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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文化理论”主要通过对双向度文化向单向度文化的转变进行分析,以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而在此转变中,反抗性的消失最为显著。司汤达《红与黑》的主角于连便是被钝化的艺术形象之一。本文尝试用马尔库塞单向度文化理论来解释以于连为代表的反抗性角色失去其原有价值的现象及原因,期望在具体例子中将单向度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和阐述,同时对“抗性人物形象的转变”的现象进行分析与反思。
【关键词】 马尔库塞;单向度文化;双向度文化;红与黑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3-0036-02
一、双向度文化:于连原始形象探析
于马尔库塞而言,大众文化即单向度文化,是与双向度文化相对的概念,是“被剥夺了真理向度的对抗性力量和疏离的特性”的双向度文化。由此可知马尔库塞对文化工业的发生机制持“转化”而非“生产”态度。
马尔库塞独特的“文化产业理论”,也即其“单向度文化理论”其实并未有一个独立且完善的理论系统,而是更多被当作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政治—文化—语言体系中的第二部分而存在。但其“单向度文化理论”有其独特价值。它突破了以往文化批判理论仅作为政治附着物存在的界限,“抓住了高雅文化的典型特征,并把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渗透其中,提出了富有个性的高雅文化理论,建立了一套集政治批判与艺术批判为一体的文化批判标准”。
(一)“野心”与挑战:作为制度否认者的于连
于连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属于底层阶级的代表。但他不甘于劳动,独爱读书,他最爱的书是卢梭的《忏悔录》和拿破仑的《出征公报节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而这些书已然是于连对不可打破的封建阶级铁笼的暗自挑战,却也是他悲剧命运的起点。卢梭的学说激起他不安于被奴役的思想和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意识,拿破仑的经历激起了他的英雄梦想,更激发了他的进取之心。至此,于连开始了他漫长艰辛的攀爬之路。从成为市长孩子的家庭教师,到在贝藏松神学院受到大主教的赏识,于连从“平民”“农民的儿女”“木匠、工人的儿子”到“小资产阶级”的经历是一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几乎不可能的跨越,而这也正是他渴望摆脱阶级束缚的深刻写照。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文化刻画的“不是宗教、精神、道德上的英雄,因为他们支持已确立的秩序”,其主体是对制度反抗的角色。而于连的愿望和经历无疑就是一种破坏和反抗,在那个拿破仑被污名的时代,他曾当着市长夫人的面颂扬他:“在另一个时代,石匠可变成将军!”。在司汤达笔下,石匠和将军作为两种阶级代表的意象,在于連这个制度否认者的口中得到了共存甚至转化。
(二)“虚伪”与手段:作为精神反抗者的于连
于连不仅是司汤达创作的制度反抗符号,更是一个“否定现实精神文化和非道德性”的精神反抗者。
于连是唯一一个以冷静批判眼光审视腐朽上流社会的人,他鄙视贵族的平庸,痛恨耶稣教士的伪善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为“人间地狱”。可是就在神学院中,于连学会了虚伪矫饰和不择手段,他既认为“在这里一点也学不到什么”又“为自己设计出一个全新的性格”。对于这种虚伪,李有华将其视为反抗性格的异化,也是反抗命运的隐蔽手段,以虚伪对待虚伪。
(三)“死亡”与超越:作为革命者和未来向度的于连
马尔库塞的双向度文化作为一种未来的向度,在现实中便会呈现出悲剧属性—— “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也正是由于这种悲剧,双向度文化成为一种反对权力控制、社会压抑、追求解放的政治力量。
于连的死是心灵分裂产生的矛盾”=导致的悲剧,但更是一种用不屈服的死亡对不公正社会的抗议。在临死前的法庭上,他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法庭求饶即是“以一个平民的面目对阶级进行反抗”,这是于连自身的反抗。同时,刘洪武指出,在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中,社会总是在力图压制和同化个性,那么个人的社会成功就意味着个性的失败,而个人的社会失败却是个性的成功。就这一层意义上,于连的“死亡”作为一个被毁灭的符号,其实是在以“无法实现的总结”对现实行最后的反抗,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世界进行预想,正如司汤达始终称自己是在为未来的人民而写作。
二、从双向度文化到单向度文化:包容的压制
双向度文化向单向度文化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包容压制而非强行消除的过程,“双向度文化的消除,不是通过否定和拒斥文化价值,而是通过把他们纳入既定秩序,并大规模复制”,此包容压制可从内容和方式两方面进行。
(一)内容的压制:新逻辑体系的形成
双向度文化通过否定现实世界而与大众日常生活脱离,其对日常经验的反抗和超越使得其形成了一套抽象独立的逻辑体系,故与大众格格不入,而反抗性的消除即意味着从一套与大众脱离的逻辑被转化成了一套符合大众生活、迎合现有制度的逻辑。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有过相似论断,他认为对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改变了艺术原有的内在逻辑,被转化成了一种被文化工业操纵和腐蚀的需要。这种逻辑转变首要以高层艺术的“商品特质”表现出来。
在大众视野下的于连被放大了“虚伪”。于连身上被勃兰兑斯称为用来反抗“伪善的得意扬扬的景象”的作为形而上的反抗符号的“虚伪”被影视作品、大众传媒的宣传实体化了,于连的假意迎合和与内心的真诚相分裂的“手段性”虚伪的悲剧和反抗意义被简化成了一种品德缺陷。在各种形式的名著选读和引用《红与黑》作为裱花来装饰门面的畅销书中,于连多以不择手段的小人形象示人。
同时,于连作为一个反抗者被解释为恶有恶报。至此,二者的转化意味着一套新的逻辑话语体系的形成,而这套新逻辑在表面上似乎非常顺从当下大众认可的道德与规律,即作恶之人不得善终。关于此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有论述,在被“消遣”而非“专注”的大众文化之中,人们不见艺术,只见自我。是故当一个诞生于1830年王朝复辟黑暗时代的讽刺性人物与将近两百年后的世俗通律无缝贴合时,艺术从当时的创作之境中被抽离出来投入大众的情境,在此过程中丢失的,是被瓦尔特·本雅明称为艺术“灵韵”的此时此地性(das hier und jetzt),即它在所处之地的独一无二的此在(dasein),也是马尔库塞口中的“向度”。 (二)形式的压制:疏离(Verfremdungseffekt)的消失
双向度文化不为大众接受的另一方面在于与现实的疏隔。那种被称为“使作品独一无二,经久不衰的东西”就是形式。“形式使作品从现实中离却、分化、异在出来”,产生布莱希特所谓的“离间效果”,当扩大的距离模糊和弱化了显而易见的视觉事实,一个被隐藏在意识形态和幻觉面纱之下的真实世界便得以显露,从而予以人们一个创造和反思的机会,允许了一种不同秩序的趁机而入。形式带来分离,分离产生反思,此时形式作为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不再是从属于内容的框架,而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独立的自主意识,故而正如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和文化工业不仅打破了艺术的自主性,更是通过改变形式而改变了人的感知方式。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文化工业使艺术自主性相关的崇高与自主的理性堕落为大众意识, 这种大众意识将对艺术的膜拜转化为对明星的崇拜,“电影资本所促使的明星崇拜式的名流魅力是对电影资本的补充,即观众的崇拜同时也促使了大众的堕落心态”。可堕落的不仅是大众,随着艺术与资本的绑缚日趋牢靠,艺术也无限接近于一件商品。
三、钝化的于连人物形象分析
单向度文化作为与双向度文化相对的概念,马尔库塞将其视为是“被剥夺了真理向度的对抗性力量和疏离的特性”的双向度文化。因此单向度视野下的于连失去了原有的反抗对立特征,沦为了现实制度的“支持者”。
排除电影视觉化的因素,可以归纳出进入大众视野的于连人物特质除了虚荣、虚伪、不择手段上位(凤凰男),就是以爱情为主的经历,而对人物背后的反抗性的因素认可却实在寥寥,故大众视野中的于连形象可被归纳为: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因利欲熏心,利用女人不择手段获得权力和地位,最终自我迷失、招致死亡。
四、结语
本文基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文化理论,分别对司汤达笔下的原始于连人物形象、大众视野下的于连形象以及在其形象转变过程中起到“包容性压制”的力量进行了分析解读,并对两种最主要的压制方式—内容和形式—进行了针对性分析。
针对文化的理论不胜其多,但马尔库塞关于文化的转变和对抗性消除的论断似乎与当下这个经典人物被钝化和娱乐化的时代相当契合。虽然马尔库塞的理论并非完美,但其仍然为当下文化现象分析与解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杨春风.高雅文化与辩护性的非文化——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理論及其启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上海:三联书店,1989.
[4]司汤达.红与黑[M],许渊冲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5]司汤达.红与黑[M].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郭成芳.自我实现与悲剧人生——析《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社会隐喻意义[J].山东外语教学,2004,(3).
作者简介:
杨可心,女,河南洛阳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研究方向为社会冲突、社会治理。
【关键词】 马尔库塞;单向度文化;双向度文化;红与黑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3-0036-02
一、双向度文化:于连原始形象探析
于马尔库塞而言,大众文化即单向度文化,是与双向度文化相对的概念,是“被剥夺了真理向度的对抗性力量和疏离的特性”的双向度文化。由此可知马尔库塞对文化工业的发生机制持“转化”而非“生产”态度。
马尔库塞独特的“文化产业理论”,也即其“单向度文化理论”其实并未有一个独立且完善的理论系统,而是更多被当作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政治—文化—语言体系中的第二部分而存在。但其“单向度文化理论”有其独特价值。它突破了以往文化批判理论仅作为政治附着物存在的界限,“抓住了高雅文化的典型特征,并把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渗透其中,提出了富有个性的高雅文化理论,建立了一套集政治批判与艺术批判为一体的文化批判标准”。
(一)“野心”与挑战:作为制度否认者的于连
于连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属于底层阶级的代表。但他不甘于劳动,独爱读书,他最爱的书是卢梭的《忏悔录》和拿破仑的《出征公报节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而这些书已然是于连对不可打破的封建阶级铁笼的暗自挑战,却也是他悲剧命运的起点。卢梭的学说激起他不安于被奴役的思想和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意识,拿破仑的经历激起了他的英雄梦想,更激发了他的进取之心。至此,于连开始了他漫长艰辛的攀爬之路。从成为市长孩子的家庭教师,到在贝藏松神学院受到大主教的赏识,于连从“平民”“农民的儿女”“木匠、工人的儿子”到“小资产阶级”的经历是一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几乎不可能的跨越,而这也正是他渴望摆脱阶级束缚的深刻写照。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文化刻画的“不是宗教、精神、道德上的英雄,因为他们支持已确立的秩序”,其主体是对制度反抗的角色。而于连的愿望和经历无疑就是一种破坏和反抗,在那个拿破仑被污名的时代,他曾当着市长夫人的面颂扬他:“在另一个时代,石匠可变成将军!”。在司汤达笔下,石匠和将军作为两种阶级代表的意象,在于連这个制度否认者的口中得到了共存甚至转化。
(二)“虚伪”与手段:作为精神反抗者的于连
于连不仅是司汤达创作的制度反抗符号,更是一个“否定现实精神文化和非道德性”的精神反抗者。
于连是唯一一个以冷静批判眼光审视腐朽上流社会的人,他鄙视贵族的平庸,痛恨耶稣教士的伪善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为“人间地狱”。可是就在神学院中,于连学会了虚伪矫饰和不择手段,他既认为“在这里一点也学不到什么”又“为自己设计出一个全新的性格”。对于这种虚伪,李有华将其视为反抗性格的异化,也是反抗命运的隐蔽手段,以虚伪对待虚伪。
(三)“死亡”与超越:作为革命者和未来向度的于连
马尔库塞的双向度文化作为一种未来的向度,在现实中便会呈现出悲剧属性—— “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也正是由于这种悲剧,双向度文化成为一种反对权力控制、社会压抑、追求解放的政治力量。
于连的死是心灵分裂产生的矛盾”=导致的悲剧,但更是一种用不屈服的死亡对不公正社会的抗议。在临死前的法庭上,他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法庭求饶即是“以一个平民的面目对阶级进行反抗”,这是于连自身的反抗。同时,刘洪武指出,在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中,社会总是在力图压制和同化个性,那么个人的社会成功就意味着个性的失败,而个人的社会失败却是个性的成功。就这一层意义上,于连的“死亡”作为一个被毁灭的符号,其实是在以“无法实现的总结”对现实行最后的反抗,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世界进行预想,正如司汤达始终称自己是在为未来的人民而写作。
二、从双向度文化到单向度文化:包容的压制
双向度文化向单向度文化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包容压制而非强行消除的过程,“双向度文化的消除,不是通过否定和拒斥文化价值,而是通过把他们纳入既定秩序,并大规模复制”,此包容压制可从内容和方式两方面进行。
(一)内容的压制:新逻辑体系的形成
双向度文化通过否定现实世界而与大众日常生活脱离,其对日常经验的反抗和超越使得其形成了一套抽象独立的逻辑体系,故与大众格格不入,而反抗性的消除即意味着从一套与大众脱离的逻辑被转化成了一套符合大众生活、迎合现有制度的逻辑。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有过相似论断,他认为对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改变了艺术原有的内在逻辑,被转化成了一种被文化工业操纵和腐蚀的需要。这种逻辑转变首要以高层艺术的“商品特质”表现出来。
在大众视野下的于连被放大了“虚伪”。于连身上被勃兰兑斯称为用来反抗“伪善的得意扬扬的景象”的作为形而上的反抗符号的“虚伪”被影视作品、大众传媒的宣传实体化了,于连的假意迎合和与内心的真诚相分裂的“手段性”虚伪的悲剧和反抗意义被简化成了一种品德缺陷。在各种形式的名著选读和引用《红与黑》作为裱花来装饰门面的畅销书中,于连多以不择手段的小人形象示人。
同时,于连作为一个反抗者被解释为恶有恶报。至此,二者的转化意味着一套新的逻辑话语体系的形成,而这套新逻辑在表面上似乎非常顺从当下大众认可的道德与规律,即作恶之人不得善终。关于此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有论述,在被“消遣”而非“专注”的大众文化之中,人们不见艺术,只见自我。是故当一个诞生于1830年王朝复辟黑暗时代的讽刺性人物与将近两百年后的世俗通律无缝贴合时,艺术从当时的创作之境中被抽离出来投入大众的情境,在此过程中丢失的,是被瓦尔特·本雅明称为艺术“灵韵”的此时此地性(das hier und jetzt),即它在所处之地的独一无二的此在(dasein),也是马尔库塞口中的“向度”。 (二)形式的压制:疏离(Verfremdungseffekt)的消失
双向度文化不为大众接受的另一方面在于与现实的疏隔。那种被称为“使作品独一无二,经久不衰的东西”就是形式。“形式使作品从现实中离却、分化、异在出来”,产生布莱希特所谓的“离间效果”,当扩大的距离模糊和弱化了显而易见的视觉事实,一个被隐藏在意识形态和幻觉面纱之下的真实世界便得以显露,从而予以人们一个创造和反思的机会,允许了一种不同秩序的趁机而入。形式带来分离,分离产生反思,此时形式作为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不再是从属于内容的框架,而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独立的自主意识,故而正如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和文化工业不仅打破了艺术的自主性,更是通过改变形式而改变了人的感知方式。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文化工业使艺术自主性相关的崇高与自主的理性堕落为大众意识, 这种大众意识将对艺术的膜拜转化为对明星的崇拜,“电影资本所促使的明星崇拜式的名流魅力是对电影资本的补充,即观众的崇拜同时也促使了大众的堕落心态”。可堕落的不仅是大众,随着艺术与资本的绑缚日趋牢靠,艺术也无限接近于一件商品。
三、钝化的于连人物形象分析
单向度文化作为与双向度文化相对的概念,马尔库塞将其视为是“被剥夺了真理向度的对抗性力量和疏离的特性”的双向度文化。因此单向度视野下的于连失去了原有的反抗对立特征,沦为了现实制度的“支持者”。
排除电影视觉化的因素,可以归纳出进入大众视野的于连人物特质除了虚荣、虚伪、不择手段上位(凤凰男),就是以爱情为主的经历,而对人物背后的反抗性的因素认可却实在寥寥,故大众视野中的于连形象可被归纳为: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因利欲熏心,利用女人不择手段获得权力和地位,最终自我迷失、招致死亡。
四、结语
本文基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文化理论,分别对司汤达笔下的原始于连人物形象、大众视野下的于连形象以及在其形象转变过程中起到“包容性压制”的力量进行了分析解读,并对两种最主要的压制方式—内容和形式—进行了针对性分析。
针对文化的理论不胜其多,但马尔库塞关于文化的转变和对抗性消除的论断似乎与当下这个经典人物被钝化和娱乐化的时代相当契合。虽然马尔库塞的理论并非完美,但其仍然为当下文化现象分析与解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杨春风.高雅文化与辩护性的非文化——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理論及其启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上海:三联书店,1989.
[4]司汤达.红与黑[M],许渊冲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5]司汤达.红与黑[M].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郭成芳.自我实现与悲剧人生——析《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社会隐喻意义[J].山东外语教学,2004,(3).
作者简介:
杨可心,女,河南洛阳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研究方向为社会冲突、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