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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过时了吗?
在温州，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
而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位居倒数第2。
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GDP由1978年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24年内增长81倍多。
但到了2003年，尽管全年增长14 8％，达到1998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江浙省其他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GDP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 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1998年以来的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个百分点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2。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
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
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
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1980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
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政府往何处走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而过去”由当时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默认造成的宽松环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需要积极推动了”。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息不已。
温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一企业家指出。
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么“现在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作好软硬环境”，一温州企业家指出。
2000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
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而恰恰在于这一问题还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一官员告诉记者。
为改善环境，2003年8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
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80％强”，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
而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渡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比较优势丧失”。
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对此温州市编制办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
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 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根据三个带温州地形，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绿色产品就是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的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
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这也许是这两年来温州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而这是温州发展的重点所在。
温州的维新之路，看来还需假以时日。
资本向何处流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
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到2001年为止，温外累计在外投资1050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154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市委政研究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21家，占24.7％，属用地制约外迁的21家，占24.7％，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43家，占50.6％。”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的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
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 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
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的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今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但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也可以吗？
在温州，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
而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位居倒数第2。
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GDP由1978年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24年内增长81倍多。
但到了2003年，尽管全年增长14 8％，达到1998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江浙省其他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GDP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 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1998年以来的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个百分点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2。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
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
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
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1980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
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政府往何处走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而过去”由当时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默认造成的宽松环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需要积极推动了”。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息不已。
温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一企业家指出。
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么“现在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作好软硬环境”，一温州企业家指出。
2000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
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而恰恰在于这一问题还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一官员告诉记者。
为改善环境，2003年8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
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80％强”，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
而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渡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比较优势丧失”。
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对此温州市编制办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
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 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根据三个带温州地形，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绿色产品就是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的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
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这也许是这两年来温州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而这是温州发展的重点所在。
温州的维新之路，看来还需假以时日。
资本向何处流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
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到2001年为止，温外累计在外投资1050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154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市委政研究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21家，占24.7％，属用地制约外迁的21家，占24.7％，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43家，占50.6％。”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的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
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 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
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的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今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但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