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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在金融、贸易、物流、人员流动、资讯和管理等方面作为区域枢纽。有了区域发展，新加坡自然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区域没有任何投资项目，新加坡也无法获得繁荣发展的机会
新加坡是一个对内施行良治，对外“广结善缘”的城市国家。2016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73167新加坡元（合52962美元），是全球最具活力、前景被持续看好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被许多后发国家视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样本。新加坡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经济繁荣的发展中国家、注重长期规划的高效行政体制、带有鲜明的儒家政治文化特点。
中国和新加坡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自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迅速展开各方面交流合作，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将中新关系确定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毗邻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被誉为“东方十字路口”，早在18世纪就是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海上絲绸之路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根据《2015中国经济年鉴》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以满分10分计算，新加坡在贸易、资金、民心指数上的得分为10分（第1名），政策沟通为7.5分（第13名），设施联通为5.5分（第22名）。新加坡的地位和作用凸显，有望成为“一带一路”的坚实基地与广阔平台。
两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渊源，新加坡是和中国文化最相近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新加坡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样，小国寡民的新加坡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扮演着外交枢纽的独特角色，其外交策略往往被解读为左右逢源的“外交平衡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形容，新加坡的外交是羽量级国家参加重量级的拳击赛。但在中国看来，这是一种务实、顺势而为的做法。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走进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对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进行了专访。罗家良自2012年起担任新加坡驻华大使，迄今已有5年。罗家良曾担任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后改任国务资政）的新闻秘书，长期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他的个人微博中，详细记录着各项考察和会见活动。在此次采访中，罗家良就“一带一路”倡议、中新关系、全球化趋势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双边关系与时俱进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2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四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对于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这三个已经落地的政府间合作项目，你如何评价当前所取得的成绩？它们的辐射性和可复制性如何？
罗家良：新中两国政府间最高层的合作机制就是副总理层级联合委员会，2017年召开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和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共同主持的会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三个新中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进展和未来的合作方向，另一部分是联委会讨论其他领域的合作进程。这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它们都是在不同时间点，针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并结合新加坡自身的能力来启动的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关心的就是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因此苏州工业园应运而生。几年后，中国领导层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或者说科学发展和平稳发展，因此新中两国在天津建设了生态城。后来，为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又以“互联互通”为主题启动了重庆项目。所以，三个项目是在不同时间段，结合我们双方所关心的不同领域来开展合作的。
作为政府间合作项目，它们启动和成立的宗旨就是要起到示范效应，发挥辐射功能，给更多的领域和区域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不只是为了发展一个项目。辐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法得以发挥。
第一个方法是官员的培训。据了解，中国各地到党校接受培训特别是城镇发展方面培训的干部，基本上都得去苏州学习。在培训过程中，官员通过实地考察和学习，将其经验进行复制和贯彻。第二个方法是官员的调任。把在这些项目上有工作经验的干部，调任到其他地方，传播建设经验。最近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雄安新区，负责雄安新区筹建工作的筹委会临时党委书记袁桐利就曾经担任过天津滨海新区党委书记。袁桐利可以把打造宜商宜居发展环境的天津经验带到雄安。这些经验虽然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但肯定有相通之处。第三个方法是让苏州开始扮演以前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当时新加坡发展现代工业园，就把硬件设施总体规划设计方面的经验带到了苏州。总体规划需要全盘设计，而不能只考虑当前的需求，还要保留未来的发展空间。现在苏州在帮助宿迁、南通、安徽滁州以及新疆霍尔果斯发展工业园。所以，今天苏州合资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新加坡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方式，这些项目就得到了很好地复制和辐射。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和新加坡愿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深度合作，你觉得两国在哪些领域可以加强合作？
罗家良：新加坡非常欢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有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增强互联互通的强烈需求。东盟本身也有互联互通总蓝图的设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的设计其实是相符合的。虽然新加坡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但是新加坡的繁荣需要靠区域的繁荣来带动。
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在包括金融、贸易、物流、人员流动、资讯和管理等方面作为区域枢纽。有了区域发展，我们自然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区域没有任何投资项目，新加坡也无法获得繁荣发展的机会。 新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主要有三大领域，即硬件设施、金融管理、人才培养和培训。在硬件设施领域有两个具体的项目：一是刚才谈到的重庆互联互通项目。重庆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源地之一，新加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重庆项目主要涉及金融、物流、航空和电信互联互通。我特别要提到物流这块。重庆现在主要有两条物流通道，一条是通过长江将货物运到上海或深圳，但现在长江的运输量已接近饱和，成长空间有限；另一条是渝新欧铁路，但是这条铁路还比较新，并且存在回货、气候等问题。所以这次新中两国副总理在联委会上明确提出要打造第三条南向直接贸易走廊，通过铁路，从重庆连接到广西钦州，再通过新加坡在钦州投资建设的北部湾港口连接到新加坡，然后再延伸到东南亚、南亚等地方。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一个倡议。
二是新马高铁项目。新马高铁从亚洲大陆最南端的新加坡直接连通到中国昆明，可以说是新昆铁路（也称泛亚铁路）的重要一段。如果新昆铁路少了新马这一段的话，其经济效益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样，如果只到缅甸或越南，不连通昆明，它的效益也会打折扣。过去泛亚高铁项目一直进展得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存在技术不成熟、成本过高、沿线国家宽窄轨衔接困难、资金不足等问题，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可是现在时机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决定修建新马高铁，并会在今年内进行公开的国际招标，新马双方会保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做出合适的选择。中国有很好的高铁技术，很多新加坡领导人包括陈庆炎总统和李显龙总理都乘坐过中国高铁，我本人也多次乘坐高铁，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来参加这次招标，我相信中国企业会提交非常有竞争力的标书。
发展硬件设施必须要有资金，还要有好的管理团队。新加坡就是区域金融中心。我曾看到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新加坡是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2015年占比高达33%。原因是资金一般先到新加坡，然后再通过发债、借贷等方式募集其他款项，或者跟世界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合作，到项目落地的国家进行投资。此外，目前在东南亚正在进行的硬件设施项目中，60%的管理团队都以新加坡为基地。管理团队不需要住在项目施工现场，而且一个团队往往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因此他们会选择住在交通、通信、金融等比较发达的地方。这是市场规律的体现。未来新加坡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的发展。
第三个领域是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因为项目的实施不仅仅涉及硬件设施和资金，最重要的还是人。“一带一路”沿线覆盖近70个国家，各国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以及经商环境都不一样，合作起来不容易。新加坡以往在进行重大的对外投资时，会对当地的官员进行培训，这有助于双方在思想观念上拉近距离，有利于项目的落地实施。新加坡在培训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新加坡已经有许多能够提供培训的机构，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等。中国也非常重视培训，经常对本国和外国官员进行培训。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引导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中国与新加坡有哪些合作的可能？
罗家良：新加坡和中国接下来在经贸领域可以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合作。
第一，新中两国已经开始磋商谈判新中自贸协定的升级版，应该加快脚步，完成高水准和实质性协定的升级。新加坡是与中国最早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国家。当时，新加坡可说是一个经济不太复杂、没有农业、没有纺织品出口的试点。从目前来看，试点效果很好，可是试点有一个特征就是趋于保守。因此，需要与时俱进和更新。所以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时启动了升级版的谈判。
第二，中国跟东盟之间已经完成了自贸协定升级版的磋商和签订。可是这个升级版是“看得到而吃不到果实”，因为现在有些国家还没有完成国内的法律程序。中新两国应该联手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的落地，使它尽快惠及所有东盟国家和中国人民。
第三，新中两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成员，我们应该加快脚步来完成实质性和高水准RCEP的谈判。在发出响亮的支持全球化信息的同时，要带来实质性的利益。
对内施行良治，对外“广结善缘”
中国经济报告：新加坡市场开放，对外国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劳动力成本趋高以及土地资源稀缺等。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罗家良：新加坡确实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新加坡国土有限、人口较少，经济体比较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哪些经济活动和行业比较适合在新加坡发展。我们不要求包罗万象，而是在那些适合在新加坡发展的领域要做得有声有色。所以那些需要大量土地资源、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就不太适合在新加坡发展。新加坡比较适合发展金融、物流、交通、通信等服务型行业，制药、生态科技、生物技术等高端制造业，我们更重视研发型、创意型和知识型产业。新加坡非常欢迎外国企业投资，希望外国企业能为新加坡居民创造高水平的就业机会，也欢迎它们为新加坡引进高端人才。
中国经济报告：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新加坡原有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渐缩小，未来新加坡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罗家良：各国都在不断地变化，新加坡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我觉得新加坡还是有许多优势的，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新加坡本身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经济体。我们的国际网络非常广泛，比如海港接驳的网络很广、效率很高，这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简单复制的。新加坡对外开放的各项指标也一直领先，而且我们有许多外国优秀人才。我们本身人少，因此，為了维持经济的稳健发展，我们面向人才的大门始终是开放的。从目前新加坡的人口结构来看，每5个人中就至少有1人是出生在外国的。此外，新加坡人还精通多种语言。这些都是新加坡现有结构的优势。
第二个层面，新加坡政府在不断转型、提升自己。为了支持企业发展，新加坡政府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有了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的货物出口到很多国家是减免关税的。我前阵子拜访了一家大型中国企业，他们很担心中美关系的前景，于是开始研究货物是否可以从新加坡转口进入美国，这就是利用新加坡与美国的FTA。新加坡政府还努力提升和完善法制体系。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许多商业仲裁和协调机制，有很多区域的商业纠纷都到新加坡来仲裁或协调，因为大家认为新加坡的法制是公平公正的。在仲裁法庭上，并不是只由新加坡法官来判决，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法官，这让诉讼者觉得很安心。 第三个层面就是人。虽然我们人口不多，但是新加坡劳工的文化道德素质和教育品质很高。很多跨国公司会选择新加坡人来担任主管，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人诚实可靠，还精通双语，既能和西方人打交道，又熟悉东方文化。这是一大优势。同时，我们也会确保新加坡劳工团体的技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因为未来会出现许多新的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可能需要掌握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我们要考虑那些年纪较大的员工能否跟得上形势，所以，新加坡政府最近推出了“技能创新前程”计划，政府出资给每一个新加坡人设立账户，人们可以使用这笔资金报读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普遍开展的各种培训，让每一个新加坡人能够活到老、学到老。
中国经济报告：新加坡既是东盟的发起国，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那么，新加坡如何将“一带一路”和东盟互联互通蓝图等东南亚其他区域性战略结合起来？如何处理TPP和“一带一路”这样看似竞争的战略之间的关系？
罗家良：TPP和“一带一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倡议，不能相提并论。TPP是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而“一带一路”着重于实干项目。
新中两国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开放投资、开放型经济体的受益者。我们要坚持下去，这很重要。尤其是对新加坡来说，贸易额是我们GDP的三倍，我们就是以自由贸易港起家的，有了贸易港才发展金融、通信、航空等领域。贸易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我们都支持。TPP起初是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个国家发起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要逐渐发展成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中国所提倡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APEC峰会上，中国大力推动亚太自贸区，我们也支持中国的这一举措。新加坡参与了区域内多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安排。我并不知道哪一个能最先走到终点，但我们希望遍地开花，只要是高水平、实质性的自由安排，我们都支持。
全球化应互补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中新两国领导人都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明显就带有“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色彩。你如何看待目前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新加坡打算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罗家良：首先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要坚定。但并不是说，全球化给所有人民带来的利益都相同，所以我们要推广的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如何帮助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相对较少的群体共享全球化红利。这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和安排，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培训。新的投资必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可是当一部分人没有能力胜任的时候，就会被社会淘汰。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使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些新领域和新行业中。
的确，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有时候支持反全球化的民众可能是被误导的，比如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就有类似现象。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些民众就会发现，那些鼓吹反全球化的政客之前开出的“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现象，比如美国，我觉得不能过早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想法下定论。美国真的会退出全球化吗？我觉得不可能。美国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是因为它把全世界的市场变成自己的“腹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美国硅谷能有今天的辉煌，也是因为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这些人带来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如果美国把大门关起来，那么它的“腹地”又会重新缩小到3亿人口。到底是靠60亿还是靠3亿人口来发展比较好，相信答案不言自明。所以我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把大门关起来。而且，美国跨国企业也不可能把业务都搬回美国。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区域内的竞争？比如上海打造金融中心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否会对新加坡造成影响？
罗家良：有竞争，也有合作，健康的竞争是好的。上海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香港也是金融中心，主要面向中国华南地区。新加坡主要面向东盟、南亚地区。所以各个金融中心都有自己的腹地。有競争的层面，可是也有互补的层面。互补合作的目的是要共同把“饼”做大。
世界之大，可以容得下我们所有的利益。当然我们也不能守株待兔，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我们不可能在新加坡打造两个海港，毕竟地方太小，可是我们有设计、建设、管理港口和机场的能力。所以，我们能把这些技术运用于发展他国的港口。
新加坡向来都是秉持开放型公平竞争的发展理念。我们不会因为担心竞争而闭门锁国。因为只有通过开放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当然，开放存在竞争和优势丧失的风险，因此必须不断更新和保持竞争力。我也相信，通过公平健康的竞争，新加坡的企业会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
新加坡是一个对内施行良治，对外“广结善缘”的城市国家。2016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73167新加坡元（合52962美元），是全球最具活力、前景被持续看好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被许多后发国家视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样本。新加坡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经济繁荣的发展中国家、注重长期规划的高效行政体制、带有鲜明的儒家政治文化特点。
中国和新加坡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自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迅速展开各方面交流合作，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将中新关系确定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毗邻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被誉为“东方十字路口”，早在18世纪就是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海上絲绸之路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根据《2015中国经济年鉴》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以满分10分计算，新加坡在贸易、资金、民心指数上的得分为10分（第1名），政策沟通为7.5分（第13名），设施联通为5.5分（第22名）。新加坡的地位和作用凸显，有望成为“一带一路”的坚实基地与广阔平台。
两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渊源，新加坡是和中国文化最相近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新加坡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样，小国寡民的新加坡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扮演着外交枢纽的独特角色，其外交策略往往被解读为左右逢源的“外交平衡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形容，新加坡的外交是羽量级国家参加重量级的拳击赛。但在中国看来，这是一种务实、顺势而为的做法。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走进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对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进行了专访。罗家良自2012年起担任新加坡驻华大使，迄今已有5年。罗家良曾担任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后改任国务资政）的新闻秘书，长期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他的个人微博中，详细记录着各项考察和会见活动。在此次采访中，罗家良就“一带一路”倡议、中新关系、全球化趋势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双边关系与时俱进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2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四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对于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这三个已经落地的政府间合作项目，你如何评价当前所取得的成绩？它们的辐射性和可复制性如何？
罗家良：新中两国政府间最高层的合作机制就是副总理层级联合委员会，2017年召开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和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共同主持的会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三个新中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进展和未来的合作方向，另一部分是联委会讨论其他领域的合作进程。这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它们都是在不同时间点，针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并结合新加坡自身的能力来启动的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关心的就是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因此苏州工业园应运而生。几年后，中国领导层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或者说科学发展和平稳发展，因此新中两国在天津建设了生态城。后来，为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又以“互联互通”为主题启动了重庆项目。所以，三个项目是在不同时间段，结合我们双方所关心的不同领域来开展合作的。
作为政府间合作项目，它们启动和成立的宗旨就是要起到示范效应，发挥辐射功能，给更多的领域和区域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不只是为了发展一个项目。辐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法得以发挥。
第一个方法是官员的培训。据了解，中国各地到党校接受培训特别是城镇发展方面培训的干部，基本上都得去苏州学习。在培训过程中，官员通过实地考察和学习，将其经验进行复制和贯彻。第二个方法是官员的调任。把在这些项目上有工作经验的干部，调任到其他地方，传播建设经验。最近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雄安新区，负责雄安新区筹建工作的筹委会临时党委书记袁桐利就曾经担任过天津滨海新区党委书记。袁桐利可以把打造宜商宜居发展环境的天津经验带到雄安。这些经验虽然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但肯定有相通之处。第三个方法是让苏州开始扮演以前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当时新加坡发展现代工业园，就把硬件设施总体规划设计方面的经验带到了苏州。总体规划需要全盘设计，而不能只考虑当前的需求，还要保留未来的发展空间。现在苏州在帮助宿迁、南通、安徽滁州以及新疆霍尔果斯发展工业园。所以，今天苏州合资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新加坡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方式，这些项目就得到了很好地复制和辐射。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和新加坡愿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深度合作，你觉得两国在哪些领域可以加强合作？
罗家良：新加坡非常欢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有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增强互联互通的强烈需求。东盟本身也有互联互通总蓝图的设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的设计其实是相符合的。虽然新加坡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但是新加坡的繁荣需要靠区域的繁荣来带动。
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在包括金融、贸易、物流、人员流动、资讯和管理等方面作为区域枢纽。有了区域发展，我们自然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区域没有任何投资项目，新加坡也无法获得繁荣发展的机会。 新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主要有三大领域，即硬件设施、金融管理、人才培养和培训。在硬件设施领域有两个具体的项目：一是刚才谈到的重庆互联互通项目。重庆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源地之一，新加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重庆项目主要涉及金融、物流、航空和电信互联互通。我特别要提到物流这块。重庆现在主要有两条物流通道，一条是通过长江将货物运到上海或深圳，但现在长江的运输量已接近饱和，成长空间有限；另一条是渝新欧铁路，但是这条铁路还比较新，并且存在回货、气候等问题。所以这次新中两国副总理在联委会上明确提出要打造第三条南向直接贸易走廊，通过铁路，从重庆连接到广西钦州，再通过新加坡在钦州投资建设的北部湾港口连接到新加坡，然后再延伸到东南亚、南亚等地方。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一个倡议。
二是新马高铁项目。新马高铁从亚洲大陆最南端的新加坡直接连通到中国昆明，可以说是新昆铁路（也称泛亚铁路）的重要一段。如果新昆铁路少了新马这一段的话，其经济效益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样，如果只到缅甸或越南，不连通昆明，它的效益也会打折扣。过去泛亚高铁项目一直进展得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存在技术不成熟、成本过高、沿线国家宽窄轨衔接困难、资金不足等问题，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可是现在时机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决定修建新马高铁，并会在今年内进行公开的国际招标，新马双方会保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做出合适的选择。中国有很好的高铁技术，很多新加坡领导人包括陈庆炎总统和李显龙总理都乘坐过中国高铁，我本人也多次乘坐高铁，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来参加这次招标，我相信中国企业会提交非常有竞争力的标书。
发展硬件设施必须要有资金，还要有好的管理团队。新加坡就是区域金融中心。我曾看到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新加坡是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2015年占比高达33%。原因是资金一般先到新加坡，然后再通过发债、借贷等方式募集其他款项，或者跟世界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合作，到项目落地的国家进行投资。此外，目前在东南亚正在进行的硬件设施项目中，60%的管理团队都以新加坡为基地。管理团队不需要住在项目施工现场，而且一个团队往往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因此他们会选择住在交通、通信、金融等比较发达的地方。这是市场规律的体现。未来新加坡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的发展。
第三个领域是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因为项目的实施不仅仅涉及硬件设施和资金，最重要的还是人。“一带一路”沿线覆盖近70个国家，各国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以及经商环境都不一样，合作起来不容易。新加坡以往在进行重大的对外投资时，会对当地的官员进行培训，这有助于双方在思想观念上拉近距离，有利于项目的落地实施。新加坡在培训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新加坡已经有许多能够提供培训的机构，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等。中国也非常重视培训，经常对本国和外国官员进行培训。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引导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中国与新加坡有哪些合作的可能？
罗家良：新加坡和中国接下来在经贸领域可以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合作。
第一，新中两国已经开始磋商谈判新中自贸协定的升级版，应该加快脚步，完成高水准和实质性协定的升级。新加坡是与中国最早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国家。当时，新加坡可说是一个经济不太复杂、没有农业、没有纺织品出口的试点。从目前来看，试点效果很好，可是试点有一个特征就是趋于保守。因此，需要与时俱进和更新。所以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时启动了升级版的谈判。
第二，中国跟东盟之间已经完成了自贸协定升级版的磋商和签订。可是这个升级版是“看得到而吃不到果实”，因为现在有些国家还没有完成国内的法律程序。中新两国应该联手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的落地，使它尽快惠及所有东盟国家和中国人民。
第三，新中两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成员，我们应该加快脚步来完成实质性和高水准RCEP的谈判。在发出响亮的支持全球化信息的同时，要带来实质性的利益。
对内施行良治，对外“广结善缘”
中国经济报告：新加坡市场开放，对外国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劳动力成本趋高以及土地资源稀缺等。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罗家良：新加坡确实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新加坡国土有限、人口较少，经济体比较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哪些经济活动和行业比较适合在新加坡发展。我们不要求包罗万象，而是在那些适合在新加坡发展的领域要做得有声有色。所以那些需要大量土地资源、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就不太适合在新加坡发展。新加坡比较适合发展金融、物流、交通、通信等服务型行业，制药、生态科技、生物技术等高端制造业，我们更重视研发型、创意型和知识型产业。新加坡非常欢迎外国企业投资，希望外国企业能为新加坡居民创造高水平的就业机会，也欢迎它们为新加坡引进高端人才。
中国经济报告：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新加坡原有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渐缩小，未来新加坡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罗家良：各国都在不断地变化，新加坡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我觉得新加坡还是有许多优势的，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新加坡本身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经济体。我们的国际网络非常广泛，比如海港接驳的网络很广、效率很高，这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简单复制的。新加坡对外开放的各项指标也一直领先，而且我们有许多外国优秀人才。我们本身人少，因此，為了维持经济的稳健发展，我们面向人才的大门始终是开放的。从目前新加坡的人口结构来看，每5个人中就至少有1人是出生在外国的。此外，新加坡人还精通多种语言。这些都是新加坡现有结构的优势。
第二个层面，新加坡政府在不断转型、提升自己。为了支持企业发展，新加坡政府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有了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的货物出口到很多国家是减免关税的。我前阵子拜访了一家大型中国企业，他们很担心中美关系的前景，于是开始研究货物是否可以从新加坡转口进入美国，这就是利用新加坡与美国的FTA。新加坡政府还努力提升和完善法制体系。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许多商业仲裁和协调机制，有很多区域的商业纠纷都到新加坡来仲裁或协调，因为大家认为新加坡的法制是公平公正的。在仲裁法庭上，并不是只由新加坡法官来判决，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法官，这让诉讼者觉得很安心。 第三个层面就是人。虽然我们人口不多，但是新加坡劳工的文化道德素质和教育品质很高。很多跨国公司会选择新加坡人来担任主管，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人诚实可靠，还精通双语，既能和西方人打交道，又熟悉东方文化。这是一大优势。同时，我们也会确保新加坡劳工团体的技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因为未来会出现许多新的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可能需要掌握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我们要考虑那些年纪较大的员工能否跟得上形势，所以，新加坡政府最近推出了“技能创新前程”计划，政府出资给每一个新加坡人设立账户，人们可以使用这笔资金报读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普遍开展的各种培训，让每一个新加坡人能够活到老、学到老。
中国经济报告：新加坡既是东盟的发起国，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那么，新加坡如何将“一带一路”和东盟互联互通蓝图等东南亚其他区域性战略结合起来？如何处理TPP和“一带一路”这样看似竞争的战略之间的关系？
罗家良：TPP和“一带一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倡议，不能相提并论。TPP是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而“一带一路”着重于实干项目。
新中两国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开放投资、开放型经济体的受益者。我们要坚持下去，这很重要。尤其是对新加坡来说，贸易额是我们GDP的三倍，我们就是以自由贸易港起家的，有了贸易港才发展金融、通信、航空等领域。贸易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我们都支持。TPP起初是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个国家发起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要逐渐发展成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中国所提倡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APEC峰会上，中国大力推动亚太自贸区，我们也支持中国的这一举措。新加坡参与了区域内多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安排。我并不知道哪一个能最先走到终点，但我们希望遍地开花，只要是高水平、实质性的自由安排，我们都支持。
全球化应互补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中新两国领导人都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明显就带有“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色彩。你如何看待目前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新加坡打算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罗家良：首先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要坚定。但并不是说，全球化给所有人民带来的利益都相同，所以我们要推广的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如何帮助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相对较少的群体共享全球化红利。这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和安排，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培训。新的投资必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可是当一部分人没有能力胜任的时候，就会被社会淘汰。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使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些新领域和新行业中。
的确，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有时候支持反全球化的民众可能是被误导的，比如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就有类似现象。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些民众就会发现，那些鼓吹反全球化的政客之前开出的“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现象，比如美国，我觉得不能过早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想法下定论。美国真的会退出全球化吗？我觉得不可能。美国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是因为它把全世界的市场变成自己的“腹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美国硅谷能有今天的辉煌，也是因为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这些人带来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如果美国把大门关起来，那么它的“腹地”又会重新缩小到3亿人口。到底是靠60亿还是靠3亿人口来发展比较好，相信答案不言自明。所以我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把大门关起来。而且，美国跨国企业也不可能把业务都搬回美国。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区域内的竞争？比如上海打造金融中心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否会对新加坡造成影响？
罗家良：有竞争，也有合作，健康的竞争是好的。上海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香港也是金融中心，主要面向中国华南地区。新加坡主要面向东盟、南亚地区。所以各个金融中心都有自己的腹地。有競争的层面，可是也有互补的层面。互补合作的目的是要共同把“饼”做大。
世界之大，可以容得下我们所有的利益。当然我们也不能守株待兔，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我们不可能在新加坡打造两个海港，毕竟地方太小，可是我们有设计、建设、管理港口和机场的能力。所以，我们能把这些技术运用于发展他国的港口。
新加坡向来都是秉持开放型公平竞争的发展理念。我们不会因为担心竞争而闭门锁国。因为只有通过开放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当然，开放存在竞争和优势丧失的风险，因此必须不断更新和保持竞争力。我也相信，通过公平健康的竞争，新加坡的企业会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