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香港出生。纽约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经济学硕士。台湾、洛杉矶、纽约、香港四地三十余年新闻从业经历。现任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以暴露，也许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想经过这样一场磨难之后，从政府到民间都了解到需要积极地求进步。
　　 历史的巨大灾难，有时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非典”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改变，已经开始显现。著名时事评论家、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认为，中国历经“非典”磨难后，会形成一股新的进步动力，将对现代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港人开始思考什么
　　
　　记者:您生活在曾是“非典”重灾区之一的香港，切身体会一定很多，能否谈谈您在这场疫情中最深刻的感受。
　　邱立本:在香港，我感受到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在办公室、电梯里、街道上，人们戴上了口罩，但是掩不住心中那份无奈。我有种被迫面对这种沧桑的感觉。每天傍晚看到电视新闻播出今天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很容易让人陷入很恐怖的氛围当中。也许，这是很久以来港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死亡那么接近。在这种氛围中，我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思考过去很少思考的问题，包括人生的意义，活着为什么，等等。香港人是很物质的、很现实的，现在反而对生与死这些很远、很不着边际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这段时间以来，香港人认为负资产、炒股失败之类的事情变得很琐碎和次要，毕竟财富只是身外之物，生命是不可以代替的。没有健康的身体，财富只是在沙滩上筑起的城堡。
　　
　　全球化时代的透明
　　
　　记者:为什么一场疫情的流行最后上升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还曾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备受非议？
　　 邱立本:我觉得主要是暴露出了中国体制上的一些缺陷。以一种政治的力量来掩饰 “非典”的存在，这就是“掩耳盗铃”。但毕竟纸包不住火，最后到底爆发出来了。
　　透过这些，很值得大家来深思其中的教训:第一个就是中国本身透明化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不能关起门来打狗，也不能关起门来做皇帝。掩盖“非典”这种传染病的事实将导致你的祸害输出，你的问题国际化，而不是人家要妖魔化你。现在不少外国人就认为是中国的病毒输出，是中国的祸害使他们无端受害。一时间，全球又泛起了一个所谓的“新黄祸论”，有人还专门用“中国病毒”来形容这桩事情。对中国来讲，实在是情何以堪。的确，在全球化的年代，大家在密切地互动、密切地往来，你需要透明化，需要还民众以知情权，出现疫情并不可耻，但掩盖疫情是可耻的。
　　第二个就是媒体能否真正发挥监督功能。记得1998年，朱 基在中央电视台对媒体提出了勉励和要求，希望媒体起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作用。当时实在是鼓舞人心。但是，现在仍有不少领导对媒体还是采取一种控制的方式，经过这个事情以后，需要反思。曾经，中国的一些媒体戴上了政治的口罩，全世界老百姓都被迫戴上了口罩。
　　
　　“猛药”治吏除弊布新
　　
　　记者:在“非典”问题上，中国免去了一些官员的职位，兴起了以民为先的新政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您如何看中国政府的这些动作？
　　邱立本:我觉得中国这次“猛药”治吏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除弊布新的震动效应。现在的关键是中国政府要面对一个责任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香港常讲的问责制。其实，中国一直有考核机制，但过去由于一些人情因素及一些官官相护的做法，把很多问题模糊掉了。应该重视责任追究，做错了、做得不行的，就得下台，不能再容忍庸官践踏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威信。中央政府现在在这方面很有决断能力。把失职官员拉下马，这反映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是有处理能力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折射社会文明水平
　　
　　记者:在这场危机中也反映了不少中国人安全观念、生活习惯及社会公德方面的问题，您对此如何看？
　　邱立本:“非典”危机给中国人带来的首先是国家安全观念的改变。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觉得安全只是战争或经济上的问题，因而，一直以来我们将目光放在寻求强大的国防和全球竞争力上。但是这次危机，使人们突然意识到国家安全也包括健康安全等问题。所以，不少媒体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没有枪炮，但是它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一场有形的战争更厉害。
　　健康安全概念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卫生、私人领域的事情跟公共领域的事情都紧紧扣在一起。个人卫生没处理好，你就会损害到公共利益，更何况中国许多人一直以来不太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缺乏公德心。一些被视为小节的生活习惯，其实正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当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大款”到处展示财大气粗之际，中国人是否会发现富裕中的贫穷、豪气中的陋习？中国人是否应该反思，怎样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叉的地方看到问题所在。你的个人利益、个人隐私、个人人权不能损害到公共利益，你损害了公共利益，它会倒过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中国人是个很大的教训，人们将学会选择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激发新的进步动力
　　
　　记者:“非典”是一场危机，若处理得当也未尝不是机遇。在危机处置中，中国看清了自己身上的问题，并寻求突破。您认为，同“非典”的斗争，是否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产生正面影响？
　　邱立本: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以暴露，也许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想经过这样一场磨难之后，从政府到民间都了解到需要积极地求进步。其一，中国会加快其行政体制改革，避免再出现“庸官杀人”。有的官员不是贪官，没有“捂钱”、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反应慢几拍，就可能致人死亡，更何况有些坏官“捂盖子”隐瞒，祸害更大。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比以前高了。其二是民间，社会上的每个人应从自己做起，应该重视卫生习惯，讲公德心。中国历经“非典”磨难后，会形成一股新的进步动力。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讲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香港在历经这次沧桑之后被迫成熟起来，观察大陆的很多大城市，我想也有类似的感受。历经“非典”劫难之后，对整个中华民族，对整个中国人来讲都有这种成熟了的感觉。如果你不进步、不改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谈改革、谈进步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春夏之交这一场意外的“非典”，把中国改革与进步推到一个很紧迫的日程上，再也不能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