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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擅长重新用镜头诠释历史题材的麦克·山下来说，重走马可·波罗和郑和下西洋的线路，其实是发现了两种世界：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郑和的世界”，世界人眼中的中国是“马可·波罗的中国”。
当代摄影大师尚·杜杰德曾说，摄影并非世界历史的一件意外，而是其片刻的化身，它选择了光线来为他发出声音。对麦可·山下而言，他镜头下的声音，是历史的。
2006年冬天，他来到九寨沟为《国家地理》拍摄此地独特的景致，今年的春夏之交、秋季，他又去了两次，为的是能拍到一些能够呈现神秘性的变化。一个有自然变化的选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和发现它独特的美。自然历史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其自然和变化。如果说自然的历史可以由四季风景的变化来讲述，那么人文历史的题材又当如何表现？麦可·山下一直致力于历史痕迹的捕捉。我们所熟悉的历史题材常常成为他重新诠释的对象，比如：马可·波罗东游、郑和下西洋。
他所拍摄的“重访马可·波罗之旅”历时三载，跨越十国，拍摄一万多卷胶卷，用镜头捕捉历史的痕迹。《郑和下西洋》不仅拍到了民俗风光，展现了当时这项惊人的航海征途，他试图告诉人们即使郑和本人已悄然沉默在历史长河里，但他依旧影响着他走过的地方。
美籍日裔的寻根之旅
在着手拍摄以历史题材为主的选题时，麦可·山下总是在尽量把握材料之后，以全然天真的心情投入到人物的眼界中去，尽可能收集时间残存下来的蛛丝马迹，然后像做拼图游戏一般，得出结论。
这种方式貌似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客观的史实说服力，但是作为一名摄影师，他认为每一张图片都能带给他满足感，答案仿佛就在图中。从年轻时候的“寻根”开始，他就不自觉地用这种方法来探究做美国人与做日本人的差异。
东方人的面孔，美国式的思维和情感。作为移居美国的第三代日本人，麦可·山下如此描述自己。他说，小的时候，他总是被更多的白种人认为是日本人，他了解自己与白种人血脉上的不同，这促使他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去读亚洲历史方面的课程。
1971年，麦可·山下第一次回到和他血脉相连的日本。满大街都是和自己面孔相似的人。他试图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日本人，学习日语，和日本人交朋友，过日本式的传统生活。但是一年后他发觉这很难，他的思维已经完全美国式了。
接下来的三年，他买了照相机。他记录在日本所看到的一切和所经历的生活细节，并逐渐对摄影产生浓厚的兴趣。罗兰·巴特在其著作《明室》中写到：“一般来说，业余爱好者的定义是‘不成熟的艺术家’：一个不能——或不愿——掌握一门专业的人。但是，在摄影活动领域里却相反，是业余爱好者达到了专业的顶峰：因为离摄影真谛最近的，正是这种业余爱好者。”麦可·山下的“寻根之旅”恰恰为他成为一名顶级摄影师提供了情感的基础。
自从第一次尝试把照片提供给杂志社后，麦可·山下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即使四年后回美国后，他也没有停止和杂志社合作。1979年，他成为《国家地理》众多固定撰稿人中的一员。《国家地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提炼出一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就是通过照片来讲故事，所以摄影师的角色特别重要。这种图片的语言不是随便拿起相机的人就能轻易掌握，也不是搜集一些历史照片就能表现的。
“马可·波罗”的现代启示
虽然“马可·波罗”在西方已成为常识，但对于马可·波罗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息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弗朗西斯·伍德博士在《马克·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提出质疑：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这引发许多读者的讨论。麦可·山下于是提出了马可·波罗的选题。
麦可·山下认为，一个专业和优秀的摄影师，应该通过影像表达意境和故事。他“重访马可·波罗之旅”中《中国之旅》就获得过《国家地理》最佳故事奖和最佳摄影奖。用镜头来讲历史故事，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事。七百多年后的今天，还能找到马可·波罗描写的那些事物的痕迹么？
他们计划重走马可·波罗的路线。如果按照书里所描述的那样去走，就意味着从中国的最西方进入。
1271年，波罗兄弟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途经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等地，三年后抵达帕米尔高原。这是中国和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在他们横越中国西部的时候，见到一种奇特的风俗：当有客人远道而来时，做丈夫的不仅会盛情款待，还会大方地献上自己妻子和女儿，让客人随心所欲一番，而自己则会离开。类似的描述，在全书至少有六处。
而麦可·山下在草原上遇到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许多漂亮的姑娘正在编织毯子，通过当地的向导，他了解到这些姑娘是柯尔克孜人。她们没有麦可·山下幻想的那么“殷勤好客”。七百年过去，文明进步，现在已经有许多地方不再提倡过去的风俗习惯。
但在必经的丝绸之路上，麦可·山下发现，现在依然有许多当地人在沿用过去的习俗和方法。在喀什的交易市场上，麦可·山下发现这里的人似乎依然生活在13世纪，他感到“岁月未曾改变的是这些人、这些面孔，还有讨价还价的声音和人与人的交往”。
在敦煌，他见到了哈萨克人的婚礼。新娘穿着红色的裙子，在家人的围绕下牵着红布来到新郎家附近。其他的女人穿着鲜艳的衣服，包着彩色的头巾，身体不由自主地舞动，虽然没有音乐，但带着一种天然的节奏。养羊人带着小孩送来羊，所有人举行了庄严的祈祷仪式，然后把羊杀了煮熟，其间仍然有人在欢快而幸福地舞蹈，仪式完成后，有人取下羊头、羊脚、内脏、羊毛，还有一部分羊肉。而马可·波罗的书里精确地描写了杀羊的仪式，跟麦可·山下在婚礼上见到的一模一样。麦可·山下要拍的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带有原始痕迹的画面。
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地方的古老事物可能再过几年就会被新事物所代替，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行为会慢慢消失。七百年过去，完全符合书中描述的景象已经很少，多数摄影作品除了依靠“规避现代元素”外，似乎无法可依，不过你一旦走进那些保存下来的某些痕迹，就会感觉那就是历史。
麦可·山下在“重访马可·波罗之旅”中额外关注了裹脚。这一陈旧风俗虽然早已离开我们的视线，但在云南的一座小城里，他找到了一些老人：她们的年纪大多在八十岁左右，身材瘦小，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无论是坐还是站，他们的仪态和脚都无法让人忽略，仪态看起来区别于年轻一代的粗线条，多一些温婉和恬静，而太过细小的脚实在是突出得让人无法忽略。马可·波罗在书里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到裹脚，这成为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的证据——裹脚在当时已平常得如同现在穿耳洞。然而麦可·山下发现裹脚老太太的走路方式符合马可·波罗书中的描述：“女人走的是小碎步，每步之间只有一发之差”。联想到当时汉族妇女覆盖双脚的长裙，马可·波罗很可能就没有发现为什么要走“小碎步”。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在蒙古人的朝代，蒙古人地位最高，是统治阶级，像马可·波罗这种色目人，属于第二等人，北方和南方的汉人分别属于第三等和第四等人。马可·波罗深入接触汉人的机会可能并不多，那么也无怪他没有学到多少汉人的习惯，这个理由也能解释他为什么遗漏了茶和筷子。
走完整条线路，麦可·山下的感觉是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太过于精准而不可能是假的，他觉得最有力的一点是关于中国造船技术的描述。在泉州他拍摄到一个当时刚发现没有多久的古造船厂遗址。由于元明两代的中国造船技术大多失传，一些文献的描述也比较简单，当时这艘船出土时造成很大的轰动。而麦可·山下拍摄到这条船的结构跟马可·波罗的描述基本一样，包括船体的防水舱设计。
麦可·山下说，古今中外对这船的结构描写没有人比马可·波落描述得更精确了。然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流的造船技术，在现代科技面前则显得苍白无力。在后来拍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他对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明朝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经济实力，都无以伦比，然而后期由于政府的闭关锁国，却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以及西方经济格局的变化。
“郑和的世界”
拍摄《郑和下西洋》始于2005年，正值该历史事件600年纪念。对于麦可·山下来说，他提出的疑问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够指挥世上最大的舰队，统领数万人马，在海上纵横二十余年，航程达十余万海里，将中华文化向世界各个角落散播？为此他阅读了大量与郑和有关的历史书籍，了解船队的航海路线，以及关于风土人情的记载，做好前期准备后他循着郑和的足迹出发。
在两年的历程中，他不仅重新认识了一名明朝宦官的航海理想，也看到更重要的现象：郑和当年的影响仍在延续，在印度等地的渔民依然使用传统式的单桅帆船出海捕鱼，而这些便是郑和传播文明的结果，在肯尼亚帕泰岛，还有许多当年船队水手的后裔。
在今日看来，“马可·波罗”和“郑和”更多地被人理解为所属时代的符号或者一个篇章，他们本来各自运行于时空中，相安无事，却被摄影者麦可·山下同时纳入其摄影历程中。他承认这两个题材在西方读者心里的份量有轻有重，“马可·波罗”在广为人知，因此才可能连续三期在《国家地理》刊登，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还很陌生。但是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历史后，他说，作为一个亚洲人，郑和走遍了麦哲伦、哥伦布和达迦马曾经探访过的地方，他的事迹令人尊敬，被西方人忽略的原因在于西方人看待世界是用一种欧洲资本主义方式来看的，而中国面对世界时，也有其特殊的立足点。
两个同样涉及到中国但是角度完全不同的题材，麦可·山下通过摄影的视角，发觉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郑和的世界”，世界人眼中的中国是“马可·波罗的中国”。两次不同的摄影实践，其实再现了东西方文化在探索中的不同，而这些在点滴积累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趋势。
（《华夏地理》对本次采访提供了帮助，麦可·山下作品由《华夏地理》提供。）
麦可·山下美籍日裔，《国家地理》资深摄影师。他所拍摄的“重访马可·波罗之旅”，2001年5月-7月，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连续三期刊载。他的《在日本的花园里》（1992年）获得美国花园作家奖、全美商协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等多个奖项，《湄公河——母亲河之旅》（1995年）获得美国国际新闻摄影家协会最佳摄影作品奖。
当代摄影大师尚·杜杰德曾说，摄影并非世界历史的一件意外，而是其片刻的化身，它选择了光线来为他发出声音。对麦可·山下而言，他镜头下的声音，是历史的。
2006年冬天，他来到九寨沟为《国家地理》拍摄此地独特的景致，今年的春夏之交、秋季，他又去了两次，为的是能拍到一些能够呈现神秘性的变化。一个有自然变化的选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和发现它独特的美。自然历史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其自然和变化。如果说自然的历史可以由四季风景的变化来讲述，那么人文历史的题材又当如何表现？麦可·山下一直致力于历史痕迹的捕捉。我们所熟悉的历史题材常常成为他重新诠释的对象，比如：马可·波罗东游、郑和下西洋。
他所拍摄的“重访马可·波罗之旅”历时三载，跨越十国，拍摄一万多卷胶卷，用镜头捕捉历史的痕迹。《郑和下西洋》不仅拍到了民俗风光，展现了当时这项惊人的航海征途，他试图告诉人们即使郑和本人已悄然沉默在历史长河里，但他依旧影响着他走过的地方。
美籍日裔的寻根之旅
在着手拍摄以历史题材为主的选题时，麦可·山下总是在尽量把握材料之后，以全然天真的心情投入到人物的眼界中去，尽可能收集时间残存下来的蛛丝马迹，然后像做拼图游戏一般，得出结论。
这种方式貌似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客观的史实说服力，但是作为一名摄影师，他认为每一张图片都能带给他满足感，答案仿佛就在图中。从年轻时候的“寻根”开始，他就不自觉地用这种方法来探究做美国人与做日本人的差异。
东方人的面孔，美国式的思维和情感。作为移居美国的第三代日本人，麦可·山下如此描述自己。他说，小的时候，他总是被更多的白种人认为是日本人，他了解自己与白种人血脉上的不同，这促使他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去读亚洲历史方面的课程。
1971年，麦可·山下第一次回到和他血脉相连的日本。满大街都是和自己面孔相似的人。他试图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日本人，学习日语，和日本人交朋友，过日本式的传统生活。但是一年后他发觉这很难，他的思维已经完全美国式了。
接下来的三年，他买了照相机。他记录在日本所看到的一切和所经历的生活细节，并逐渐对摄影产生浓厚的兴趣。罗兰·巴特在其著作《明室》中写到：“一般来说，业余爱好者的定义是‘不成熟的艺术家’：一个不能——或不愿——掌握一门专业的人。但是，在摄影活动领域里却相反，是业余爱好者达到了专业的顶峰：因为离摄影真谛最近的，正是这种业余爱好者。”麦可·山下的“寻根之旅”恰恰为他成为一名顶级摄影师提供了情感的基础。
自从第一次尝试把照片提供给杂志社后，麦可·山下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即使四年后回美国后，他也没有停止和杂志社合作。1979年，他成为《国家地理》众多固定撰稿人中的一员。《国家地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提炼出一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就是通过照片来讲故事，所以摄影师的角色特别重要。这种图片的语言不是随便拿起相机的人就能轻易掌握，也不是搜集一些历史照片就能表现的。
“马可·波罗”的现代启示
虽然“马可·波罗”在西方已成为常识，但对于马可·波罗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息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弗朗西斯·伍德博士在《马克·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提出质疑：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这引发许多读者的讨论。麦可·山下于是提出了马可·波罗的选题。
麦可·山下认为，一个专业和优秀的摄影师，应该通过影像表达意境和故事。他“重访马可·波罗之旅”中《中国之旅》就获得过《国家地理》最佳故事奖和最佳摄影奖。用镜头来讲历史故事，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事。七百多年后的今天，还能找到马可·波罗描写的那些事物的痕迹么？
他们计划重走马可·波罗的路线。如果按照书里所描述的那样去走，就意味着从中国的最西方进入。
1271年，波罗兄弟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途经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等地，三年后抵达帕米尔高原。这是中国和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在他们横越中国西部的时候，见到一种奇特的风俗：当有客人远道而来时，做丈夫的不仅会盛情款待，还会大方地献上自己妻子和女儿，让客人随心所欲一番，而自己则会离开。类似的描述，在全书至少有六处。
而麦可·山下在草原上遇到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许多漂亮的姑娘正在编织毯子，通过当地的向导，他了解到这些姑娘是柯尔克孜人。她们没有麦可·山下幻想的那么“殷勤好客”。七百年过去，文明进步，现在已经有许多地方不再提倡过去的风俗习惯。
但在必经的丝绸之路上，麦可·山下发现，现在依然有许多当地人在沿用过去的习俗和方法。在喀什的交易市场上，麦可·山下发现这里的人似乎依然生活在13世纪，他感到“岁月未曾改变的是这些人、这些面孔，还有讨价还价的声音和人与人的交往”。
在敦煌，他见到了哈萨克人的婚礼。新娘穿着红色的裙子，在家人的围绕下牵着红布来到新郎家附近。其他的女人穿着鲜艳的衣服，包着彩色的头巾，身体不由自主地舞动，虽然没有音乐，但带着一种天然的节奏。养羊人带着小孩送来羊，所有人举行了庄严的祈祷仪式，然后把羊杀了煮熟，其间仍然有人在欢快而幸福地舞蹈，仪式完成后，有人取下羊头、羊脚、内脏、羊毛，还有一部分羊肉。而马可·波罗的书里精确地描写了杀羊的仪式，跟麦可·山下在婚礼上见到的一模一样。麦可·山下要拍的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带有原始痕迹的画面。
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地方的古老事物可能再过几年就会被新事物所代替，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行为会慢慢消失。七百年过去，完全符合书中描述的景象已经很少，多数摄影作品除了依靠“规避现代元素”外，似乎无法可依，不过你一旦走进那些保存下来的某些痕迹，就会感觉那就是历史。
麦可·山下在“重访马可·波罗之旅”中额外关注了裹脚。这一陈旧风俗虽然早已离开我们的视线，但在云南的一座小城里，他找到了一些老人：她们的年纪大多在八十岁左右，身材瘦小，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无论是坐还是站，他们的仪态和脚都无法让人忽略，仪态看起来区别于年轻一代的粗线条，多一些温婉和恬静，而太过细小的脚实在是突出得让人无法忽略。马可·波罗在书里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到裹脚，这成为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的证据——裹脚在当时已平常得如同现在穿耳洞。然而麦可·山下发现裹脚老太太的走路方式符合马可·波罗书中的描述：“女人走的是小碎步，每步之间只有一发之差”。联想到当时汉族妇女覆盖双脚的长裙，马可·波罗很可能就没有发现为什么要走“小碎步”。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在蒙古人的朝代，蒙古人地位最高，是统治阶级，像马可·波罗这种色目人，属于第二等人，北方和南方的汉人分别属于第三等和第四等人。马可·波罗深入接触汉人的机会可能并不多，那么也无怪他没有学到多少汉人的习惯，这个理由也能解释他为什么遗漏了茶和筷子。
走完整条线路，麦可·山下的感觉是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太过于精准而不可能是假的，他觉得最有力的一点是关于中国造船技术的描述。在泉州他拍摄到一个当时刚发现没有多久的古造船厂遗址。由于元明两代的中国造船技术大多失传，一些文献的描述也比较简单，当时这艘船出土时造成很大的轰动。而麦可·山下拍摄到这条船的结构跟马可·波罗的描述基本一样，包括船体的防水舱设计。
麦可·山下说，古今中外对这船的结构描写没有人比马可·波落描述得更精确了。然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流的造船技术，在现代科技面前则显得苍白无力。在后来拍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他对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明朝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经济实力，都无以伦比，然而后期由于政府的闭关锁国，却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以及西方经济格局的变化。
“郑和的世界”
拍摄《郑和下西洋》始于2005年，正值该历史事件600年纪念。对于麦可·山下来说，他提出的疑问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够指挥世上最大的舰队，统领数万人马，在海上纵横二十余年，航程达十余万海里，将中华文化向世界各个角落散播？为此他阅读了大量与郑和有关的历史书籍，了解船队的航海路线，以及关于风土人情的记载，做好前期准备后他循着郑和的足迹出发。
在两年的历程中，他不仅重新认识了一名明朝宦官的航海理想，也看到更重要的现象：郑和当年的影响仍在延续，在印度等地的渔民依然使用传统式的单桅帆船出海捕鱼，而这些便是郑和传播文明的结果，在肯尼亚帕泰岛，还有许多当年船队水手的后裔。
在今日看来，“马可·波罗”和“郑和”更多地被人理解为所属时代的符号或者一个篇章，他们本来各自运行于时空中，相安无事，却被摄影者麦可·山下同时纳入其摄影历程中。他承认这两个题材在西方读者心里的份量有轻有重，“马可·波罗”在广为人知，因此才可能连续三期在《国家地理》刊登，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还很陌生。但是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历史后，他说，作为一个亚洲人，郑和走遍了麦哲伦、哥伦布和达迦马曾经探访过的地方，他的事迹令人尊敬，被西方人忽略的原因在于西方人看待世界是用一种欧洲资本主义方式来看的，而中国面对世界时，也有其特殊的立足点。
两个同样涉及到中国但是角度完全不同的题材，麦可·山下通过摄影的视角，发觉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郑和的世界”，世界人眼中的中国是“马可·波罗的中国”。两次不同的摄影实践，其实再现了东西方文化在探索中的不同，而这些在点滴积累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趋势。
（《华夏地理》对本次采访提供了帮助，麦可·山下作品由《华夏地理》提供。）
麦可·山下美籍日裔，《国家地理》资深摄影师。他所拍摄的“重访马可·波罗之旅”，2001年5月-7月，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连续三期刊载。他的《在日本的花园里》（1992年）获得美国花园作家奖、全美商协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等多个奖项，《湄公河——母亲河之旅》（1995年）获得美国国际新闻摄影家协会最佳摄影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