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鲁迅一生始终把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当做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一直关注着旧中国的现实和人民的命运，尤其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于被损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伤逝》中的子君以自己的生命向社会提出控诉，发出呐喊。
　　《伤逝》中的子君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受过五四精神冲刷过的新女性。虽然她的民主思想和反叛精神是祥林嫂所没有的，但是，子君的命运也与祥林嫂一样悲惨。子君完全没有意识到争取个性解放和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斗争之间的必然联系，冲出落后封建的家庭、取得婚姻自由的胜利后，还沉醉于爱情的缠绵之中。她踏进的是一个整天为吃喝操劳的家庭，在经济地位上只能依靠这个家庭的男人———涓生，而没有获得过独立的人权。只要封建的经济压迫袭来，她就抵挡不住了，陷入了一个人苦战的境地，坠入失望和痛苦之中，又回到自己不愿回去的家庭，在人们的冷眼中，走完了她所谓人生路。但是涓生一旦陷入困境时，就错误的把责任推到了子君身上，认为是子君拖住了他的后腿让他不能发展，“那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过于匆忙的想“救出自己”，最后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在认知和对待妇女问题上，涓生是站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一边的，他也是造成子君悲剧的因素之一。
　　子君是鲁迅小说中的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她敢于诚实大胆地去爱自己所爱的人，她敢于和封建的家庭做出决裂，取得了自己婚姻自由的权利。她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妇女喊出了几千年来都未曾喊出的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权利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身在当时的黑暗封建社会能够和涓生结合，可见在对人权的认知上，子君是有思想的、新的、现代的，她的悲剧和祥林嫂的悲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她这种向封建礼教的反抗叛逆精神，为当时的中国妇女做出了榜样，值得歌颂。
　　从鲁迅成功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他比其他作家要开拓的多，高超得多。以女性知识份子的形象为例，“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一开始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取婚姻的自由，个性的解放成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新思潮。冰心的《两个家庭》中的亚倩、《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英云，王统照的《沉思》中的琼逸，鲁迅笔下的子君就是这种新思潮冲击下的觉醒的知识女性。冰心用亚倩的家庭模式来改变旧家庭，显然的，是对妇女平等解放的一种很形式化的理解；王统照对“美”的描述追求更带有一点虚幻的色彩。虽然他们表现的角度和方式不同，却都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对黑暗社会，有一定的冲击力。但这毕竟是局限的、微弱的，不能从根本意义上去解决妇女的解放问题。鲁迅笔下的子君则完全不同，她不但反对封建礼教，而且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和涓生结合，争取到了婚姻自由，体现了“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抗争和觉醒。同时，鲁迅还揭示了这种小家庭的个体解放是多么的脆弱。在众多反对和现实经济的残酷下，子君又回到她好不容易挣脱的家庭，最后悄然离开这“无爱的人间”。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如果没有相对的社会基础是绝对不会成功的，鲁迅虽然当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的解放问题，但是他在对社会认识和人生的哲理上的发现要比同时代的作家更进一步。
　　直到现在的新女性，追求了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复制着子君的命运，恋爱是自由的，一旦结婚就为了柴米油盐而担忧，恋爱是吃不饱的，所以导致现在女性思想开始向现实进攻，有着一样的“国民劣根性”，无论什么阶层都有。
　　鲁迅由子君看出了新女性发展的希望，他认为“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但又由子君看出了无处不在的封建礼教给中国女性解放所造成的压力，所以，鲁迅指出，社会制度没有变革，也没有经济权，即使像那拉似的个性觉醒而走到社会上去了，恐怕也只有堕落或回来两条路。社会的改革，经济权的获得，不是别人恩赐的，必须通过“剧烈斗争”。
　　今天妇女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封建残余仍然存在，妇女问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对女性的态度标明着社会或个人“文明”的程度，那么鲁迅的确是属于现代的，更进而也是属于当代和未来的。他的小说及有关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消解女性权力、解构男权专制的强烈而鲜明的情意倾向，意味着重建新文化的一种意向，使之具有了更完整、充实的文化意蕴。女性的解放不只要从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在社会上确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当中彻底的觉悟。鲁迅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我们仍然很有启迪。鲁迅小说中妇女形象的内涵十分丰富，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