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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公共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整个社会和政府职能的运作起到引导作用。一定要经过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才能获得此类知识。因为如此庞大的社会，涉及复杂的公共领域的管理，是一门学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是学院创始人，主要研究公共领域科技政策的意义及发展脉络。1996年，OECD出具了一个报告，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报告影响之大，被多个国家高度重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在发展地很好。学院2000年成立，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有15年时间。学院教师事业编制50多人，还有50多名博士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聘用人员、教职员工已经超过了200人。学生有800余人，多半就读MPA专业，还有专业领域博士生和硕士生一二百人。”
国家需要治国理政人才
薛澜教授指出，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需要一大批的治国理政人才，这些治国理政人才需要有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分析框架和思路方法。截至目前，虽然公共管理历史比较短，但是全国已经有200多所学校提供MPA的教育。现在已经开始有受过公共管理系统训练的人才遍布在公共管理岗位上，这批人对公共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国家公共管理实践非常丰富，管理人才都是悟性很高的，但是他们的管理语言还处于感性认识的层面，通过学习后，把它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让他触类旁通，应用面非常广。”这些管理人员通过系统学习后，对当地公共管理的实践，包括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我们在提供MPA学位教育的同时，同时做一些培训。这里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项目，是中组部指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办的高级公管培训。分为两个学习阶段，在清华有一个阶段学习，再去哈佛学习，高度浓缩地概括了公共管理的精华内容。”
让薛澜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期有一个学员，当时提到了促进创新、促进文化职业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他后来听了以后觉得很重要。这次讨论，推动管理者在这方面出台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政策实施，实施效果非常好，对电影知识产权得到的收益也大大提升。
“回到上世纪，中国现代大学开始建立是在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的北洋西学学堂，它算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当时盛宣怀起的奏折，这所学校包括很多学科，包括行政学，后来查清华大学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行政学这门课堂，已经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但到了1952年，国家对院系做出调整，很多管理学科包括行政学政治学，，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学问，被裁撤掉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有一次讲话中，特别谈到关于学科的发展，要将这些学科恢复起来，管理学和行政学才开始发展起来。当时行政学是和政治学绑在一起的，局限性主要是研究政府运行，没有真正从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角度去考虑，所以到了1996年、1997年，真正从整个公共事务管理协调的范畴去开设课程，才真正把这个学科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门学科中，中国的整个社会背景，包括文化背景、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与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政府内在的运行规律，包括现代的官僚制，还是有些内在的规律与国外比较接近，包括现在设立的公务员制度、政府机构设置等方法。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公共政策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尽量在把这些理论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
中关村与硅谷
说到中关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中关村大批的高科技企业。“我估计中关村的人才密度可能在全世界都要排前几名，不管是各个高校，还是科研院所，确实很少有这么集中的情况，这些人的密集程度背后就是有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想法、创意在里面。”
“昨天问我儿子，问他提到中关村想到什么？他想到的是中关村很多高科技产品的商店。其实中关村也是一个窗口，现代前沿科技的窗口，现在可能有了电子商务，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展示在人们面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买最新的电子产品，要到中关村，所以说中关村是前沿科技的窗口。现在这个窗口更多的不是实物型的，是以其他方面展现的。第三，中关村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面旗帜，有好多的最前沿的专业和综合科技园。”
从陈春先办科技人员下海。中关村是一面大旗，包括现在的示范区，这方面始终属于前沿的改革阵地。另外一点，也是知识和资本结合的一个聚宝地，说到底中关村希望推动产业的发展，不光是人才，不光有知识。这里，很多资本和知识的结合，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这方面也始终是在最前沿。
中关村受过良好的专业科班教育的青年人特别多，这些人都梦想、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更好的生活，都很勤奋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不靠劳动力、制造业、生产线，都在用知识、在互联网领域，尤其是在做无线互联网、无线通讯、高清电视等各种数码的东西，都在这些领域里。每个人的能量都被激发出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量的风投，包括国外的很多风险投资都蜂拥而来。资本有动力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高额回报。
薛澜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科技园的研究，也做过一些分析。“美国硅谷之外的很多地方都想模仿硅谷，但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美国也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它的成功可能与硅谷不一样。像犹他州的犹他软件园曾经也很成功，各地有各地的发展特色。硅谷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我们不能一味地去与美国相比。”
“中关村与硅谷相比，现在有差距的内容不是有形的，而是一种环境。硅谷确实有一种鼓舞人心的氛围。斯坦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教授告诉我们，看那个楼，看着不起眼的楼，这个楼有意思，里面有很多各种的法律公司。楼不算太高，但是大家经常有很多种联系和交流。我当时跟他讨论知识产权的问题，硅谷知识产权也有不少互相侵权的问题，所以也有打官司的事情发生，但是真正最后到法庭上打的不多。很多法律公司这些人经常碰见比较熟悉的面孔。两个律师碰到了，之间可能有些交流，然后很多问题就私下和解了，这样解决问题。硅谷有很多可供人们交流和沟通的环境和氛围，各种建筑活动安排，包括穿着，确实不一样。所以人到那里去慢慢地被环境感染，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不想再离开了。” 薛澜认为，很多地方都想变成硅谷，但是硅谷的形成也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内容不适合不利于创新。但是期间要有试错、淘汰的过程，最后真正积淀下来的东西，才有利于创新。包括人也一样，有人不适应硅谷的文化，有些人不太喜欢，可能就被淘汰离开了。另一方面，硅谷又把另外一批更有创意的人才吸引过来，把他推到新的极致。“这种自我更新，在硅谷也经历过几次起落，但每一次最后还是又起来了。现在硅谷也面临一些问题，有学者讲到，硅谷有一些社区发展得很好，原来有很多搞创意的人在那里。但是硅谷最近这些年发展得很快，很多有钱人到那里大肆购置物业，把房价推了上去，使得很多搞创意的处于创业初期的人被挤走了。学者们有些担心，人为地改变当地生态环境，会不会对创新创业的氛围有影响？这里争议不断。”
薛澜一直坚持研究科技政策的意义和发展脉络。“如果从重视创新的角度讲，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的领导人这样重视创新。从政府层面来说，该做的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做得太多了。现在创新这方面，说不定不是政策不够，而是政策太多了，也许该做些减法了。”
政府在创新创业中的作用
“中关村支持海归创业，这都是政府的政策，美国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如果政府的心态能够变得平和一些，薛澜认为是一件好事。一方面，中关村始终有一种担当的责任，它是科技创新的龙头，科技改革的旗帜，在这方面考虑得多一些，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太急迫可能会“变形”。一个搞体育运动的人太急迫就可能导致动作变形，顺其自然，再等几年，也许有真正的好东西出来。或者说发展有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按照它的方向走，就可以成功，但过多的干预，就容易选错。
“在中关村，有一种现象，有的企业整天跟着政府屁股后面，要政策要钱，不能一门心思、专注下来做自己的事情。”
在这方面，薛澜认为，政府心态要放平和，“少一些政策扶持，说不定不是坏事。”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发挥基本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管理，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目前还是离完善的市场环境有一定差距，有没有可能在中关村，让大家感受到中关村就是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不管是新企业、老企业，大企业、小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真正的一视同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不能真正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机制，在这里谁要是想假冒伪劣，要是想破坏，就在这里待不下去。好比知识产权的问题，这里的企业互相侵犯知识产权，无地藏身。这些事情要能做到，可能会变得更好。”
“这方面做起来是最难的，而且这是出不了政绩的。你说我支持多少企业，多少项目，一统计都可以出来。刚才说的事情，做得好，三五年企业有感觉，但是出不了数据，没有任何数据。真正做到了，就要下大功夫，又不出政绩，这种事情看能不能干？”
“原来改善创新环境的时候，愿意给胡萝卜，总是想设一个什么项目，给点优惠。真正问企业，好多企业说政府给的钱有限，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胡萝卜做得不是太大。另外一方面，该用大棒的时候没有用，为市场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环境的昕薇，要坚决地监管起来，打击这些行为，胡萝卜加大棒要真正结合起来。所以把胡萝卜大棒加起来，才能创造更好的环境。”
“早前的说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又提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众说纷纭，有很多的说法。我的感觉是整个市场经济在这些年的发展，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原来更加成熟。但是，也有不少问题，很多方面没有完全梳理清楚。比如土地产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因为市场的基础是交换，如果产权不清楚怎么交换？这里涉及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一方面市场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有些不完善的内容。另外，有一些内容叫市场失灵，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如同看病，医生要诊断病情。现在有两种病，一种叫做市场发育不完善，还有一种是市场失灵。这两种病表面的体现情况是一样的，如果市场发育不全，政府的政策影响更好地是去减少各种干扰，按照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是诊断对了，假设诊断是市场失灵，这个时候市场内在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需要政策坚决地干预解决。现在明明是市场失灵了，我们可能说是市场发育不全，政府不管，可能情况越来越遭。还有一种情况，明明是市场发育不全，希望让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说是市场失灵给政府一下子扣上了大帽子。”
法治和威慑力
薛澜教授指出，美国一直到19世纪末之前，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非常有限的。当时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政府管得不多，经济领域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垄断资本盛行、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食品药品、劳资矛盾等各种问题频频出现。“当时美国发生了进步运动，使得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治理。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也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干预。政府开始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对生产安全，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规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和完善。
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和社会的转轨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也在不断放下原有的大包大揽的管理范畴。原来管得很多，如果一下放着不管，肯定不行。这个中间放的步骤、方式，确实是需要有具体分析的问题。“有的时候该放的需要尽快地放，该管也要尽快地管。需要澄清的是，简政放权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在社会性监管方面，对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安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生产安全的保护等，政府权力要加强加大，必须监管。同时要认识到，政府不能够自己有效管理自己，在这样情况下，政府加大管理，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大第三方监督力量，这样效率才会提升。
薛澜强调，真正要想完善政府的运行，该管的地方要管，不该管的地方就不要管。不论如何，政府都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这里的法治中国是用法治的理念，说到底要按规则说话。这里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要轻易地出台很多法律。现在很多人说，法治中国是不是要出台很多法律？真的要什么事情都有法律管？并非如此。所以要非常慎重地使用法律资源。
其次，一旦立了法，一定要坚决地执行。怕的是有不多不少的法律在，没有一个认真的执行，法律最关键的是起到威慑的力度，出台了一部法律就必须知道，要为这个法付出的巨大的成本。全中国14亿忍，如果有8亿人犯法，那么这台法律的出台就是失败的。所以，一定要靠法律的威慑力，执法坚决;另一方面，如果法律执行不到位，那么法律就不要轻易去立。
“整个北京，包括中关村，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善空间，怎么样能够真正创造一个社会和法治环境让各种人才、资源能够汇聚，顺畅地流进流出，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是，北京有一条规定，超过50岁的人来到北京就落不了户口。我听到的情况是清华大学要引进一位教授，这位教授超过50岁，要到北京落户，落不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各种条件和限制人才的流入，限制了优质资源的获取。”
北京的很多政策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改善。另外，北京现在应该多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例如北京很多地方的停车环境是很乱的。政府应该把整个公共空地动员出来，充分地利用，做到合理归置，减少乱停车的现象。
“传播知识，把前人的国内外的精华的理念和知识整理起来，让学生们系统的学习，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是教育的根本和对社会的重要影响。所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需要运营很多年以后，就可以看出它的后劲，它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薛澜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始人，做为院长，把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学科建设带起来，对国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而对薛澜个人来说，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创业创新也是对国家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所以，海归推动中国，历史上的海归和近代海归都为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薛澜就是其中的著名的一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是学院创始人，主要研究公共领域科技政策的意义及发展脉络。1996年，OECD出具了一个报告，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报告影响之大，被多个国家高度重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在发展地很好。学院2000年成立，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有15年时间。学院教师事业编制50多人，还有50多名博士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聘用人员、教职员工已经超过了200人。学生有800余人，多半就读MPA专业，还有专业领域博士生和硕士生一二百人。”
国家需要治国理政人才
薛澜教授指出，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需要一大批的治国理政人才，这些治国理政人才需要有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分析框架和思路方法。截至目前，虽然公共管理历史比较短，但是全国已经有200多所学校提供MPA的教育。现在已经开始有受过公共管理系统训练的人才遍布在公共管理岗位上，这批人对公共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国家公共管理实践非常丰富，管理人才都是悟性很高的，但是他们的管理语言还处于感性认识的层面，通过学习后，把它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让他触类旁通，应用面非常广。”这些管理人员通过系统学习后，对当地公共管理的实践，包括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我们在提供MPA学位教育的同时，同时做一些培训。这里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项目，是中组部指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办的高级公管培训。分为两个学习阶段，在清华有一个阶段学习，再去哈佛学习，高度浓缩地概括了公共管理的精华内容。”
让薛澜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期有一个学员，当时提到了促进创新、促进文化职业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他后来听了以后觉得很重要。这次讨论，推动管理者在这方面出台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政策实施，实施效果非常好，对电影知识产权得到的收益也大大提升。
“回到上世纪，中国现代大学开始建立是在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的北洋西学学堂，它算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当时盛宣怀起的奏折，这所学校包括很多学科，包括行政学，后来查清华大学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行政学这门课堂，已经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但到了1952年，国家对院系做出调整，很多管理学科包括行政学政治学，，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学问，被裁撤掉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有一次讲话中，特别谈到关于学科的发展，要将这些学科恢复起来，管理学和行政学才开始发展起来。当时行政学是和政治学绑在一起的，局限性主要是研究政府运行，没有真正从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角度去考虑，所以到了1996年、1997年，真正从整个公共事务管理协调的范畴去开设课程，才真正把这个学科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门学科中，中国的整个社会背景，包括文化背景、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与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政府内在的运行规律，包括现代的官僚制，还是有些内在的规律与国外比较接近，包括现在设立的公务员制度、政府机构设置等方法。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公共政策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尽量在把这些理论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
中关村与硅谷
说到中关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中关村大批的高科技企业。“我估计中关村的人才密度可能在全世界都要排前几名，不管是各个高校，还是科研院所，确实很少有这么集中的情况，这些人的密集程度背后就是有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想法、创意在里面。”
“昨天问我儿子，问他提到中关村想到什么？他想到的是中关村很多高科技产品的商店。其实中关村也是一个窗口，现代前沿科技的窗口，现在可能有了电子商务，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展示在人们面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买最新的电子产品，要到中关村，所以说中关村是前沿科技的窗口。现在这个窗口更多的不是实物型的，是以其他方面展现的。第三，中关村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面旗帜，有好多的最前沿的专业和综合科技园。”
从陈春先办科技人员下海。中关村是一面大旗，包括现在的示范区，这方面始终属于前沿的改革阵地。另外一点，也是知识和资本结合的一个聚宝地，说到底中关村希望推动产业的发展，不光是人才，不光有知识。这里，很多资本和知识的结合，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这方面也始终是在最前沿。
中关村受过良好的专业科班教育的青年人特别多，这些人都梦想、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更好的生活，都很勤奋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不靠劳动力、制造业、生产线，都在用知识、在互联网领域，尤其是在做无线互联网、无线通讯、高清电视等各种数码的东西，都在这些领域里。每个人的能量都被激发出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量的风投，包括国外的很多风险投资都蜂拥而来。资本有动力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高额回报。
薛澜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科技园的研究，也做过一些分析。“美国硅谷之外的很多地方都想模仿硅谷，但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美国也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它的成功可能与硅谷不一样。像犹他州的犹他软件园曾经也很成功，各地有各地的发展特色。硅谷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我们不能一味地去与美国相比。”
“中关村与硅谷相比，现在有差距的内容不是有形的，而是一种环境。硅谷确实有一种鼓舞人心的氛围。斯坦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教授告诉我们，看那个楼，看着不起眼的楼，这个楼有意思，里面有很多各种的法律公司。楼不算太高，但是大家经常有很多种联系和交流。我当时跟他讨论知识产权的问题，硅谷知识产权也有不少互相侵权的问题，所以也有打官司的事情发生，但是真正最后到法庭上打的不多。很多法律公司这些人经常碰见比较熟悉的面孔。两个律师碰到了，之间可能有些交流，然后很多问题就私下和解了，这样解决问题。硅谷有很多可供人们交流和沟通的环境和氛围，各种建筑活动安排，包括穿着，确实不一样。所以人到那里去慢慢地被环境感染，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不想再离开了。” 薛澜认为，很多地方都想变成硅谷，但是硅谷的形成也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内容不适合不利于创新。但是期间要有试错、淘汰的过程，最后真正积淀下来的东西，才有利于创新。包括人也一样，有人不适应硅谷的文化，有些人不太喜欢，可能就被淘汰离开了。另一方面，硅谷又把另外一批更有创意的人才吸引过来，把他推到新的极致。“这种自我更新，在硅谷也经历过几次起落，但每一次最后还是又起来了。现在硅谷也面临一些问题，有学者讲到，硅谷有一些社区发展得很好，原来有很多搞创意的人在那里。但是硅谷最近这些年发展得很快，很多有钱人到那里大肆购置物业，把房价推了上去，使得很多搞创意的处于创业初期的人被挤走了。学者们有些担心，人为地改变当地生态环境，会不会对创新创业的氛围有影响？这里争议不断。”
薛澜一直坚持研究科技政策的意义和发展脉络。“如果从重视创新的角度讲，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的领导人这样重视创新。从政府层面来说，该做的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做得太多了。现在创新这方面，说不定不是政策不够，而是政策太多了，也许该做些减法了。”
政府在创新创业中的作用
“中关村支持海归创业，这都是政府的政策，美国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如果政府的心态能够变得平和一些，薛澜认为是一件好事。一方面，中关村始终有一种担当的责任，它是科技创新的龙头，科技改革的旗帜，在这方面考虑得多一些，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太急迫可能会“变形”。一个搞体育运动的人太急迫就可能导致动作变形，顺其自然，再等几年，也许有真正的好东西出来。或者说发展有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按照它的方向走，就可以成功，但过多的干预，就容易选错。
“在中关村，有一种现象，有的企业整天跟着政府屁股后面，要政策要钱，不能一门心思、专注下来做自己的事情。”
在这方面，薛澜认为，政府心态要放平和，“少一些政策扶持，说不定不是坏事。”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发挥基本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管理，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目前还是离完善的市场环境有一定差距，有没有可能在中关村，让大家感受到中关村就是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不管是新企业、老企业，大企业、小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真正的一视同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不能真正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机制，在这里谁要是想假冒伪劣，要是想破坏，就在这里待不下去。好比知识产权的问题，这里的企业互相侵犯知识产权，无地藏身。这些事情要能做到，可能会变得更好。”
“这方面做起来是最难的，而且这是出不了政绩的。你说我支持多少企业，多少项目，一统计都可以出来。刚才说的事情，做得好，三五年企业有感觉，但是出不了数据，没有任何数据。真正做到了，就要下大功夫，又不出政绩，这种事情看能不能干？”
“原来改善创新环境的时候，愿意给胡萝卜，总是想设一个什么项目，给点优惠。真正问企业，好多企业说政府给的钱有限，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胡萝卜做得不是太大。另外一方面，该用大棒的时候没有用，为市场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环境的昕薇，要坚决地监管起来，打击这些行为，胡萝卜加大棒要真正结合起来。所以把胡萝卜大棒加起来，才能创造更好的环境。”
“早前的说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又提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众说纷纭，有很多的说法。我的感觉是整个市场经济在这些年的发展，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原来更加成熟。但是，也有不少问题，很多方面没有完全梳理清楚。比如土地产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因为市场的基础是交换，如果产权不清楚怎么交换？这里涉及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一方面市场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有些不完善的内容。另外，有一些内容叫市场失灵，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如同看病，医生要诊断病情。现在有两种病，一种叫做市场发育不完善，还有一种是市场失灵。这两种病表面的体现情况是一样的，如果市场发育不全，政府的政策影响更好地是去减少各种干扰，按照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是诊断对了，假设诊断是市场失灵，这个时候市场内在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需要政策坚决地干预解决。现在明明是市场失灵了，我们可能说是市场发育不全，政府不管，可能情况越来越遭。还有一种情况，明明是市场发育不全，希望让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说是市场失灵给政府一下子扣上了大帽子。”
法治和威慑力
薛澜教授指出，美国一直到19世纪末之前，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非常有限的。当时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政府管得不多，经济领域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垄断资本盛行、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食品药品、劳资矛盾等各种问题频频出现。“当时美国发生了进步运动，使得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治理。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也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干预。政府开始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对生产安全，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规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和完善。
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和社会的转轨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也在不断放下原有的大包大揽的管理范畴。原来管得很多，如果一下放着不管，肯定不行。这个中间放的步骤、方式，确实是需要有具体分析的问题。“有的时候该放的需要尽快地放，该管也要尽快地管。需要澄清的是，简政放权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在社会性监管方面，对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安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生产安全的保护等，政府权力要加强加大，必须监管。同时要认识到，政府不能够自己有效管理自己，在这样情况下，政府加大管理，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大第三方监督力量，这样效率才会提升。
薛澜强调，真正要想完善政府的运行，该管的地方要管，不该管的地方就不要管。不论如何，政府都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这里的法治中国是用法治的理念，说到底要按规则说话。这里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要轻易地出台很多法律。现在很多人说，法治中国是不是要出台很多法律？真的要什么事情都有法律管？并非如此。所以要非常慎重地使用法律资源。
其次，一旦立了法，一定要坚决地执行。怕的是有不多不少的法律在，没有一个认真的执行，法律最关键的是起到威慑的力度，出台了一部法律就必须知道，要为这个法付出的巨大的成本。全中国14亿忍，如果有8亿人犯法，那么这台法律的出台就是失败的。所以，一定要靠法律的威慑力，执法坚决;另一方面，如果法律执行不到位，那么法律就不要轻易去立。
“整个北京，包括中关村，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善空间，怎么样能够真正创造一个社会和法治环境让各种人才、资源能够汇聚，顺畅地流进流出，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是，北京有一条规定，超过50岁的人来到北京就落不了户口。我听到的情况是清华大学要引进一位教授，这位教授超过50岁，要到北京落户，落不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各种条件和限制人才的流入，限制了优质资源的获取。”
北京的很多政策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改善。另外，北京现在应该多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例如北京很多地方的停车环境是很乱的。政府应该把整个公共空地动员出来，充分地利用，做到合理归置，减少乱停车的现象。
“传播知识，把前人的国内外的精华的理念和知识整理起来，让学生们系统的学习，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是教育的根本和对社会的重要影响。所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需要运营很多年以后，就可以看出它的后劲，它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薛澜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始人，做为院长，把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学科建设带起来，对国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而对薛澜个人来说，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创业创新也是对国家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所以，海归推动中国，历史上的海归和近代海归都为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薛澜就是其中的著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