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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但取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还取决于发展观。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再“粗”下去难以为继
胥和平：是这样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从“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
刘福垣：我在南方当副市长时，许多县市区盖的楼堂馆所，越搞越豪华，有的县办公楼跟外国总统府似的；开发区里搞花园式企业，一个企业占地相当于普通建成企业的四五倍。这种搞法除非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我们是搞不起的。土地的浪费使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能源、其它资源的破坏和耗费。
胥和平：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
刘福垣：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十分尖锐的资源与环境矛盾，是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缓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速度仍极为重要
刘福垣：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8％或9％这个发展速度并不高，如果把增长方式转化好了，GDP增长可能比现在还要高。我们这个阶段相当于小孩长个子的时期，五六岁的小孩，半年没见，就长了一头。欧美日这些国家是成年人，一年可能就长个2％、3％，不同阶段没有可比性。我们不要跟速度较劲，而是要解决内在的结构和质量的问题。该长多高就长多高，孩子要长，能不让他长吗?
我们还处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阶段，只有靠速度、靠总量使中国经济的规模赶上发达国家才具备与它们讨价还价、掰手腕的资格，这也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首要任务。
但是，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率”就陷入到了两难境地——效率与速度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是效率优先，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影响中国经济发育成世界巨人的大局，丧失掉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如果不讲效率，中国经济在长成像美日欧一样的大个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的竞争要求就难以满足。目前，我们要坚定地保持高增长速度，而对于效率处于两难的现实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速度优先、兼顾效率。至于兼顾到什么程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是不影响增长速度，不影响就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要想崛起，必然要经历一个先长个再强身的过程。
胥和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基本限定。同时，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扩大就业，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目标，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总量基础，需要调整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我们愿意看到经济快速发展，但反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社会失衡的高速度，反对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高速度。
经济发展本质上要讲效率优先，这种效率是指全局的、综合性的，经济长期发展的整体效率。只图快可能无效率，慢也可能无效率。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合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
转向何方，从何入手
吴敬琏：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十五”前3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走旧工业化的老路。
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
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
胥和平：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兴工业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轮以重化工为重点投资热潮，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一个就是，这种发展思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思想并不一致。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工业化必须补上重化工大发展这一课，基本仍沿袭了过去两个世纪对工业化理解。这个看法在何种条件下成立，仍需要探讨。“绿色GDP”、“轻型GDP”，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积极思考。
吴敬琏：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实际结果。这要求政府应转换角色。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间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讨论生产用水如果紧缺怎么办时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来确定哪个企业的生产是国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给它配水；另一种意见，提高生产用水的水价，使大量耗水的企业难以承受而关闭或迁到别处，这才是更好的办法。二要建设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提供有效的服务。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规则，要公正执法。
用科学技术促进转变
胥和平：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紧张关系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解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这个手段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经济，从而也是最可行的途径。
在当代，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优化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着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各环节间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断扩大。最近几十年，由科学理论到应用技术，再由应用技术到终端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不断刷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气力。
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当然，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得越紧密，科技发明转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进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科技自主创新。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科技创新为前进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
刘福垣：要转变增长方式，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不能片面喊高科技，信息化生存。现阶段，我们上项目、上设备，要以中等技术，利用中等人才，来创造中等收入阶层。
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意义的新，第一个新是相对于十九世纪那个老T业化道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第二个新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瓦特改良蒸汽机，用了一点热力学，但是基本上是靠经验。第二次产业革命靠这些东西就不行了，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比如做一个电脑，你不基于科学，没有物理、电子学的这些科学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电脑。为什么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呢?关键在于创新的制度化，主要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关于科学的制度；一个是关于技术的制度，这两套制度不形成，科学进步不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技要为生产服务，技术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激励主要靠市场；而科学不能够直接为生产服务，科学的激励体系以发明优先权为核心。这个激励机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学家们独立的共同体，同行的科学家们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从根上研究人家的历史，我们是一个后进者，后进者聪明在哪儿?聪明在于能够以史为鉴，知道别人哪儿走错了，少走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再“粗”下去难以为继
胥和平：是这样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从“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
刘福垣：我在南方当副市长时，许多县市区盖的楼堂馆所，越搞越豪华，有的县办公楼跟外国总统府似的；开发区里搞花园式企业，一个企业占地相当于普通建成企业的四五倍。这种搞法除非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我们是搞不起的。土地的浪费使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能源、其它资源的破坏和耗费。
胥和平：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
刘福垣：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十分尖锐的资源与环境矛盾，是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缓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速度仍极为重要
刘福垣：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8％或9％这个发展速度并不高，如果把增长方式转化好了，GDP增长可能比现在还要高。我们这个阶段相当于小孩长个子的时期，五六岁的小孩，半年没见，就长了一头。欧美日这些国家是成年人，一年可能就长个2％、3％，不同阶段没有可比性。我们不要跟速度较劲，而是要解决内在的结构和质量的问题。该长多高就长多高，孩子要长，能不让他长吗?
我们还处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阶段，只有靠速度、靠总量使中国经济的规模赶上发达国家才具备与它们讨价还价、掰手腕的资格，这也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首要任务。
但是，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率”就陷入到了两难境地——效率与速度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是效率优先，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影响中国经济发育成世界巨人的大局，丧失掉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如果不讲效率，中国经济在长成像美日欧一样的大个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的竞争要求就难以满足。目前，我们要坚定地保持高增长速度，而对于效率处于两难的现实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速度优先、兼顾效率。至于兼顾到什么程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是不影响增长速度，不影响就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要想崛起，必然要经历一个先长个再强身的过程。
胥和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基本限定。同时，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扩大就业，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目标，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总量基础，需要调整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我们愿意看到经济快速发展，但反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社会失衡的高速度，反对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高速度。
经济发展本质上要讲效率优先，这种效率是指全局的、综合性的，经济长期发展的整体效率。只图快可能无效率，慢也可能无效率。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合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
转向何方，从何入手
吴敬琏：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十五”前3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走旧工业化的老路。
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
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
胥和平：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兴工业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轮以重化工为重点投资热潮，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一个就是，这种发展思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思想并不一致。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工业化必须补上重化工大发展这一课，基本仍沿袭了过去两个世纪对工业化理解。这个看法在何种条件下成立，仍需要探讨。“绿色GDP”、“轻型GDP”，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积极思考。
吴敬琏：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实际结果。这要求政府应转换角色。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间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讨论生产用水如果紧缺怎么办时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来确定哪个企业的生产是国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给它配水；另一种意见，提高生产用水的水价，使大量耗水的企业难以承受而关闭或迁到别处，这才是更好的办法。二要建设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提供有效的服务。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规则，要公正执法。
用科学技术促进转变
胥和平：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紧张关系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解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这个手段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经济，从而也是最可行的途径。
在当代，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优化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着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各环节间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断扩大。最近几十年，由科学理论到应用技术，再由应用技术到终端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不断刷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气力。
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当然，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得越紧密，科技发明转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进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科技自主创新。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科技创新为前进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
刘福垣：要转变增长方式，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不能片面喊高科技，信息化生存。现阶段，我们上项目、上设备，要以中等技术，利用中等人才，来创造中等收入阶层。
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意义的新，第一个新是相对于十九世纪那个老T业化道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第二个新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瓦特改良蒸汽机，用了一点热力学，但是基本上是靠经验。第二次产业革命靠这些东西就不行了，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比如做一个电脑，你不基于科学，没有物理、电子学的这些科学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电脑。为什么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呢?关键在于创新的制度化，主要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关于科学的制度；一个是关于技术的制度，这两套制度不形成，科学进步不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技要为生产服务，技术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激励主要靠市场；而科学不能够直接为生产服务，科学的激励体系以发明优先权为核心。这个激励机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学家们独立的共同体，同行的科学家们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从根上研究人家的历史，我们是一个后进者，后进者聪明在哪儿?聪明在于能够以史为鉴，知道别人哪儿走错了，少走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