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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初，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揭晓仪式都会徐徐拉开帷幕，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文学奖等评奖结果陆续揭晓。在一批新的科学巨子诞生之时，人们不禁也会遥想过去，想起那些曾与“诺奖”擦出火花的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而你又是否知道，历史上，曾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走近“诺奖”，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他就是被誉为“防疫泰斗”的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
一
伍连德，字星联 （1879-
1960），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伍连德的父亲叫伍祺学，早年只身从广东来到马来西亚谋生，最初在一家金店帮店主打造金银饰品。伍祺学心灵手巧，他打造的饰品玲珑精细、巧夺天工，深受当地妇女的欢迎。后来，伍祺学自筹资金，开了一家金铺。随着生意日益兴隆和生活安定，他娶妻生子，先后养育了5子6女，伍连德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伍连徳，意即希望他以后能兼备5种美徳。他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关爱和兄弟姐妹的温情中度过的。
7岁时，伍连德进入槟城大英义学就读，这是槟城最好的学校，不但学费免收，而且宗教信仰自由。自伍连徳入校以后，学校就以英语取代其它语言教学。伍连徳读书十分刻苦，当时电灯尚未普及，一家人共用一盏煤油灯，晚上10时息灯，好学的伍连徳就用陶瓷碟子盛了椰子油用棉芯点油灯苦读。
1895年，伍连德参加英女皇奖学金的考试，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因年龄不足而未获奖学金出国深造。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该奖学金的考试，终于获得每年200英磅的奖学金，前往英国深造。在赴英的轮船上，伍连德剪去了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清朝人象征的辫子。
1896年，伍连德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是第一位学医的华人学生。尽管家里能够负担他上学的费用，但他宁愿自食其力，靠着极其有限的奖学金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幸而到第三学年开始，女皇奖学金增加了一些奖励内容，例如免除他的医疗费用等，使伍连德可以无忧地专注于学业。虽然生活艰苦，伍连徳在精神上却很愉快，他除了听课、在试验室里做实验之外，还不忘开拓自己的视野，结交了不少有益的师友。
1899年，伍连德考入圣玛丽亚医院免费实习，成为该医院第一位华裔实习医生。在1901年至1902年间，伍连德连续获得医院的多次嘉奖，几乎囊括了学校颁发的各类奖学金。伍连徳回忆说：“我是在圣玛丽亚医院实习的第一个华人，因此我必须好好学习。我开始觉得医术与人生关系很重要，便下决心，将来学成后为国家服务……”
1902年4月，伍连德完成医学学士结业考试，成为1896年度入学的近200名医学系本科生中惟一一个在5年零3个月时间内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学士的学生。
为了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伍连德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他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以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1903年，伍连德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了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伍连德在吉隆坡结识了很多华人朋友，他积极领导和参加华人社会改革活动，主张移风易俗。他还是1897年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的编辑，杂志提倡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反对赌博、抽鸦片烟，号召剪辫子，提倡女学、男女平等，鼓励中国向现代化挺进。
1904年底，伍连徳结束了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回到槟城，开了一家诊所行医，事业发展得很顺利。第二年，他与黄淑琼女士结婚。
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就职于北洋军医处。随后赴欧洲参加禁止鸦片会议，并到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1908年5月，伍连德被任命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一家3口返回祖国定居。当时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里的教授大多数为日本人，教学方式也模仿日本，偏重讲授知识，既不像德国医学教育那样重视化验和实验教学，也不像法国医学教育那样重视临床教学。对此，伍连德着手进行改革，健全实验室、建立临床门诊训练，重视实践，抛弃日本旧教材，努力介绍世界医学最新成就，不到两年时间，就使学校摆脱了落后的医学教育模式，走上了较先进的西式医学教育道路，迈出了中国医学教育改革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二
1910年12月，东北三省流行一种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就是使欧洲人谈虎色变的“黑死病”（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
当时的东北，几乎人人谈疫色变。在外地的人得了鼠疫，就逃回家中；而在家里患上鼠疫的人，则乘火车逃到关内，四处躲避。因此把鼠疫传到了北京、山东、山西等地，互相交叉感染，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
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开展防疫工作迫在眉睫。
这时，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急电，请他火速入京。进京后，外务大臣施肇基马上亲自接见，并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在哈尔滨一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正在流行，死亡率极高，需要专家前去调查和控制。伍连德没有任何犹疑，坚定地把任务接受下来。他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第二天（即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连德就赶回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征集自愿者。他从中挑选了林家瑞作为他的助手，他们日夜兼程，奔赴东北疫区。
到达哈尔滨后，伍连德首先拜访了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于驷兴。于驷兴告诉他们，哈尔滨的疫区主要集中在傅家甸。
当时的傅家甸是贫民棚户区，约有2.4万名中国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里爆发。“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两名西医和一个曾经是浴室的防疫室，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就是那些发烧、头痛、咳血痰的病人，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40年后，伍连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述》里这样记述。病人首先发高烧、打寒战，然后胸闷、咳嗽、咯血……不久便窒息而亡，死后全身皮肤呈暗黑色。 然而，对流行在傅家甸的这种致人于非命的恶疾到底是由什么方式传染的？是不是真正的鼠疫？当时国内外医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另一种则认为是由跳蚤咬了染病的老鼠后，又咬了人才得以传播的。
伍连德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决定通过化验来判断。通过对傅家甸一名因患此种疾病去世的日籍女子尸体的解剖，证实流行在傅家甸的传染病正是鼠疫。伍连德同时指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于以往，病菌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因为东北冬天天气寒冷，老鼠躲在洞里不敢出来，所以由老鼠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往昔的鼠疫。
病菌能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恶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通常的鼠疫大流行可以通过灭鼠、消灭跳蚤来堵截传染途径，而通过飞沫传染的这种新型肺鼠疫扑灭起来要困难得多。死者的住处需要消毒，家属和疑似病人需要隔离，被传染的人更需要治疗……而傅家甸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10人以上，被感染的每天也有10多人，但伍连徳身边的医务人员包括护士和他自己在内一共只有4人，人手缺口很大，急需增加防疫人员。
当时，清政府也收到了多份来自山海关、天津、上海、长春等地的加急疫情报告，请求支援。于是，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征调医生和护士。
不久，伍连德迎来了一位新的志愿者。
这位志愿者是来自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照理他是伍连德的同行，他的到来很使伍连德高兴了一阵子。但当伍连徳介绍完当地疫情以及自己对肺鼠疫的结论时，这位同仁大不以为然，他凭借自己有参加过印度和香港等地防治鼠疫的经验，武断地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防治鼠疫的关键。当伍连德想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却大发脾气。
原来迈斯尼来哈尔滨之前，曾先去奉天（今沈阳市）拜访东北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太年轻（当时只有30出头），要求锡良任命自己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徳的位置。
伍连德为了从团结出发，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不出一天，施肇基回电：迈斯尼已停职，伍医生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迈斯尼见不能取代伍连德的位置，负气到俄国铁路医院工作。他坚持认为冬天在医院和病房里没有跳蚤和老鼠等小动物，不会传染疫情。他在传染病房只穿一件白大褂，戴一顶白帽和一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有戴就为病人进行检查。不料3天以后，迈斯尼就头痛、发高烧，然后脉搏加速，咳痰带血，最后不治身亡，死时全身发紫。迈斯尼来到疫区，前后还不到10天。
外国防疫专家死于俄国医院的消息使哈尔滨全城为之震动。此前，俄国人认为只要消灭老鼠就能防控疫病，不会在俄人居住区流行，这次迈斯尼之死改变了这一看法，人们转而开始信任伍连德。
接着，伍连德全面接管了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治疗所、庇寒所、防疫所、消毒所、急救队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门负责检查进入傅家甸人员的染疫情况，以便釆取措施；庇寒所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急救队内设诊疗、消毒、抬埋、纠察等岗位。
防疫局将傅家甸划分为4个区，每区派驻1名医生、2名助理、4名医学院学生以及一批卫护和保安人员。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如果发现有人感染，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消毒。被感染的病人，则按照疫情的具体情况，分别把他们送到重症病院、轻症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医院等处，每个病院皆配有医生、护理人员，既能对病人进行对症治疗，又可避免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疫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后来，哈尔滨俄人居住区，长春、奉天以及黑龙江全省纷纷效法傅家甸的这一模式，建立起防疫、抗疫的体系。
然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仍然发生了。
尽管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但疫情并未减轻。1911年1月，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数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攀升至近百人，有一天，竟然上升到创记录的183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哪里还存在漏洞？这使伍连德百思不得其解。
防疫局下面设有一个抬埋队，专门对死于疫病的尸体进行抬、埋，棺材由政府提供，由抬埋队将尸体运送到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但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一规定未能有效地贯彻执行。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的公共坟地察看情况，当他看到雪地里一排排棺椁和尸体在露天堆放着，他惊呆了，他终于找出了原因。他知道，肺鼠疫疫菌怕高温，但不怕严寒，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坟场就等于是一座巨大的细菌库、疫病源，如果不将它毁掉，那么一切防疫工作和努力都将白费。
除去这个疫病源，阻断尸体传播疫菌，有两个方法可供选择：一是深埋；二是火化。哈尔滨冬天严寒，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地冻三尺，土壤结得比石头还硬，要想挖一个土坑掩埋尸体，其工作量非同小可，何况是成百上千具尸体，除非等到春回大地，土地解冻以后才能进行。但形势不能等待，所以只能釆用火葬的办法。但是火葬也有一大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之下，身后祭奠往往厚于生前，所以保存尸体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弄得不好将会引起群愤。伍连德左思右想，认为只有上书朝廷，请朝廷下旨，才能够安抚百姓的情绪。
伍连德的这个意见，获得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一致支持。伍连德在给清廷的电文中，表述了哈尔滨在这次疫疾中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困境，并说明尸体中的疫菌仍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因此，他恳请下旨将尸体火化。
3天以后，外务部传来圣旨，准许伍连徳之请，同意火化。
农历1910年的除夕，中国家家户户喜气洋洋，都在忙着过春节，但哈尔滨仍然呈现一片肃杀景象：城北的公共坟地上，尸体和棺材堆积如小丘，几百名尸体工把每200具棺木或尸体堆在一起，一共堆了22堆，然后用煤油将它们付之一炬。4400多具尸体就这样烟飞火化了。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染上鼠疫或者死亡。 随后，东北几个疫区也如法炮制，对死于疫病的尸体全部实行火葬。
后来，俄人居住区也仿效中国的做法，把区内死于疫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葬。俄方一共火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有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重新挖掘出来的。
从这时开始，傅家甸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开始下降了。到1911年3月1日，奇迹出现了：傅家甸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减为零。
不久，从长春、奉天、铁岭等处传来消息：死于疫病的人数也均降为零。
4个月后，那场噬杀了6万生灵的传染病终被扑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大规模传染病的记录。
因在东北防疫工作中立下的功勋，伍连德荣获清廷特赏“医科进士”，此为中国历史上的“惟一”。伍连德在东北英勇抗疫，不但拯救了不可计数的生命，还使“防疫”、“公共卫生”的概念第一次引入中国，他创建的北满防疫处（后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是中国常设卫生防疫机构之开端，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上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三
伍连德不仅是个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而且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享有多大的荣誉，始终把这一切归功于祖国。他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以能为祖国出力而倍感自豪，以能为人民解除痛苦、挽救人民生命而无上高兴。他在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学成之后毅然回国服务，将自己30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医学卫生和防疫事业。
“我在清廷将覆的时候是一个很忙的人……”伍连德这样叙述他从1907年开跋的中国现代医学创业之旅。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开幕，到会130多人，其中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等11国的代表35人。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以中、英、德、法4种语言主持了会议，带领与会者参观疫情现场。会议历时26天，各国专家的科研成果以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英文）出版，成为国际流行病学之经典。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会议还通过了在中国创建几处医院的决定，其中经他发起或组织创建的有哈尔滨医院、东北陆军医院（奉天）、北平中央医院以及为全国检疫事务建立的其它医院。
1915年，伍连德开始筹建北平中心区现代医院，不但争取了北洋政府的拨款，还广泛召集社会贤达和慈善家投资，终于在1918年建成了北平中央医院。这所当时“国内最完美”的医院是我国第一所自己创建的综合医院，也就是今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伍连德深感一己力量之单薄，早在1910年，就在上海报刊上征求同仁，倡议发起成立中国医师自己的学会。1915年2月5日，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21位医师在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集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医学会。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大会确立了中华医学会“共策医药之进步，增进社会之健康，促进医政之开明，互勉同道之道德”宗旨，讨论通过了《中国医学会章程》，规定以后会议一律使用国语，并成立了编辑部、医学名词部、公众卫生部等。大会通过了条陈政府实行医士注册法、取缔不正当之行医售药、严禁惟利是图之外国药；恳请教育部、外交部提拨美国庚款经费，派遣医学生留学；呈请各省巡抚设法阻止结核病及花柳病之蔓延；条陈内务部拟定促进公共卫生之方法；条陈政府特设机关，统辖医学事项；编辑卫生教本及教授法送部审定，以备列入小学课程等等。中华医学会从成立之初就体现了很高的起点，是中国医学史上浓重的一笔。
除中华医学会外，伍连德还组织并参与了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等医学团体的工作，并为中国海港检疫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中国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
在伍连德等人的多次呼吁下，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连德、金宝善、蔡鸿3位中方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国联调查团达成协议。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
伍连德一生著述等身，发表过学术论文300多篇，从《传染病之预防》《陆海军参用中西医论》《尊重医德刍言》到《中国公共卫生之经费问题》等，涉及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军事医学、医药管理、检疫学、中西医比较、医学史等诸多方面。他的著述多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为上世纪初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医学理论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26年秋，英文版《肺鼠疫概论》由国联卫生部印行出版，之后《霍乱概论》又获出版，今天，这两部专著仍被国际同行引为经典。1932年，伍连德与王吉民合撰的英文版《中国医史》出版，该书再版多次，在医界被称为“王伍医史”。1983年，由著名流行病学家J·M·拉斯特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中国医学家。
伍连德的医学成就也获得了当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关注。2007年，诺贝尔基金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资料，人们可以查到1901年～1951年50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华人，他便是伍连徳。可以说，伍连德是中国与“诺奖”亲密接触的第一人。
诺贝尔奖创立于1901年，最初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项奖金，后又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地球奖”，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或组织。
每年的9月，物理学、化学等几个不同专业的诺贝尔委员会向全球各地的数千名独立人士（具备一定资历的学者、科学家等）发出邀请，请他们推荐自己认为下一年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由于许多独立人士经常推举同一个人，因此每年只有不足200名科学家最终被提名，成为候选人。
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除了公布最终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科学家，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对于出现的各种传闻，如某人获得提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云云，其真实性必须等50年后才能得到印证。
伍连德的“诺奖”推荐人是美国在华的著名医生嘉惠霖。他是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他1909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工作近40年，当时是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
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都有很高的声望。他于1942年～1946年曾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委会主席。
伍连徳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理由是：在防治肺鼠疫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继续悬壶济世。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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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字星联 （1879-
1960），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伍连德的父亲叫伍祺学，早年只身从广东来到马来西亚谋生，最初在一家金店帮店主打造金银饰品。伍祺学心灵手巧，他打造的饰品玲珑精细、巧夺天工，深受当地妇女的欢迎。后来，伍祺学自筹资金，开了一家金铺。随着生意日益兴隆和生活安定，他娶妻生子，先后养育了5子6女，伍连德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伍连徳，意即希望他以后能兼备5种美徳。他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关爱和兄弟姐妹的温情中度过的。
7岁时，伍连德进入槟城大英义学就读，这是槟城最好的学校，不但学费免收，而且宗教信仰自由。自伍连徳入校以后，学校就以英语取代其它语言教学。伍连徳读书十分刻苦，当时电灯尚未普及，一家人共用一盏煤油灯，晚上10时息灯，好学的伍连徳就用陶瓷碟子盛了椰子油用棉芯点油灯苦读。
1895年，伍连德参加英女皇奖学金的考试，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因年龄不足而未获奖学金出国深造。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该奖学金的考试，终于获得每年200英磅的奖学金，前往英国深造。在赴英的轮船上，伍连德剪去了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清朝人象征的辫子。
1896年，伍连德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是第一位学医的华人学生。尽管家里能够负担他上学的费用，但他宁愿自食其力，靠着极其有限的奖学金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幸而到第三学年开始，女皇奖学金增加了一些奖励内容，例如免除他的医疗费用等，使伍连德可以无忧地专注于学业。虽然生活艰苦，伍连徳在精神上却很愉快，他除了听课、在试验室里做实验之外，还不忘开拓自己的视野，结交了不少有益的师友。
1899年，伍连德考入圣玛丽亚医院免费实习，成为该医院第一位华裔实习医生。在1901年至1902年间，伍连德连续获得医院的多次嘉奖，几乎囊括了学校颁发的各类奖学金。伍连徳回忆说：“我是在圣玛丽亚医院实习的第一个华人，因此我必须好好学习。我开始觉得医术与人生关系很重要，便下决心，将来学成后为国家服务……”
1902年4月，伍连德完成医学学士结业考试，成为1896年度入学的近200名医学系本科生中惟一一个在5年零3个月时间内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学士的学生。
为了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伍连德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他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以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1903年，伍连德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了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伍连德在吉隆坡结识了很多华人朋友，他积极领导和参加华人社会改革活动，主张移风易俗。他还是1897年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的编辑，杂志提倡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反对赌博、抽鸦片烟，号召剪辫子，提倡女学、男女平等，鼓励中国向现代化挺进。
1904年底，伍连徳结束了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回到槟城，开了一家诊所行医，事业发展得很顺利。第二年，他与黄淑琼女士结婚。
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就职于北洋军医处。随后赴欧洲参加禁止鸦片会议，并到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1908年5月，伍连德被任命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一家3口返回祖国定居。当时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里的教授大多数为日本人，教学方式也模仿日本，偏重讲授知识，既不像德国医学教育那样重视化验和实验教学，也不像法国医学教育那样重视临床教学。对此，伍连德着手进行改革，健全实验室、建立临床门诊训练，重视实践，抛弃日本旧教材，努力介绍世界医学最新成就，不到两年时间，就使学校摆脱了落后的医学教育模式，走上了较先进的西式医学教育道路，迈出了中国医学教育改革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二
1910年12月，东北三省流行一种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就是使欧洲人谈虎色变的“黑死病”（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
当时的东北，几乎人人谈疫色变。在外地的人得了鼠疫，就逃回家中；而在家里患上鼠疫的人，则乘火车逃到关内，四处躲避。因此把鼠疫传到了北京、山东、山西等地，互相交叉感染，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
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开展防疫工作迫在眉睫。
这时，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急电，请他火速入京。进京后，外务大臣施肇基马上亲自接见，并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在哈尔滨一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正在流行，死亡率极高，需要专家前去调查和控制。伍连德没有任何犹疑，坚定地把任务接受下来。他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第二天（即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连德就赶回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征集自愿者。他从中挑选了林家瑞作为他的助手，他们日夜兼程，奔赴东北疫区。
到达哈尔滨后，伍连德首先拜访了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于驷兴。于驷兴告诉他们，哈尔滨的疫区主要集中在傅家甸。
当时的傅家甸是贫民棚户区，约有2.4万名中国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里爆发。“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两名西医和一个曾经是浴室的防疫室，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就是那些发烧、头痛、咳血痰的病人，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40年后，伍连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述》里这样记述。病人首先发高烧、打寒战，然后胸闷、咳嗽、咯血……不久便窒息而亡，死后全身皮肤呈暗黑色。 然而，对流行在傅家甸的这种致人于非命的恶疾到底是由什么方式传染的？是不是真正的鼠疫？当时国内外医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另一种则认为是由跳蚤咬了染病的老鼠后，又咬了人才得以传播的。
伍连德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决定通过化验来判断。通过对傅家甸一名因患此种疾病去世的日籍女子尸体的解剖，证实流行在傅家甸的传染病正是鼠疫。伍连德同时指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于以往，病菌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因为东北冬天天气寒冷，老鼠躲在洞里不敢出来，所以由老鼠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往昔的鼠疫。
病菌能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恶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通常的鼠疫大流行可以通过灭鼠、消灭跳蚤来堵截传染途径，而通过飞沫传染的这种新型肺鼠疫扑灭起来要困难得多。死者的住处需要消毒，家属和疑似病人需要隔离，被传染的人更需要治疗……而傅家甸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10人以上，被感染的每天也有10多人，但伍连徳身边的医务人员包括护士和他自己在内一共只有4人，人手缺口很大，急需增加防疫人员。
当时，清政府也收到了多份来自山海关、天津、上海、长春等地的加急疫情报告，请求支援。于是，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征调医生和护士。
不久，伍连德迎来了一位新的志愿者。
这位志愿者是来自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照理他是伍连德的同行，他的到来很使伍连德高兴了一阵子。但当伍连徳介绍完当地疫情以及自己对肺鼠疫的结论时，这位同仁大不以为然，他凭借自己有参加过印度和香港等地防治鼠疫的经验，武断地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防治鼠疫的关键。当伍连德想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却大发脾气。
原来迈斯尼来哈尔滨之前，曾先去奉天（今沈阳市）拜访东北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太年轻（当时只有30出头），要求锡良任命自己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徳的位置。
伍连德为了从团结出发，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不出一天，施肇基回电：迈斯尼已停职，伍医生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迈斯尼见不能取代伍连德的位置，负气到俄国铁路医院工作。他坚持认为冬天在医院和病房里没有跳蚤和老鼠等小动物，不会传染疫情。他在传染病房只穿一件白大褂，戴一顶白帽和一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有戴就为病人进行检查。不料3天以后，迈斯尼就头痛、发高烧，然后脉搏加速，咳痰带血，最后不治身亡，死时全身发紫。迈斯尼来到疫区，前后还不到10天。
外国防疫专家死于俄国医院的消息使哈尔滨全城为之震动。此前，俄国人认为只要消灭老鼠就能防控疫病，不会在俄人居住区流行，这次迈斯尼之死改变了这一看法，人们转而开始信任伍连德。
接着，伍连德全面接管了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治疗所、庇寒所、防疫所、消毒所、急救队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门负责检查进入傅家甸人员的染疫情况，以便釆取措施；庇寒所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急救队内设诊疗、消毒、抬埋、纠察等岗位。
防疫局将傅家甸划分为4个区，每区派驻1名医生、2名助理、4名医学院学生以及一批卫护和保安人员。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如果发现有人感染，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消毒。被感染的病人，则按照疫情的具体情况，分别把他们送到重症病院、轻症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医院等处，每个病院皆配有医生、护理人员，既能对病人进行对症治疗，又可避免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疫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后来，哈尔滨俄人居住区，长春、奉天以及黑龙江全省纷纷效法傅家甸的这一模式，建立起防疫、抗疫的体系。
然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仍然发生了。
尽管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但疫情并未减轻。1911年1月，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数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攀升至近百人，有一天，竟然上升到创记录的183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哪里还存在漏洞？这使伍连德百思不得其解。
防疫局下面设有一个抬埋队，专门对死于疫病的尸体进行抬、埋，棺材由政府提供，由抬埋队将尸体运送到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但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一规定未能有效地贯彻执行。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的公共坟地察看情况，当他看到雪地里一排排棺椁和尸体在露天堆放着，他惊呆了，他终于找出了原因。他知道，肺鼠疫疫菌怕高温，但不怕严寒，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坟场就等于是一座巨大的细菌库、疫病源，如果不将它毁掉，那么一切防疫工作和努力都将白费。
除去这个疫病源，阻断尸体传播疫菌，有两个方法可供选择：一是深埋；二是火化。哈尔滨冬天严寒，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地冻三尺，土壤结得比石头还硬，要想挖一个土坑掩埋尸体，其工作量非同小可，何况是成百上千具尸体，除非等到春回大地，土地解冻以后才能进行。但形势不能等待，所以只能釆用火葬的办法。但是火葬也有一大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之下，身后祭奠往往厚于生前，所以保存尸体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弄得不好将会引起群愤。伍连德左思右想，认为只有上书朝廷，请朝廷下旨，才能够安抚百姓的情绪。
伍连德的这个意见，获得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一致支持。伍连德在给清廷的电文中，表述了哈尔滨在这次疫疾中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困境，并说明尸体中的疫菌仍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因此，他恳请下旨将尸体火化。
3天以后，外务部传来圣旨，准许伍连徳之请，同意火化。
农历1910年的除夕，中国家家户户喜气洋洋，都在忙着过春节，但哈尔滨仍然呈现一片肃杀景象：城北的公共坟地上，尸体和棺材堆积如小丘，几百名尸体工把每200具棺木或尸体堆在一起，一共堆了22堆，然后用煤油将它们付之一炬。4400多具尸体就这样烟飞火化了。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染上鼠疫或者死亡。 随后，东北几个疫区也如法炮制，对死于疫病的尸体全部实行火葬。
后来，俄人居住区也仿效中国的做法，把区内死于疫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葬。俄方一共火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有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重新挖掘出来的。
从这时开始，傅家甸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开始下降了。到1911年3月1日，奇迹出现了：傅家甸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减为零。
不久，从长春、奉天、铁岭等处传来消息：死于疫病的人数也均降为零。
4个月后，那场噬杀了6万生灵的传染病终被扑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大规模传染病的记录。
因在东北防疫工作中立下的功勋，伍连德荣获清廷特赏“医科进士”，此为中国历史上的“惟一”。伍连德在东北英勇抗疫，不但拯救了不可计数的生命，还使“防疫”、“公共卫生”的概念第一次引入中国，他创建的北满防疫处（后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是中国常设卫生防疫机构之开端，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上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三
伍连德不仅是个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而且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享有多大的荣誉，始终把这一切归功于祖国。他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以能为祖国出力而倍感自豪，以能为人民解除痛苦、挽救人民生命而无上高兴。他在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学成之后毅然回国服务，将自己30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医学卫生和防疫事业。
“我在清廷将覆的时候是一个很忙的人……”伍连德这样叙述他从1907年开跋的中国现代医学创业之旅。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开幕，到会130多人，其中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等11国的代表35人。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以中、英、德、法4种语言主持了会议，带领与会者参观疫情现场。会议历时26天，各国专家的科研成果以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英文）出版，成为国际流行病学之经典。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会议还通过了在中国创建几处医院的决定，其中经他发起或组织创建的有哈尔滨医院、东北陆军医院（奉天）、北平中央医院以及为全国检疫事务建立的其它医院。
1915年，伍连德开始筹建北平中心区现代医院，不但争取了北洋政府的拨款，还广泛召集社会贤达和慈善家投资，终于在1918年建成了北平中央医院。这所当时“国内最完美”的医院是我国第一所自己创建的综合医院，也就是今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伍连德深感一己力量之单薄，早在1910年，就在上海报刊上征求同仁，倡议发起成立中国医师自己的学会。1915年2月5日，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21位医师在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集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医学会。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大会确立了中华医学会“共策医药之进步，增进社会之健康，促进医政之开明，互勉同道之道德”宗旨，讨论通过了《中国医学会章程》，规定以后会议一律使用国语，并成立了编辑部、医学名词部、公众卫生部等。大会通过了条陈政府实行医士注册法、取缔不正当之行医售药、严禁惟利是图之外国药；恳请教育部、外交部提拨美国庚款经费，派遣医学生留学；呈请各省巡抚设法阻止结核病及花柳病之蔓延；条陈内务部拟定促进公共卫生之方法；条陈政府特设机关，统辖医学事项；编辑卫生教本及教授法送部审定，以备列入小学课程等等。中华医学会从成立之初就体现了很高的起点，是中国医学史上浓重的一笔。
除中华医学会外，伍连德还组织并参与了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等医学团体的工作，并为中国海港检疫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中国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
在伍连德等人的多次呼吁下，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连德、金宝善、蔡鸿3位中方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国联调查团达成协议。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
伍连德一生著述等身，发表过学术论文300多篇，从《传染病之预防》《陆海军参用中西医论》《尊重医德刍言》到《中国公共卫生之经费问题》等，涉及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军事医学、医药管理、检疫学、中西医比较、医学史等诸多方面。他的著述多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为上世纪初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医学理论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26年秋，英文版《肺鼠疫概论》由国联卫生部印行出版，之后《霍乱概论》又获出版，今天，这两部专著仍被国际同行引为经典。1932年，伍连德与王吉民合撰的英文版《中国医史》出版，该书再版多次，在医界被称为“王伍医史”。1983年，由著名流行病学家J·M·拉斯特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中国医学家。
伍连德的医学成就也获得了当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关注。2007年，诺贝尔基金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资料，人们可以查到1901年～1951年50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华人，他便是伍连徳。可以说，伍连德是中国与“诺奖”亲密接触的第一人。
诺贝尔奖创立于1901年，最初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项奖金，后又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地球奖”，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或组织。
每年的9月，物理学、化学等几个不同专业的诺贝尔委员会向全球各地的数千名独立人士（具备一定资历的学者、科学家等）发出邀请，请他们推荐自己认为下一年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由于许多独立人士经常推举同一个人，因此每年只有不足200名科学家最终被提名，成为候选人。
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除了公布最终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科学家，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对于出现的各种传闻，如某人获得提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云云，其真实性必须等50年后才能得到印证。
伍连德的“诺奖”推荐人是美国在华的著名医生嘉惠霖。他是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他1909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工作近40年，当时是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
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都有很高的声望。他于1942年～1946年曾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委会主席。
伍连徳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理由是：在防治肺鼠疫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继续悬壶济世。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