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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中的基础单元。社会质量理论中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合及社会赋权”四个指标体系不但能够用来评价社区治理的问题与不足，还能够用来指导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走向。以天津市X社区为例，分析局部社区治理中的问题，从社会质量的角度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应拓宽资源供应源、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理念、增强社区社会包容性以及鼓励社会多元参与，增加社会赋权力度。
关键词：社会质量;社区治理;现代化
一、背景
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初探索期（1949—1978年）、中期转型（1979—1990年）、后期建设（1991—2012年）和现代治理（2013年至今）四个阶段[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社区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理念与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扩展。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由此可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现代化。
二、文献论证
（一）社会质量理论
作为一种新的政策研究范式，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之一。社会质量的定义最早由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EFSQ）提出。这一组织将社会质量定义为“人们在提升他们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交往的程度”。1997年学者Beck[2]等人提出，“社会质量包含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建构性因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回应和个人能力四个方面;规范性要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正义、平等、团结和人的尊严四个方面;条件性因素是社会质量的核心，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2]。
而本土社会质量的研究实际上是早于欧洲的，王沪宁（1989）从中国基于建立全新政治秩序的可行选择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任何社会政治秩序的格式和发展，都与该社会所提供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而这些条件对一个社会的设定，归之为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概念，即社会质量”[3]。随后，吴忠民（1990）基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社会质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4]。但是由于我国当时的结构调整和改革还不够深化，本土的社会质量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二）社会质量理论与社区治理研究
新时期，中国众多学者的研究将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林卡（2010）率先主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引入社会质量理论[5];李勇等（2014）[6]学者基于对深圳市问卷调查相关数据的研究，提出社区创新需要社会质量理论中各要素的引入。乔海霞（2019）从社会质量视角下研究社区工作新模式，依据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四要素提出社區工作“五元主体”模式[7]。张宾哲（2016）从社会质量视角下解读乡村社区治理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的困境[8]。从前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社会质量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对于整个社区治理过程能够提供一定的依据。关于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的文献中已经有很多关于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但鲜少有研究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现代化。
三、社会质量视角下天津市X社区治理问题
天津市X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笔者在与社区书记的访谈中了解到当前该社区是所在区域重点发展社区，社区内的人口结构、资源环境等都有其特色，社区的经济和社区建设受到地方相关机构的关注。社会质量理论虽起源于欧洲，但在近些年我国学者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也可以在本土的社会发展中提供理论指导。用社会质量理论来衡量当前X社区的建设现状，发现在其指标体系下X社区社区治理情况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一）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作用欠缺
社会——经济保障是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中的最基本层次，主要指的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定的物质资源或非物质资源，包括教育、社会服务、公共环境等[9]。而当前X社区的社区治理情况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有屋顶漏水、停车难和社区养老问题，大部分原因是社区社会——经济的供给能力有限。X社区目前民生所需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财政拨款，其标准远低于社区内各方面建设所需的;另一方面，社区养老等现实困境除了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需要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长效供给，因此社会质量视角下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在体系化、长效性等方面没有得到保障。
（二）社区内部凝聚力问题
社会凝聚以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对社会发展和个人自我实现至关重要，主要是指在社区团结的认同基础上，揭示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衡量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9]。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体现十八大“共享”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应注重社区居民共享社区发展成果。目前X社区的居民中大部分是本地人，但也存在将近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流动人口在社区适应的过程中，存在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问题与社区居民及工作人员产生矛盾，给社区工作和社区氛围营造带来挑战，长此以往居民可能会产生不满情绪。
（三）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包容度问题
社会包容即社会融入，这一指标主要指人们的个人权利在现行的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中能够实现的程度，这些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服务和教育保障等[9]。这一指标注重社区治理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关政策的解读、居民以及工作人员对于制度的掌握度等因素。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除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履职，也需要社区加强与民政、教育、治安等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社区工作人员在实施工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比如居民会来社区开具死亡证明，但社区工作职责中并没有这项权限;社区网格员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很少，居民社区参与不够积极，造成社区和社会工作机构的边线不够积极。整体上X社区的社会环境没能体现出包容，对社区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形成障碍。
关键词：社会质量;社区治理;现代化
一、背景
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初探索期（1949—1978年）、中期转型（1979—1990年）、后期建设（1991—2012年）和现代治理（2013年至今）四个阶段[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社区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理念与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扩展。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由此可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现代化。
二、文献论证
（一）社会质量理论
作为一种新的政策研究范式，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之一。社会质量的定义最早由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EFSQ）提出。这一组织将社会质量定义为“人们在提升他们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交往的程度”。1997年学者Beck[2]等人提出，“社会质量包含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建构性因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回应和个人能力四个方面;规范性要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正义、平等、团结和人的尊严四个方面;条件性因素是社会质量的核心，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2]。
而本土社会质量的研究实际上是早于欧洲的，王沪宁（1989）从中国基于建立全新政治秩序的可行选择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任何社会政治秩序的格式和发展，都与该社会所提供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而这些条件对一个社会的设定，归之为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概念，即社会质量”[3]。随后，吴忠民（1990）基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社会质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4]。但是由于我国当时的结构调整和改革还不够深化，本土的社会质量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二）社会质量理论与社区治理研究
新时期，中国众多学者的研究将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林卡（2010）率先主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引入社会质量理论[5];李勇等（2014）[6]学者基于对深圳市问卷调查相关数据的研究，提出社区创新需要社会质量理论中各要素的引入。乔海霞（2019）从社会质量视角下研究社区工作新模式，依据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四要素提出社區工作“五元主体”模式[7]。张宾哲（2016）从社会质量视角下解读乡村社区治理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的困境[8]。从前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社会质量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对于整个社区治理过程能够提供一定的依据。关于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的文献中已经有很多关于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但鲜少有研究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现代化。
三、社会质量视角下天津市X社区治理问题
天津市X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笔者在与社区书记的访谈中了解到当前该社区是所在区域重点发展社区，社区内的人口结构、资源环境等都有其特色，社区的经济和社区建设受到地方相关机构的关注。社会质量理论虽起源于欧洲，但在近些年我国学者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也可以在本土的社会发展中提供理论指导。用社会质量理论来衡量当前X社区的建设现状，发现在其指标体系下X社区社区治理情况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一）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作用欠缺
社会——经济保障是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中的最基本层次，主要指的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定的物质资源或非物质资源，包括教育、社会服务、公共环境等[9]。而当前X社区的社区治理情况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有屋顶漏水、停车难和社区养老问题，大部分原因是社区社会——经济的供给能力有限。X社区目前民生所需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财政拨款，其标准远低于社区内各方面建设所需的;另一方面，社区养老等现实困境除了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需要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长效供给，因此社会质量视角下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在体系化、长效性等方面没有得到保障。
（二）社区内部凝聚力问题
社会凝聚以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对社会发展和个人自我实现至关重要，主要是指在社区团结的认同基础上，揭示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衡量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9]。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体现十八大“共享”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应注重社区居民共享社区发展成果。目前X社区的居民中大部分是本地人，但也存在将近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流动人口在社区适应的过程中，存在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问题与社区居民及工作人员产生矛盾，给社区工作和社区氛围营造带来挑战，长此以往居民可能会产生不满情绪。
（三）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包容度问题
社会包容即社会融入，这一指标主要指人们的个人权利在现行的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中能够实现的程度，这些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服务和教育保障等[9]。这一指标注重社区治理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关政策的解读、居民以及工作人员对于制度的掌握度等因素。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除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履职，也需要社区加强与民政、教育、治安等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社区工作人员在实施工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比如居民会来社区开具死亡证明，但社区工作职责中并没有这项权限;社区网格员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很少，居民社区参与不够积极，造成社区和社会工作机构的边线不够积极。整体上X社区的社会环境没能体现出包容，对社区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形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