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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在科学总结我省过去五年取得七个方面的巨大成绩、五个深刻启示的基础上，清醒而深刻地提出了我省经济社会及振兴发展中存在的“三性”问题。报告提出，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矛盾仍然突出，产业结构偏重、民营经济偏弱、创新人才偏少问题亟待解决。这是问题导向方法论的科学运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化，是对我省振兴发展面临难题的理性诊断和科学把脉，为奋力走出全面振兴发展新路子提供导向和路径引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纵观这些年人们对省情及我省振兴发展中存在问题所做的提炼和概括有许多误区，或不够深刻，或不够透明，或不够准确，并影响了对我省问题的解决。这次党代会报告把问题明确概括为“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是对我省振兴发展面临问题分析最透、表述最准、阐释最深的一次，显示了党代会报告的价值性和导向性。对“三个性”我们应从四个维度来把握：
一、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的研判体现了历史的维度
我省进入计划经济较早，退出计划经济较晚，思想观念滞后，体制机制不活仍是制约振兴发展的症结。我省在振兴发展中存在的“三个性”问题及难题有着深刻历史根源。我省在全国各省市解放最早，1946年我省就在哈尔滨率先实行供给制，并推进计划经济体制，而在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由于解放时间晚，根本没有搞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晚于我省。在“一五”时期，由于我省与苏联联系较密切，苏联援建我省的22个大项目，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我省是典型的小生产特色鲜明的农耕经济，进而使我省计划经济体制更加根深蒂固。体制性的历史遗留导致我省经济及振兴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和改革的发展。所以，党代会报告精准、明确提出这“三性”，是对我省振兴发展问题的科学诊断。
二、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的研判体现了现实的维度
我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从北向南，即从我省为实践起点一步一步向南方及向沿海省市推进，我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时间长，而且更带有苏联的计划经济特色，并融进自然经济的守旧、靠经验、反对知识和市场因素，使我省的计划经济更为典型。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与之相反，是从南方，即沿海省市及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特区向北推进。改革实践推进的落差和现实使我省是较晚获得市场经济阳光沐浴，进一步导致和助长了我省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并由体制和机制固化，从而造成我省人们观念的滞后和思想的保守。这是我省改革开放及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发展位次后移的根本原因，这是我们不可否认和忽视的客观现实，是多年没诊断清楚的“龙江病”。“三性”矛盾，是在改革攻坚阶段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有利于提出符合我省省情的发展路径。
三、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的研判体现了理性的维度
多年来人们不断对这“三个性”问题进行逻辑排序和因果探寻，但缺少理性维度和深刻分析。党代会报告中把“体制性”问题放在首位，是对“三性”“龙江病”的准确把脉，病根是“体制性”，明确把结构性、资源性的“病”归结于体制性，或带有体制性癌细胞。我省现在的结构性、资源性问题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企业结构不合理。单一的既油城、煤城、林城等资源枯竭，而是与典型计划经济体制相连、相通的不可忽视的“并发症”。所以，我省要解决的结构性、资源性问题也不同于并严重于兄弟省市，这是我省振兴发展中难题、阻力、困难重于辽宁、吉林的病因所在。充分表明这次党代会报告对我省省情及振兴发展面对难题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了问题导向及解决问题的市场取向。
四、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体现了工作的维度
面对传统产业集中负向拉动的严峻挑战，实施五大规划，抓好十大重点产业，一批具有牵动力的大项目投产，为稳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新动能、新增长领域培育见到成效，全省能源工业2011年占经济总量22%，2016年下降到8%。从经济总量上看，2016年比2012年增加1 400多亿元，能源工业已比2012年减少1 600多亿元。表明我省在能源工业之外多创造3 000多亿元经济总量。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我省紧紧抓住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特别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两次讲话精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的成功结果和成功实践，对“三性”结论的正确性、准确性、深刻性，是我省对自身振兴发展认知的再一次解放思想，对振兴发展规律的再一次理性把握。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对“三性”与“三偏”进行集中论述，为我省深化改革提供了逻辑支撑和理论依据。由此，顺理成章地提出“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更充分释放的全面振兴发展新路”的任务要求。改革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我省推进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多措并举、勇于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形成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我们要立足“三性”科学认识和准确定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激发实现龙江全面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纵观这些年人们对省情及我省振兴发展中存在问题所做的提炼和概括有许多误区，或不够深刻，或不够透明，或不够准确，并影响了对我省问题的解决。这次党代会报告把问题明确概括为“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是对我省振兴发展面临问题分析最透、表述最准、阐释最深的一次，显示了党代会报告的价值性和导向性。对“三个性”我们应从四个维度来把握：
一、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的研判体现了历史的维度
我省进入计划经济较早，退出计划经济较晚，思想观念滞后，体制机制不活仍是制约振兴发展的症结。我省在振兴发展中存在的“三个性”问题及难题有着深刻历史根源。我省在全国各省市解放最早，1946年我省就在哈尔滨率先实行供给制，并推进计划经济体制，而在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由于解放时间晚，根本没有搞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晚于我省。在“一五”时期，由于我省与苏联联系较密切，苏联援建我省的22个大项目，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我省是典型的小生产特色鲜明的农耕经济，进而使我省计划经济体制更加根深蒂固。体制性的历史遗留导致我省经济及振兴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和改革的发展。所以，党代会报告精准、明确提出这“三性”，是对我省振兴发展问题的科学诊断。
二、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的研判体现了现实的维度
我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从北向南，即从我省为实践起点一步一步向南方及向沿海省市推进，我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时间长，而且更带有苏联的计划经济特色，并融进自然经济的守旧、靠经验、反对知识和市场因素，使我省的计划经济更为典型。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与之相反，是从南方，即沿海省市及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特区向北推进。改革实践推进的落差和现实使我省是较晚获得市场经济阳光沐浴，进一步导致和助长了我省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并由体制和机制固化，从而造成我省人们观念的滞后和思想的保守。这是我省改革开放及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发展位次后移的根本原因，这是我们不可否认和忽视的客观现实，是多年没诊断清楚的“龙江病”。“三性”矛盾，是在改革攻坚阶段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有利于提出符合我省省情的发展路径。
三、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的研判体现了理性的维度
多年来人们不断对这“三个性”问题进行逻辑排序和因果探寻，但缺少理性维度和深刻分析。党代会报告中把“体制性”问题放在首位，是对“三性”“龙江病”的准确把脉，病根是“体制性”，明确把结构性、资源性的“病”归结于体制性，或带有体制性癌细胞。我省现在的结构性、资源性问题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企业结构不合理。单一的既油城、煤城、林城等资源枯竭，而是与典型计划经济体制相连、相通的不可忽视的“并发症”。所以，我省要解决的结构性、资源性问题也不同于并严重于兄弟省市，这是我省振兴发展中难题、阻力、困难重于辽宁、吉林的病因所在。充分表明这次党代会报告对我省省情及振兴发展面对难题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了问题导向及解决问题的市场取向。
四、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体现了工作的维度
面对传统产业集中负向拉动的严峻挑战，实施五大规划，抓好十大重点产业，一批具有牵动力的大项目投产，为稳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新动能、新增长领域培育见到成效，全省能源工业2011年占经济总量22%，2016年下降到8%。从经济总量上看，2016年比2012年增加1 400多亿元，能源工业已比2012年减少1 600多亿元。表明我省在能源工业之外多创造3 000多亿元经济总量。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我省紧紧抓住体制性、结构性、资源性问题，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特别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两次讲话精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的成功结果和成功实践，对“三性”结论的正确性、准确性、深刻性，是我省对自身振兴发展认知的再一次解放思想，对振兴发展规律的再一次理性把握。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对“三性”与“三偏”进行集中论述，为我省深化改革提供了逻辑支撑和理论依据。由此，顺理成章地提出“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更充分释放的全面振兴发展新路”的任务要求。改革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我省推进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多措并举、勇于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形成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我们要立足“三性”科学认识和准确定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激发实现龙江全面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