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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年多前离开戴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总部，改为坐镇亚洲以来，史蒂夫·菲利斯(Steve Felice)身上的压力就越多越大。
史蒂夫·菲利斯压力来自好几个方面，首先，就在他来亚洲赴任的时候，老对手惠普换上了新CEO马克·赫德。与前任CEO菲奥莉娜不同，赫德与AMD大胆合作，同时在渠道方面也不拘一格，使惠普电脑相比于戴尔电脑的成本与渠道劣势急剧缩小，不仅扼制了下滑势头，还从戴尔手中抢回一点市场份额。
除了一个刚刚苏醒，大力收拾失地的老对手惠普，史蒂夫·菲利斯在亚洲还必须面对一个规模壮大，跑马圈地的新对手联想。就在史蒂夫·菲利斯到任不久，联想成功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不仅一下子在电脑厂商排名从第10位跃居第3位，还大大缩短了与戴尔的技术与品牌差距。
联想的战略是从中国走向亚洲，进而走向世界，因为中国是联想的根据地，亚洲市场都在家门口。而戴尔的战略是要保持全球优势，必保亚洲，因为亚洲是戴尔增长最快的市场，重要性与日俱增。
一年前，亚洲市场还只占戴尔总收入的12％，现在已经占到14％，今年第—二季度更是增长17％。2003年，戴尔在亚洲的销售总额只有40亿美元，2006年底，有可能达到80亿美元，三年翻一番，这是当今的戴尔在欧美市场不敢奢求的。
史蒂夫·菲利斯从戴尔CEO罗林斯及董事长戴尔手中接过的重任之一，就是坐镇亚洲，看住联想。但这个任务正因为内忧外患而变得日益艰巨。
内忧首先来自戴尔总部，自去年以来，一向干净的戴尔被SEC怀疑其财务报告程序有污，美国司法部门随后也介入调查。直到今年9月，戴尔也未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戴尔的笔记本电脑还发生了电池不合格等诸多问题，直接影响戴尔的品牌形象。
更重要的，因为戴尔的业绩相比惠普和联想显得暗然失色，创始人兼董事长戴尔，以及CEO罗林斯都开始怀疑曾经所向披靡的戴尔直销模式，准备试水所谓的戴尔2．0。
戴尔与罗林斯的不自信会以各种渠道感染史蒂夫·菲利斯，史蒂夫·菲利斯意志坚定，对戴尔“忠贞不二”，但其他人未必。再加上走在扩张路上的联想急需人才，于是戴尔，高管的倒戈现象这一年多来接连不断。
自赴任以来，仅史蒂夫·菲利斯身边就先后有五位高管转投联想，个个都称得上他的左膀右臂，尤其是曾与他一起主管亚太区的威廉(William Amelio)也于去年12月投奔联想。
不出所料，威廉“弃暗投明”时不仅带走了一批自己的贴身部下，还在整个戴尔亚洲区引发一股高管出走效应。戴尔新加坡副总裁格里(Gerry Smith)、戴尔中国区总裁大卫(David Miller)，以及戴尔日本的负责人Sotaro Amano，如今全部效力联想。
这么多人出走，确实出乎史蒂夫·菲利斯的预料，痛心之余，他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正好说明联想没有戴尔人才多，说明他们没有戴尔成熟。走的这些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用心栽培，戴尔很快就能从内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高管的出走给史蒂夫·菲利斯带来的压力不太算大，而且与他的职责关系不算太大，但市场份额的落差就不同了。
在美国，戴尔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惠普也只能保住第二，联想更是刚刚起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亚洲市场，在史蒂夫·菲利斯本人负责的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整个亚太市场(除了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其余从韩国、印尼、印度到新西兰，中国都算上)，联想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20％，位居第一，惠普以12％保持第二，戴尔只能以9．5％屈居第三，
当然，联想的第一主要归功于中国市场，中国是联想的老家，在中国，联想的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如果抛开中国，联想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只有6．2％，排名第四。
让史蒂夫·菲利斯感到安慰的还不止这一点。戴尔在亚洲各主要国家，从日本到中国，从印度到澳大利亚，都是盈利的，而联想除了在中国市场盈利丰厚之外，在其它地方大多不怎么赚钱。
但这反过来又是让史蒂夫·菲利斯感到有压力的地方，因为联想既然不赚钱也要与戴尔争夺亚洲市场，这恰恰显示出其全球扩张的野心与决心。
最近，联想又在戴尔最早的亚洲总部新加坡设立一个研发中心，在彰显联想全球战略与长远眼光的同时，也将战书下到了史蒂夫·菲利斯的家门口。
《商业周刊》：面对咄咄逼人的联想与老来俏的惠普，史蒂夫·菲利斯真想反攻，但他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因为同样的症状也正困扰着戴尔董事长与CEO。
《竞争力》：联想与戴尔作为同质的竞争对手，互有攻守，其争夺一定会不断升级，最初是成本战、渠道战，如今是人才战、布局战，将来势必还有创新战，直到一方败退，或者双方构成寡头垄断。
史蒂夫·菲利斯压力来自好几个方面，首先，就在他来亚洲赴任的时候，老对手惠普换上了新CEO马克·赫德。与前任CEO菲奥莉娜不同，赫德与AMD大胆合作，同时在渠道方面也不拘一格，使惠普电脑相比于戴尔电脑的成本与渠道劣势急剧缩小，不仅扼制了下滑势头，还从戴尔手中抢回一点市场份额。
除了一个刚刚苏醒，大力收拾失地的老对手惠普，史蒂夫·菲利斯在亚洲还必须面对一个规模壮大，跑马圈地的新对手联想。就在史蒂夫·菲利斯到任不久，联想成功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不仅一下子在电脑厂商排名从第10位跃居第3位，还大大缩短了与戴尔的技术与品牌差距。
联想的战略是从中国走向亚洲，进而走向世界，因为中国是联想的根据地，亚洲市场都在家门口。而戴尔的战略是要保持全球优势，必保亚洲，因为亚洲是戴尔增长最快的市场，重要性与日俱增。
一年前，亚洲市场还只占戴尔总收入的12％，现在已经占到14％，今年第—二季度更是增长17％。2003年，戴尔在亚洲的销售总额只有40亿美元，2006年底，有可能达到80亿美元，三年翻一番，这是当今的戴尔在欧美市场不敢奢求的。
史蒂夫·菲利斯从戴尔CEO罗林斯及董事长戴尔手中接过的重任之一，就是坐镇亚洲，看住联想。但这个任务正因为内忧外患而变得日益艰巨。
内忧首先来自戴尔总部，自去年以来，一向干净的戴尔被SEC怀疑其财务报告程序有污，美国司法部门随后也介入调查。直到今年9月，戴尔也未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戴尔的笔记本电脑还发生了电池不合格等诸多问题，直接影响戴尔的品牌形象。
更重要的，因为戴尔的业绩相比惠普和联想显得暗然失色，创始人兼董事长戴尔，以及CEO罗林斯都开始怀疑曾经所向披靡的戴尔直销模式，准备试水所谓的戴尔2．0。
戴尔与罗林斯的不自信会以各种渠道感染史蒂夫·菲利斯，史蒂夫·菲利斯意志坚定，对戴尔“忠贞不二”，但其他人未必。再加上走在扩张路上的联想急需人才，于是戴尔，高管的倒戈现象这一年多来接连不断。
自赴任以来，仅史蒂夫·菲利斯身边就先后有五位高管转投联想，个个都称得上他的左膀右臂，尤其是曾与他一起主管亚太区的威廉(William Amelio)也于去年12月投奔联想。
不出所料，威廉“弃暗投明”时不仅带走了一批自己的贴身部下，还在整个戴尔亚洲区引发一股高管出走效应。戴尔新加坡副总裁格里(Gerry Smith)、戴尔中国区总裁大卫(David Miller)，以及戴尔日本的负责人Sotaro Amano，如今全部效力联想。
这么多人出走，确实出乎史蒂夫·菲利斯的预料，痛心之余，他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正好说明联想没有戴尔人才多，说明他们没有戴尔成熟。走的这些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用心栽培，戴尔很快就能从内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高管的出走给史蒂夫·菲利斯带来的压力不太算大，而且与他的职责关系不算太大，但市场份额的落差就不同了。
在美国，戴尔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惠普也只能保住第二，联想更是刚刚起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亚洲市场，在史蒂夫·菲利斯本人负责的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整个亚太市场(除了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其余从韩国、印尼、印度到新西兰，中国都算上)，联想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20％，位居第一，惠普以12％保持第二，戴尔只能以9．5％屈居第三，
当然，联想的第一主要归功于中国市场，中国是联想的老家，在中国，联想的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如果抛开中国，联想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只有6．2％，排名第四。
让史蒂夫·菲利斯感到安慰的还不止这一点。戴尔在亚洲各主要国家，从日本到中国，从印度到澳大利亚，都是盈利的，而联想除了在中国市场盈利丰厚之外，在其它地方大多不怎么赚钱。
但这反过来又是让史蒂夫·菲利斯感到有压力的地方，因为联想既然不赚钱也要与戴尔争夺亚洲市场，这恰恰显示出其全球扩张的野心与决心。
最近，联想又在戴尔最早的亚洲总部新加坡设立一个研发中心，在彰显联想全球战略与长远眼光的同时，也将战书下到了史蒂夫·菲利斯的家门口。
《商业周刊》：面对咄咄逼人的联想与老来俏的惠普，史蒂夫·菲利斯真想反攻，但他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因为同样的症状也正困扰着戴尔董事长与CEO。
《竞争力》：联想与戴尔作为同质的竞争对手，互有攻守，其争夺一定会不断升级，最初是成本战、渠道战，如今是人才战、布局战，将来势必还有创新战，直到一方败退，或者双方构成寡头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