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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扶贫的筹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大人物筹资到小人物筹资”。由通过老领导、老关系筹款转变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大众筹款；第二阶段是“全员筹资”，5个职能部门和11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人员都和筹资有关系。
自何道峰1999年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启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中扶贫”）的“去行政化”改革以来，这家特殊的官办基金会就一直在业界人士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在与记者纵论中国的基金会时，就说：“扶贫管理比企业还好，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基金会。”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扶贫在2013年的全国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榜上以5.27亿元的捐赠收入排名第4，排在其后面一位的，是为业界所耳熟能详的壹基金。但相比起壹基金，中扶贫显得低调而神秘。
中扶贫的办公楼并不好找，报上中扶贫的名号后，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记者带到了海淀区民政局。在穿过几条狭小的胡同后，记者才辗转来到中扶贫的办公地址，其门面却挂着“中和农信”的牌子，这是中扶贫的小额信贷项目部的门面。
记者在保安的指引下，绕到楼后由小门上楼，几经波折后才找到了中扶贫副秘书长陈红涛。这个“东北大汉”却并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魁梧，他看上去很年轻，言谈里带着北方人特有的直爽和实在。
陈红涛学农出身，大学毕业后短暂卖过一段时间蜂蜜，2002年，陈红涛加盟中扶贫，此时中扶贫的市场化筹资格局正在成型。陈红涛从项目官员，到项目主管，再到主任，如今，他位至副秘书长，负责基金会的公众筹资、教育扶贫项目和机构信息化建设。他伴随着中扶贫的成长，几乎见证了这家基金会崛起的全过程。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扶贫是个专注做事的基金会，在2013年以前，他们甚至没有成立传播部。业内一度猜测，中扶贫是刻意低调，不愿扬名。“不是，我们很羡慕高调，很想高调。”秘书长刘文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了这个猜测，“高调，我理解成是传播做得好，大家都关注到你，这个是我们想做却一直没做到的。”
事实上，在组建传播团队，并成功举办了“善行者”、“饥饿24”等大型公益活动之后，中扶贫的品牌知名度已有很大提升。但是，陈红涛在接受采访时还是给人以刻意低调的感觉。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强调，中扶贫与其它基金会都在推行市场化筹资，没什么特点。说了半天，他笑着说了句：“你看，我谈这么多，你没什么可写的吧？”
其实可写的并不少。记者从陈红涛处获知，中扶贫的筹资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大人物筹资到小人物筹资”。由通过老领导、老关系筹款转变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大众筹款；第二阶段是“全员筹资”，5个职能部门和11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的人员都和筹资有关系。“所有的部门都是自筹自用。”陈红涛说。
说起中扶贫的筹资故事，最为业界津津乐道的是其开发客户资源初期的“陌生拜访”。陈红涛说：“主要就是挨个打电话，跟现在卖保险的差不多。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很难想象，现如今在业界人士心中高大上的中扶贫曾像保险公司一样，通过打陌生人的电话来募资。
这种俯下身段找市场的尝试在中扶贫不是孤例。2006年，中扶贫试图在商场做义卖，尽管成效不佳，但陈红涛不以为意：“不试怎么知道呢？”2007年，中扶贫走进北京小区摆地摊，回收废品。“在北京100多个社区，动员了3万多个家庭报名成为爱心家庭，够厉害了吧。后来觉得不行，太累了，觉得这个干不大。”陈红涛说道。
2009年，一路摸爬滚打中扶贫找到了公众筹款的感觉，那一年，中扶贫开展了“爱心包裹”项目，依托邮政网点在全国开通3.6万个爱心包裹捐赠站，让网友可以捐购寄往贫困地区的文具包，一对一地将关爱送给自己选择的人。截至2014年4月底其累计筹款金额已达到3.2亿（共计177万笔捐赠，个人捐赠笔数占到91%），成为了业界公众筹款里数一数二的项目。
在未来，中扶贫希望实现从操作性基金会到资助型基金会的转型，但这在筹资上遇到了麻烦。捐赠人的不理解使得中扶贫非定向资金的筹款并不理想。但陈红涛并未气馁，他说，中扶贫将会做更多的尝试。
对话陈红涛：筹资不是筹款，是筹人
中国财富：去行政会改革给基金会在筹资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
陈红涛：去行政化改革当中也包含了做项目方式的改变，原来的筹款更多的是大人物筹资，这可能就靠领导的资源、人脉去找熟人关系筹钱。在去行政化改革后，我们逐步从大人物筹资向小人物筹资转变，接下来的筹资要让专业的員工去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小人物筹资往大点说是全员筹资，所有的人都跟筹资有关系。何道峰会长当年来到中扶贫，刚开始很多人以为他来这是给我们筹钱的，他说我来这不是帮你们找钱的，我是来给大家找捐款的理由。我们不缺捐款，缺的是让别人捐款的理由。这是理念的东西。
是因为你做公益大家一定要捐钱吗？你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捐钱吗？你说做好事大家就要支持你？你要给别人一个理由以及让别人相信你能做得好，所以产品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项目人员，你能够有很好的产品设计以及很好的产品服务，所以不能说做项目的人跟筹资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说全员筹资。
中国财富：中扶贫目前在筹资上的重点在哪个方面？您觉得中扶贫在筹资方面最擅长的是？
陈红涛：项目好，产品好。你跟人谈的时候，你给别人理由够不够充分。像此前的“校车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想捐钱为贫困山区买校车，但是我们调研后发现，这个山路不适合校车，同时，校车也面临着油费、保养以及司机的问题。我们发现如果为学生建宿舍同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跟捐赠人讲，就讲出了道理。项目设计是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思考，是有独到见解的，不是人云亦云。
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通过调研的。做公益慈善有爱心是必需的，但还不够，还得有理念和方法。你要告诉别人为什么通过扶贫基金会做这件事情更加有价值，而不是你自己去做。 筹款跟筹款人员的能力有关系，可能有个别捐赠人会被你的销售能力征服，但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个可持续的过程，要经得起推敲。你跟捐赠人的承诺要经得起验证，而不是你说的是这样，做的时候又是千差万别了。合作伙伴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觉得基金会靠谱，愿意把钱交给你们使。
中国财富：中扶贫各个部门都参与筹资，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陈红涛：有一个是不变的：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让别人给钱。至于找谁要、怎么要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能力和选择策略。像“爱心包裹”项目，本来就是非常适合大众的项目，所有能开公众渠道的都把它列入进去。有些项目像“筑巢行动”，50万一个，这样的项目你没有必要都拿到公众平台去。要去判断面对的群体是谁。
当然资源都是拓展出来的，像“爱心包裹”跟拉手网搞团购。我们有个志愿者说现在团购多火啊，你们怎么不去搞，我们想参加团购很多是奔便宜去的，还会捐钱？觉得不会有什么效果，后来同事去尝试联系开发了好几家。拉手前两年每年团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加起来过百万了。所以要不停去探索新的模式和平台。
目前模式是各部门各显神通，我来基金会以后基本上是这样的模式。项目部包含筹资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和传播人员。团队自己要把产品销售好。
中国财富：包括“郭美美”等事件爆发的信任危机对中扶贫有影响吗？对您在进行筹资的相关工作时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陈红涛：对很多机构都有影响，有一段时间朋友都问郭美美事件是不是你们那的？你们那有没有郭美美。此前朋友问你做什么的，你说做公益的，会觉得很自豪，比较高尚的职业。那段时间就不说这个了。那时公众的信心对筹款会有影响的。
当年做的“善行100”街头筹款，那时志愿者受的打击比较大，就说因为郭美美不捐。我们就做了管理方式创新，当年筹款额比上一年增长了。有影响，你可以通过别的努力把影响降到最低。
那两年民政部对透明也有更加细化的要求，我们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之前大家觉得干这事很有意义，而那时候大家都因“郭美美事件”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对公益的理解会发生改变的。
中国财富：您觉得筹资最难的是什么？
陈红涛：最根本是筹款吗？是筹人。不是筹款筹得好，是项目做得好。这是最根本的。
机构的使命就是传递爱心，修炼自身成就他人，修炼好自身就是你有能力把這件事情做好，没有能力你不要接，不擅长的事不要做。每做一个项目都要做严密的调查，项目的产生都是要在一套流程下完成的。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项目能够让公众信任。
自何道峰1999年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启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中扶贫”）的“去行政化”改革以来，这家特殊的官办基金会就一直在业界人士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在与记者纵论中国的基金会时，就说：“扶贫管理比企业还好，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基金会。”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扶贫在2013年的全国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榜上以5.27亿元的捐赠收入排名第4，排在其后面一位的，是为业界所耳熟能详的壹基金。但相比起壹基金，中扶贫显得低调而神秘。
中扶贫的办公楼并不好找，报上中扶贫的名号后，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记者带到了海淀区民政局。在穿过几条狭小的胡同后，记者才辗转来到中扶贫的办公地址，其门面却挂着“中和农信”的牌子，这是中扶贫的小额信贷项目部的门面。
记者在保安的指引下，绕到楼后由小门上楼，几经波折后才找到了中扶贫副秘书长陈红涛。这个“东北大汉”却并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魁梧，他看上去很年轻，言谈里带着北方人特有的直爽和实在。
陈红涛学农出身，大学毕业后短暂卖过一段时间蜂蜜，2002年，陈红涛加盟中扶贫，此时中扶贫的市场化筹资格局正在成型。陈红涛从项目官员，到项目主管，再到主任，如今，他位至副秘书长，负责基金会的公众筹资、教育扶贫项目和机构信息化建设。他伴随着中扶贫的成长，几乎见证了这家基金会崛起的全过程。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扶贫是个专注做事的基金会，在2013年以前，他们甚至没有成立传播部。业内一度猜测，中扶贫是刻意低调，不愿扬名。“不是，我们很羡慕高调，很想高调。”秘书长刘文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了这个猜测，“高调，我理解成是传播做得好，大家都关注到你，这个是我们想做却一直没做到的。”
事实上，在组建传播团队，并成功举办了“善行者”、“饥饿24”等大型公益活动之后，中扶贫的品牌知名度已有很大提升。但是，陈红涛在接受采访时还是给人以刻意低调的感觉。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强调，中扶贫与其它基金会都在推行市场化筹资，没什么特点。说了半天，他笑着说了句：“你看，我谈这么多，你没什么可写的吧？”
其实可写的并不少。记者从陈红涛处获知，中扶贫的筹资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大人物筹资到小人物筹资”。由通过老领导、老关系筹款转变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大众筹款；第二阶段是“全员筹资”，5个职能部门和11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的人员都和筹资有关系。“所有的部门都是自筹自用。”陈红涛说。
说起中扶贫的筹资故事，最为业界津津乐道的是其开发客户资源初期的“陌生拜访”。陈红涛说：“主要就是挨个打电话，跟现在卖保险的差不多。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很难想象，现如今在业界人士心中高大上的中扶贫曾像保险公司一样，通过打陌生人的电话来募资。
这种俯下身段找市场的尝试在中扶贫不是孤例。2006年，中扶贫试图在商场做义卖，尽管成效不佳，但陈红涛不以为意：“不试怎么知道呢？”2007年，中扶贫走进北京小区摆地摊，回收废品。“在北京100多个社区，动员了3万多个家庭报名成为爱心家庭，够厉害了吧。后来觉得不行，太累了，觉得这个干不大。”陈红涛说道。
2009年，一路摸爬滚打中扶贫找到了公众筹款的感觉，那一年，中扶贫开展了“爱心包裹”项目，依托邮政网点在全国开通3.6万个爱心包裹捐赠站，让网友可以捐购寄往贫困地区的文具包，一对一地将关爱送给自己选择的人。截至2014年4月底其累计筹款金额已达到3.2亿（共计177万笔捐赠，个人捐赠笔数占到91%），成为了业界公众筹款里数一数二的项目。
在未来，中扶贫希望实现从操作性基金会到资助型基金会的转型，但这在筹资上遇到了麻烦。捐赠人的不理解使得中扶贫非定向资金的筹款并不理想。但陈红涛并未气馁，他说，中扶贫将会做更多的尝试。
对话陈红涛：筹资不是筹款，是筹人
中国财富：去行政会改革给基金会在筹资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
陈红涛：去行政化改革当中也包含了做项目方式的改变，原来的筹款更多的是大人物筹资，这可能就靠领导的资源、人脉去找熟人关系筹钱。在去行政化改革后，我们逐步从大人物筹资向小人物筹资转变，接下来的筹资要让专业的員工去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小人物筹资往大点说是全员筹资，所有的人都跟筹资有关系。何道峰会长当年来到中扶贫，刚开始很多人以为他来这是给我们筹钱的，他说我来这不是帮你们找钱的，我是来给大家找捐款的理由。我们不缺捐款，缺的是让别人捐款的理由。这是理念的东西。
是因为你做公益大家一定要捐钱吗？你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捐钱吗？你说做好事大家就要支持你？你要给别人一个理由以及让别人相信你能做得好，所以产品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项目人员，你能够有很好的产品设计以及很好的产品服务，所以不能说做项目的人跟筹资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说全员筹资。
中国财富：中扶贫目前在筹资上的重点在哪个方面？您觉得中扶贫在筹资方面最擅长的是？
陈红涛：项目好，产品好。你跟人谈的时候，你给别人理由够不够充分。像此前的“校车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想捐钱为贫困山区买校车，但是我们调研后发现，这个山路不适合校车，同时，校车也面临着油费、保养以及司机的问题。我们发现如果为学生建宿舍同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跟捐赠人讲，就讲出了道理。项目设计是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思考，是有独到见解的，不是人云亦云。
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通过调研的。做公益慈善有爱心是必需的，但还不够，还得有理念和方法。你要告诉别人为什么通过扶贫基金会做这件事情更加有价值，而不是你自己去做。 筹款跟筹款人员的能力有关系，可能有个别捐赠人会被你的销售能力征服，但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个可持续的过程，要经得起推敲。你跟捐赠人的承诺要经得起验证，而不是你说的是这样，做的时候又是千差万别了。合作伙伴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觉得基金会靠谱，愿意把钱交给你们使。
中国财富：中扶贫各个部门都参与筹资，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陈红涛：有一个是不变的：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让别人给钱。至于找谁要、怎么要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能力和选择策略。像“爱心包裹”项目，本来就是非常适合大众的项目，所有能开公众渠道的都把它列入进去。有些项目像“筑巢行动”，50万一个，这样的项目你没有必要都拿到公众平台去。要去判断面对的群体是谁。
当然资源都是拓展出来的，像“爱心包裹”跟拉手网搞团购。我们有个志愿者说现在团购多火啊，你们怎么不去搞，我们想参加团购很多是奔便宜去的，还会捐钱？觉得不会有什么效果，后来同事去尝试联系开发了好几家。拉手前两年每年团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加起来过百万了。所以要不停去探索新的模式和平台。
目前模式是各部门各显神通，我来基金会以后基本上是这样的模式。项目部包含筹资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和传播人员。团队自己要把产品销售好。
中国财富：包括“郭美美”等事件爆发的信任危机对中扶贫有影响吗？对您在进行筹资的相关工作时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陈红涛：对很多机构都有影响，有一段时间朋友都问郭美美事件是不是你们那的？你们那有没有郭美美。此前朋友问你做什么的，你说做公益的，会觉得很自豪，比较高尚的职业。那段时间就不说这个了。那时公众的信心对筹款会有影响的。
当年做的“善行100”街头筹款，那时志愿者受的打击比较大，就说因为郭美美不捐。我们就做了管理方式创新，当年筹款额比上一年增长了。有影响，你可以通过别的努力把影响降到最低。
那两年民政部对透明也有更加细化的要求，我们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之前大家觉得干这事很有意义，而那时候大家都因“郭美美事件”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对公益的理解会发生改变的。
中国财富：您觉得筹资最难的是什么？
陈红涛：最根本是筹款吗？是筹人。不是筹款筹得好，是项目做得好。这是最根本的。
机构的使命就是传递爱心，修炼自身成就他人，修炼好自身就是你有能力把這件事情做好，没有能力你不要接，不擅长的事不要做。每做一个项目都要做严密的调查，项目的产生都是要在一套流程下完成的。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项目能够让公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