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啰哩啰嗦，之乎者也，早就该弃之不用！”
　　“汝等崇洋媚外，置老祖宗于何地？”
　　“梁任甫先生要评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不快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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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在1919年北京大学午餐时的一幕，那时的北京大学已在蔡元培先生的执掌下度过了两年的光景。其实这场午餐时的激论，早在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时，便亲自践行过；而北京大学，则给了蔡元培更广阔、也更艰难的舞台。
　　面对妄求升官发财的学生、执念专己守残的老师，蔡元培积极改革，聘请新教员，改革学生观念，变革学校风气。短短几年，让教育界中的一潭死水变成激荡中外思想、培育干城之器的圣地。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无疑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办学思想，蔡元培不止一次地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做过阐述。早在1918年11月撰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这样写道：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与林纾的公开争论中，他又对这一办学方针作了简明扼要的表述：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种“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的办学思想，让北大开风气之先河，汇集国内外大师，激荡东西方思想。
　　挥舞思想自由大旗的北大自然招揽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既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也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陈介石、陈汉章等著作等身的旧派学者。尽管他们派系不同，意见相左，但他们各本所学，各抒己见，出现了北大历史上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盛况。
　　当时求学于北大的校友王昆仑曾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要知道，黄和钱都曾师从章太炎，是一起同窗读书的师兄弟。
　　这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在当时的北大“并非罕见”，甚至互相公开批评。比如胡适就曾指出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中的一些可疑之点，而梁漱溟也不甘示弱，在学校大礼堂公开演讲，为自己的简介辩护，并指出胡适批评欠当。梁启超在大讲堂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满纸荒唐，以至于胡适不得不以晚辈的姿态恳求梁启超嘴下留情……这一切都是蔡元培最想看到的，而这也是对当时北大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最好诠释。
　　除了讲课自由外，北大的听课制度也异常自由，学生可以随意选择听课。“两相反对之学说”之所以在北大并存，其目的就是为了“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启发学生的思路，提高学术能力。
　　而“自由选择”也吸引了大量非北大学生随意听课，以至于“旁听生”的数量远远大于正式生。从湘西初来北平的沈从文也曾有过旁听生的经历，甚至冒充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得高分拿到一笔不小的奖金。那时的他一定不曾想到，几年之后，自己竟手执教鞭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还和自己的学生谈了一场旷世恋情。
　　不仅如此，蔡元培希望北大“囊括大典，网络众家”，自然也包括对中西文化的兼容并蓄。在1918年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演讲中，他就明确说道：
　　“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正是鉴于以上观点，蔡元培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交流。在课程设置上，提倡世界新文学，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课程，吸收世界各国最新科研成果，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程等等；在师资力量上，积极延聘中国留学生回北大任教，规定北大教师工作满一年即可带薪出国研修等等。
　　蔡元培还竭力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名流来北大讲学。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都曾来北大交流讲学。
　　如此种种，使得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古今兼陈、中西并蓄，“融会中外新旧冶于一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昔日的京师大学堂到而今的北京大学，或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影子，仍然依稀可见，孑然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