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微微泛黄的《台儿庄大战》、一本精装《抗战将士忠烈录》（台湾出版），以及一份虽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却光洁如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茶几上。证书旁边，是一位中年男子的照片，身着戎装，这个人便是朱家麟，一个在时间长河里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将军。
　　“我母亲、我舅，我大姨，还有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都多多少少受了他的牵连，入党不行，提干不行，日子过得苦，心里更憋闷。”尽管朱家麟是常钢的外公，但很长时间，常钢都不知道外公长什么样，究竟是什么人。自幼时记事起，大人们一说起他，都躲躲闪闪，讳莫如深。
　　从旧书摊上“找回”真实的外公
　　常钢曾是西安市一家国企的经理，退职在家多年。
　　朱家麟，这个家族里很多后人都没见过的国民党将军，让后人背负了不该背负的，几乎成了一道不愿被触及的心结。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常钢从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外公的名字。
　　这是一本叫《台儿庄大战》的书，浅蓝色外皮，纸张已发黄，薄薄不到百页，但常钢拿在手里，却是沉甸甸的。
　　“开始我随便翻了翻，结果一眼就看到了朱家麟的名字，我犹豫，这是不是跟我外公同名？”为弄清真相，自参加工作起，常钢时常逛书店、旧书摊，只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他都会扫上两眼。他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北京的出版社，但出版社没有作者的联系方式，后来常钢去北京，找到了年事已高的作者。作者确认，朱家麟是常钢的外公，牺牲于1938年的抗日战场上。
　　得知此事，常钢立即联系大舅和几位亲人，大家商量，应该为朱家麟“正名”，为多年来一直承受的心灵重压的亲人，找回尊严。
　　1985年，听说国家有相关政策，家属便联系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准备为朱家麟申请“革命烈士”，后者逐级上报后获得答复：书上说的不算，得有目击证人证实“牺牲于抗日战场”才行。
　　抱着一线希望，他们通过书的作者，辗转找到山东，最后在临沂教育学院，找到已退休在家的田玉峰老人，老人是当年朱家麟旅的特务营营长，曾亲身经历了那场恶战……
　　被日军围困7层突围至第6层殉国
　　“1938年6月5日全军才在河南漯河召开朱家麟旅长的追悼大会，官兵们都泣不成声。”在田玉峰手写的数千言证明中，老人证实了朱家麟的遇难经过。
　　1938年5月11日夜，国民革命军第40军39师115旅少将旅长朱家麟奉命率部掩护全军从江苏沛县突围，结果被日军围困了7层。朱家麟坚持到手下仅剩十几个人时，抢了一辆日军吉普车冲向敌军，冲到第六层时又被围住，他带着部下跳下车与敌对射，最终全车人捐躯，无一投降。
　　在突围的第二天夜里，朱家麟的一位本家兄弟朱益堂和田玉峰重回战场背出朱的遗体，将其埋在沛县西关小李庄的土地庙背后并做了标记。
　　朱家麟和蒋介石是校友与陈诚是同桌
　　朱家麟又名朱德馨，1892年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尉公村。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八期毕业，和蒋介石是校友，与陈诚（曾任台湾当局“副总统”等职）是同桌。
　　在校时，朱家麟性情耿直、刚烈，除了功课，平时极少与同学交往。后来，陈诚成为集团军军长，而他即便从“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也没通过同桌的关系，靠陈诚获提拔，更没有因蒋介石的“校友”关系成为其嫡系。
　　朱家麟为人质朴、忠诚，持身严谨，驻防河南安阳时，他俘获当地两大土匪，缴获大量烟土，全部烧掉了，而那时烟土与黄金等价。
　　平常朱家麟总穿着军装、布鞋，鞋底磨破后再做新底上旧帮，死后，他的遗物只有一个军用皮囊，内装一支派克金笔。
　　遗属以红苕叶稀饭度日遗孀贫病而死
　　朱家麟殉国后，他的遗孀子女都在汉中，以红苕叶稀饭度日，11岁和6岁的两个女儿只好卖甘蔗、打瓜补贴家用。房东看其生活凄苦，不收他们房租，甚至将后院一溜儿空地让朱家种菜。作为回报，11岁的朱丙茹每天到半山腰为房东家挑水。
　　1947年，朱家麟遗孀侯玉洁患肺癌住院，没钱医治，只能用蒸馏水代替药物注射，以精神抚慰。随后被医院赶出，贫病而死。死后无钱置办寿衣，不得不穿着旧衣服入殓。临终前，侯玉洁嘱咐儿子炳炎，“就是扒着肋子也要供你妹读书……”
　　1988年获“革命烈士证明书”陕西首位
　　1988年，常钢家人将田玉峰老人的证明书及各种书证递交给陕西民政部门，经省长办公会研究同意，上报民政部，最后将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交给了朱家后人手中，民政局稱这是陕西第一次有国民党官兵获得烈士证书，“十分难得”。
　　因为这份证明书，朱家麟遂成为一位被国共两党都承认的革命烈士，这让朱家后人无不欣慰。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以为只有亲人才记得他，谁能想到，还有人记得他！”常钢说，这让他对历史产生了新的认识，虽然一些人、一些真相或许会因各种原因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但最终，都还会重新来到阳光下。
　　（摘自《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