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叔病了，病得非常厉害，一个人睡在床上，浑身不挂一条线，身上搭一个单子……我说着，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妻子最知道我的心情，看着我难受的样子，说道：“我们得快去看看！”
　　人上了岁数，说病倒就病倒。前几天，我还看到薛叔在地边里转，这是上岁数人最习惯的事了。人到暮年，总要多看一眼经营一辈子的土地。没想到就这几天，就传来了消息说薛叔住院了。并且说他病得那么重，要不是现在的医疗条件好，说不定这一辈子永远也见不到他了，我真得去看看我薛叔了。
　　是薛叔看着我一天一天长大的，我是看着薛叔一天一天变老的。我们两家相距只有一场之隔。刚记得事，薛叔老经常抱我，还老好查我脊梁上的肋肢，要不就是看我早晨吃的啥饭，逗得我眼泪直流，我抓住他的头发，小拳头在他脊梁上敲鼓。玩了一阵之后，他总是让我拱他的架脖（坐在大人脖子上），从这地边看到那地边。
　　我十三岁时，父亲中风，母亲长疮不能干活。我从小学六年级休学回家，站在院里正六神无主、哭哭啼啼时，后面来了一个人，一看是薛叔，他还领着一个陌生人。薛叔安慰我，说：“娃子，别哭，薛叔找来了医生，你爹的病很快就好了。病好了，你还上学，啊！”我看了看薛叔，用袖子擦去挂在眼角的眼泪，难受地扑在薛叔的身上。那时候，我连药铺都不知在哪儿。医生走后，薛叔又安慰我：“好好照顾你爹你妈，我到药铺拿药。”说着，薛叔拍了拍我的头，又看了看哭得像泪人的小弟弟，然后匆匆地去了。很长时间薛叔才回来，他拿回来的全是草药，听薛叔说，还有一样找不来，薛叔说：“药铺有，我去去就回来。”
　　经过薛叔的调理和邻居的照顾，父亲的病慢慢好了。但我还是暂不能回到学校。一天，薛叔来到了我家，一边吸着旱烟，一边和爹唠着家常。爹从薛叔的脸上看出他好像有啥心里话似的，爹说：“咱哥儿们，有啥话你就直说，你看他们弟兄都小，我又是这样，以后还要你们多照顾！”
　　“我不好说出口啊！”薛叔语重心长：“不知娃子还上不上学？要是不上学了，先给队里看鸡，我和队长商量了，看门前的庄稼不让鸡叨，一天给五分。你病好了，娃子能上学还叫上学，以后的人没点文化可不行！”
　　薛叔说着，还一直看着我，脸色显得非常的沉重。
　　薛叔是生产队会计，又是我的长辈，又为我家操心，感激还来不及哩。就这样我还没真正过完童年生活，一下子就能为自己家里挣工分了。这些时间我虽然还不习惯，但为了这个家，我很认真地看着不让鸡进地叨庄稼，第二年，队里就给我每天七分，缓解了我家缺粮的问题。
　　十六岁那年，薛叔提我当记工员。后来队里搞副业，成立了豆腐房，薛叔和队长商量，让我参加做豆腐。说是我实在，受苦家的孩子，靠得住，就让我跟着师傅学手艺，兼豆腐房的会计。由于我文化低，说啥也不肯。薛叔恼了，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谁生下来就会？不会，不会学！”
　　薛叔从来都是慈父般的温柔，这次却变得这么凶。我看着他凶煞煞的样子，心里真有说不上来的滋味。我哭了，薛叔又安慰我，给我讲他当会计的经历，讲前人刻苦学习的故事。我还没见过薛叔这样健谈，还真没看出一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脑子里还装有这些大道理，我听后会意地点了点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代人长大了，也正好赶上机构改革，大队生产队变成了行政村、生产小组，原来的生产队队委会取消了。记得在这个时候，薛叔在交会计手续那刻，硬是让原大队生产队理财小组逐条审查后盖了章，又用红纸放大张榜一星期还要多，直到群众彻底没意见了，薛叔才轻松地笑了。
　　后来，我当了村干部，薛叔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他老拍着我的肩膀说：“人在世上活一辈子，啥好事都干，就是不能干缺德事呀！工作要正经干，干出个样子，好让我们上一代放心。”
　　1990年，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村里办了储金会，我是会计。薛叔听说后，硬是卖了两天的红薯，当他把一百元钱交给我的时候，我感动地哭了。他说：“侄娃子办好事，薛叔就是再急，也不能不支持工作。”在薛叔的支持下，我的工作很快开展开了。后来他年年拿出来一百元或二百元交给我，几年过去了，村储金会变成了乡储金会，薛叔的钱由少慢慢地积多了。那年，他把票据拿出来一算，一千九百多元啊！他太高兴了，又添了零头，整整两千元。谁知后来，由于政策的变化，储金会停办。
　　这件事我非常内疚，可薛叔从未埋怨过，总是说：“是政策变了，不是你个人的事，你吃几碗饭我还不知?别有啥心里不美的！况且，我现在又不用，只当我在政府存钱。”由于储金会长时间没有给储户兑现，几次我要用自己的钱先给薛叔兑了，薛叔总是说啥不肯，他怕一人领个头，后患不可收拾。真是，我太感激他了。现在薛叔病了，我真不知所措，还是妻子说：“把薛叔的钱给了，就说是政府给的。”我也只得这样了。
　　以前，是上辈人看着我们一天一天地长，如今，是我们看着上辈人一天一天地老，心里总有一种悲凉，又联想到薛叔的病，感觉这个世界有些不公平，对一个善良的老人，为什么总要用疾病去折磨？不管老天怎么不公平，我一定要帮薛叔把病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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