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利不起早的商人，在封建社会中总是成为小人的代名词。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曾经这般低下；“商人重利轻离别”，商人的形象又是如此薄情。人们往往只看到商人的口吐莲花、长袖善舞、觥筹交错，却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百炼成钢的艰辛，忘了他们创造的财富，也落在同一片土地上，可以绵延四方，泽被后人；忘了他们也可以是爱财却取之有道的君子。
　　储吉旺的《商旅》，则以大笔力为商人正名：“当年孔子提倡读书，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经商办企业自然没有这么个高大上的目标，但商天下就是利天下，也即利国、利民、利自己发展的‘三利’。有此‘三利’企业方能长久发展。”
　　这番胸襟格局，早已跳出了单纯做买卖的商人行列。在这本书中，储吉旺既记录与回顾了自己的行商之旅，更是有意识地为新时代的商人树立标杆。他行商却不仅仅只是言商，而是将商业行为与儒学结合在了一起——“商行天下，利义有情”。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章若没有文采，不能流传很远；而企业若是没有文化，也难以立足久远。储吉旺对此心怀恻恻。作为一个商人，他心心念念自然是如何让企业“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做久”。“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样的企业，不过是一时的烈火烹油；而但凡一个企业要站得稳，它的根脉必须要深。这根脉就是企业文化。储吉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在《商旅》中说：“做一个百年企业，是人们的理想。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其实只是个幻想。然而百年的庙宇和教堂却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尽管‘文革’可以将百年、千年的庙宇教堂一时砸烂，踏平。但‘文革’一过，它们却又会在原地挺立而起。这应该就是文化独特的耐久的力量。”
　　一个企业的文化并非是孤立存在的空中楼阁。它不能超越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之外闭门造车。储吉旺对此颇有心得：“学点儒、释、道、法的文化精髓，对经商办企业大有益处。”当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自己当下的经商实践结合起来的时候，碰撞出了灿烂的火花。这些火花闪耀于《商旅》一书中，随文可见。
　　文章讲究“风骨”，这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文辞的美学要求。其实在《商旅》一书中，不妨将“风骨”拆解开细读。其骨架是储吉旺的经商之旅，是硬朗的事实，一字一句，不可变动分毫；而叙述中体现出的，则是他的风采。这些风采来源于他独特的经历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考的融合。他利用散文、随笔、诗歌这些文体的轻便与灵动的特点，采用接近日常语言的散体文句，藉由描写、叙述的手法，写下自己所见到的景、物、人、事，以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在用字遣词上精挑细选、不落俗套，并在讲究文章结构的同时，运用各种文学技巧。例如：创造有吸引力的开场；剪裁段落宛如铺陈层次有序的故事情节，掌握适当的节奏以制造生动的氛围之后才画下耐人寻味的句号等等。
　　当然，这本书之所以动人，更在于文章背后的精气神儿，那就是“百年企业志久远”。在这份精气神儿的支撑下，储吉旺的特质、性情、处境就不再囿于他个人的足迹，而是成为了许许多多为创业创新而苦苦努力着的奋斗者的普遍写照。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不甘心与不服气，害羞与尴尬，骄傲与固执，都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在翻阅这本书时，我常会想起民国时期著名诗人邵洵美。邵洵美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布置成沙龙，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邵洵美自己首先做起了“沙龙先生”。从而让他家的文艺沙龙成了当年中国不多的“文艺客厅”之一。与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齐名。为引来更多的企业家尊孔读孔，特地在其公司大门口的显目位置建起了一座孔子纪念亭，内树孔子铜像，纪念亭门柱上镌刻的联云：“人间有道德，尊孔即文章。”
　　《商旅》就是一个文化沙龙，储吉旺用文字分享、传达他的心得与感悟。他并不讳言“利”字，只是他所强调的利，是大利——“利国、利民、利自己”。这三利并不冲突；或者说，只有这三者结合得恰到好处，企业才能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而文化正是他找到的将这三者凝聚在一起的内核。所以，他写的是经商之旅，亦是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