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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陕西省近年来经济增长迅猛,然而陕西省的整体经济实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有扩大趋势,原因是陕西省依靠重工业、资源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粗放的。文章着重探讨陕西省矿产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发现:陕西省矿产资源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减速作用,且在短期内有着负向冲击作用,进而得出陕西省可能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而在考虑外部性的条件下,陕西省“资源诅咒”的现象可能更为严重。
关键词资源诅咒矿产资源经济增长外部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7;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55—07
一、陕西省经济增长及矿产资源开采的变动趋势
陕西省经济增长在1992年以前达到一个高峰,在经过1992年的低谷后又回到了经济增长高速运行的轨道,在这期间经过了1998年的短暂低谷,然后经济增长持续上扬。总体来讲,陕西省在这一期间经济增长较为平稳,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接近于20%,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增长的运行周期是不一致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的风险,在这期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10%以下,但是陕西省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在面临困境的同时,却看到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亮点。所以有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正在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然而,事实是如此吗?陕西省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是与陕西省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的,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不是进出口因素,而是资源推动型,主要依赖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与矿产资源相关的重工业的发展。虽然陕西省自然资源丰富,相对东部地区来讲有着资源优势,但是,陕西省整体经济实力与东部沿海地区却有着差距扩大的趋势。陕西省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发展、进出口总额等其他方面却处于弱势,也有学者指出,陕西省经济发展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指出陕西省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靠天吃饭,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在过度依赖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市场机制、制度体系等的综合发展。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Sachs and Warner(1995)、Torvik(2002)、Arezki and Ploeg(2007)、Papy—rakis and Gedagh(2007)、Collier and Godefis(2009)等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现象是存在的。那么陕西省是否也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呢?
陕西是一个矿藏丰富的地区,产业结构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比较大。1978年陕西省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0%,到2009年陕西省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维持在51.8%的水平。可见第二产业对陕西省经济的重要程度。在工业经济中,重工业占工业经济的比重较大,1978年陕西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5.4%,到2008年重工业的比重达到80.4%,2009年重工业占比仍维持在79.9%。说明陕西省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则严重依赖于重工业的发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而言,重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矿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和缓的上升趋势,其中在2004年之前,陕西省的矿业产值比重相对比较平稳,但是2004年之后,矿业产值的比重则有着快速的上升势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陕西省矿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起初在1988年占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在10%以下,然后在2000年之后矿产资源开发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其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几乎成直线上升趋势。这说明,矿业在陕西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陕西省经济发展对其有着“依赖”性。
在陕西省重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陕西矿产资源开发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拥有丰富的矿藏,矿产资源开发会给陕西省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但是陕西省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开采效率低下,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陕西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矿产资源的挥霍,但是大部分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如煤炭、石油等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如何推进陕西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陕西省矿业对经济增长的初步分析
1.矿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测度及其分析
矿产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常用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指标来进行判断。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是指矿业产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R=(a×z)/p×100%式中:R表示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a表示矿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z矿业产值增长率,
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通过对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析,可以看出矿业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并且可以判断出是起加速作用还是起减速作用。如果矿业经济增长率R>O,则矿业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正效应,也就是矿业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呈同方向变化;如果矿业经济增长率R 在矿业经济增长率R>O的情况下,如果R>a,那么矿业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起加速作用(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始终为正);如果R
从表1可以看出,1991和1995两年的RO,说明除了1991和1995年,陕西省矿业经济增长呈现正的效应。对R>O的年份,1990年代中期以前,矿业对经济的正效应基本起加速作用,从1995年以后,开始出现减速效应,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连续四年都呈现了减速效应。
而观察2006年以后的R与a值,可以发现近年来R都呈现出R>0,同时R 三、陕西省矿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荷兰病”的趋势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邓小平也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我们在谈论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说明一下技术因素的作 用。要反映陕西省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考虑其余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动关系。
为了说明陕西矿产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
其中,产出变量设为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投入变量的选取我们采用陕西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单位:亿元)来衡量陕西资本存量水平、陕西省的年末就业总人口(单位:万人)来衡量劳动力投入水平。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2010)、《中国经济年鉴》(1988-2009)。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技术效率水平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EC几何均值为1,说明陕西省技术效率水平既没有明显的倒退现象,也没有明显的进步势头。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水平贡献的。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技术变化指数TP除了个别年份,如1991—1993、1997—1998、2001—2002之外其他年份基本上都出现了技术进步。
图3是1990-2009年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矿业产值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模拟。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基本上呈平行状态,表明二者具有较高的线性联系;矿业产值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要大于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幅度,矿业产值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变动步调不一致,在有些年份矿业产值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某种反向的变动趋势,但是不能看出其与后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为了验证我们的看法,我们基于陕西省1989~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示:
表3是原始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t统计量小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原始序列没有单位根,数列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原始数列进行分析。
表4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在滞后一期至三期的情况下,在检验矿业产值增长率(x)都不是经济增长率(G)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矿业产值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度的弱化,从而在某些方面说明了我们以上所认为的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减速效应。
另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没有明显体现出来,但是到滞后二到三期时,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因果关系明朗起来,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为了更直观的判断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作了脉冲响应分析图。
脉冲响应图给我们直观地展示了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矿业产值增长率在滞后5期以前对经济增长率有着负向的冲击效应,且在滞后3~4期的负向冲击力度最大,然后在长期内逐渐弱化,这表明在短期内,矿业产值增长率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率的阻碍因素,说明了陕西省矿产资源开发“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在矿业产值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中,短期内表现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冲击效应,在第2期负向冲击最大,然后转入正向冲击,并在第四期达到最大,然后逐渐转入负向冲击并逐渐弱化,整个表现的是在短期的剧烈冲击之后趋于平稳的一种过程,这表明矿业产值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退后,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强劲势头会逐渐抵消此种影响。这也说明陕西省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诅咒”现象,但是令人欣喜的是陕西省技术水平的进步。虽然陕西省以第二产业为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禀赋,但是陕西省拥有促进科技进步的基础——陕西省高校众多,全国许多著名学府聚集于此。这也让我看到了促进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可以充分利用陕西高校基础,利用人才,发展科技,带动陕西产业结构升级,促进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四、矿产资源开采与外部成本的损失的影响
在上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陕西省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的可能性的结论。这也是在我们没有考虑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但是事实上,如果考虑生态环境破坏的话,可能“资源诅咒”现象更为严重。因此,我们需要评估矿产资源开采的生态成本以及其他成本,客观地分析陕西省矿业开发的现状。
我们运用MVM法测算出陕北地区2003年煤炭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经济损失总价值为265717万元,平均每开采一吨煤造成的生态环境经济损失为34.63元,考虑通胀后平均每开采一吨煤造成的的生态环境损失为38.43元。然而,还有许多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如大气污染损失、水污染损失、固体废弃物损失、水资源破坏、土地资源破坏、植被破坏等。另外,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因个别项目未计入而导致测算值被低估之外,近年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煤炭价格的飞速上涨也是导致二者差距较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2000年以来,我国原煤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2003年以后,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2003年我国原煤平均价格是142元/吨,而2008年原煤价格已上涨到549元/吨,几乎是2003年价格的4倍。在煤炭价格飞涨的情况下,必然会加重煤炭的开采力度,造成更多的生态环境损失。
因此,如果再考虑以上方面的调整后,事实上矿产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在以上的实证分析中得出陕西省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时,现实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此,对于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是我们需要谨慎考虑和提防的。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推行税费改革,对矿产资源开发加大征税力度。实际上,我国对矿产资源开采的税费相对较轻,主要原因是没有合理的生态成本的评估机制造成事实上的漠视矿产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情况。
第二,以科技进步带动矿产资源开发。陕西省有着较为优越的教育资源,如果合理疏导,有效利用人才对陕西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三,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改变过度依赖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陕西重工业的发展是基于陕西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条件上进行的,但是过度地向重工业倾斜只会导致“资源诅咒”现象的产生,阻碍陕西经济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资源诅咒矿产资源经济增长外部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7;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55—07
一、陕西省经济增长及矿产资源开采的变动趋势
陕西省经济增长在1992年以前达到一个高峰,在经过1992年的低谷后又回到了经济增长高速运行的轨道,在这期间经过了1998年的短暂低谷,然后经济增长持续上扬。总体来讲,陕西省在这一期间经济增长较为平稳,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接近于20%,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增长的运行周期是不一致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的风险,在这期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10%以下,但是陕西省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在面临困境的同时,却看到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亮点。所以有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正在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然而,事实是如此吗?陕西省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是与陕西省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的,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不是进出口因素,而是资源推动型,主要依赖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与矿产资源相关的重工业的发展。虽然陕西省自然资源丰富,相对东部地区来讲有着资源优势,但是,陕西省整体经济实力与东部沿海地区却有着差距扩大的趋势。陕西省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发展、进出口总额等其他方面却处于弱势,也有学者指出,陕西省经济发展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指出陕西省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靠天吃饭,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在过度依赖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市场机制、制度体系等的综合发展。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Sachs and Warner(1995)、Torvik(2002)、Arezki and Ploeg(2007)、Papy—rakis and Gedagh(2007)、Collier and Godefis(2009)等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现象是存在的。那么陕西省是否也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呢?
陕西是一个矿藏丰富的地区,产业结构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比较大。1978年陕西省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0%,到2009年陕西省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维持在51.8%的水平。可见第二产业对陕西省经济的重要程度。在工业经济中,重工业占工业经济的比重较大,1978年陕西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5.4%,到2008年重工业的比重达到80.4%,2009年重工业占比仍维持在79.9%。说明陕西省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则严重依赖于重工业的发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而言,重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矿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和缓的上升趋势,其中在2004年之前,陕西省的矿业产值比重相对比较平稳,但是2004年之后,矿业产值的比重则有着快速的上升势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陕西省矿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起初在1988年占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在10%以下,然后在2000年之后矿产资源开发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其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几乎成直线上升趋势。这说明,矿业在陕西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陕西省经济发展对其有着“依赖”性。
在陕西省重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陕西矿产资源开发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拥有丰富的矿藏,矿产资源开发会给陕西省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但是陕西省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开采效率低下,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陕西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矿产资源的挥霍,但是大部分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如煤炭、石油等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如何推进陕西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陕西省矿业对经济增长的初步分析
1.矿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测度及其分析
矿产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常用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指标来进行判断。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是指矿业产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R=(a×z)/p×100%式中:R表示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a表示矿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z矿业产值增长率,
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通过对矿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析,可以看出矿业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并且可以判断出是起加速作用还是起减速作用。如果矿业经济增长率R>O,则矿业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正效应,也就是矿业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呈同方向变化;如果矿业经济增长率R
从表1可以看出,1991和1995两年的R
而观察2006年以后的R与a值,可以发现近年来R都呈现出R>0,同时R 三、陕西省矿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荷兰病”的趋势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邓小平也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我们在谈论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说明一下技术因素的作 用。要反映陕西省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考虑其余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动关系。
为了说明陕西矿产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
其中,产出变量设为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投入变量的选取我们采用陕西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单位:亿元)来衡量陕西资本存量水平、陕西省的年末就业总人口(单位:万人)来衡量劳动力投入水平。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2010)、《中国经济年鉴》(1988-2009)。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技术效率水平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EC几何均值为1,说明陕西省技术效率水平既没有明显的倒退现象,也没有明显的进步势头。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水平贡献的。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技术变化指数TP除了个别年份,如1991—1993、1997—1998、2001—2002之外其他年份基本上都出现了技术进步。
图3是1990-2009年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矿业产值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模拟。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基本上呈平行状态,表明二者具有较高的线性联系;矿业产值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要大于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幅度,矿业产值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变动步调不一致,在有些年份矿业产值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某种反向的变动趋势,但是不能看出其与后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为了验证我们的看法,我们基于陕西省1989~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示:
表3是原始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t统计量小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原始序列没有单位根,数列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原始数列进行分析。
表4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在滞后一期至三期的情况下,在检验矿业产值增长率(x)都不是经济增长率(G)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矿业产值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度的弱化,从而在某些方面说明了我们以上所认为的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减速效应。
另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没有明显体现出来,但是到滞后二到三期时,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因果关系明朗起来,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为了更直观的判断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作了脉冲响应分析图。
脉冲响应图给我们直观地展示了矿业产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矿业产值增长率在滞后5期以前对经济增长率有着负向的冲击效应,且在滞后3~4期的负向冲击力度最大,然后在长期内逐渐弱化,这表明在短期内,矿业产值增长率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率的阻碍因素,说明了陕西省矿产资源开发“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在矿业产值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中,短期内表现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冲击效应,在第2期负向冲击最大,然后转入正向冲击,并在第四期达到最大,然后逐渐转入负向冲击并逐渐弱化,整个表现的是在短期的剧烈冲击之后趋于平稳的一种过程,这表明矿业产值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退后,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强劲势头会逐渐抵消此种影响。这也说明陕西省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诅咒”现象,但是令人欣喜的是陕西省技术水平的进步。虽然陕西省以第二产业为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禀赋,但是陕西省拥有促进科技进步的基础——陕西省高校众多,全国许多著名学府聚集于此。这也让我看到了促进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可以充分利用陕西高校基础,利用人才,发展科技,带动陕西产业结构升级,促进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四、矿产资源开采与外部成本的损失的影响
在上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陕西省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的可能性的结论。这也是在我们没有考虑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但是事实上,如果考虑生态环境破坏的话,可能“资源诅咒”现象更为严重。因此,我们需要评估矿产资源开采的生态成本以及其他成本,客观地分析陕西省矿业开发的现状。
我们运用MVM法测算出陕北地区2003年煤炭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经济损失总价值为265717万元,平均每开采一吨煤造成的生态环境经济损失为34.63元,考虑通胀后平均每开采一吨煤造成的的生态环境损失为38.43元。然而,还有许多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如大气污染损失、水污染损失、固体废弃物损失、水资源破坏、土地资源破坏、植被破坏等。另外,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因个别项目未计入而导致测算值被低估之外,近年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煤炭价格的飞速上涨也是导致二者差距较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2000年以来,我国原煤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2003年以后,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2003年我国原煤平均价格是142元/吨,而2008年原煤价格已上涨到549元/吨,几乎是2003年价格的4倍。在煤炭价格飞涨的情况下,必然会加重煤炭的开采力度,造成更多的生态环境损失。
因此,如果再考虑以上方面的调整后,事实上矿产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在以上的实证分析中得出陕西省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时,现实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此,对于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是我们需要谨慎考虑和提防的。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推行税费改革,对矿产资源开发加大征税力度。实际上,我国对矿产资源开采的税费相对较轻,主要原因是没有合理的生态成本的评估机制造成事实上的漠视矿产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情况。
第二,以科技进步带动矿产资源开发。陕西省有着较为优越的教育资源,如果合理疏导,有效利用人才对陕西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三,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改变过度依赖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陕西重工业的发展是基于陕西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条件上进行的,但是过度地向重工业倾斜只会导致“资源诅咒”现象的产生,阻碍陕西经济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