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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34年，当蒋介石开始“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的观点是简单而原始的：通过恢复儒家思想来改造全体人民。但他同时还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义。
传记作家们把蒋介石的这一主张归因于一件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福建战役期间，他在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不久“一场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1934年2月19日，在江苏省南昌举行的一次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在会上，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他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大战中失败了，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赔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废除列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呢？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还在忍受着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德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榜样，具有斯巴达式纪律的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蒋介石热衷于他的道德主张，提倡许多世纪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先哲们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建议人们要待别注意其中的4点：礼，思维的标准方式；义，正确的处世原则；廉，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特别是指在个人的和政治的生活中要诚实无欺；耻，道德荣誉感。“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实际上是把这些儒教的价值标准合为一体：礼义廉耻——被译成英语就是“礼貌、公正、诚实和自尊感”。
尽管蒋介石正在进行一场军事战争，但他还是以其一贯的速度和精力召集了多批学生，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派他们向公众进行“新生活”的演讲。仅江苏省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个演讲站，“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每天在那里对大量观众进行演说。他们还印刷了许多小册子，民间团体或宗教团体也被动员起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些印刷品。为了补充这几项价值标准，还制定了指导人民的8项原则：
1.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
4.我们的吃穿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上述4条价值标准和8项原则，他又宣布了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他“教导”中国人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
蒋介石声称：“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给了“青年基督教联合会”——这是一个不大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要叫一个基督教组织去传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实上，“礼义廉耻”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蒋介石本人就是一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个混合没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国式的。而“蓝衣社”确实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强调古代道德标准，而在他的头脑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确切的最终目标。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做出牺牲。
1933年12月，蒋介石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3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
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他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
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8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一盘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次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山东省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介石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在“剿共”的江西和其他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3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3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5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他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在同一天里，蒋介石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6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然而“6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取得的成就更大。
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1000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作者：张鸣
传记作家们把蒋介石的这一主张归因于一件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福建战役期间，他在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不久“一场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1934年2月19日，在江苏省南昌举行的一次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在会上，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他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大战中失败了，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赔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废除列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呢？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还在忍受着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德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榜样，具有斯巴达式纪律的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蒋介石热衷于他的道德主张，提倡许多世纪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先哲们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建议人们要待别注意其中的4点：礼，思维的标准方式；义，正确的处世原则；廉，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特别是指在个人的和政治的生活中要诚实无欺；耻，道德荣誉感。“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实际上是把这些儒教的价值标准合为一体：礼义廉耻——被译成英语就是“礼貌、公正、诚实和自尊感”。
尽管蒋介石正在进行一场军事战争，但他还是以其一贯的速度和精力召集了多批学生，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派他们向公众进行“新生活”的演讲。仅江苏省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个演讲站，“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每天在那里对大量观众进行演说。他们还印刷了许多小册子，民间团体或宗教团体也被动员起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些印刷品。为了补充这几项价值标准，还制定了指导人民的8项原则：
1.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
4.我们的吃穿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上述4条价值标准和8项原则，他又宣布了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他“教导”中国人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
蒋介石声称：“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给了“青年基督教联合会”——这是一个不大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要叫一个基督教组织去传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实上，“礼义廉耻”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蒋介石本人就是一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个混合没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国式的。而“蓝衣社”确实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强调古代道德标准，而在他的头脑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确切的最终目标。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做出牺牲。
1933年12月，蒋介石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3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
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他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
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8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一盘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次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山东省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介石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在“剿共”的江西和其他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3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3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5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他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在同一天里，蒋介石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6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然而“6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取得的成就更大。
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1000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作者：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