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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潜在变量，认知风格一直以来备受学术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回顾认知风格及其测量工具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哪种认知风格的分类，其测量方法存在繁琐复杂的共性问题，难以应用于大规模的组织调研。Hayes和Allinson开发出认知风格指数量表，用“直觉”和“分析”来描述右脑思维和左脑思维。它具备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较高的重测信度以及适用于大规模的组织调研。
关键词：认知风格;测量
1.引言：
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潜在变量，认知风格一直以来备受学术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认知风格的研究被介绍到我国。精神分析学派认为风格起源于Jung提出的心理类型理论。格式塔学派在知觉方面的研究与场独立性—场依存性这一维度的出现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知觉功能领域的研究表明一些知觉因素和人格特征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2.认知风格研究倾向
Grigorenko和Sternberg在分析总结各种认知风格类型的基础上，提出认知风格研究的三种倾向：信息加工倾向、人格倾向和活动倾向。
信息加工倾向：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认知风格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对认知风格的理解主要是认为，认知风格的差异存在于认知过程的多个阶段，但对认知风格的研究只强调信息加工倾向并对认知风格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出了描述，如认为认知风格属于习惯化的、偏爱的等等，但并没有真正涉及认知风格形成的实质。这一时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向，因此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认知风格概念。其中最著名的是以Witkin及其合作者在知觉领域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认知风格的场独立性—场依存性维度，认为场独立性—场依存性认知风格是过程变量，它们指向认知过程而不是认知内容。
人格倾向：从人格的角度对认知风格进行的探索，区分了认知风格的表现类型，主要重视人格因素在认知风格中的作用，使认知风格的研究具有浓厚的人性化色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Jung提出的心理类型理论，将人格划分为外倾和内倾两种向性，并提出存在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四种机能，由此发展出八种分类。20世纪60年代，Briggs和Myers在Jung的心理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判断—知觉这一维度，因此获得十六种人格类型，这就是MBTI 模型。MBTI 模型发展了Jung的理论，用类型来解释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关注个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认识到风格改变的可能性。
活动倾向：与传统的认知风格相比，以“活动为中心”的风格研究对象聚焦为教师和学生，研究的背景聚焦为与教学活动相关的学习情境，更加强调了动机、情境等因素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赋予了风格变化发展、策略性与不稳定性的特性。20世纪70年代，教育学家开始关注学习环境，以及课堂中的个体差异。因而，也有人将认知风格称为学习风格。最为知名的是Riding等人提出的四种学习风格模型。前三种关注学习的过程及情境，最后一种关注个体的认知能力的形成、认知技能的贮存和学习能力。
最终，Riding等人总结并整合了过往30多种认知风格类型理论，通过因素分析法证实了众多认知风格理论是某些潜在的相同维度的不同名称。他们认为，已有的认知风格类型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认知风格维度： 整体-分析（Wholist-Analytic） 维度和言语-表象（ Verbal-Imagery ） 维度。
3.认知风格测量工具的历史回顾
然而，上述提到的无论是哪种认知风格的模型，其测量方法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特别繁琐、复杂，且需要专业施测人员操作，难以应用于大规模的组织调研。回顾认知风格及其测量工具的发展历史，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一点。
最早对认知风格的测量是由Witkin和Asch提出的身体调整测试。测验形式是让被试坐在一个特殊设计的房间内的一把倾斜的椅子上，然后要求被试将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垂直地面的位置，场依存者往往把身体调整到与倾斜的房间看齐，表明在确定身体位置时，把环境作为主要参照。场独立者在调试身体时则更多的考虑利用身体内部的经验作为主要参照。
场依存性测验进一步改进为框棒测验。该测验让被试坐在暗室内，面对一个可调节倾斜度的亮框，框中心安装有一个能转动度数的亮棒，要求被试把亮棒调到完全垂直。倾斜的亮框对中间直线的方位判断有同化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个体的认知风格特征，作用大者为场依存者，作用小或无作用者为场独立者。
场依存性测验经过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纸笔测验—镶嵌图形测验被开发出来。测验要求被试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从一个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中分辨出来。场独立者能排除背景因素的干扰从复杂图形中知觉到指定的简单图形，而场依存者完成这项任务比较困难。
随着认知风格其他理论的提出，相应的测量方法也被不断开发出来。如测量齐平化-锐化型风格的图形化测验;测量冲动-思虑型风格的匹配熟悉图形测验;测量整体-序列风格的问题解决任务方法测验;测量同化者-探索者风格A-E的自陈问卷;测量言语化-视觉化的马科斯表象鲜明性问卷;内容分析方法（Tetlock，Suedfeld，1988）和段落完成测试（Schroder et.，1967）是认知的简单性-复杂性的主要测量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经过训练的评分者对被试的书面文本进行编码和评分。用于评估元困惑的模拟技术（Suedfeld，1992年）要求每个学科6至8个小时的任务参与。
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组织研究的测量工具并不多见。一个是Taggart和他的同伴开发的“人员类信息处理调查”（HIP） （Taggart，Torrance，1984）以理性-直觉的方式评估个人偏好，并将个人定位在信息加工的四重类型中。个人风格量表（PSI）（Taggart，1993）从最理性（分析、计划和控制）到最直观（分享、愿景和洞察力）的六个量表将被试区分开来。从HIP调查中选出的问题和MBTI的12个项目构成了AGOR（1984）在AIM调查中使用的直觉潜力测量的基础。另一个是Parikh等人（1994）在对9个工業化国家的1300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中使用的。就像Taggart的测量方法一样，这是以理性-直觉量表来评估被试的认知风格倾向的。 上述這些认知风格的测量方法要么需要充足的响应时间，要么需要被试调整生理状态，要么需要训练有素的评估者等严格的测试条件，实施起来耗时长且费用高昂。自陈式量表中得到最多应用的Myers-Briggs类型指数（MBTI）由于其题量和所需的施测时间，在组织调研中的效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直觉型和分析型认知风格分类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都在积极探索认知风格的各种区分维度。Messick在他的文献回顾中区分了19个不同的维度标签。Hayes和Allinson将维度标签扩大到29个。有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认知活动的复杂性，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识别的各种风格只是同一维度的不同概念而已。（ Globerson，Zelniker， 1989; Streufert ，Nogami， 1989）。这些概念的两极证实了“人的意识的双重性质” （Robey，Taggart， 1981）。根据Miller（1987）的建议，大多数认知风格都反映出一种类型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于不同的思维模式。Nickerson（1985）观察到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思维类型，一种类型描述为分析、演绎、严格、约束、收敛、正式和关键。另一种类型则描述为合成的、感性的、膨胀的、不受约束的、发散的、非正式的、双重的和创造性的。将思维划分成两种类型可能过于简单化，但可能便于应用。（Nickerson et al.，1985）
Entwhidlc（1981）提出这种易于理解的区分维度与人类大脑两半球的神经活动区域有关。尽管大脑具有运行各种功能的潜力，但每个半球都趋向于专业化分工。右半球可以同时整合多个输入，主要负责空间定位和对符号化视觉图像的理解。左半球主要是线性操作模式，信息是按顺序处理的，主要负责逻辑思维，尤其是语言和数学功能的综合。
Hayes和Allinson（1996）用来描述右脑和左脑思维的术语是“直觉”和“分析”，这两种表达方式得到了许多研究人员的认可。直觉是右脑定向的特征，指的是基于感觉和采用全局视角的即时判断。分析是左脑定向的特征，指的是基于心理推理的判断和对细节的关注。这种右脑-左脑分工的模式并不是暂时性的。人们似乎对大脑某个半球的使用有一种永久的风格取向。直觉型个体（右脑占优势）倾向于不墨守成规，更喜欢开放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依赖于随机的探索方法，最容易记住空间图像，并且擅于使用全面评估。分析型个体（左脑占主导地位）倾向于顺从，采用结构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依赖于系统的调查方法，更容易回忆言语信息，更擅于按步骤分析。
Simonton （1980）发展了一种以认知风格和认知能力为基础的人格类型学。他的认知风格理论为Allinson和Hayes认知风格指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以条件概率关联为基础，假设了一个包含有意识分析和前意识自动联想处理的单一维度模型。根据条件概率的强度，他确定了在一个连续体上四个不同的处理层次。条件概率是衡量关联过程的概率状态，关联的强度是由经验因素决定的。如果个体在生活中，事件X和Y很少同时发生，那么心理联系就会很弱，如果事件X和Y几乎同时发生，那么这种联系就会非常强大。Simonton假设，随着条件概率的增加，联想变得更加突出，并通过无意识、潜意识、意识和超意识四个层次发挥作用。
在潜意识和意识层面进行信息处理有所区别：在意识层面，我们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处理进行沟通，将知识予以概念化处理。Simonton认为符号处理比行为处理需要更高的抽象水平。语言和其他符号处理（如数学）由离散符号（如单词）组成，这些符号只能通过多种方式形成高阶概念（如句子）。这些句法或逻辑规则在意识层面上是认知的中介，所以信息处理往往比在潜意识层面更加理性。
在潜意识层面的处理是由逻辑操作无法访问的概率关系所主导的。Simonton认为，由于这些基于环境事件之间的偶然关系，信息处理往往对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想法更加开放。重大创新更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层次上。他将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处理称为“直觉”，他把直觉定义为对环境的行为适应，这种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不可言说的、本质上是概率性的。他将信息处理标记为有意识认知分析的层次，他将其定义为“有意识的过程，能够传达给他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离散的、逻辑符号的中介作用。条件概率的分布决定了是直觉思维还是分析思维占主导地位。
直觉是那些比有意识的联想更有潜意识的个体。这些下意识的联想有着相对较弱或定义不清的知觉预期，因此，刺激可能更复杂，新颖，令人惊讶，模棱两可，或不一致，而不会显得过于脱离经验。因此，当遇到给定的刺激时，一个直觉型个体可能比面临同样刺激的分析家的唤醒水平要低。
分析型个体是那些比无意识联想更有意识的人。由于有意识的联想有更高的条件概率，分析型个体对许多刺激对象有明确的期望。因此，Simonton认为，如果刺激异常复杂、新颖、令人惊讶、模棱两可或不协调，那么偏离知觉预期很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唤醒。随着唤醒水平的增加，概率较低的关联往往被排除在外。这导致几乎完全依赖有意识的思想，倾向于更理性。
5.认知风格指数的优势
经查阅Hayes和Allinson认知风格指数开发的过程和实际应用案例，不难发现其两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第一，该量表的重测信度高，具有良好的可靠性。该量表的效度研究样本由226名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和监督者、74名各类初级中学的教师、202名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专业的毕业学生、130名来自各类组织的管理人员、22名参加人际关系培训工作坊的专业人士构成，因此确保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有大量证据表明，认知风格指数在内部一致性方面具有良好的可靠性且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其重测信度介于0.78-0.90之间，且alpha系数较高，介于0.77-0.93之间。
第二，该量表非常适用于大规模的组织调研，且使用便捷。该量表为自我报告的形式，仅有38道题，每道题对应三种选项，分别为符合（true）-不确定（uncertain）-不符合（false）。相应的分值为2， 1， 0。个体的总分越接近76，表明个体的分析型认知风格越强，个体的总分越接近0，说明个体的直觉型认知风格越强。将此量表制作成问卷，可以于纸质、网络、邮件等各种介质予以发放，无需专业施测师的引导。过去20年，他被多次应用在商业和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认知风格指数与大学院校、职场从业人员都感兴趣的变量有关。认知风格指数与企业组织行为、领导-成员关系、导师-学徒关系、督导-研究学生之间的关系、讲师-本科生之间的关系、群体行为和管理教育绩效之间的关系都逐一被证明了。
虽然，Hayes和Allinson认知风格指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乐于为被调研者和调研者接受的量表。像任何其他心理测量工具一样，它可以被修改并逐步完善，以便更有效地在大规模的组织研究中实施调研和应用。
参考文献
[1]马蕊.（2015）.认知风格理论研究探析.边疆经济与文化，第10期，115-116
[2]李慧云，周国义. （2012）. 认知风格的概念探析. 学理论， 第32期， 59-60.
[3]程兰，龚德英，余乐. （2011）. 当代认知风格理论研究述评. 金田， 第8期， 236-237
[4]杨治良，郭力平. （2001）.认知风格的研究进展. 心理科学， 3（24）， 326-329.
[5]Allinson C. W.， Hayes J.. The Cognitive Style Index： A Measure of Intuition-Analysi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6， 33（1）：119-135.
[6]Hayes J.， Allinson C. W.， Hudson R S.，Keasey K..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intuition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Cognitiv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3）， 76， 269–278
[7]Hodgkinson G.P.，Smith E.S..Complex or unitary？A critique and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Allinson–Hayes Cognitiv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3）， 76， 243–268
关键词：认知风格;测量
1.引言：
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潜在变量，认知风格一直以来备受学术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认知风格的研究被介绍到我国。精神分析学派认为风格起源于Jung提出的心理类型理论。格式塔学派在知觉方面的研究与场独立性—场依存性这一维度的出现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知觉功能领域的研究表明一些知觉因素和人格特征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2.认知风格研究倾向
Grigorenko和Sternberg在分析总结各种认知风格类型的基础上，提出认知风格研究的三种倾向：信息加工倾向、人格倾向和活动倾向。
信息加工倾向：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认知风格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对认知风格的理解主要是认为，认知风格的差异存在于认知过程的多个阶段，但对认知风格的研究只强调信息加工倾向并对认知风格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出了描述，如认为认知风格属于习惯化的、偏爱的等等，但并没有真正涉及认知风格形成的实质。这一时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向，因此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认知风格概念。其中最著名的是以Witkin及其合作者在知觉领域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认知风格的场独立性—场依存性维度，认为场独立性—场依存性认知风格是过程变量，它们指向认知过程而不是认知内容。
人格倾向：从人格的角度对认知风格进行的探索，区分了认知风格的表现类型，主要重视人格因素在认知风格中的作用，使认知风格的研究具有浓厚的人性化色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Jung提出的心理类型理论，将人格划分为外倾和内倾两种向性，并提出存在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四种机能，由此发展出八种分类。20世纪60年代，Briggs和Myers在Jung的心理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判断—知觉这一维度，因此获得十六种人格类型，这就是MBTI 模型。MBTI 模型发展了Jung的理论，用类型来解释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关注个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认识到风格改变的可能性。
活动倾向：与传统的认知风格相比，以“活动为中心”的风格研究对象聚焦为教师和学生，研究的背景聚焦为与教学活动相关的学习情境，更加强调了动机、情境等因素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赋予了风格变化发展、策略性与不稳定性的特性。20世纪70年代，教育学家开始关注学习环境，以及课堂中的个体差异。因而，也有人将认知风格称为学习风格。最为知名的是Riding等人提出的四种学习风格模型。前三种关注学习的过程及情境，最后一种关注个体的认知能力的形成、认知技能的贮存和学习能力。
最终，Riding等人总结并整合了过往30多种认知风格类型理论，通过因素分析法证实了众多认知风格理论是某些潜在的相同维度的不同名称。他们认为，已有的认知风格类型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认知风格维度： 整体-分析（Wholist-Analytic） 维度和言语-表象（ Verbal-Imagery ） 维度。
3.认知风格测量工具的历史回顾
然而，上述提到的无论是哪种认知风格的模型，其测量方法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特别繁琐、复杂，且需要专业施测人员操作，难以应用于大规模的组织调研。回顾认知风格及其测量工具的发展历史，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一点。
最早对认知风格的测量是由Witkin和Asch提出的身体调整测试。测验形式是让被试坐在一个特殊设计的房间内的一把倾斜的椅子上，然后要求被试将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垂直地面的位置，场依存者往往把身体调整到与倾斜的房间看齐，表明在确定身体位置时，把环境作为主要参照。场独立者在调试身体时则更多的考虑利用身体内部的经验作为主要参照。
场依存性测验进一步改进为框棒测验。该测验让被试坐在暗室内，面对一个可调节倾斜度的亮框，框中心安装有一个能转动度数的亮棒，要求被试把亮棒调到完全垂直。倾斜的亮框对中间直线的方位判断有同化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个体的认知风格特征，作用大者为场依存者，作用小或无作用者为场独立者。
场依存性测验经过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纸笔测验—镶嵌图形测验被开发出来。测验要求被试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从一个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中分辨出来。场独立者能排除背景因素的干扰从复杂图形中知觉到指定的简单图形，而场依存者完成这项任务比较困难。
随着认知风格其他理论的提出，相应的测量方法也被不断开发出来。如测量齐平化-锐化型风格的图形化测验;测量冲动-思虑型风格的匹配熟悉图形测验;测量整体-序列风格的问题解决任务方法测验;测量同化者-探索者风格A-E的自陈问卷;测量言语化-视觉化的马科斯表象鲜明性问卷;内容分析方法（Tetlock，Suedfeld，1988）和段落完成测试（Schroder et.，1967）是认知的简单性-复杂性的主要测量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经过训练的评分者对被试的书面文本进行编码和评分。用于评估元困惑的模拟技术（Suedfeld，1992年）要求每个学科6至8个小时的任务参与。
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组织研究的测量工具并不多见。一个是Taggart和他的同伴开发的“人员类信息处理调查”（HIP） （Taggart，Torrance，1984）以理性-直觉的方式评估个人偏好，并将个人定位在信息加工的四重类型中。个人风格量表（PSI）（Taggart，1993）从最理性（分析、计划和控制）到最直观（分享、愿景和洞察力）的六个量表将被试区分开来。从HIP调查中选出的问题和MBTI的12个项目构成了AGOR（1984）在AIM调查中使用的直觉潜力测量的基础。另一个是Parikh等人（1994）在对9个工業化国家的1300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中使用的。就像Taggart的测量方法一样，这是以理性-直觉量表来评估被试的认知风格倾向的。 上述這些认知风格的测量方法要么需要充足的响应时间，要么需要被试调整生理状态，要么需要训练有素的评估者等严格的测试条件，实施起来耗时长且费用高昂。自陈式量表中得到最多应用的Myers-Briggs类型指数（MBTI）由于其题量和所需的施测时间，在组织调研中的效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直觉型和分析型认知风格分类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都在积极探索认知风格的各种区分维度。Messick在他的文献回顾中区分了19个不同的维度标签。Hayes和Allinson将维度标签扩大到29个。有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认知活动的复杂性，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识别的各种风格只是同一维度的不同概念而已。（ Globerson，Zelniker， 1989; Streufert ，Nogami， 1989）。这些概念的两极证实了“人的意识的双重性质” （Robey，Taggart， 1981）。根据Miller（1987）的建议，大多数认知风格都反映出一种类型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于不同的思维模式。Nickerson（1985）观察到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思维类型，一种类型描述为分析、演绎、严格、约束、收敛、正式和关键。另一种类型则描述为合成的、感性的、膨胀的、不受约束的、发散的、非正式的、双重的和创造性的。将思维划分成两种类型可能过于简单化，但可能便于应用。（Nickerson et al.，1985）
Entwhidlc（1981）提出这种易于理解的区分维度与人类大脑两半球的神经活动区域有关。尽管大脑具有运行各种功能的潜力，但每个半球都趋向于专业化分工。右半球可以同时整合多个输入，主要负责空间定位和对符号化视觉图像的理解。左半球主要是线性操作模式，信息是按顺序处理的，主要负责逻辑思维，尤其是语言和数学功能的综合。
Hayes和Allinson（1996）用来描述右脑和左脑思维的术语是“直觉”和“分析”，这两种表达方式得到了许多研究人员的认可。直觉是右脑定向的特征，指的是基于感觉和采用全局视角的即时判断。分析是左脑定向的特征，指的是基于心理推理的判断和对细节的关注。这种右脑-左脑分工的模式并不是暂时性的。人们似乎对大脑某个半球的使用有一种永久的风格取向。直觉型个体（右脑占优势）倾向于不墨守成规，更喜欢开放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依赖于随机的探索方法，最容易记住空间图像，并且擅于使用全面评估。分析型个体（左脑占主导地位）倾向于顺从，采用结构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依赖于系统的调查方法，更容易回忆言语信息，更擅于按步骤分析。
Simonton （1980）发展了一种以认知风格和认知能力为基础的人格类型学。他的认知风格理论为Allinson和Hayes认知风格指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以条件概率关联为基础，假设了一个包含有意识分析和前意识自动联想处理的单一维度模型。根据条件概率的强度，他确定了在一个连续体上四个不同的处理层次。条件概率是衡量关联过程的概率状态，关联的强度是由经验因素决定的。如果个体在生活中，事件X和Y很少同时发生，那么心理联系就会很弱，如果事件X和Y几乎同时发生，那么这种联系就会非常强大。Simonton假设，随着条件概率的增加，联想变得更加突出，并通过无意识、潜意识、意识和超意识四个层次发挥作用。
在潜意识和意识层面进行信息处理有所区别：在意识层面，我们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处理进行沟通，将知识予以概念化处理。Simonton认为符号处理比行为处理需要更高的抽象水平。语言和其他符号处理（如数学）由离散符号（如单词）组成，这些符号只能通过多种方式形成高阶概念（如句子）。这些句法或逻辑规则在意识层面上是认知的中介，所以信息处理往往比在潜意识层面更加理性。
在潜意识层面的处理是由逻辑操作无法访问的概率关系所主导的。Simonton认为，由于这些基于环境事件之间的偶然关系，信息处理往往对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想法更加开放。重大创新更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层次上。他将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处理称为“直觉”，他把直觉定义为对环境的行为适应，这种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不可言说的、本质上是概率性的。他将信息处理标记为有意识认知分析的层次，他将其定义为“有意识的过程，能够传达给他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离散的、逻辑符号的中介作用。条件概率的分布决定了是直觉思维还是分析思维占主导地位。
直觉是那些比有意识的联想更有潜意识的个体。这些下意识的联想有着相对较弱或定义不清的知觉预期，因此，刺激可能更复杂，新颖，令人惊讶，模棱两可，或不一致，而不会显得过于脱离经验。因此，当遇到给定的刺激时，一个直觉型个体可能比面临同样刺激的分析家的唤醒水平要低。
分析型个体是那些比无意识联想更有意识的人。由于有意识的联想有更高的条件概率，分析型个体对许多刺激对象有明确的期望。因此，Simonton认为，如果刺激异常复杂、新颖、令人惊讶、模棱两可或不协调，那么偏离知觉预期很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唤醒。随着唤醒水平的增加，概率较低的关联往往被排除在外。这导致几乎完全依赖有意识的思想，倾向于更理性。
5.认知风格指数的优势
经查阅Hayes和Allinson认知风格指数开发的过程和实际应用案例，不难发现其两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第一，该量表的重测信度高，具有良好的可靠性。该量表的效度研究样本由226名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和监督者、74名各类初级中学的教师、202名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专业的毕业学生、130名来自各类组织的管理人员、22名参加人际关系培训工作坊的专业人士构成，因此确保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有大量证据表明，认知风格指数在内部一致性方面具有良好的可靠性且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其重测信度介于0.78-0.90之间，且alpha系数较高，介于0.77-0.93之间。
第二，该量表非常适用于大规模的组织调研，且使用便捷。该量表为自我报告的形式，仅有38道题，每道题对应三种选项，分别为符合（true）-不确定（uncertain）-不符合（false）。相应的分值为2， 1， 0。个体的总分越接近76，表明个体的分析型认知风格越强，个体的总分越接近0，说明个体的直觉型认知风格越强。将此量表制作成问卷，可以于纸质、网络、邮件等各种介质予以发放，无需专业施测师的引导。过去20年，他被多次应用在商业和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认知风格指数与大学院校、职场从业人员都感兴趣的变量有关。认知风格指数与企业组织行为、领导-成员关系、导师-学徒关系、督导-研究学生之间的关系、讲师-本科生之间的关系、群体行为和管理教育绩效之间的关系都逐一被证明了。
虽然，Hayes和Allinson认知风格指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乐于为被调研者和调研者接受的量表。像任何其他心理测量工具一样，它可以被修改并逐步完善，以便更有效地在大规模的组织研究中实施调研和应用。
参考文献
[1]马蕊.（2015）.认知风格理论研究探析.边疆经济与文化，第10期，115-116
[2]李慧云，周国义. （2012）. 认知风格的概念探析. 学理论， 第32期， 59-60.
[3]程兰，龚德英，余乐. （2011）. 当代认知风格理论研究述评. 金田， 第8期， 236-237
[4]杨治良，郭力平. （2001）.认知风格的研究进展. 心理科学， 3（24）， 326-329.
[5]Allinson C. W.， Hayes J.. The Cognitive Style Index： A Measure of Intuition-Analysi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6， 33（1）：119-135.
[6]Hayes J.， Allinson C. W.， Hudson R S.，Keasey K..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intuition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Cognitiv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3）， 76， 269–278
[7]Hodgkinson G.P.，Smith E.S..Complex or unitary？A critique and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Allinson–Hayes Cognitiv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3）， 76， 24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