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在经济发展和健康保护之间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所有国家都在寻求适当的平衡和切实可行的“ 新常态”。德国和中国正在用行动证明，即使在疫情特殊时期，经济合作也可以保持。
中德两国经济上关系密切，德国在华的企业数量足以证明这一点。目前，在中国大约有5000家德国企业。然而，在新冠危机中，中德经济交流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由于疫情，德国公司不仅仅要应对销售额下滑，而且现行的入境限制使得德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困难。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说：“2020年2月、4月和6月底，我们在会员中做了几次简短民意调查。从中我们了解到，旅行规定特别是国际范围的入境限制令德国企业最为头疼。”
中国将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鉴于其他国家新冠肺炎感染者不断上升，中国几个月来特别注重边境疫情防控，全力实现“外防输入”的目标。晏思说，这也使得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德国企业的员工滞留在德国，有些技术专家短期来中国处理技术问题，也不能进入中国。”
世界首创共同包机
许多德国企业向德国海外商会联盟求助，这个组织代表着2300家会员企业的利益。他们决定共同向德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反映当下的困境。5月份，中国外交部建议，采取包机形式为德国员工及其家属返华和急需的技术人员来华开设“快速通道”。晏思说：“这个包机项目是世界首创。”在组织这个不同寻常的项目过程中，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并得到了德国驻华使馆的支持。德国汉莎公司受邀执行包机的航班任务。
在第一架包机落地时，我们与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尝试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晏思说，“中国外交部从一开始就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地方政府心存疑虑，因为他们必须对地方的抗疫负责，必须考虑到传染病学的要求。”
问题通过中德双方共同制定多层次安全的方案得以解决。“在起飞之前，我们在法兰克福机场就做了一次集中的核酸检测。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再做一次检测。之后，入境旅客必须隔离两周。在此期间，又做一次核酸检测，以此来保证万无一失。”晏思先生描述了整个过程。
周密的方案
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各国不尽相同的隔离措施给旅行者带来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被隔离者的隔离时间不是在家度过，而是在公共隔离场所度过。对此，晏思说：“您可以设想一下，被隔离人在两周内不得离开宾馆房间。这对旅客来说当然是一种心理负担。如果卫生、膳食等服务条件跟不上，会加重这种心理负担。”
晏思说，与地方政府协调、实行核酸检测和安排隔离，这些工作都是“高难度运作的事情”。但是，由于双方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从2020年5月底至7月底已经有5架包机成功降落在中国机场，这1000多名旅客大多是德国企业高管、职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许多孩子在内。
安德烈亚斯·克劳斯是包机乘客中的一员。他本来在2020年3月就应该到德国艾玛意公司南京分公司接任生产经理一职。该公司在德国自动化工业领域中占据领先地位，其母公司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克落纳赫。安德烈亚斯·克劳斯的太太是中国人，他原来在一家为大广州区供货的德国机器制造公司工作，来华已经15年，并且已经获得了中国绿卡。克劳斯原本计划2月底返回中国，但是，疫情使他的计划落空。他和新签约的公司多次尝试在为数不多的飞往中国的航班上买到一张机票，均以失敗告终。疫情不仅使他难以就任新的工作职位，而且与1月份就回到中国过春节的家人团聚也变得遥遥无期。他得知有包机返回中国的计划后，终于在7月8日乘坐第三架包机抵达青岛。
克劳斯先生在宾馆隔离期间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按隔离规定，他在14天的时间里不许离开宾馆。“幸运的是，我的房间有阳台，能呼吸新鲜空气。一日三餐送到房间门口，是无接触送餐。每天上午和下午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量体温。”克劳斯说，“我在飞机起飞前就知道了我住在哪家宾馆隔离，抵达目的地之后在机场要经过哪些检查程序。这使我获得了安全感，我一开始就知道一切都组织得完美无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克劳斯和与他同行的第3号包机约200多名乘客解除隔离离开宾馆之后，下一架包机的乘客就将入住宾馆。这座位于青岛市郊的宾馆能同时接待400位隔离的客人。
赵卫是中德青岛生态园中德国际客厅的负责人，负责接待这次住宾馆隔离的德国客人。他说：“这项组织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领导着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用德语和英语为隔离期间的客人们提供服务。他们通过宾馆内部电话、手机和微信与客人们沟通，每个团队成员负责对接20多个房间。
在5月底和6月初的包机飞往天津和上海后，组织者经过认真考虑将青岛作为第3架包机的目的地。青岛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交通便利，除此之外，青岛还有长期中德合作的传统，有200多家德国企业落户在这个海滨城市。青岛市政府积极推进在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中与德国的合作。
赵卫告诉我们：“青岛的气候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出于安全考虑在隔离宾馆关闭了中央空调。青岛是座海滨城市，气候凉爽，对于隔离的德国客人来说更适合一些。”
克劳斯对于隔离期的住宿条件和整个现场组织工作感到满意。他对隔离作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所有参与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快速通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期待经济交流重回正轨
包机的组织和时间成本高昂。为什么在盛行线上工作、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的年代里宁愿承受高额费用而非到中国现场工作不可呢？“现场的人员接触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德国专家克劳斯解释说，“线上会议只提供一个有限的交流时间，人们只能抓住最主要的内容，往往许多附加信息则被遗漏了，而这些附加消息对于整体成果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组织这样的包机对我们企业的复工复产非常重要。我的这个看法也得到了与我同机来中国的德国经理们的证实。”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的经理晏思先生同样认为，对于德国企业的代表们来说，亲临现场至关重要。他说：“有些特定的业务会议不能转换到网上虚拟世界之中。远程会议只有在参会者彼此熟悉、相互理解时才能发挥好的作用，但是不适用新的业务和必须解决问题的情况。另外，大多数在中国的德国企业都来自自动化产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领域中，实地操作起核心作用。”
晏思认为，中德这次联合包机项目对那些将本国公民有序地送回中国的国家来说可能成为“实验气球”。在青岛中德生态园工作的赵卫确信，在疫情期间共同包机运员工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他说：“在柏林的中国商会也有这样的考虑和计划，组织航向相反的包机。我们在青岛当然愿意为此提供经验分享，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与外国客人沟通这方面的经验。”
晏思强调，对于德方而言，仍有兴趣继续组织包机。“5月初组织的一次调研结果表明，有2000-2500名德国雇员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迫切希望返回中国。这个需求还远远未得到满足。包机计划虽然对德国在华企业复工复产是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于庞大的往来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恢复正常航班和加快签发签证，以使经济交流重新走向正轨。”赵卫也认为，对包机的需求如此之大，这说明中德经济合作正在回暖。
中德两国经济上关系密切，德国在华的企业数量足以证明这一点。目前，在中国大约有5000家德国企业。然而，在新冠危机中，中德经济交流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由于疫情，德国公司不仅仅要应对销售额下滑，而且现行的入境限制使得德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困难。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说：“2020年2月、4月和6月底，我们在会员中做了几次简短民意调查。从中我们了解到，旅行规定特别是国际范围的入境限制令德国企业最为头疼。”
中国将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鉴于其他国家新冠肺炎感染者不断上升，中国几个月来特别注重边境疫情防控，全力实现“外防输入”的目标。晏思说，这也使得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德国企业的员工滞留在德国，有些技术专家短期来中国处理技术问题，也不能进入中国。”
世界首创共同包机
许多德国企业向德国海外商会联盟求助，这个组织代表着2300家会员企业的利益。他们决定共同向德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反映当下的困境。5月份，中国外交部建议，采取包机形式为德国员工及其家属返华和急需的技术人员来华开设“快速通道”。晏思说：“这个包机项目是世界首创。”在组织这个不同寻常的项目过程中，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并得到了德国驻华使馆的支持。德国汉莎公司受邀执行包机的航班任务。
在第一架包机落地时，我们与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尝试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晏思说，“中国外交部从一开始就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地方政府心存疑虑，因为他们必须对地方的抗疫负责，必须考虑到传染病学的要求。”
问题通过中德双方共同制定多层次安全的方案得以解决。“在起飞之前，我们在法兰克福机场就做了一次集中的核酸检测。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再做一次检测。之后，入境旅客必须隔离两周。在此期间，又做一次核酸检测，以此来保证万无一失。”晏思先生描述了整个过程。
周密的方案
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各国不尽相同的隔离措施给旅行者带来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被隔离者的隔离时间不是在家度过，而是在公共隔离场所度过。对此，晏思说：“您可以设想一下，被隔离人在两周内不得离开宾馆房间。这对旅客来说当然是一种心理负担。如果卫生、膳食等服务条件跟不上，会加重这种心理负担。”
晏思说，与地方政府协调、实行核酸检测和安排隔离，这些工作都是“高难度运作的事情”。但是，由于双方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从2020年5月底至7月底已经有5架包机成功降落在中国机场，这1000多名旅客大多是德国企业高管、职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许多孩子在内。
安德烈亚斯·克劳斯是包机乘客中的一员。他本来在2020年3月就应该到德国艾玛意公司南京分公司接任生产经理一职。该公司在德国自动化工业领域中占据领先地位，其母公司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克落纳赫。安德烈亚斯·克劳斯的太太是中国人，他原来在一家为大广州区供货的德国机器制造公司工作，来华已经15年，并且已经获得了中国绿卡。克劳斯原本计划2月底返回中国，但是，疫情使他的计划落空。他和新签约的公司多次尝试在为数不多的飞往中国的航班上买到一张机票，均以失敗告终。疫情不仅使他难以就任新的工作职位，而且与1月份就回到中国过春节的家人团聚也变得遥遥无期。他得知有包机返回中国的计划后，终于在7月8日乘坐第三架包机抵达青岛。
克劳斯先生在宾馆隔离期间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按隔离规定，他在14天的时间里不许离开宾馆。“幸运的是，我的房间有阳台，能呼吸新鲜空气。一日三餐送到房间门口，是无接触送餐。每天上午和下午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量体温。”克劳斯说，“我在飞机起飞前就知道了我住在哪家宾馆隔离，抵达目的地之后在机场要经过哪些检查程序。这使我获得了安全感，我一开始就知道一切都组织得完美无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克劳斯和与他同行的第3号包机约200多名乘客解除隔离离开宾馆之后，下一架包机的乘客就将入住宾馆。这座位于青岛市郊的宾馆能同时接待400位隔离的客人。
赵卫是中德青岛生态园中德国际客厅的负责人，负责接待这次住宾馆隔离的德国客人。他说：“这项组织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领导着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用德语和英语为隔离期间的客人们提供服务。他们通过宾馆内部电话、手机和微信与客人们沟通，每个团队成员负责对接20多个房间。
在5月底和6月初的包机飞往天津和上海后，组织者经过认真考虑将青岛作为第3架包机的目的地。青岛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交通便利，除此之外，青岛还有长期中德合作的传统，有200多家德国企业落户在这个海滨城市。青岛市政府积极推进在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中与德国的合作。
赵卫告诉我们：“青岛的气候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出于安全考虑在隔离宾馆关闭了中央空调。青岛是座海滨城市，气候凉爽，对于隔离的德国客人来说更适合一些。”
克劳斯对于隔离期的住宿条件和整个现场组织工作感到满意。他对隔离作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所有参与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快速通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期待经济交流重回正轨
包机的组织和时间成本高昂。为什么在盛行线上工作、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的年代里宁愿承受高额费用而非到中国现场工作不可呢？“现场的人员接触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德国专家克劳斯解释说，“线上会议只提供一个有限的交流时间，人们只能抓住最主要的内容，往往许多附加信息则被遗漏了，而这些附加消息对于整体成果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组织这样的包机对我们企业的复工复产非常重要。我的这个看法也得到了与我同机来中国的德国经理们的证实。”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的经理晏思先生同样认为，对于德国企业的代表们来说，亲临现场至关重要。他说：“有些特定的业务会议不能转换到网上虚拟世界之中。远程会议只有在参会者彼此熟悉、相互理解时才能发挥好的作用，但是不适用新的业务和必须解决问题的情况。另外，大多数在中国的德国企业都来自自动化产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领域中，实地操作起核心作用。”
晏思认为，中德这次联合包机项目对那些将本国公民有序地送回中国的国家来说可能成为“实验气球”。在青岛中德生态园工作的赵卫确信，在疫情期间共同包机运员工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他说：“在柏林的中国商会也有这样的考虑和计划，组织航向相反的包机。我们在青岛当然愿意为此提供经验分享，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与外国客人沟通这方面的经验。”
晏思强调，对于德方而言，仍有兴趣继续组织包机。“5月初组织的一次调研结果表明，有2000-2500名德国雇员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迫切希望返回中国。这个需求还远远未得到满足。包机计划虽然对德国在华企业复工复产是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于庞大的往来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恢复正常航班和加快签发签证，以使经济交流重新走向正轨。”赵卫也认为，对包机的需求如此之大，这说明中德经济合作正在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