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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众生活日益富足兴旺,从百废待兴到建成世界上最完備的工业体系。如今的中国,已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不禁令人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发挥了怎样的制度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与飞跃,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建设在中国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指明方向;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其核心在于搭建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在资源生产与价值分配过程中的多元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寻求国家与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平衡,这一体制不仅运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更注重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保持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个人财富与国家经济的协同增长。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力,激发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兼备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管理者,生产主体本身,以及创造价值的分配者等多重身份。通过对经济体制进行大胆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资源所有制的多元化。社会资源的生产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但价值财富的创造通过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进行回报,充分尊重技术、时间、知识、人力资本等其他要素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能够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现经济增长。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在这一体制之下,政府负责宏观的计划安排和体制构建,主导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发展的大体方向,充分发挥公共部门政治经济调动能力的优势。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建立了联动机制,在关乎国家利益和人民切身福祉的方面上由公共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需要市场定价来促进有效率分配的领域上私人部门则发挥主要作用,做到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责任联动与互补。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广泛共享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分享到经济发展红利,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蛋糕做大”,为社会创造福祉。在“分蛋糕”的问题上,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包含了目标性使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可以对市场运行结果进行纠偏。中国政府通过政治的稳定保证了公共政策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了经济发展的目标性使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追求。
由于市场构建中被赋予了特殊目标性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得以从制度上为公民社会服务,也使得政府能够将市场经济运行结果从宏观调节到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方向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审时度势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最优调整。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多个方面主要改革的完善。通过对四方面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内在机制的认识。
推动价格改革,实现要素合理流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1992年政府开始解除一系列商品的价格管制,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价格大部分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减少政府对市场价格的指令性影响。随着价格改革的完成,现代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可以根据价格变动更改资源配置,同时企业的资源配置则会影响市场价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活力。
深化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为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进一步推进健全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我国对所有制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的建立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需要,将国企与民企的优势深度结合。
实施分税制改革,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能力。保持市场竞争活力需要财力相对分散,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则需要财力相对集中。为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界定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在财政管理体系上,这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种、税权、税管上的科学划分。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币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及地方共享税,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与匹配的原则,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套并行的税收管理制度。
完善分配机制改革,减少收入差距,注重公平分配。为了解决财产流动性降低以及因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等影响,“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分配机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人口为目标,将市场经济发展引导为对社会公平和发展有利的方向上。
第一,当下国际经贸博弈与大國竞争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大挑战。区域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经济全球化与多边经贸合作;部分国家在数据治理、数字技术、疫苗援助等多方面与中国对抗,意图在新兴技术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地位上升;汇率战、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层出不穷,从资本、技术、经贸等多方面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增设阻碍。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劳动、技术、金融、大数据等生产要素更高水平的市场化配置与更高效率的流通,既可以鼓励市场竞争,促进供给体系的高水平发展与市场做大做强,提供更多种类商品和更广更全的服务,还可以匹配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培育完善的内需体系,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对接形成高水平的供需体系畅通经济的内循环。这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为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形成制度保障。
第二,当下我国处在产业结构的转型期与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期,经济增速放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对此,经济体制改革应着力破除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一方面,从产业管理体制来看,要运用市场活力提升公有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世界级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体制,推动国有经济的管理重点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等市场化环节转变,抓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机会,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要求方面,要以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与经济安全为重点,大力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微观运行结构。
第三,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加突出,新兴巨头对中小市场主体的竞争壁垒阻碍行业增长与创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符合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党和国家已明确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下一阶段,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机制建设,打造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确权、流通、生产、分配等数据权利的分配体系,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促进数字时代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保护个人数据权益的同时尽可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活力和发展,将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点。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必须不断变革,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主体地位,不断推行高质高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与飞跃,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建设在中国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指明方向;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制度依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其核心在于搭建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在资源生产与价值分配过程中的多元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寻求国家与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平衡,这一体制不仅运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更注重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保持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个人财富与国家经济的协同增长。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力,激发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兼备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管理者,生产主体本身,以及创造价值的分配者等多重身份。通过对经济体制进行大胆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资源所有制的多元化。社会资源的生产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但价值财富的创造通过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进行回报,充分尊重技术、时间、知识、人力资本等其他要素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能够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现经济增长。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在这一体制之下,政府负责宏观的计划安排和体制构建,主导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发展的大体方向,充分发挥公共部门政治经济调动能力的优势。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建立了联动机制,在关乎国家利益和人民切身福祉的方面上由公共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需要市场定价来促进有效率分配的领域上私人部门则发挥主要作用,做到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责任联动与互补。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广泛共享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分享到经济发展红利,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蛋糕做大”,为社会创造福祉。在“分蛋糕”的问题上,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包含了目标性使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可以对市场运行结果进行纠偏。中国政府通过政治的稳定保证了公共政策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了经济发展的目标性使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追求。
由于市场构建中被赋予了特殊目标性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得以从制度上为公民社会服务,也使得政府能够将市场经济运行结果从宏观调节到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方向上。
在不断改革中释放制度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审时度势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最优调整。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多个方面主要改革的完善。通过对四方面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内在机制的认识。
推动价格改革,实现要素合理流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1992年政府开始解除一系列商品的价格管制,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价格大部分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减少政府对市场价格的指令性影响。随着价格改革的完成,现代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可以根据价格变动更改资源配置,同时企业的资源配置则会影响市场价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活力。
深化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为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进一步推进健全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我国对所有制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的建立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需要,将国企与民企的优势深度结合。
实施分税制改革,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能力。保持市场竞争活力需要财力相对分散,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则需要财力相对集中。为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界定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在财政管理体系上,这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种、税权、税管上的科学划分。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币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及地方共享税,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与匹配的原则,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套并行的税收管理制度。
完善分配机制改革,减少收入差距,注重公平分配。为了解决财产流动性降低以及因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等影响,“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分配机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人口为目标,将市场经济发展引导为对社会公平和发展有利的方向上。
百年变局下深化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当下,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步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为了支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也越发迫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加强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向,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任务。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应审慎分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挑战与需求所在,把握机遇,为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第一,当下国际经贸博弈与大國竞争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大挑战。区域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经济全球化与多边经贸合作;部分国家在数据治理、数字技术、疫苗援助等多方面与中国对抗,意图在新兴技术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地位上升;汇率战、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层出不穷,从资本、技术、经贸等多方面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增设阻碍。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劳动、技术、金融、大数据等生产要素更高水平的市场化配置与更高效率的流通,既可以鼓励市场竞争,促进供给体系的高水平发展与市场做大做强,提供更多种类商品和更广更全的服务,还可以匹配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培育完善的内需体系,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对接形成高水平的供需体系畅通经济的内循环。这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为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形成制度保障。
第二,当下我国处在产业结构的转型期与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期,经济增速放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对此,经济体制改革应着力破除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一方面,从产业管理体制来看,要运用市场活力提升公有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世界级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体制,推动国有经济的管理重点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等市场化环节转变,抓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机会,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要求方面,要以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与经济安全为重点,大力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微观运行结构。
第三,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加突出,新兴巨头对中小市场主体的竞争壁垒阻碍行业增长与创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符合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党和国家已明确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下一阶段,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机制建设,打造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确权、流通、生产、分配等数据权利的分配体系,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促进数字时代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保护个人数据权益的同时尽可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活力和发展,将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点。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必须不断变革,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主体地位,不断推行高质高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