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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遵义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灭顶危险的重大转折关头，还是在西安事变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张闻天都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挽救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有一个故事可作为这段历史的注脚：现在无论是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部分，都有一座毛、张、周、王的四人群塑。而韶山的这一群塑像背后，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据说，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改造，新设计的这一群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馆正式开放前，中央领导前来视察，看到这三人群塑后，即问该馆负责人：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但这里怎么没有？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看起来不打紧的“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话剧的序幕。正是在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年回忆，罗明到达通道县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泽东、张闻天正在一起谈话，罗明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湘江战役通过4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张闻天、王稼祥的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呃，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由此可见，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间的党务工作主持人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中，党中央所举行的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据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正因如此，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否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并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一书记载，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不过，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但这一例外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
在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议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泽东都未出席。 在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于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在接任总书记后，便很快布置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此外，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会议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留下的精神遗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在这个急剧然而十分重要的历史拐弯处，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怎样应对、如何解决的呢？
1935年12月，在陕西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指出：“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因遵义会议举行时还在长征途中，“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才有条件“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简言之，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3日，中央即在保安窑洞召开了应对事变的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发言中他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
17日，周恩来在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认识上取得一致，正式作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后来，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在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辞世，恰逢建党55周年。他昔日战友曾作《怀念张闻天》一诗，这样总结他的一生：“留日留美复留苏，遵义庐山何嗟如。残冬未尽身先逝，化作春泥香如故。闻公立志解民忧，逆风疾雨劲更道。诲人不倦深得益，甘为孺牛照千秋。”
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有一个故事可作为这段历史的注脚：现在无论是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部分，都有一座毛、张、周、王的四人群塑。而韶山的这一群塑像背后，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据说，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改造，新设计的这一群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馆正式开放前，中央领导前来视察，看到这三人群塑后，即问该馆负责人：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但这里怎么没有？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看起来不打紧的“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话剧的序幕。正是在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年回忆，罗明到达通道县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泽东、张闻天正在一起谈话，罗明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湘江战役通过4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张闻天、王稼祥的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呃，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由此可见，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间的党务工作主持人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中，党中央所举行的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据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正因如此，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否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并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一书记载，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不过，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但这一例外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
在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议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泽东都未出席。 在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于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在接任总书记后，便很快布置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此外，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会议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留下的精神遗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在这个急剧然而十分重要的历史拐弯处，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怎样应对、如何解决的呢？
1935年12月，在陕西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指出：“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因遵义会议举行时还在长征途中，“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才有条件“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简言之，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3日，中央即在保安窑洞召开了应对事变的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发言中他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
17日，周恩来在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认识上取得一致，正式作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后来，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在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辞世，恰逢建党55周年。他昔日战友曾作《怀念张闻天》一诗，这样总结他的一生：“留日留美复留苏，遵义庐山何嗟如。残冬未尽身先逝，化作春泥香如故。闻公立志解民忧，逆风疾雨劲更道。诲人不倦深得益，甘为孺牛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