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医生“密室逃脱”,你会逃离体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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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矛盾近乎无解,医卫体制铁饼一块。于是,有些医生决定“逃”出这个灰暗的森林。
  很多医生表示,他们曾经选择读医,只知道医生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职业,或许还带点救死扶伤的光环。然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却注定他们从业后不能成为简单的,提供医疗服务的职业人。这不禁让医生们意兴阑珊。
  从今年开始,一些地方,一些科目出现了“医生荒”,公立医院们遇上了新人不继的问题;另外,一批以80后为主的医生们纷纷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自立门户;互联网医疗的涌流,更将中国不同层次的医生们都卷入其中。
  这是医生们寻求“密室逃脱“的出路,还是倒逼中国卫生体制革命的契机?
  体制内的医生荒
  朱岩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的一名医生。两年前,他离开了公立医院,到深圳一家医疗机构创业。
  “过去很多年,我发现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些形式上的工作。”朱岩说,他在协和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而每个病人都只有几分钟的诊疗时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打算弃医的透析病人。
  “很多优秀的人慢慢都离开了。”朱岩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网罗了来自北京、广州等地跳槽过来的主治医师级别以上的医生。“在公立医院的环境里,不是所有人被动的选择接受。”
  朱岩所在的深圳,一向是(公立医疗体制内)医生缺口显著的一线城市。去年,深圳市人保局公布当地事业单位人才紧缺岗位目录,显示深圳未来五年,医生缺口至少在五六千人。
  医疗人才集中的上海,前年也被报道了三级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有的科室更因此而不能开门。另外,杭州多家市属公立医院公开招聘的不少岗位,也频频遭遇“零报考”。
  最新的医生荒发生在广州——直到今年8月份,广州市卫生局下属各事业单位的招聘需求,仍有两百多个因为无人报名,或报名人数不足而取消、调减。
  “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道出很多医生的心结。
  “学医至少5年,毕业后进医院又要先做三年住院医师,相当于做三年的廉价苦力,基本上奔三了才能正式上岗。”深圳某港资医院一位姓陆的医生,如是描述她何以早早放弃在公立医院工作。“上岗以后,就是各种科研,流水线般的看病生活,还有久长的职称晋升之路。”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7.7%的医生有或曾有改行的想法。在调查中,48.05%的医生感觉“非常累”,有80.2%的医生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
  多名不愿具名的一线城市医生,均直接对媒体点出,在公立医院里就是钉死在科室里,不跟着主任走就别指望能走远;各种必须跟随的规则,还包括按照科室集体意志去做业务,譬如开出不必要的检验、治疗或者药物单。
  “在儿科,做检查对于科室的效益很重要。有时你会牵扯进一种矛盾中,就是有些检查是不需要开的,但上级平时会给压力你,让你不得不这样做。”上述陆姓医生说。
  著名的“急诊室女超人”于莺也已离开了公立医院。她认同这种苦衷:儿科用药量少,在“以药养医”制度下的收入低,但现在儿童看病的需求量又很大,把医生们都做累了。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用于妇科等。
   80后的新机会
  毕烨,上海“爱丁医生”APP创始人,同样离开了公立医院体制。“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她说。“现在医患关系这么恶劣,很多父母即使自己是医生,都不愿意让孩子读医了。”
  不过,现实里,直到现在,医生仍然是一个含铁量相当高的饭碗。在卫生体制里,医生们必须要有执业证才能上岗,并且在限定的地点里执业。医院里的医生是有编制的,哪怕是“走廊医生”这样的角色也很少被解雇。
  有报道曾透露,在某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对医学生收取的门槛费“至少10万”,还需要动用关系才能进入。这些三甲医院也占据了中国最大的医疗资源,以及门诊量,还有巨大的医疗消费开支。
  体制之外,中国医生们的“跳槽”,多数是民营医疗机构,譬如莆田系医院。不过,这些民营医院医疗机构更吸引那些退休了,或者专业教育或从医环境不如主流医院,但希望获得更高收入的医生。
  相比起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的专业资质以及专业水平未必能得到保证,他们也没有临床和科研上的任务。而在这个圈子里,很多医生的求职简述往往如下:“形象好,客户广,执业经验丰富,创收能力强……”
  另外,医疗业内也认知,体制内医生利用工作外时间到民营医疗机构“走穴”行医,或者自设家庭诊所等也是普遍现象。
  多位有过相关民营医院工作经历的医生透露,各类“跳槽”医生与民营医院的关系,就是保底工资加业绩,并从病人业务中获得提成。
  近两三年,互联网医疗业务正“默默地”地为体制内的医生们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刘勇就是当中的一名。作为北京妇产医院的医生,他在一家移动在线问诊平台上获得了“额外”的行医机会,建立了自己的虚拟诊所。
  刘勇说,在这种平台上他能够保持医疗业务的单纯性。他曾经在虚拟问诊社区里获得了相当数量病人的声誉,其虚拟诊所问诊的收费数倍于公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这使得他不需考虑药费等杂念,用足够长时间的会诊时间——这相当于朱岩们过去一直想要的,让医疗回归服务和诊疗。
  “院领导们未必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很多甚至不用手机。另外,很多科室主任也曾进入过这种互联网平台,但他们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平台上的其他医生,所以慢慢也退出了。”刘勇说。   朱岩形容,在公立医院的体系里,那些30岁左右,已经具备执业资格,在主治医师岗位上工作的医生们,是寻求体制外突破的,不希望在传统医疗生态里继续消磨时间的医生群体。线上诊疗机构“春雨医生”的医学总监杨靖也说,在其线上活跃的,便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主治医生们。
  “他们的病人、收入和名气都不足够,处于积累爆发期,我们正好是针对这部分人。(在传统体制里),再过两三年这部分人有些会成长为副主任级别。我们正好是把这个承接下来。”
  据了解,在过去,皮肤科、牙科等科目是非公立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领域。如今在互联网上,公立医院出现医生荒的重灾区,儿科、妇产科等科目领域,却已成为了在线医疗的热闹之地——“医生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在线上跟他的病人进行交流。”杨靖说,这些互联网上的业务,可以为医生们创造高达过万的额外收入。
  另外,在药售有关的药剂师领域,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已经进入到“争夺”医疗专业人士的行列中,在8月里向社会公开招聘药剂师——据统计,目前我国总计有46万家药店,但只配有27万多名执业药师。
  寻找病人
  在现实中,那些走出公立医院,尤其离开三甲大医院的医生们,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了病人们削尖脑袋往大医院扎堆,自己的病人以后从哪里来?
  在一些科目,这类问题在体制之外几近无解。一位北京前三甲医院的医生表示,中国顶级的外科医生,年收入五六百万元并不少见,在打破当前手术体制垄断局面的前提下,公立医院们的外科医生才有机会遇到真正的竞争。
  在大多数科目,医生们正在学习如何在医院之外与病患相处,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在线上,我们让病人给医生打分,这在医院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医生们也在慢慢调整自己。”杨靖说。“其实大家也不认同医院的评议体制,在医院里看病厉害但不写论文永远当不了主任。”
  现在,一些在社交网络上已经有了名气的,也没有打算在公立系统里继续漫长升迁路线的医生,已经开始了他们在公立医院之外独立打响名堂的路径。在微博上,这样的医生拥有众多的粉丝,他们也可以更自由的给自己制定医疗服务的定价和方式——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开药之上。
  在去年和今年,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发布了多点执业的新规,包括取消多点执业医生须经原单位同意这一条——公立医院的院长们是最反对医生多点执业的人群。有评论认为,体制内医疗机构的扩张,医务专业人员短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都在迫使卫生系统把医生们执业的“围墙”所打破。
  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龚晓明,是多点执业潮流中的明星人物。据报道,他在上海以及深圳多家医院、诊所执业。龚对媒体说,他希望公立医院以后能够回归公益、教学和科研的本质,而他本身对临床研究的理想,还需要公立医院的平台去实现。
  于莺认为目前的政策松动,还远远不能撼动公立体系对医生资源,尤其优质医生资源垄断的事实。实际上,医疗系统的铁饭碗,还是在吸引着一些学生不惜举债报读医科。在中国病人的层面,能否接受高价挂号费(而不是药费),也是很多跳出围墙的医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于莺更希望跳出体制后,能推动医生们对医生角色本身的反思——医疗就是个职业,现在从整个医疗教育到医院体系价值观其实都是扭曲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生不愿意做医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医生)你想不明白这一点,你就只能被体制牢牢地抓住。这个时候你会想,原来天底下那么多的老百姓去骂医生,医生躺在这个当中可悲又可恨,你不懂这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如果你不去尝试,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厄运。”于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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