。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馆里。这次访问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
在莫斯科,斯大林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欢迎是以往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所没有得到的,这也反映了斯大林对盛世才和新疆的重视。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
盛世才事后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我们热切期待了5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盛世才还假惺惺地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斯大林很清楚,此刻必须拉盛世才一把,因此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入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盛世才准备返回新疆时,一位苏共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他。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立即吸收他加入苏共。这位苏共官员又要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盛世才迟疑片刻后,表示同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当中,有些关于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是又担心此事泄漏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有党证。”
盛世才关于自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但他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但是苏联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举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还不如投靠蒋介石。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莫洛托夫表示愿意做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
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
此时,盛世才的势利嘴脸暴露无遗,他毫不掩饰地说:“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包括军事人员,且必须在3个月内撤离。
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
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
盛世才的反苏行为,引起了苏联对盛世才的极大不满。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在紧张进行之中,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苏、美、英理应团结一致,尽量消除内部分歧与摩擦。因此,1944年6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达迪化,了解新疆的局势。6月20日,华莱士到达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改善中苏关系,而盛世才是一大障碍。
蒋介石早就想控制新疆,便借此机会向盛世才施加各种压力。8月29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盛世才在新疆的所有职务,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吴忠信未到新疆以前,所有主席职务由朱绍良暂行兼代,任命盛世才为农林部长。
盛世才于1944年9月11日在万人唾骂声中匆匆离开了新疆,到重庆就任农林部长,终结了他在新疆的统治。
1945年7月,新疆民众掀起了反盛浪潮,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撤掉了盛世才农林部长的职务,责成法院查办。由于盛世才以重金行贿,此案才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出任武汉行营高参,1949年逃往台湾后,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策顾问。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在台北。
第一变:突然掉转炮口,
将金树仁赶下台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省开原县盛家屯人,生于1897年1月8日。他的家庭属于小地主,但家境并不乐观。幼年正是中日甲午战后的忧患年代,盛世才小学毕业后考入辽宁第五中学,中学毕业后赴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就读。
1917年,年满20岁的盛世才毕业于中国公学,在亲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进入明治大学,仍然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东京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决定回国参加学生运动,盛世才也不例外,他被辽宁同乡学生推举为同乡会代表,参加全国学生的运动。
当时国家贫弱,北洋军阀横行,盛世才觉得要想改变中国,只靠文人空喊一顿口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非从军事入手不可。于是,他决定弃文从武,到广东考取了李根源主办的滇军韶关讲武堂分校,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盛世才毕业后,由校长李根源介绍到东北将领郭松林部下当了一名排长。郭松林非常欣赏盛世才的才能,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经郭松林介绍,盛世才与郭部下邱宗浚的女儿邱毓芳结婚。不久,盛世才升任中尉连副。
后来,盛世才担任过张作霖府的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之后又在郭松林办的军官教育班受训,成绩优异。不久,盛世才被东北当局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一切费用由东北当局提供。
盛世才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他回国后,便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工作十分尽力。北伐之后,他调到国民军参谋本部工作。参谋本部是一个闲职机关,没什么重要工作可做,盛世才就想去边疆发展。他最初想去云南,后来有人说云南地方小难以发展,不如新疆地方辽阔。盛世才便把目光盯向了新疆,寻找一切机会,做好了进入新疆的准备。
当时新疆正处在金树仁的腐败统治之下,民族暴动,烽火遍野,特别是哈密的民族暴动,使金树仁难以应付。金树仁想整治一下自己腐败的军队,但苦于没有军事人才,于是让新疆派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鲁效祖,在南京物色一二名军事人才来新疆整顿军队。
南京方面向鲁效祖推荐盛世才,鲁效祖电告了金树仁。但是,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金树信(金树仁的五弟)害怕高素质人才进入新疆,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极力要求金树仁阻止盛世才入疆。
鲁效祖接到金树仁不让盛世才到新疆的电报,非常生气,便以辞职要挟金树仁。金树仁权衡再三,才答应了鲁效祖的要求。1930年8月,鲁效祖参加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后,与盛世才由北平出发,先到东北,再转西伯利亚铁路,最后到达新疆。
盛世才到了新疆后,并没有得到金树仁的重用,仍然做了一个不起眼的参谋。但盛世才对这个虚职不但毫无怨言,反而兢兢业业,诚恳工作,很快获得了同事的一致好评。这些好评传到金树仁的耳朵里,他非常内疚,1931年初提拔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公署参谋处上校主任,继而兼任新疆军校战术总教官。
1931年春,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掀起东疆暴动,金树仁几次平叛不利,就任命盛世才为东路参谋长。盛世才指挥军队平叛,取得大胜利,哈密之围被解。
金树仁非常高兴,从此对盛世才更加信任。1932年夏天,盛世才被任命为“东路剿匪总司令”,开始正式掌握兵权。
1933年4月12日,迪化(乌鲁木齐)爆发了由省军政两界人士共同发动的推翻金树仁统治的军事政变,史称新疆“四·一二”政变。政变发生的这一天,盛世才正屯兵在离迪化30里处的多拉泊。发动政变者怕盛世才回师迪化增援金树仁,就火速派人去,建议他暂缓回师迪化。
此刻,金树仁让盛世才火速回师迪化的命令也到达了。盛世才霎时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似乎整个新疆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
此时,盛世才政治“变色龙”的本色暴露出来了。他立即率部回师迪化,13日晨占领了迪化城东北制高点,掌握了主动权。然而,让金树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盛世才突然掉转了炮口,直轰金树仁部,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顷刻间宣告瓦解。
盛世才“一炮成功”,乘机夺取了新疆“四·一二”政变的果实,为日后成为“新疆王”铺平了道路。
第二变:动用“三把刀”,
如愿当上“新疆王”
盛世才虽然夺取了新疆“四·一二”政变的果实,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整个新疆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马仲英雄踞东疆,张培元割据北疆,南疆自成一体,南京政府又窥视新疆已久。在四面楚歌之际,盛世才采取了“外依苏联、内除异己”的政策,使其政权从动摇到巩固,进而发展。
在消灭异己上,盛世才动了“三把刀”:一刀消灭了“四·一二”政变的发动者;一刀消灭了他的政敌刘文龙等人,把省政府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一刀消灭了东北军和归化军首脑,将军权统于一身。
1933年6月,盛世才首先发动了对回民军阀马仲英的进攻。6月10日,南京政府派出以黄慕松为首的宣慰使团到达新疆,要求盛世才立即停止对马仲英的进攻,取消督办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
盛世才对黄慕松的话未加理睬,依然我行我素。12日,他率军在紫泥泉打败了马仲英,声势大振。15日,他致电蒋介石,指责马仲英涂炭新疆,现已被击溃,请蒋介石指示机宜。盛世才以为自己会得到蒋介石的承认,不料第二日蒋介石复电:“一切新省善后,应秉黄宣慰使,勿懈勿骄。”这明确表示,黄慕松仍是“太上皇”,盛世才必须听从黄慕松的安排。盛世才看了蒋介石的电报,心里当然不服。
在组织军事委员会及人选问题上,黄慕松不顾盛世才的反对,坚持要让盛世才的死对头张培元、马仲英等人担任军委会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盛世才心里非常清楚,南京方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利用新疆的实力人物来牵制自己,以保证新疆军事局面的平衡。对这样的安排,盛世才是坚决不干的。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黄慕松还极力拉拢刘文龙和“四·一二”政变的核心人物陶明樾、陈中、李笑天等,逐步组成了一个反盛集团。盛世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遂于6月19日放弃了追击马仲英部的计划,立即班师回省,并于26日在督办署东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表示愿意服从黄慕松的调停。
不料,陶明樾、陈中、李笑天刚踏上东花园的南便门,突然被盛世才预先埋伏的卫兵擒捕。3个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盛世才的卫兵拖到园内,“砰砰砰”几声枪响,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盛世才从会议室出来,宣布3个人的“罪状”,并软禁了黄慕松等人。这就是“诱乱信件案”,或称“二次政变”。
政变发生后,由于盛世才扣留了黄慕松等人,南京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正式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府委员兼边防督办。这样,盛世才在与南京政府的第一回合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盛世才用第一把刀消灭了“四·一二”政变的核心人物后,又举起了第二把刀,目光瞄准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1933年12月底,盛世才诬陷刘文龙“谋害督办,颠覆政府”,派兵闯入省政府,强行把刘文龙押回刘公馆囚禁起来。接着,盛世才以刘文龙的口吻拟了电稿,称病请求辞职,强迫刘文龙在电稿上签字,呈报中央。此后,刘文龙被囚禁于私宅,其眷属也一律不准外出,而且男的不准娶、女的不准嫁,这样的状况长达10多年。盛世才还不解恨,竟把刘公馆改为第二监狱,置百余犯人于其中。
盛世才搞掉刘文龙之后,再举起第三把刀,同样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枪杀了东北军和归化军的许多高级将领,继而独揽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上了真正的“新疆王”。
第三变:大开杀戒,
连续进行“大清洗”
从1937年起,盛世才开始对他的下属进行“清洗”,后来逐渐将矛头对准进步人士,最后将黑手伸向共产党。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惨遭盛世才的迫害,被逮捕、审讯、摧残,甚至被杀害。
当时担任过新疆反帝会秘书长的黄火青这样评述盛世才:“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为人阴险狠毒、惟利是图……在他手下工作之人,凡被他的政治野心驯服的,他都加以利用;凡政治上有所影响、有能力的人,他认为于他不利的,就视为心腹之患,肆意排除。”
9月,“大清洗”从省府开始,很快扩展到新疆各地。9月下旬,省府委员以下官员、公教人员、军官、富商等100多人被逮捕。10月,100多名省府副主席和政府各族官吏及其他人员又被逮捕。各地被逮捕和关押的有:伊犁区行政长陈德立及下属各界人士100多名,塔城区行政长赵得寿及各界人士60多名,哈密区行政长熊效远及下属人士30多名,迪化区各县县长、副县长20多名,阿克苏区行政长沙力及下属各界人士100多名,喀什噶尔代行政长万献廷及和阗区代行政长郑义钧及其下属各界人士300多名。被捕者陆续押解到迪化,迪化的特种监狱从3个增加到5个。
翌年2月,盛世才又逮捕各级官员等100多人,被“清洗”的知名人物包括民政厅长、农矿厅长、建设厅长、财政厅长、东北军将领等,就连力保盛世才入疆的高等法院院长鲁效祖也未能幸免于难,同样被逮捕。
1939年冬至次年5月,盛世才连续发布了3个布告,将“大清洗”的目标对准了从外地来的人,实质上是把矛头对准了那些进步人士。杜重远就是这次“大清洗”中一个典型的受害者。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救国公债东北劝募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为抗日救亡工作而奔波。1937年,他到了新疆,第二年秋天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决心在新疆干一番事业,于1939年1月将眷属接到了新疆安家,并聘请著名学者到新疆执教。沈雁冰(茅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达新疆的。
这年7月,杜重远组织师生员工200多人,利用暑假到伊犁宣传抗日,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盛世才不断派人对杜进行监视和恐吓,使杜无法进行工作,于1939年10月被迫辞职。但盛世才并不就此罢休,将杜重远软禁起来。
1940年3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路过迪化,当面向盛世才提出要与杜重远同机回重庆。盛世才满口答应,说下一班飞机肯定让杜走,但这只不过是谎言而已。国内著名人士宋庆龄、张謇、沈钧儒、黄炎培、高崇民等纷纷致电盛世才,要求他释放杜重远,也毫无效果。1944年6月,杜重远被残害,死在狱中。
继1941年的“大清洗”后,盛世才又编织出所谓1942年“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把屠刀对准了中国共产党人。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完全是盛世才编造出来的,他的理由是新疆有一个“阴谋暴动组织”,要在1942年4月12日纪念新疆“四·一二”政变日举行暴动,目的是“推翻新疆六大政策政权,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并且把苏联和中共污蔑为这次暴动的组织者。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军事顾问拉托夫,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及潘柏南、刘西屏、孟一鸣等都被列入所谓“暴动策动者”的名单。
盛世才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捕杀行动,有656人被捕、88人被残杀,其中包括中共优秀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1943年9月27日,三人在狱中被害。
陈潭秋是1939年5月到迪化的,7月接替邓发出任新疆党代表,牺牲时47岁。毛泽民是1938年2月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被盛世才挽留下来工作的,牺牲时也是47岁。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广东台山县人,1934年赴日本留学,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1938年被党组织派往新疆,牺牲时年仅27岁。
第四变:从亲苏到反苏,
从联共党员到国民党党员
盛世才之所以能够夺取并独揽新疆军政大权,与苏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在与马仲英和张培元的军事较量中,都得到了苏联军队的配合,最后得以取胜。所以,盛世才为了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亲苏政策,极力讨好苏联。
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而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要通过新疆才得以运往抗日前线。同时,新疆又是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地位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第八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东部大门,这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取道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的答复是等与第三国际商量后再作决定。
此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空前密切,他觉得很有必要同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会面,商讨一些问题。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盛世才去莫斯科,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是知道的。随同盛世才前往的,还有他的妻子邱毓芳。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馆里。这次访问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
在莫斯科,斯大林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欢迎是以往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所没有得到的,这也反映了斯大林对盛世才和新疆的重视。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
盛世才事后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我们热切期待了5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盛世才还假惺惺地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斯大林很清楚,此刻必须拉盛世才一把,因此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入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盛世才准备返回新疆时,一位苏共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他。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立即吸收他加入苏共。这位苏共官员又要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盛世才迟疑片刻后,表示同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当中,有些关于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是又担心此事泄漏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有党证。”
盛世才关于自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但他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但是苏联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举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还不如投靠蒋介石。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莫洛托夫表示愿意做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
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
此时,盛世才的势利嘴脸暴露无遗,他毫不掩饰地说:“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包括军事人员,且必须在3个月内撤离。
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
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
盛世才的反苏行为,引起了苏联对盛世才的极大不满。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在紧张进行之中,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苏、美、英理应团结一致,尽量消除内部分歧与摩擦。因此,1944年6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达迪化,了解新疆的局势。6月20日,华莱士到达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改善中苏关系,而盛世才是一大障碍。
蒋介石早就想控制新疆,便借此机会向盛世才施加各种压力。8月29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盛世才在新疆的所有职务,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吴忠信未到新疆以前,所有主席职务由朱绍良暂行兼代,任命盛世才为农林部长。
盛世才于1944年9月11日在万人唾骂声中匆匆离开了新疆,到重庆就任农林部长,终结了他在新疆的统治。
1945年7月,新疆民众掀起了反盛浪潮,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撤掉了盛世才农林部长的职务,责成法院查办。由于盛世才以重金行贿,此案才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出任武汉行营高参,1949年逃往台湾后,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策顾问。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在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