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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德华(Alphonse Marie Tracey Wood—ward)，1876年生于印度洋中的留尼旺岛，父亲是美国海员，母亲是法国人。1879年随其母亲定居日本横滨，1895年迁居神户。父亲喜爱收集邮票，邬德华年幼即继承其父藏品，并养成一生之收藏癖好。16岁时就撰写邮票文章，在美国邮刊上发表。1905年他售出他父亲的各国邮票集藏，着重于日本邮票，不久成为日本、朝鲜、台湾邮票之权威，1928年出版《Postage Stamps of Japan and De－pendencies》(日本及其属地邮便)，此书获得1929年英国皇家集邮学会(RPS)年度奖，至今仍为这方面权威之作。邬德华研究的兴趣相当广泛，1909年时尚在英国伦敦出版一本《The Record Woodcock Bag for Southern Ja－pan》(日本南部山鹬)。1911年至1916年间曾先后住过新加坡及伦敦两地，随即移居中国，直到1930年举家迁往法国。1937年邬氏因日本侵华回上海清理财产，次年乘船回法国时于旅途中去世。除邮币界外，很少人知道邬德华此名，可能只有设在欧洲的国际刑警组织还存有档案，根据其资料，似乎邬德华是以走私营生。
居留上海之时，邬德华开始写作有关中国钱币的文章，在1921年与1922年几次发表于上海出版的英文《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杂志介绍各地金银铜币，而回响最多的却是叙述山东机制币的那篇，但该杂志因主编库寿龄(Samuel Couling)过世停刊未能继续。随后《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月刊在上海发行，适巧杂志主编苏柯仁(A．Sowerby)自己是研究者兼收藏家，尚且担任过当时上海研究中国钱币的“西人泉币会”会长(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不是张絧伯等的“中国泉币学社”China Numis-matic Society)，力邀邬德华撰写中国十文铜元系列专文，于是邬氏以《Notes on the Pro-vincial Minted Coins of China》(中国各省机制铜元)为题，自1926年5月起至1935年12月间陆续发表十八篇介绍中国各省当十铜元的论述，标题稍后略去“Provincial”(各省)。在连载文章之际，杂志社给予邬氏若干抽印本，当时邬氏未把抽印本分送友好，而是回法国后将之加以整理合集装订，逐本手写更正排印错误及加上页码，经原杂志社同意后，汇编成书出版。重新命名为《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中国机制十文铜元)，推测当时抽印本是各100份，因此1936年时只发行了95册。
原书是红皮精装本，无中文名，只在书脊上有英文名。不论中文或其它文字，这是第一本对中国机制十文铜元作有系统介绍的书谱，二十五开，内文字151页，图版43页。全文分二十余章节，依各省予以分类描述，可惜未包括吉林省所出部份，且出版印量又极其稀少。由于中国十文铜元产制超过三百亿枚，流落国外的数量庞大却无英文书籍可供参考，因此有人为方便集币者，在经加入市场行情价格后，以平装本形式在1972年于美国重新翻印此书，当时每本索价美金七元五角。原版书之纸张厚且图版为铜版纸，有些是单面印刷，空白页仍然编上页次，而翻印版缺页次之部分其实是空白页，并非漏印(如34、50、90、114、142页)。
早年邬德华为研究中国铜元，在上海老西门的中华路开了一家共和电影院，门票9个铜板，日收铜板数千枚，为研究铜元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基础。这样的条件现在已无法再现，也许这是至今尚无人能在铜元研究的领域里超越邬德华的原因之一。邬德华等洋人虽带走大量中国钱币，但也由于他们的深入研究，为中国钱币留下许多宝贵的实物，及可供后人参考的丰富资料。
1972年美国新印此书时出个小错，将书名误印为十文“银”币，此美国翻印版图清晰度与原版接近，只是用普通纸张印刷，但原版年代久纸已略发黄，若有干净品新之1972年版可谓两者相当。个人认为，中文版译本给中国泉界的贡献极大，但图版印刷欠佳及将注解部分省略，是两大缺失。
邬德华藏品中的日本邮票，其价值在1926年按目录之行情为美金廿万元。但其过世后于1939年在伦敦拍卖时，因世界经济大萧条尚未复苏，又逢二次大战前夕风云密布，只卖得美金两万五千元。
藏品中钱币的部分极为丰富，据耿爱德(E．Kann)书中提到是洋人中首屈一指的。这皆于若干年后由其遗孀在美国分批处理，详情未能确知，大致上的了解是这样的：1950年10月首度拍卖，耿爱德购得其中之太平天国“天国圣宝”银币，部份在1951年4月及1952年4月委托拍卖公司售出。而用来编写《中国机制十文铜元》的数千枚当十铜元则在1954年售出。据这位是医生的买主说，这些铜元放在一只箱子里，重得搬不动。新买主在筛选过后，将剩余者卖给纽约一家钱商，钱商把这些铜元分散至全美各地出售。
又据一位参与其事者的回忆，在1952年处理的邬氏旧藏中他个人挑出了五百枚，但这批从普品到罕见品均有的货色中没有任何吉林省钱币，吉林钱币是被一位芝加哥及另名美西钱商购去，该批珍品随后转售并获得相当利润；他对未能留下图片及清单感到惋惜，更令他感叹的是邬氏有关吉林钱币之手稿，不但没发表还遗失了。邬德华藏品在经过包括当时埃及国王法鲁克等几人挑选后，剩余部分落入纽约这家钱商之时，数量估计在一万枚左右，全部是机制币，没有铸币。笔者先查阅了1952年的拍卖目录，邬德华遗藏只占其中小部份，而且多数是银币及金银币的铜样，铜元只有袁像十文一枚，显示铜元精品确已被筛选或在之前拍卖售出。再检视1954年的法鲁克王藏品钱币部份拍卖目录，此拍卖会是以数量达八千五百枚之巨的金币为主。其内中国金银铜币章及金银元宝、璧等共一千四百件，仅金币部份有图片，银铜币只有简单描述，无法按图索骥得知哪些是邬氏旧藏。法鲁克王藏品中国钱币部份，最著名的就是一枚“宣统三年”长须龙银币金样，存世仅知两枚，法鲁克王此枚现藏台北鸿禧美术馆。另一枚原由中国钱币学大师马定祥珍藏，于2004年5月15日北京嘉德春拍以人民币176万元成交，创下中国钱币单枚拍卖最高价记录。
有些铜元爱好者对邬德华藏品下落非常关心，多方找寻其遗物或有关情形的支纸片字，几年来总是白卷。有些传言谓在装运回法国时，因船沉没遗失；亦有称存放法国某博物馆，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传闻。如今同好们知道是这般的结局，恐怕免不了有些怅然。
(责任编辑：高聪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居留上海之时，邬德华开始写作有关中国钱币的文章，在1921年与1922年几次发表于上海出版的英文《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杂志介绍各地金银铜币，而回响最多的却是叙述山东机制币的那篇，但该杂志因主编库寿龄(Samuel Couling)过世停刊未能继续。随后《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月刊在上海发行，适巧杂志主编苏柯仁(A．Sowerby)自己是研究者兼收藏家，尚且担任过当时上海研究中国钱币的“西人泉币会”会长(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不是张絧伯等的“中国泉币学社”China Numis-matic Society)，力邀邬德华撰写中国十文铜元系列专文，于是邬氏以《Notes on the Pro-vincial Minted Coins of China》(中国各省机制铜元)为题，自1926年5月起至1935年12月间陆续发表十八篇介绍中国各省当十铜元的论述，标题稍后略去“Provincial”(各省)。在连载文章之际，杂志社给予邬氏若干抽印本，当时邬氏未把抽印本分送友好，而是回法国后将之加以整理合集装订，逐本手写更正排印错误及加上页码，经原杂志社同意后，汇编成书出版。重新命名为《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中国机制十文铜元)，推测当时抽印本是各100份，因此1936年时只发行了95册。
原书是红皮精装本，无中文名，只在书脊上有英文名。不论中文或其它文字，这是第一本对中国机制十文铜元作有系统介绍的书谱，二十五开，内文字151页，图版43页。全文分二十余章节，依各省予以分类描述，可惜未包括吉林省所出部份，且出版印量又极其稀少。由于中国十文铜元产制超过三百亿枚，流落国外的数量庞大却无英文书籍可供参考，因此有人为方便集币者，在经加入市场行情价格后，以平装本形式在1972年于美国重新翻印此书，当时每本索价美金七元五角。原版书之纸张厚且图版为铜版纸，有些是单面印刷，空白页仍然编上页次，而翻印版缺页次之部分其实是空白页，并非漏印(如34、50、90、114、142页)。
早年邬德华为研究中国铜元，在上海老西门的中华路开了一家共和电影院，门票9个铜板，日收铜板数千枚，为研究铜元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基础。这样的条件现在已无法再现，也许这是至今尚无人能在铜元研究的领域里超越邬德华的原因之一。邬德华等洋人虽带走大量中国钱币，但也由于他们的深入研究，为中国钱币留下许多宝贵的实物，及可供后人参考的丰富资料。
1972年美国新印此书时出个小错，将书名误印为十文“银”币，此美国翻印版图清晰度与原版接近，只是用普通纸张印刷，但原版年代久纸已略发黄，若有干净品新之1972年版可谓两者相当。个人认为，中文版译本给中国泉界的贡献极大，但图版印刷欠佳及将注解部分省略，是两大缺失。
邬德华藏品中的日本邮票，其价值在1926年按目录之行情为美金廿万元。但其过世后于1939年在伦敦拍卖时，因世界经济大萧条尚未复苏，又逢二次大战前夕风云密布，只卖得美金两万五千元。
藏品中钱币的部分极为丰富，据耿爱德(E．Kann)书中提到是洋人中首屈一指的。这皆于若干年后由其遗孀在美国分批处理，详情未能确知，大致上的了解是这样的：1950年10月首度拍卖，耿爱德购得其中之太平天国“天国圣宝”银币，部份在1951年4月及1952年4月委托拍卖公司售出。而用来编写《中国机制十文铜元》的数千枚当十铜元则在1954年售出。据这位是医生的买主说，这些铜元放在一只箱子里，重得搬不动。新买主在筛选过后，将剩余者卖给纽约一家钱商，钱商把这些铜元分散至全美各地出售。
又据一位参与其事者的回忆，在1952年处理的邬氏旧藏中他个人挑出了五百枚，但这批从普品到罕见品均有的货色中没有任何吉林省钱币，吉林钱币是被一位芝加哥及另名美西钱商购去，该批珍品随后转售并获得相当利润；他对未能留下图片及清单感到惋惜，更令他感叹的是邬氏有关吉林钱币之手稿，不但没发表还遗失了。邬德华藏品在经过包括当时埃及国王法鲁克等几人挑选后，剩余部分落入纽约这家钱商之时，数量估计在一万枚左右，全部是机制币，没有铸币。笔者先查阅了1952年的拍卖目录，邬德华遗藏只占其中小部份，而且多数是银币及金银币的铜样，铜元只有袁像十文一枚，显示铜元精品确已被筛选或在之前拍卖售出。再检视1954年的法鲁克王藏品钱币部份拍卖目录，此拍卖会是以数量达八千五百枚之巨的金币为主。其内中国金银铜币章及金银元宝、璧等共一千四百件，仅金币部份有图片，银铜币只有简单描述，无法按图索骥得知哪些是邬氏旧藏。法鲁克王藏品中国钱币部份，最著名的就是一枚“宣统三年”长须龙银币金样，存世仅知两枚，法鲁克王此枚现藏台北鸿禧美术馆。另一枚原由中国钱币学大师马定祥珍藏，于2004年5月15日北京嘉德春拍以人民币176万元成交，创下中国钱币单枚拍卖最高价记录。
有些铜元爱好者对邬德华藏品下落非常关心，多方找寻其遗物或有关情形的支纸片字，几年来总是白卷。有些传言谓在装运回法国时，因船沉没遗失；亦有称存放法国某博物馆，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传闻。如今同好们知道是这般的结局，恐怕免不了有些怅然。
(责任编辑：高聪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