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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六年，我一次都没去过斯坦福。现在评论网上热传的“斯坦福2025”计划，还真有点惶恐，就赶忙梳理了斯坦福的历史。不知过去，不敢妄谈未来。
“农场”逆袭“院子”
斯坦福建校于1891年，比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早了七年。建校原因是曾任加州州长的斯坦福老来丧子，留下一大片农场与资产无人继承，便决定捐资办学，让“加州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
虽今日看来，斯坦福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在成立初期简直是历经磨难。
首先是老斯坦福去世后资产被冻结，全靠他的遗孀四出募款，筹集到了足够的办学经费。首次招生时备受质疑，当时美国主流报纸都认为没有家庭想把孩子送到荒凉的西部上大学，结果第一年还好有500多人来报到，包括不少加州以外的生源。接下来又遭遇地震，校园主要建筑差不多都被震塌，事后调查是设计施工存在问题，以至于斯坦福在培养工程师时，特别强调质量严格把关。历经种种磨难，斯坦福在1950年代前仍是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生存者，在1960年代还远不如隔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名。如说伯克利当时是大家庭里光彩照人的大表姐，那斯坦福就是家庭聚会里相对沉默的小表弟。而哈佛、耶鲁等东部名校比斯坦福提前起步了200多年，如同传说中早已功成名就的远方亲戚，斯坦福追赶起来甚是遥远。
但是，斯坦福在二十世纪的后半程完美地实现了逆袭。
首先利用了西部地广人稀的优势。当年老斯坦福捐出的农场占地8000多英亩，让斯坦福成了全美校园面积第二大的大学。8000多英亩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是6个清华，8个北大，20多个哈佛。哈佛把自己的主校园叫做“院子（the Yard）”，而斯坦福叫做“农场（the Farm）”，活生生地体现出这一小一大的差别。更有远见的是，在1950年代，斯坦福把1000多英亩拿出来建立科技园，用土地换高科技企业入驻，再通过这些企业的成功，获得回报。回报不只是租金或股权等经济利益，还包括斯坦福的教授可以研发，学生可以在企业实习等智力回报。时至今日，斯坦福科技园所在的帕洛阿托（Pal Alto）已成硅谷的中心，先后出现了惠普、英特尔、谷歌、脸书等高科技企业。没有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便不会有1895年出现的帕洛阿托，不会有1950年代的斯坦福科技园，也不会有今日的硅谷。帕洛阿托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高的树”，就是斯坦福校徽上那种红色的杉树，在建校的那片农场上最常见到的植物。两者如此紧密的联系，让人很难区分究竟是斯坦福孕育了今日的硅谷，还是硅谷造就了今日的斯坦福。
诞生于西部，校园面积广，注重与企业合作等斯坦福的特点，也给未来留下了挑战。如它远离东部的纽约、华盛顿等经济、政治中心，想去华尔街或白宫找份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远不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或乔治敦大学的同龄人便利。不同地区的城市环境、文化氛围也存在差异。为了增加斯坦福学生在各地的适应性，校方先后开设了“斯坦福在纽约”“斯坦福在华盛顿”等项目。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白天在当地的公司、博物馆、公益机构或政府部门实习，晚上和周末聚在一起听讲座、交流实习感受。项目负责人也由斯坦福外派老师担任。
斯坦福还注重实用，在建校初期对教育目的的阐述是为了个人的成功与直接的用处（for personal success and immediate usefulness）。貌似无用的课程，如大一和大二的通识课，在斯坦福的历史上一直处于弱势，曾被叫做“低级别（Lower Division）”，一度遭取消。尤其是在工业工程等课业繁重的学科，学生需要完成100多个学分，常会寻找途径，减少或替代通识课的学分。推动斯坦福本科通识教育工作艰巨，见效慢，也得不到老师、学生以及校友的支持。但是这项艰巨的工作又非做不可。与斯坦福2025计划相关的报道引用了一个数字：1/4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从事的都是跟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这个数字对哈佛或其他注重通识教育的高校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它们培养的毕业生就是准备在不同领域担任不同工作。但对斯坦福而言，这就是一条糟糕的消息，在学校学的东西跟以后从事的工作无关，那还有什么用？还怎么能实现个人的成功？
四条核心主张
2012年斯坦福校方发布了一篇100多页的《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可看成是对这些挑战的反思。报告写作耗时两年，不仅访谈了校内主要的管理部门，对大二与大四的在校生以及毕业多年的校友进行了问卷调查，还由老师和学生组成了多个本科教育问题（包括课程广度、学生学习等）的委员会，分开进行讨论并提出行动建议。这份报告由校方主导，从上而下，借助访谈与调查等工具设计斯坦福本科教育改革方案。报告发布后，斯坦福2025计划在2013年秋季启动，由设计学院牵头，200多名斯坦福学生以及60多名教师员工参加，历时一年，继续围绕本科教育改革这个主题开展活动。但这次是由师生主导，从下而上，运用了更为先进的工具，在方案设计上更注重想象力。
同样是回应斯坦福本科教育面临的挑战，要问实现的可能性，需以2012年的报告为准;要被想象力所震撼，可以欣赏斯坦福2025计划。具体看斯坦福2025计划的四条核心主张。
第一条是开环大学。
传统的大学被称为“闭环大学”，即学生基本上是在18～22岁间一口气完成四年的本科学业。“开环大学”的创新在于：对入学年龄不加限制，既可以是十几岁的少年神童，也可以是退休的老人;学习时间从四年延长至六年，而且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如先上三年去工作，30几岁再回来充电，完成剩下的三年。注意美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率，通常是以六年而不是四年计算。因有相当比例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中断学业，即常说的“间隔年（gap year）”，这些学生需要五六年才能修满学分。斯坦福也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参加海外交换项目在外国呆了一段时间的学生。因此“六年制代替四年制”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斯坦福2012年报告指出，斯坦福最有争议的学制问题是“要不要把四年减少到三年”，可惜斯坦福2025计划没有谈到这一点。 至于六年的时间如何安排，已有间隔年与弹性学制的先例;至于不设招生年龄的限制，也有退伍老兵入学与社区学院开放入学的先例。也就是说，这些变化放在一所对学制与招生都相对灵活的社区学院或成人进修大学，都算不上变化。但放在斯坦福这样一所名校，哪怕只是提出这样的想法，就已引发轩然大波。归根结底，还是名校的录取名额有限，竞争太激烈。目前申请者只需跟18岁左右的同龄人比拼高中成绩单、SAT分数、社团活动等，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与一致的标准，因此清楚自己所处的大概位置以及胜出的机会。一旦斯坦福2025计划实施，申请者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会增加若干倍，还背景各异，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准备。同样的难题也会扔给招生官，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斯坦福该录取什么样的人？背景各异的学生入校后，老师该如何备课？宿舍该如何管理（目前的本科生基本上单身，但斯坦福2025计划之后就难以估计）？社团活动该如何组织？
就算以上变化都能顺利完成，还有一个更为深远、本质的问题：大学锁定18～22岁的年青人，是为他们提供长大成人（becoming of age）的环境;他们在一起不光学习知识，还会结识朋友，甚至寻找未来的人生伴侣。如果这样的校园不复存在，这跟高中毕业就直接进入职场工作有何区别？他们的同学会跟同事一样，有着不同的年龄与阅历，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还会跟他们一样住在单身宿舍，参与社团活动或者憧憬爱情与远方吗？因此，即使有朝一日斯坦福2025真的得以实行，最好还能保留半数以上的学生在18～22岁这个年龄段，能收获一起成长的美好回忆。
斯坦福2025计划的第二条主张是有节奏的教育（Paced education），这种翻译比较别扭，准确来看，应该是自定节奏的学习（Self-paced learning）。
传统的大学都是按年级设置课程，分别指出各年级的学生该上的课。这个计划的提出打破年级的概念，分成校准（Calibrate）、提升（Elevate）和行动（Activate）三个阶段。也就是以后斯坦福的学生不再介绍自己是大一还是大四，而是说处在的校准、提升或行动阶段。每个阶段因为学生个体差异以及所选领域的区别，长短不一。
校准阶段为半年至一年半，学生会选修一系列不同的“微课程”。课程长度最短为1天，最长1周，都由教师精心准备。学生通过“微课程”了解不同领域以及教师的不同特长，并对自己的兴趣、毅力、学习行为习惯等进行全面测评及相应训练。找到感兴趣的领域并准备好深入学习后，学生进入一年至两年的提升阶段。这个阶段一开始，学生要组建自己的私人导师委员会（Board of Advisors），包括学术导师、职业导师、学生导师以及最可信赖的人。斯坦福也不再有大教室，全部改建成适合学生与私人导师互动的小空间。在斯坦福2025网站上有这些小空间的实景图，学生可以躺在类似蹦床的网上思考，也可以跟导师坐在桌边一对一讨论。这种单独的辅导往往是现在博士生才能得到的关注。到了一年至一年半的行动阶段，学生可选择实习、做公益、开展研究、创业等各种实践活动。这条主张的挑战在于教师们要准备好“微课程”和一对一的辅导，这跟面对几百人的讲座课完全不同，校方要确保有足够的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整体而言，这一条似乎难度不大，尤其是斯坦福本来就实行一年四个学期（Quarter）的学制，便于学生按半年或一年半划分所处的阶段。
斯坦福2025计划的第三条是轴翻转（Axis flip）。
又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其实就是把“知识第一、能力第二”的顺序翻转成“能力第一、知识第二”。传统的大学按知识结构划分，所以有工程、经济、历史等院系。斯坦福2025计划的创新在于按照能力来重新建构院系，变成科学分析、有效沟通、社会探究、道德与伦理推理等十大学习中心（Learning hubs）。每个中心重新任命院长，并以交叉学科为主设计与开发课程。更有创意的是，学生的成绩单不再是一张所选的课程列表或一排分数，而有更多鲜活的内容。这种新成绩单像一张彩色的等高线图，其中海拔最高的点说明这个学生最擅长的能力（如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占斯坦福同届毕业生的前5%），不同颜色交汇的地方反映了学生跨学科的能力（如结合编程、艺术设计与用户体验开发手机应用）。这条主张的挑战在于动摇现有的院系结构。如果只增加交叉学科的学习中心，实施难度并不大。成绩单的改动在艺术或工程等专业已经使用，如学生在个人网站上展示的作品集或程序，只是需要在斯坦福2025计划里推广到更多专业。
斯坦福2025计划的最后一项主张是带着目的来学习（purposeful learning）。
以后的学生介绍自己时不再说“我是学经济的”，而说“我学经济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把选一个专业变成选一个使命。为了帮助学生用所学的技能完成这些使命，斯坦福2025计划还将在全世界建立十个影响力实验室（impact labs）。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召集起来，同场竞技;斯坦福影响力实验室将把全世界热爱学习与行动的人召集起来，解决气候、公共卫生、水源、粮食等重大国际问题。这条主张同样不难实现。
未来的大学生画像
把四条主张整合起来，可以想象一个在2025年进入斯坦福学习的年轻人：
她高中毕业后去非洲担任志愿者两年，20岁时决定去斯坦福学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在用18个月完成了校准阶段的数学、国际关系、项目管理等微课程学习后，进入国际机构在拉丁美洲的办公室工作了3年，期间参与了各种贷款项目，萌发了通过小额信贷来帮助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妇女）的想法。回到校园用24个月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建立了由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印度小额信贷的资深社会活动家，以及同样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师兄师姐组成的私人导师委员会。有效沟通、道德与伦理推理等学习中心也经常出现她的身影，参与讨论如何鼓励女性在社区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如何在宣传过程中避免涉及个人隐私等。之后她进入到18个月的行动阶段，去斯坦福在印度的影响力实验室创立社会企业，通过一款手机应用实现P2P的小额信贷，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开店、支付孩子的学费等。创办企业8年后，一切工作步入正轨，规模与影响力都不断扩大。她在“开环大学”里还剩最后一年，正好用这段时间回到校园，把创办与运营这个企业的经验写成案例，当做毕业设计，拿到斯坦福的学位。
不难想象，斯坦福2025计划颠覆了学制、年级、院系、专业等传统大学的要素。就像斯坦福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这个计划给了学生极大的灵活性，可以把这六年的学习时间分散到人生的不同阶段，可以组成自己的私人导师委员会，可以选择提升的能力，选择去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但享有这些自由的前提是，学生要跟更多的人竞争一张进入斯坦福的“门票”，还要想清楚自己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农场”逆袭“院子”
斯坦福建校于1891年，比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早了七年。建校原因是曾任加州州长的斯坦福老来丧子，留下一大片农场与资产无人继承，便决定捐资办学，让“加州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
虽今日看来，斯坦福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在成立初期简直是历经磨难。
首先是老斯坦福去世后资产被冻结，全靠他的遗孀四出募款，筹集到了足够的办学经费。首次招生时备受质疑，当时美国主流报纸都认为没有家庭想把孩子送到荒凉的西部上大学，结果第一年还好有500多人来报到，包括不少加州以外的生源。接下来又遭遇地震，校园主要建筑差不多都被震塌，事后调查是设计施工存在问题，以至于斯坦福在培养工程师时，特别强调质量严格把关。历经种种磨难，斯坦福在1950年代前仍是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生存者，在1960年代还远不如隔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名。如说伯克利当时是大家庭里光彩照人的大表姐，那斯坦福就是家庭聚会里相对沉默的小表弟。而哈佛、耶鲁等东部名校比斯坦福提前起步了200多年，如同传说中早已功成名就的远方亲戚，斯坦福追赶起来甚是遥远。
但是，斯坦福在二十世纪的后半程完美地实现了逆袭。
首先利用了西部地广人稀的优势。当年老斯坦福捐出的农场占地8000多英亩，让斯坦福成了全美校园面积第二大的大学。8000多英亩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是6个清华，8个北大，20多个哈佛。哈佛把自己的主校园叫做“院子（the Yard）”，而斯坦福叫做“农场（the Farm）”，活生生地体现出这一小一大的差别。更有远见的是，在1950年代，斯坦福把1000多英亩拿出来建立科技园，用土地换高科技企业入驻，再通过这些企业的成功，获得回报。回报不只是租金或股权等经济利益，还包括斯坦福的教授可以研发，学生可以在企业实习等智力回报。时至今日，斯坦福科技园所在的帕洛阿托（Pal Alto）已成硅谷的中心，先后出现了惠普、英特尔、谷歌、脸书等高科技企业。没有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便不会有1895年出现的帕洛阿托，不会有1950年代的斯坦福科技园，也不会有今日的硅谷。帕洛阿托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高的树”，就是斯坦福校徽上那种红色的杉树，在建校的那片农场上最常见到的植物。两者如此紧密的联系，让人很难区分究竟是斯坦福孕育了今日的硅谷，还是硅谷造就了今日的斯坦福。
诞生于西部，校园面积广，注重与企业合作等斯坦福的特点，也给未来留下了挑战。如它远离东部的纽约、华盛顿等经济、政治中心，想去华尔街或白宫找份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远不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或乔治敦大学的同龄人便利。不同地区的城市环境、文化氛围也存在差异。为了增加斯坦福学生在各地的适应性，校方先后开设了“斯坦福在纽约”“斯坦福在华盛顿”等项目。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白天在当地的公司、博物馆、公益机构或政府部门实习，晚上和周末聚在一起听讲座、交流实习感受。项目负责人也由斯坦福外派老师担任。
斯坦福还注重实用，在建校初期对教育目的的阐述是为了个人的成功与直接的用处（for personal success and immediate usefulness）。貌似无用的课程，如大一和大二的通识课，在斯坦福的历史上一直处于弱势，曾被叫做“低级别（Lower Division）”，一度遭取消。尤其是在工业工程等课业繁重的学科，学生需要完成100多个学分，常会寻找途径，减少或替代通识课的学分。推动斯坦福本科通识教育工作艰巨，见效慢，也得不到老师、学生以及校友的支持。但是这项艰巨的工作又非做不可。与斯坦福2025计划相关的报道引用了一个数字：1/4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从事的都是跟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这个数字对哈佛或其他注重通识教育的高校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它们培养的毕业生就是准备在不同领域担任不同工作。但对斯坦福而言，这就是一条糟糕的消息，在学校学的东西跟以后从事的工作无关，那还有什么用？还怎么能实现个人的成功？
四条核心主张
2012年斯坦福校方发布了一篇100多页的《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可看成是对这些挑战的反思。报告写作耗时两年，不仅访谈了校内主要的管理部门，对大二与大四的在校生以及毕业多年的校友进行了问卷调查，还由老师和学生组成了多个本科教育问题（包括课程广度、学生学习等）的委员会，分开进行讨论并提出行动建议。这份报告由校方主导，从上而下，借助访谈与调查等工具设计斯坦福本科教育改革方案。报告发布后，斯坦福2025计划在2013年秋季启动，由设计学院牵头，200多名斯坦福学生以及60多名教师员工参加，历时一年，继续围绕本科教育改革这个主题开展活动。但这次是由师生主导，从下而上，运用了更为先进的工具，在方案设计上更注重想象力。
同样是回应斯坦福本科教育面临的挑战，要问实现的可能性，需以2012年的报告为准;要被想象力所震撼，可以欣赏斯坦福2025计划。具体看斯坦福2025计划的四条核心主张。
第一条是开环大学。
传统的大学被称为“闭环大学”，即学生基本上是在18～22岁间一口气完成四年的本科学业。“开环大学”的创新在于：对入学年龄不加限制，既可以是十几岁的少年神童，也可以是退休的老人;学习时间从四年延长至六年，而且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如先上三年去工作，30几岁再回来充电，完成剩下的三年。注意美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率，通常是以六年而不是四年计算。因有相当比例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中断学业，即常说的“间隔年（gap year）”，这些学生需要五六年才能修满学分。斯坦福也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参加海外交换项目在外国呆了一段时间的学生。因此“六年制代替四年制”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斯坦福2012年报告指出，斯坦福最有争议的学制问题是“要不要把四年减少到三年”，可惜斯坦福2025计划没有谈到这一点。 至于六年的时间如何安排，已有间隔年与弹性学制的先例;至于不设招生年龄的限制，也有退伍老兵入学与社区学院开放入学的先例。也就是说，这些变化放在一所对学制与招生都相对灵活的社区学院或成人进修大学，都算不上变化。但放在斯坦福这样一所名校，哪怕只是提出这样的想法，就已引发轩然大波。归根结底，还是名校的录取名额有限，竞争太激烈。目前申请者只需跟18岁左右的同龄人比拼高中成绩单、SAT分数、社团活动等，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与一致的标准，因此清楚自己所处的大概位置以及胜出的机会。一旦斯坦福2025计划实施，申请者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会增加若干倍，还背景各异，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准备。同样的难题也会扔给招生官，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斯坦福该录取什么样的人？背景各异的学生入校后，老师该如何备课？宿舍该如何管理（目前的本科生基本上单身，但斯坦福2025计划之后就难以估计）？社团活动该如何组织？
就算以上变化都能顺利完成，还有一个更为深远、本质的问题：大学锁定18～22岁的年青人，是为他们提供长大成人（becoming of age）的环境;他们在一起不光学习知识，还会结识朋友，甚至寻找未来的人生伴侣。如果这样的校园不复存在，这跟高中毕业就直接进入职场工作有何区别？他们的同学会跟同事一样，有着不同的年龄与阅历，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还会跟他们一样住在单身宿舍，参与社团活动或者憧憬爱情与远方吗？因此，即使有朝一日斯坦福2025真的得以实行，最好还能保留半数以上的学生在18～22岁这个年龄段，能收获一起成长的美好回忆。
斯坦福2025计划的第二条主张是有节奏的教育（Paced education），这种翻译比较别扭，准确来看，应该是自定节奏的学习（Self-paced learning）。
传统的大学都是按年级设置课程，分别指出各年级的学生该上的课。这个计划的提出打破年级的概念，分成校准（Calibrate）、提升（Elevate）和行动（Activate）三个阶段。也就是以后斯坦福的学生不再介绍自己是大一还是大四，而是说处在的校准、提升或行动阶段。每个阶段因为学生个体差异以及所选领域的区别，长短不一。
校准阶段为半年至一年半，学生会选修一系列不同的“微课程”。课程长度最短为1天，最长1周，都由教师精心准备。学生通过“微课程”了解不同领域以及教师的不同特长，并对自己的兴趣、毅力、学习行为习惯等进行全面测评及相应训练。找到感兴趣的领域并准备好深入学习后，学生进入一年至两年的提升阶段。这个阶段一开始，学生要组建自己的私人导师委员会（Board of Advisors），包括学术导师、职业导师、学生导师以及最可信赖的人。斯坦福也不再有大教室，全部改建成适合学生与私人导师互动的小空间。在斯坦福2025网站上有这些小空间的实景图，学生可以躺在类似蹦床的网上思考，也可以跟导师坐在桌边一对一讨论。这种单独的辅导往往是现在博士生才能得到的关注。到了一年至一年半的行动阶段，学生可选择实习、做公益、开展研究、创业等各种实践活动。这条主张的挑战在于教师们要准备好“微课程”和一对一的辅导，这跟面对几百人的讲座课完全不同，校方要确保有足够的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整体而言，这一条似乎难度不大，尤其是斯坦福本来就实行一年四个学期（Quarter）的学制，便于学生按半年或一年半划分所处的阶段。
斯坦福2025计划的第三条是轴翻转（Axis flip）。
又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其实就是把“知识第一、能力第二”的顺序翻转成“能力第一、知识第二”。传统的大学按知识结构划分，所以有工程、经济、历史等院系。斯坦福2025计划的创新在于按照能力来重新建构院系，变成科学分析、有效沟通、社会探究、道德与伦理推理等十大学习中心（Learning hubs）。每个中心重新任命院长，并以交叉学科为主设计与开发课程。更有创意的是，学生的成绩单不再是一张所选的课程列表或一排分数，而有更多鲜活的内容。这种新成绩单像一张彩色的等高线图，其中海拔最高的点说明这个学生最擅长的能力（如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占斯坦福同届毕业生的前5%），不同颜色交汇的地方反映了学生跨学科的能力（如结合编程、艺术设计与用户体验开发手机应用）。这条主张的挑战在于动摇现有的院系结构。如果只增加交叉学科的学习中心，实施难度并不大。成绩单的改动在艺术或工程等专业已经使用，如学生在个人网站上展示的作品集或程序，只是需要在斯坦福2025计划里推广到更多专业。
斯坦福2025计划的最后一项主张是带着目的来学习（purposeful learning）。
以后的学生介绍自己时不再说“我是学经济的”，而说“我学经济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把选一个专业变成选一个使命。为了帮助学生用所学的技能完成这些使命，斯坦福2025计划还将在全世界建立十个影响力实验室（impact labs）。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召集起来，同场竞技;斯坦福影响力实验室将把全世界热爱学习与行动的人召集起来，解决气候、公共卫生、水源、粮食等重大国际问题。这条主张同样不难实现。
未来的大学生画像
把四条主张整合起来，可以想象一个在2025年进入斯坦福学习的年轻人：
她高中毕业后去非洲担任志愿者两年，20岁时决定去斯坦福学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在用18个月完成了校准阶段的数学、国际关系、项目管理等微课程学习后，进入国际机构在拉丁美洲的办公室工作了3年，期间参与了各种贷款项目，萌发了通过小额信贷来帮助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妇女）的想法。回到校园用24个月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建立了由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印度小额信贷的资深社会活动家，以及同样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师兄师姐组成的私人导师委员会。有效沟通、道德与伦理推理等学习中心也经常出现她的身影，参与讨论如何鼓励女性在社区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如何在宣传过程中避免涉及个人隐私等。之后她进入到18个月的行动阶段，去斯坦福在印度的影响力实验室创立社会企业，通过一款手机应用实现P2P的小额信贷，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开店、支付孩子的学费等。创办企业8年后，一切工作步入正轨，规模与影响力都不断扩大。她在“开环大学”里还剩最后一年，正好用这段时间回到校园，把创办与运营这个企业的经验写成案例，当做毕业设计，拿到斯坦福的学位。
不难想象，斯坦福2025计划颠覆了学制、年级、院系、专业等传统大学的要素。就像斯坦福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这个计划给了学生极大的灵活性，可以把这六年的学习时间分散到人生的不同阶段，可以组成自己的私人导师委员会，可以选择提升的能力，选择去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但享有这些自由的前提是，学生要跟更多的人竞争一张进入斯坦福的“门票”，还要想清楚自己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