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南方周末《领导的办公室该有多大》的报道，让我增长了知识。多年前，就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民谚。但那时人们多少还可以到领导干部的办公室求见，现在是简直不行了。现在的人们所能见到的，是公务大楼的戒备森严，路过都不能靠近。至于里面的核心部分，领导办公室是怎样的风光，更是没有渠道透露的，任何公共信息都不包括公务大楼的规格，和领导干部的办公条件。
　　但报道也很吊人胃口，只说到县委书记，旁涉了一句“某地级市”，再往上就没有了。当然，这可以理解。再往上的，以后再说吧。归纳起来，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首先是奢侈：大，大得惊人，有休息室、卧室、浴室，多间相连；其二是受“冥冥之中的因素”摆布，房间和桌椅方位的讲究，新换一位，有新的讲究，还嫌弃前任用过的用具，尤其是非体面下台的前任的座椅，要换掉；一个新气象是，门口不再挂领导职位牌，门外装摄像头……
　　然而，领导干部的人格是丰富多彩的。办公室的豪奢，跟他们的外在形象不一定搭界。湖南省祁东县委书记曾祥月先生，被称为“盒饭书记”，因为上了一张在办公室吃盒饭的照片到网上而得名。但这张图片出卖了书记的办公室：它大得“像个篮球场”。以致他的上级，湖南省纪委腐败预防室副主任陆群“建议”将它“变成县委礼堂”。这个故事说明，领导干部的生活不能曝光，否则不仅民众要生气，上面也会看不过去。
　　“华中一个规模不大的地级市，书记和市长每人有6间办公室；在办公室的一侧墙壁上，虚掩着一道暗门，里面是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四川省三台县，灾后新建政务大楼，“最大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这太过分了。但在简朴的地方办公，就是好干部么？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1949年以来，历届县委都在土坯房办公，但至少县委书记杜宝乾先生，照样巨额贪腐，出卖官位。安徽宿州市萧县县委办公楼破旧，书记毋保良的办公室简朴窄小，毋书记向记者夸耀他办公条件“艰苦”，应该成为新闻，结果他也涉嫌“经济问题”。
　　这说明，领导办公室大也罢小也罢，豪华也罢简朴也罢，都不是官场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事论事，只说地方政府的公务楼如何建设，办公室如何设置吧。
　　按现行国家政策，中国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公务楼的建筑规格和办公室的大小，而要服从国家的统一规定。发改委2009年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从正部级到处级以下的干部办公室，是从54平米到6平米。其中正县级每人20平方，副县每人12平方。但是，闭着眼睛想一下就知道，现在不仅全国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多数违规了，而且其上的机关，也很少不违规吧？
　　在国家部委的机关系统里，倒是应该有公务设施的硬性规定。但对于地方来说，建筑公务用房和设置办公室，应该是地方政府很基本的事权，只要获得当地人大的批准，就可以实施。根据宪法的规定，任何地方人大，也应该有权决定这样的事务，并授权政府去执行。对它的上级政府，应该只需要备案的程序。然而，中国大一统的管理思维根深蒂固，权力来源的逻辑倒错，公众也认同了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
　　有人说，目前县级人大没有独立的议事功能和决策权，人大主任通常是县委书记兼任，不兼的实质也差不多，山高皇帝远，把大笔花钱的事权“下放”给他们，岂不扩大腐败空间。但我要说的是，即便这样，地方的权力，也得归地方，除非你永远不想让地方人大发挥正常的作用。至于腐败空间，实际上没有多少可以扩大的了：难道真的还有人想弄一间比三台县政府更大的办公室来玩吗？而发改委管理地方党政办公室大小的规定，已经有名无实，也需要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