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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对学英美文学的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模仿、借鉴、反思。文学艺术的普适性使两者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学主题。在接受外来影响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也使得中国文学凸显了与英美文学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呈现出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求同存异的特征。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英美文学 借鉴 反思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呈现出对外国文学先进性的强烈渴求，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当积贫积弱的中国放眼世界，期望获得强国的良方时，对西方强国尤其是英美两国的艳羡，促使中国抛弃天朝上国的心态，走上单纯模仿之路。“五四”时期外国文学与理论被大量引入，并被中国先觉者们视作圭臬。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坚持的便是美国学者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在当时，相当一部分英美文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文化引入进程中的急切心态，导致中国传统文学优良传统的暂时失语。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性因素，苏联文学成为30年间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外来文学资源。“在拨乱反正后的80年代，英美文学迎来了在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期，当时对西方文学、文论的绍介，几乎涵盖了流行于英美的所有流派”。［1］
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文学，对英美文学不再是如饥似渴地单纯模仿，而是越来越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即使是共同的文学主题，也体现出了全球文化背景下的个性诉求。
一、出走主题的文化比较
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引入自“出走”始。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在《新青年》开辟了“易卜生专号”，以唤起人们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关注。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并不乏文学作者出于对现实的厌倦，营造一个超离现实的桃源之境的先例。陶渊明笔下容人避乱、不知朝代更迭的桃花源；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玉环，在海外仙岛保持如花的容颜，她与李隆基的爱情，也得以延续至天长地久。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出走”主题深受儒、道两家文化影响，眼光囿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消极避世等主题，那么在现当代文学中，作家则更执著于对生命个体意义的考量。
在中国上下仍沉浸在对易卜生式问题剧的迷恋和模仿时，曹禺从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那里寻觅到戏剧中诗的壮美。曹禺毫不讳言：“从美国奥尼尔，我也得到许多益处。”奥尼尔要在美国创作出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的悲剧，而曹禺在中国创作出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由此可见，奥尼尔认为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着自己，他着迷于创作“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悲剧，他的思想和剧作中伴有香火缭绕的祭坛和身着长袍的祭司。而曹禺“悲剧”则是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凸显“人本”的思想。鲁侍萍的出走、回归，《雷雨》中错综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出某种难以言说的冥冥中的力量，偶然间伴随着必然。当同时代的作家陷入问题式的文体不可自拔时，曹禺已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地人”的究极思考熔炼在自己的剧作中。《雷雨》、《日出》、《北京人》，“出走”不单单是离去，更是个体生命在宇宙中的迷失。曹禺笔下的“出走”，绝不是肤浅的个人悲歌，而是深沉得多的有所爱，有所恶，有所取，有所舍。对单纯的“出走”主题的扬弃，使曹禺剧中的人物更丰富、更复杂，更有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人性魅力。
二、人与自然主题的文化比较
当西方社会完成现代化进程，逐步陷入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困惑时，20世纪初的中国却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尴尬境地，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殚精竭虑找寻让中国迅速强盛的良方。因此，当现代英美作家开始书写人与自然时，中国现代作家们尚无暇在文学创作中顾及生态问题。带有人与自然主题的英美文学进入中国相对较晚，现代文学名家张爱玲于1954年翻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由于政治因素，从未在大陆公开出版过。不仅如此，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战天斗地”的政治性宣传，使得作家很少触碰人与自然的主题。麦尔维尔的《白鲸》，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被介绍到中国则是更晚的事情。
新时期后，中国作家逐步摆脱主流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的小说初步流露出对盲目破坏生态环境的忧虑，祈望大自然的复活。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与之伴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创作中涉及生态问题的作品越来越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愈加深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姜戎的小说《狼图腾》，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徐刚、哲夫等人的报告文学，于坚的诗歌，等等。
中国文化本就重视自然，提倡返璞归真。英美作家在描写自然界生物时，往往抱有敬畏强者的文化心态。杰克·伦敦笔下的狼与主人，海明威描写的鱼与渔夫，麦尔维尔书中的白鲸与船长，都呈现着人与自然的斗争思维，人类作为失败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由于失败，转向对强者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姜戎的《狼图腾》深受此类风格的影响。而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寻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在这其中，没有胜者与负者，而是万象同化为一，体现人与自然一体性的美学意蕴。
三、叛逆者主题的文化比较
无论英美还是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并不缺少“叛逆者”形象。弥尔顿创作的《失乐园》中的撒旦，因反抗上帝权威被打入地狱，却毫不屈服。《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红楼梦》里贾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须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人诽谤”。［2］在这些作品中，叛逆者反抗的多为神权和君权，只有在思想深刻的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方才具备了一些现代人意识。新文化运动后，大量叛逆者形象随着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为中国读者熟识，令中国作家耳目一新，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具备了女性独立意识的文学形象无疑借鉴了英美文学中女权思想。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的中国先觉者们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迫在眉睫。英美文学中的女性叛逆者形象同样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只不过更具有中国社会文化内涵。《简·爱》的主人公简拒绝丧失自我，她离开了有妇之夫的罗切斯特，也同样蔑视圣约翰毫无感情的使命式的求婚：“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不真实的感情。”［17］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在《伤逝》中也借子君之口道出中国现代女性的心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同样知道“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叛逆者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的社会中，子君死了，姚木兰最终选择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即便在当今女作家笔下，中国女性叛逆者仍有着中国式的无奈，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中，一位才貌双全的知性女子陈青，与丈夫误解后奔赴第三地，为陌生人免费做晚餐，与丈夫的误会消解后，夫妻和好如初，却折射出中国女性生存在男权社会之下心中的不安全感。
在上世纪初，中国模仿着西方，随着时代的前行，中国又在努力摆脱、超越西方。英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文学始终浸润着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凸显才可能铸就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62-63.
［2］曹雪芹.红楼梦［M］.延边人民出版社，2005，（13）.
［3］艾米丽·勃朗特著.祝庆英译.简·爱［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英美文学 借鉴 反思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呈现出对外国文学先进性的强烈渴求，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当积贫积弱的中国放眼世界，期望获得强国的良方时，对西方强国尤其是英美两国的艳羡，促使中国抛弃天朝上国的心态，走上单纯模仿之路。“五四”时期外国文学与理论被大量引入，并被中国先觉者们视作圭臬。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坚持的便是美国学者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在当时，相当一部分英美文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文化引入进程中的急切心态，导致中国传统文学优良传统的暂时失语。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性因素，苏联文学成为30年间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外来文学资源。“在拨乱反正后的80年代，英美文学迎来了在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期，当时对西方文学、文论的绍介，几乎涵盖了流行于英美的所有流派”。［1］
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文学，对英美文学不再是如饥似渴地单纯模仿，而是越来越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即使是共同的文学主题，也体现出了全球文化背景下的个性诉求。
一、出走主题的文化比较
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引入自“出走”始。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在《新青年》开辟了“易卜生专号”，以唤起人们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关注。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并不乏文学作者出于对现实的厌倦，营造一个超离现实的桃源之境的先例。陶渊明笔下容人避乱、不知朝代更迭的桃花源；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玉环，在海外仙岛保持如花的容颜，她与李隆基的爱情，也得以延续至天长地久。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出走”主题深受儒、道两家文化影响，眼光囿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消极避世等主题，那么在现当代文学中，作家则更执著于对生命个体意义的考量。
在中国上下仍沉浸在对易卜生式问题剧的迷恋和模仿时，曹禺从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那里寻觅到戏剧中诗的壮美。曹禺毫不讳言：“从美国奥尼尔，我也得到许多益处。”奥尼尔要在美国创作出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的悲剧，而曹禺在中国创作出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由此可见，奥尼尔认为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着自己，他着迷于创作“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悲剧，他的思想和剧作中伴有香火缭绕的祭坛和身着长袍的祭司。而曹禺“悲剧”则是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凸显“人本”的思想。鲁侍萍的出走、回归，《雷雨》中错综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出某种难以言说的冥冥中的力量，偶然间伴随着必然。当同时代的作家陷入问题式的文体不可自拔时，曹禺已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地人”的究极思考熔炼在自己的剧作中。《雷雨》、《日出》、《北京人》，“出走”不单单是离去，更是个体生命在宇宙中的迷失。曹禺笔下的“出走”，绝不是肤浅的个人悲歌，而是深沉得多的有所爱，有所恶，有所取，有所舍。对单纯的“出走”主题的扬弃，使曹禺剧中的人物更丰富、更复杂，更有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人性魅力。
二、人与自然主题的文化比较
当西方社会完成现代化进程，逐步陷入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困惑时，20世纪初的中国却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尴尬境地，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殚精竭虑找寻让中国迅速强盛的良方。因此，当现代英美作家开始书写人与自然时，中国现代作家们尚无暇在文学创作中顾及生态问题。带有人与自然主题的英美文学进入中国相对较晚，现代文学名家张爱玲于1954年翻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由于政治因素，从未在大陆公开出版过。不仅如此，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战天斗地”的政治性宣传，使得作家很少触碰人与自然的主题。麦尔维尔的《白鲸》，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被介绍到中国则是更晚的事情。
新时期后，中国作家逐步摆脱主流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的小说初步流露出对盲目破坏生态环境的忧虑，祈望大自然的复活。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与之伴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创作中涉及生态问题的作品越来越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愈加深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姜戎的小说《狼图腾》，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徐刚、哲夫等人的报告文学，于坚的诗歌，等等。
中国文化本就重视自然，提倡返璞归真。英美作家在描写自然界生物时，往往抱有敬畏强者的文化心态。杰克·伦敦笔下的狼与主人，海明威描写的鱼与渔夫，麦尔维尔书中的白鲸与船长，都呈现着人与自然的斗争思维，人类作为失败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由于失败，转向对强者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姜戎的《狼图腾》深受此类风格的影响。而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寻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在这其中，没有胜者与负者，而是万象同化为一，体现人与自然一体性的美学意蕴。
三、叛逆者主题的文化比较
无论英美还是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并不缺少“叛逆者”形象。弥尔顿创作的《失乐园》中的撒旦，因反抗上帝权威被打入地狱，却毫不屈服。《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红楼梦》里贾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须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人诽谤”。［2］在这些作品中，叛逆者反抗的多为神权和君权，只有在思想深刻的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方才具备了一些现代人意识。新文化运动后，大量叛逆者形象随着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为中国读者熟识，令中国作家耳目一新，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具备了女性独立意识的文学形象无疑借鉴了英美文学中女权思想。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的中国先觉者们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迫在眉睫。英美文学中的女性叛逆者形象同样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只不过更具有中国社会文化内涵。《简·爱》的主人公简拒绝丧失自我，她离开了有妇之夫的罗切斯特，也同样蔑视圣约翰毫无感情的使命式的求婚：“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不真实的感情。”［17］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在《伤逝》中也借子君之口道出中国现代女性的心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同样知道“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叛逆者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的社会中，子君死了，姚木兰最终选择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即便在当今女作家笔下，中国女性叛逆者仍有着中国式的无奈，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中，一位才貌双全的知性女子陈青，与丈夫误解后奔赴第三地，为陌生人免费做晚餐，与丈夫的误会消解后，夫妻和好如初，却折射出中国女性生存在男权社会之下心中的不安全感。
在上世纪初，中国模仿着西方，随着时代的前行，中国又在努力摆脱、超越西方。英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文学始终浸润着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凸显才可能铸就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62-63.
［2］曹雪芹.红楼梦［M］.延边人民出版社，2005，（13）.
［3］艾米丽·勃朗特著.祝庆英译.简·爱［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