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乡村精英流失，乡村发展呈现令人忧虑的“空壳化”现象。城镇化浪潮下的乡村如何治理，如何发展？弘扬乡贤文化，重构乡村文化，是浙江给出的回答。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一份对乡土的挂念。
　　千百年来，乡愁牵动乡贤。这些从乡村走出去的饱学之士、贤达之人，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散发的文化道德力量泽被乡里，成为凝聚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
　　自古以来，乡贤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培育和弘扬乡贤文化，推进解决农村“空壳化”背后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我省各地开展广泛探索。
　　农村“空壳化”敲响治理警钟
　　据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调查，中国每天正有300个村庄消失。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该如何发展？乡村社会该如何治理？这些命题，正在叩问中国。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比达51.27%。
　　当农民奔向城市务工、生活时，他们很快发现，让城市接纳他们是何其之难，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更是难上加难。外出务工潮也导致了乡村精英的严重流失，农村人心离散、人去地荒，中国乡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衰变。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精英大量流失，‘空壳化’严重。如何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提升人们的区域认同感，乡贤文化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郭艺认为，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有强烈的自律性。维护社会秩序，靠的是社会习俗，重在教化。过去乡村精英学而优则仕，壮年在朝为官，年老返乡为绅。这些人回乡后，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足以教化乡民，反哺桑梓。
　　“乡贤”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就这样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至明代，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曾撰《宁夏志》专门列举“乡贤”这类人物，并建立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
　　有论者指出，传统乡贤主要承担着3种角色，即社会教化的启蒙者、乡村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沟通者、造福桑梓的示范者。
　　而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乡贤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特征，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志，成为维系乡情、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形成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延续的有机结合。
　　“在当代社会，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对于涵育文明乡风、凝聚崇德向善的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表示。
　　乡贤回乡的“上虞现象”
　　在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案由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原上虞市）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成立于2001年的上虞乡贤研究会，是我国最早以“乡贤”含义创设的区域性民间文化学术社团。其宗旨是，“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上虞成功人士遍布全国各地，是上虞的宝贵财富。不加抢救，过几代他们就会淡忘了籍贯，忘了自己的根。”会长陈秋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年，研究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乡贤。
　　乡贤会成立之后，一直真诚为乡贤提供服务。“稀土之父”徐光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是上虞汤浦人，但因久居外地，连自家的祖坟也找不到了。陈秋强偶然获悉此讯，便一次次赴汤浦寻找，终于在下徐村找到了徐家祖坟，遂联系一家企业捐资对徐家祖坟进行修缮。徐光宪闻此深为感动，邀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女专程回乡祭祖。徐光宪真诚地对陈秋强说：“我们将永远铭记家乡的恩德。如果我和孩子们能为家乡做些什么，务请告知。”
　　这样的例子举不枚举。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乡贤会的工作使乡贤文化成为上虞的一个窗口、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对外文化名片。
　　乡贤也深度介入上虞经济发展。如大龙山开发、祝府兴建、英台故里的文化环境营建，甚至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品牌的文化包装都闪烁着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是乡贤使上虞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草根文化与大雅文化互动，乡贤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共振。
　　乡贤回乡更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需催生新的乡绅阶层，这对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乡村社会的稳固作用巨大。
　　基于这一考虑，绍兴在重构乡村治理的计划中，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呼吁退休的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桑梓，以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2015年5月，全国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在上虞召开，会上，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高度评价了上虞的乡贤文化建设工作，绍兴正成为全国乡贤文化的“样板”。
　　从上虞发轫，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浪潮迅速蔓延全省，各地都通过对乡贤故居、历史遗迹等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修、修复来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
　　浦江修建了承载着千年文脉的月泉、月泉书院遗址，整理出版了《月泉文丛》《月泉雅集》；德清编纂了《四库德清文丛》等文化读本；三门编辑出版了《风雅乡贤——三门人物传记》；文成编制了《刘伯温传说》普及读本作为中小学教材；诸暨店口编纂了《店口志》，设立乡贤堂，开设名人廊，为自宋以来300多名古贤名人编史立传——各地挖掘整理的乡贤文化遗存和史料，留住了农村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乡贤文化研究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机遇。”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明辉认为，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有着十分丰富的乡贤资源，这些乡贤与群众距离近，看得见、摸得着，可亲可信可学，更容易被当地民众接受。 　　重塑乡土精英
　　重构乡村文化，仅仅呼唤乡贤回乡还不够，浙江的创举是：重塑乡土精英。
　　如何重塑乡村精英？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评星级，这是绍兴组织部门实施的民间人才“万人计划”。
　　“万人计划”于2013年启动，先在15个乡镇街道试点，8月在全市推开，用3年时间，让全市80%左右的家庭都有人获得民间人才称号，其中培养选拔五星级、四星级民间人才1万名以上。
　　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家庭妇女张林芬，包粽子技术一流，经“民间人才厨艺比赛”获得中级家政师称号，绍兴电视台录制了她包粽子的节目；越城区塔山街道妇女吴英因唐装、旗袍等古装上的盘扣做得好，被评为三星级民间人才；新昌县沙溪镇农民方中平有机水稻种得好，被授予民间人才工作室牌匾。星级评定使普通农民发现，只要干得好，都会得到尊重，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精英。
　　重塑乡土精英，宁波北仑农村文化礼堂设计了“乡贤驻堂”制度——从“蒲公英”宣讲员、退休干部、教师中物色知书达理、以德服众的“新贤”人选，在建成的文化礼堂中各进驻一名。通过这种方式物色“有心、有才、有闲”的“新贤”来“建堂、管堂、领堂”，当地的文化礼堂真正实现了“门常开、灯常亮、人常来”。
　　重塑乡土精英，一大批“最美浙江人”、道德模范从平凡的岗位中涌现出来，诠释了“乡贤”在新时代的价值意义：诸暨市店口镇回乡教师和回乡医生为当地义务支教和无偿门诊；新昌县乡贤丁利明辞职回乡种植中药材，编药典、撰茶文，欲把家乡打造成以胡庆余堂为依托的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基地；绍兴市柯桥区（原绍兴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茂法，辞官回乡保护古村落，发动村民和乡贤募集资金1500万元，修复古建筑150多间。
　　在现在的乡土社会，“新贤”们通过服务村民、致富经营，在乡民邻里间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塑造了良好的口碑，成为群众眼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群众，形成了根植乡土、贴近生活、影响广泛的乡贤文化。
　　这些“新贤”开始参与社会治理。比如，德清县成立了乡风评议队伍，利用本村能人、老党员、老干部等有威望、有能力的“新贤”加强社会治理，架起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为矛盾冲突提供缓冲地带。
　　在绍兴，在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基础上，该市探索建立乡贤调解室、乡贤接待室、乡贤法律援助室，试点设立乡贤帮扶组、“乡贤老娘舅”，利用乡贤声望，发挥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协助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农村和谐稳定。诸暨市店口镇20余个由乡贤组成的民间调解组织，近3年来参与矛盾纠纷调处1000余起，调处成功率达96.4%。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理想、守道德、勇创新、敢担当的浙江新贤不断涌现，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践行者、示范者，他们用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释放正能量。”一名长期关注乡贤文化建设的学者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