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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我国传统洁齿方式及工具的介绍，以及佛教典籍和壁画中有关洁齿的记述，说明植毛牙刷是我国中唐时期佛教信众，在佛教教义的内在要求下，受齿木洁齿的启发，结合我国实际，经过不断探索发明的。到辽代时，植毛牙刷进一步改良，已经有了头和柄的分化，而植毛方式也有明植和暗植两种。
[关键词]辽代;中唐;齿木;植毛牙刷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8-0021-04
植毛牙刷是现代人类清洁牙齿、预防龋齿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构造简单，使用方便，洁齿高效，可谓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看似寻常却奇绝的发明。那么牙刷是怎么发明的呢？下面我们就从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的辽代骨柄植毛牙刷谈起，来探讨一下有关牙刷发明的问题。
内蒙古博物院藏辽代骨柄植毛牙刷有3件，但植毛都已糟朽无存，仅具刷柄。
第一件：牙刷呈圆体簪形，通长25.2厘米。头部为半圆柱体，宽1.35厘米、厚1.02厘米、长4.3厘米。植毛面平整，上钻两排共12孔，孔径0.5厘米、深0.75厘米。头顶部横钻一深孔，孔径0.3厘米、深4.2厘米，该孔与植毛孔底部相通，应与固定植毛有关。柄部长21厘米，向外弧曲，截面为椭圆形，长径0.9厘米、短径0.7厘米（见图1）。
第二件：与第一件相似，通长25.3厘米。头部宽1厘米、厚0.69厘米、长3.98厘米。植毛面上钻两排共14孔，孔径0.3厘米、深0.5厘米。头顶部横钻一深孔，直径0.25厘米、深3.7厘米。柄部为圆柱状，长21.32厘米、直径0.6厘米（见图2）。
第三件：牙刷呈方体簪形，残长16厘米。头部平面为椭圆形，宽0.9厘米、厚0.74厘米、长3.65厘米。植毛面上共钻15孔，孔径0.22厘米，1孔位于前端，其余14孔分两列排布，孔上下贯通，背部孔径略小。背部沿植毛孔刻一周凹槽，以便于用细丝固定植毛。柄部，宽0.48厘米、厚0.6厘米、残长12.35厘米（见图3）。
最早见诸考古报告的辽代植毛牙刷出土于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①该墓出土两把相同的骨柄植毛牙刷，通长19.5厘米，刷头有植毛孔两排共8孔，植毛孔上下贯通，背部孔径略小，且能见用金属丝结扎过的锈痕②（见图4）。从植毛孔构造上看，这两把植毛牙刷与上文所述的第三件牙刷相同。而在渤海大学博物馆中收藏有一把与上文第一、二件相同的辽代骨柄牙刷。③从这些资料来看，辽代植毛牙刷植毛孔可分半穿与贯穿两种，这可能代表两种不同的植毛方式，我们暂称其为暗植与明植， 暗植指经顶部横孔将植毛固定于植毛孔内，明植即在背部用细丝将植毛固定在植毛孔中。
关于植毛牙刷出现的年代，以前不少学者曾根据赠卫国驸马墓出土的两把有确切纪年的骨柄牙刷，推断应在公元10世纪中叶的辽代。④但从上述这些辽代植毛牙刷表面光洁，柄部修长，植毛孔排列整齐、规格一致，植毛方式精巧、多样等些特征来看，它们已经是相对成熟的牙刷了。因此，植毛牙刷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点。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成都市指挥街一处灰坑时，发现了四件骨质牙刷柄。⑤编号H4：198的牙刷柄，截面呈椭圆形，头部钻两排共12孔，通长17.8厘米、头宽1.1厘米、孔径0.3厘米（见图5）。编号H4：212的牙刷柄，截面呈扁椭圆形，头部钻两排共13孔，通长15.6厘米、头宽1厘米、孔径0.4厘米（见图6）。编号H4：202的牙刷柄，截面呈椭圆形，头部自钻孔处残，残长19.4厘米（见图7）。编号H8：159的牙刷柄，两端均残，残长9.6厘米。这四件骨质牙刷柄，以H4：198保存得最为完好，12个植毛孔，孔与孔之间距离相等，排列整齐;植毛孔上下贯通，植毛面处孔径较背面孔径略大，这样便于植毛，又能在背面用细线将植毛固定在刷头上。根据考古工作者研究，此出土牙刷柄的灰坑的年代约在中唐期至晚唐期，因此，牙刷柄的年代也在这个区间内。这就将我国植毛牙刷的发展史推进至中唐。
这批中唐的植毛牙刷，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植毛牙刷。从外观上看，中唐牙刷与辽代牙刷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中唐牙刷的头部与柄部是等宽的，又没分界，显得更为原始，而辽代牙刷头部要宽于柄部，刷头和刷柄有了较明显分界，与现代牙刷更为接近。同时，目前所见的中唐植毛牙刷植毛方式都是明植，而辽代有明植和暗植两种。
植毛牙刷出现的时间，目前我们可以确认推进到中唐。那么，植毛牙刷是什么人发明的呢？我们接下来逐步探讨。
先来探讨一下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是怎样清洁牙齿的。
根据先秦典籍记载，我国古人洁齿的方式可分漱口和剔牙两种。如在《礼记·内则》中多处记载“鸡初鸣，咸盥漱”，盥漱就是指洗手漱口。《礼记·曲礼上》载“主人未辩，客不虚口”，意思是主人没尝遍食物，客人就不要漱口表示吃完了。唐孔颖达疏曰：“虚口谓食毕饮酒荡口，使清洁及安食也。”《礼记·曲礼上》还载“共食不饱……毋刺齿”，意思是与他人一起吃饭时，不能只顾自己吃饱……不能当众剔牙齿。作为一部先秦时期儒家有关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礼记》有关漱口和剔牙的这些礼仪论述，表明在先秦时期漱口与剔牙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行为。用于漱口和剔牙的器具，在先秦考古中也多有发现，如青铜器中的盘与匜或盉就是一组盥漱器，而可能作剔牙之用的骨签在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古墓中就有出土。⑥
漱口和剔牙这两种洁齿方法，具有方便、有效、易操作的特点，至今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可以说它们是中国人传统的洁齿方式。但这两种洁齿方式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作用原理，都与用牙刷刷牙相去甚远，这说明其与植毛牙刷并不具有内在演进关系。同时，这两种洁齿方式都存在洁齿不彻底的问题，它们对夹塞齿缝或粘附在齿面上的大颗粒食物残渣具有较好的清除效果，但对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祛除效果就甚微，而牙菌斑与龋齿病和牙周病以及口臭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洁齿方法的局限性，致使我国古人多患牙疾。⑦ 既然我国传统洁齿方式与牙刷起源之间缺乏相关性，那么我们就要从外来文化中加以探寻。在古印度，民众普遍使用一种名为齿木的工具来清洁牙齿。⑧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汉地。⑨这种全新的洁齿方法，作为佛教洁身修行的一部分，也经佛经翻译家介绍到我国，只是齿木最初被翻译成了杨枝。
有关杨枝（齿木）洁齿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中。经中记载“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七物？一者燃火;……六者杨枝;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谓除去七病？一者四大安隐;……六者除去垢秽;七者身体轻便，眼目精明。是为除去众僧七病。如是供养，便得七福。何谓七福？一者四大无病，所生常安，勇武丁健，众所敬仰……六者口齿香好，方白齐平，所说教令，莫不肃用。”记载中提到用杨枝能除去污垢，使口齿香好，方白齐平，从而达到所说教令莫不肃用的效果。可见杨枝具有与牙刷相似的洁齿功能，而口齿洁净与佛教宣法布道又有重大关系。此后至初唐的汉译佛经中，多处出现有关杨枝（齿木）洁齿的记载。⑩如西晋竺法护译《菩萨行五十缘身经》载“澡面及杨枝梳齿，用是故，佛面口中皆香”，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载“施人杨枝有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除风;二者处唾;三者生藏得消;四者口中不臭;五者眼得清净”，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载“时彼檀越既嚼杨枝以用漱口”，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般若波罗蜜多聪明陀罗尼第十五》载“于晨朝时杨枝净口”等。以上记载杨枝洁齿的佛经固然不少，但都未对如何使用杨枝洁齿加以说明。直到初唐武则天时期，游学印度的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才首次对杨枝的选材和使用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齿木）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少壮者任取（齿木）嚼之，耆宿者乃椎头使碎。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者为最。”可见，齿木的使用方式是先将一头嚼出纤维，呈扫帚形，然后用这头刷牙。这与现代牙刷洁齿原理相仿，形状相似，可谓是牙刷的雏形。同时，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洁齿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也进行了论述，强调“盥漱清净，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义净还对杨枝系齿木的误译进行了详尽解释，并倡导使用齿木洁齿。
尽管佛经中对使用齿木洁齿作了明确要求，义净也对如何使用齿木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倡导使用齿木，但用齿木洁齿并未在我国佛教信众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中就能明确看出。在敦煌壁画中与刷牙有关的壁画分两种，一种是用齿木刷牙，另一种是用手指刷牙，并且都是佛教题材的壁画。用齿木刷牙的壁画见于晚唐9窟、196窟《劳度叉斗圣变》中，在五代146窟也有发现，11从公布的图片资料看，晚唐196窟12（见图8）与五代146窟13（见图9）用齿木刷牙者皆大眼碧睛，系西域僧人造型，因此推测，用齿木洁齿当时仍被看成是域外僧人的洁齿方式，而在我国僧人中并不多见。另一种手指刷牙图在中唐154窟、159窟、186窟、361窟都有发现，14以159窟为例15（见图10），用手指刷牙者与著汉服侍者眉目相仿，应是我国僧人形象，因此我们推断，尽管佛教主张用齿木刷牙，但当时我国佛教信众却多用手指刷牙。
需要说明的是，用手指刷牙在我国民间早有记载。如南北朝刘峻撰的《类苑》载：“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份同烧煅，研熬将来使更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到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用“每日一捻指盐内口中，以暖水含，揩齿及扣齿百遍，为之不绝，不过五日，口齿即密牢”。对比敦煌佛教壁画中手指刷牙图与我国古籍中所载手指刷牙法，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在刷牙目的上存在明显区别：佛教中以手指刷牙为牙齿清洁，“除污垢，使口齿香好”，而我国古籍中所载用手指蘸牙药或盐刷牙的目的在于牙齿的保健，使牙齿密牢。
除了用齿木和手指刷牙外，在晚唐还有一种用布揩齿的方法。如在法门寺唐塔地宫内出土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中有“揩齿布一百条”的记载。16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尽管用齿木洁齿早已经汉译佛经介绍至我国，但至唐时，我国佛教信众却多手指、揩齿布洁齿，而这两种方法在汉译佛经中并没有记载，说明它们是我国佛教信众在佛教教义的要求下，在齿木洁齿法的启发下衍生出来的，是对洁齿方法的创新。齿木洁齿作为佛教沐浴洁身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求佛教信众严格遵守，但因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印度有很大不同，齿木的取材又受到地域与季节的制约，加之齿木有“苦涩辛辣”之味，这些因素共同致使我国佛教信众不习于使用齿木，这种不习惯又推动我国佛教信众探索新的洁齿方式，用手指和揩齿布洁齿就应需而生。但是，无论是用手指，还是用揩齿布洁齿，都不能很好地清除齿缝和齿冠上的污垢，存在洁齿不彻底的问题，达不到齿木洁齿的好效果，这就促使我国佛教信众进一步探索更加接近齿木功能、更为方便的洁齿工具，而与齿木形态相似的，可反复使用的，不受地域、季节限制的，且无苦涩辛辣之味的，洁齿更为彻底的植毛牙刷终在中唐时期被发明。
有关佛教信众发明植毛牙刷的更直接的证据，出现在宋嘉定年间到中国的日本名僧道元撰的《正眼法藏》中。书中写道：“余于大宋国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1223年）四月，首次到中国各山寺参观时，得知……僧侣们除漱口之外，尚用剪成寸余之马尾，植于牛角制成的器物上，用以刷洗牙齿。”
综上所述，植毛牙刷是我国中唐时期佛教信众，在佛教教义的内在要求下，受齿木洁齿的启发，结合我国实际，经过不断探索发明的。到辽代时，植毛牙刷进一步改良，已经有了头和柄的分化，而植毛方式也有明植和暗植两种。
[注 释]
①郑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②李刚：《我国古代牙刷的发明和发展》，《口腔护理用品工业》2010年第3期。
③崔向东：《中国古代的牙刷方法》，《历史教学》，2009年第14期。
④周宗歧：《辽代植毛牙刷考》，《中国口腔科杂志》，1956年第3期;赵双战：《牙刷溯源》，《中国医史杂志》，2006年第3期;李晓军、朱晴：《中国古代菌斑控制措施及用具源流略考》，《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年第4期。
⑤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9年第2辑，第285页。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126页。
⑦⑩ 宋红：《中国人使用牙刷考》，《口腔护理用品工业》，2011年第3期、第43～48页。
⑧陈星灿：《中国人刷牙的历史有多久》，《寻根》，2005年第4期;宋红：《中国人使用牙刷考》，《口腔护理用品工业》，2001年第3期，第43～48页。
⑨杜维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1114王惠民：《敦煌壁画刷牙图考论》，《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
12吴健：《佛教艺术全集·敦煌佛影》，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3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4页。
15段文杰：《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6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关键词]辽代;中唐;齿木;植毛牙刷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8-0021-04
植毛牙刷是现代人类清洁牙齿、预防龋齿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构造简单，使用方便，洁齿高效，可谓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看似寻常却奇绝的发明。那么牙刷是怎么发明的呢？下面我们就从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的辽代骨柄植毛牙刷谈起，来探讨一下有关牙刷发明的问题。
内蒙古博物院藏辽代骨柄植毛牙刷有3件，但植毛都已糟朽无存，仅具刷柄。
第一件：牙刷呈圆体簪形，通长25.2厘米。头部为半圆柱体，宽1.35厘米、厚1.02厘米、长4.3厘米。植毛面平整，上钻两排共12孔，孔径0.5厘米、深0.75厘米。头顶部横钻一深孔，孔径0.3厘米、深4.2厘米，该孔与植毛孔底部相通，应与固定植毛有关。柄部长21厘米，向外弧曲，截面为椭圆形，长径0.9厘米、短径0.7厘米（见图1）。
第二件：与第一件相似，通长25.3厘米。头部宽1厘米、厚0.69厘米、长3.98厘米。植毛面上钻两排共14孔，孔径0.3厘米、深0.5厘米。头顶部横钻一深孔，直径0.25厘米、深3.7厘米。柄部为圆柱状，长21.32厘米、直径0.6厘米（见图2）。
第三件：牙刷呈方体簪形，残长16厘米。头部平面为椭圆形，宽0.9厘米、厚0.74厘米、长3.65厘米。植毛面上共钻15孔，孔径0.22厘米，1孔位于前端，其余14孔分两列排布，孔上下贯通，背部孔径略小。背部沿植毛孔刻一周凹槽，以便于用细丝固定植毛。柄部，宽0.48厘米、厚0.6厘米、残长12.35厘米（见图3）。
最早见诸考古报告的辽代植毛牙刷出土于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①该墓出土两把相同的骨柄植毛牙刷，通长19.5厘米，刷头有植毛孔两排共8孔，植毛孔上下贯通，背部孔径略小，且能见用金属丝结扎过的锈痕②（见图4）。从植毛孔构造上看，这两把植毛牙刷与上文所述的第三件牙刷相同。而在渤海大学博物馆中收藏有一把与上文第一、二件相同的辽代骨柄牙刷。③从这些资料来看，辽代植毛牙刷植毛孔可分半穿与贯穿两种，这可能代表两种不同的植毛方式，我们暂称其为暗植与明植， 暗植指经顶部横孔将植毛固定于植毛孔内，明植即在背部用细丝将植毛固定在植毛孔中。
关于植毛牙刷出现的年代，以前不少学者曾根据赠卫国驸马墓出土的两把有确切纪年的骨柄牙刷，推断应在公元10世纪中叶的辽代。④但从上述这些辽代植毛牙刷表面光洁，柄部修长，植毛孔排列整齐、规格一致，植毛方式精巧、多样等些特征来看，它们已经是相对成熟的牙刷了。因此，植毛牙刷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点。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成都市指挥街一处灰坑时，发现了四件骨质牙刷柄。⑤编号H4：198的牙刷柄，截面呈椭圆形，头部钻两排共12孔，通长17.8厘米、头宽1.1厘米、孔径0.3厘米（见图5）。编号H4：212的牙刷柄，截面呈扁椭圆形，头部钻两排共13孔，通长15.6厘米、头宽1厘米、孔径0.4厘米（见图6）。编号H4：202的牙刷柄，截面呈椭圆形，头部自钻孔处残，残长19.4厘米（见图7）。编号H8：159的牙刷柄，两端均残，残长9.6厘米。这四件骨质牙刷柄，以H4：198保存得最为完好，12个植毛孔，孔与孔之间距离相等，排列整齐;植毛孔上下贯通，植毛面处孔径较背面孔径略大，这样便于植毛，又能在背面用细线将植毛固定在刷头上。根据考古工作者研究，此出土牙刷柄的灰坑的年代约在中唐期至晚唐期，因此，牙刷柄的年代也在这个区间内。这就将我国植毛牙刷的发展史推进至中唐。
这批中唐的植毛牙刷，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植毛牙刷。从外观上看，中唐牙刷与辽代牙刷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中唐牙刷的头部与柄部是等宽的，又没分界，显得更为原始，而辽代牙刷头部要宽于柄部，刷头和刷柄有了较明显分界，与现代牙刷更为接近。同时，目前所见的中唐植毛牙刷植毛方式都是明植，而辽代有明植和暗植两种。
植毛牙刷出现的时间，目前我们可以确认推进到中唐。那么，植毛牙刷是什么人发明的呢？我们接下来逐步探讨。
先来探讨一下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是怎样清洁牙齿的。
根据先秦典籍记载，我国古人洁齿的方式可分漱口和剔牙两种。如在《礼记·内则》中多处记载“鸡初鸣，咸盥漱”，盥漱就是指洗手漱口。《礼记·曲礼上》载“主人未辩，客不虚口”，意思是主人没尝遍食物，客人就不要漱口表示吃完了。唐孔颖达疏曰：“虚口谓食毕饮酒荡口，使清洁及安食也。”《礼记·曲礼上》还载“共食不饱……毋刺齿”，意思是与他人一起吃饭时，不能只顾自己吃饱……不能当众剔牙齿。作为一部先秦时期儒家有关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礼记》有关漱口和剔牙的这些礼仪论述，表明在先秦时期漱口与剔牙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行为。用于漱口和剔牙的器具，在先秦考古中也多有发现，如青铜器中的盘与匜或盉就是一组盥漱器，而可能作剔牙之用的骨签在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古墓中就有出土。⑥
漱口和剔牙这两种洁齿方法，具有方便、有效、易操作的特点，至今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可以说它们是中国人传统的洁齿方式。但这两种洁齿方式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作用原理，都与用牙刷刷牙相去甚远，这说明其与植毛牙刷并不具有内在演进关系。同时，这两种洁齿方式都存在洁齿不彻底的问题，它们对夹塞齿缝或粘附在齿面上的大颗粒食物残渣具有较好的清除效果，但对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祛除效果就甚微，而牙菌斑与龋齿病和牙周病以及口臭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洁齿方法的局限性，致使我国古人多患牙疾。⑦ 既然我国传统洁齿方式与牙刷起源之间缺乏相关性，那么我们就要从外来文化中加以探寻。在古印度，民众普遍使用一种名为齿木的工具来清洁牙齿。⑧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汉地。⑨这种全新的洁齿方法，作为佛教洁身修行的一部分，也经佛经翻译家介绍到我国，只是齿木最初被翻译成了杨枝。
有关杨枝（齿木）洁齿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中。经中记载“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七物？一者燃火;……六者杨枝;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谓除去七病？一者四大安隐;……六者除去垢秽;七者身体轻便，眼目精明。是为除去众僧七病。如是供养，便得七福。何谓七福？一者四大无病，所生常安，勇武丁健，众所敬仰……六者口齿香好，方白齐平，所说教令，莫不肃用。”记载中提到用杨枝能除去污垢，使口齿香好，方白齐平，从而达到所说教令莫不肃用的效果。可见杨枝具有与牙刷相似的洁齿功能，而口齿洁净与佛教宣法布道又有重大关系。此后至初唐的汉译佛经中，多处出现有关杨枝（齿木）洁齿的记载。⑩如西晋竺法护译《菩萨行五十缘身经》载“澡面及杨枝梳齿，用是故，佛面口中皆香”，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载“施人杨枝有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除风;二者处唾;三者生藏得消;四者口中不臭;五者眼得清净”，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载“时彼檀越既嚼杨枝以用漱口”，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般若波罗蜜多聪明陀罗尼第十五》载“于晨朝时杨枝净口”等。以上记载杨枝洁齿的佛经固然不少，但都未对如何使用杨枝洁齿加以说明。直到初唐武则天时期，游学印度的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才首次对杨枝的选材和使用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齿木）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少壮者任取（齿木）嚼之，耆宿者乃椎头使碎。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者为最。”可见，齿木的使用方式是先将一头嚼出纤维，呈扫帚形，然后用这头刷牙。这与现代牙刷洁齿原理相仿，形状相似，可谓是牙刷的雏形。同时，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洁齿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也进行了论述，强调“盥漱清净，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义净还对杨枝系齿木的误译进行了详尽解释，并倡导使用齿木洁齿。
尽管佛经中对使用齿木洁齿作了明确要求，义净也对如何使用齿木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倡导使用齿木，但用齿木洁齿并未在我国佛教信众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中就能明确看出。在敦煌壁画中与刷牙有关的壁画分两种，一种是用齿木刷牙，另一种是用手指刷牙，并且都是佛教题材的壁画。用齿木刷牙的壁画见于晚唐9窟、196窟《劳度叉斗圣变》中，在五代146窟也有发现，11从公布的图片资料看，晚唐196窟12（见图8）与五代146窟13（见图9）用齿木刷牙者皆大眼碧睛，系西域僧人造型，因此推测，用齿木洁齿当时仍被看成是域外僧人的洁齿方式，而在我国僧人中并不多见。另一种手指刷牙图在中唐154窟、159窟、186窟、361窟都有发现，14以159窟为例15（见图10），用手指刷牙者与著汉服侍者眉目相仿，应是我国僧人形象，因此我们推断，尽管佛教主张用齿木刷牙，但当时我国佛教信众却多用手指刷牙。
需要说明的是，用手指刷牙在我国民间早有记载。如南北朝刘峻撰的《类苑》载：“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份同烧煅，研熬将来使更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到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用“每日一捻指盐内口中，以暖水含，揩齿及扣齿百遍，为之不绝，不过五日，口齿即密牢”。对比敦煌佛教壁画中手指刷牙图与我国古籍中所载手指刷牙法，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在刷牙目的上存在明显区别：佛教中以手指刷牙为牙齿清洁，“除污垢，使口齿香好”，而我国古籍中所载用手指蘸牙药或盐刷牙的目的在于牙齿的保健，使牙齿密牢。
除了用齿木和手指刷牙外，在晚唐还有一种用布揩齿的方法。如在法门寺唐塔地宫内出土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中有“揩齿布一百条”的记载。16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尽管用齿木洁齿早已经汉译佛经介绍至我国，但至唐时，我国佛教信众却多手指、揩齿布洁齿，而这两种方法在汉译佛经中并没有记载，说明它们是我国佛教信众在佛教教义的要求下，在齿木洁齿法的启发下衍生出来的，是对洁齿方法的创新。齿木洁齿作为佛教沐浴洁身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求佛教信众严格遵守，但因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印度有很大不同，齿木的取材又受到地域与季节的制约，加之齿木有“苦涩辛辣”之味，这些因素共同致使我国佛教信众不习于使用齿木，这种不习惯又推动我国佛教信众探索新的洁齿方式，用手指和揩齿布洁齿就应需而生。但是，无论是用手指，还是用揩齿布洁齿，都不能很好地清除齿缝和齿冠上的污垢，存在洁齿不彻底的问题，达不到齿木洁齿的好效果，这就促使我国佛教信众进一步探索更加接近齿木功能、更为方便的洁齿工具，而与齿木形态相似的，可反复使用的，不受地域、季节限制的，且无苦涩辛辣之味的，洁齿更为彻底的植毛牙刷终在中唐时期被发明。
有关佛教信众发明植毛牙刷的更直接的证据，出现在宋嘉定年间到中国的日本名僧道元撰的《正眼法藏》中。书中写道：“余于大宋国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1223年）四月，首次到中国各山寺参观时，得知……僧侣们除漱口之外，尚用剪成寸余之马尾，植于牛角制成的器物上，用以刷洗牙齿。”
综上所述，植毛牙刷是我国中唐时期佛教信众，在佛教教义的内在要求下，受齿木洁齿的启发，结合我国实际，经过不断探索发明的。到辽代时，植毛牙刷进一步改良，已经有了头和柄的分化，而植毛方式也有明植和暗植两种。
[注 释]
①郑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②李刚：《我国古代牙刷的发明和发展》，《口腔护理用品工业》2010年第3期。
③崔向东：《中国古代的牙刷方法》，《历史教学》，2009年第14期。
④周宗歧：《辽代植毛牙刷考》，《中国口腔科杂志》，1956年第3期;赵双战：《牙刷溯源》，《中国医史杂志》，2006年第3期;李晓军、朱晴：《中国古代菌斑控制措施及用具源流略考》，《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年第4期。
⑤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9年第2辑，第285页。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126页。
⑦⑩ 宋红：《中国人使用牙刷考》，《口腔护理用品工业》，2011年第3期、第43～48页。
⑧陈星灿：《中国人刷牙的历史有多久》，《寻根》，2005年第4期;宋红：《中国人使用牙刷考》，《口腔护理用品工业》，2001年第3期，第43～48页。
⑨杜维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1114王惠民：《敦煌壁画刷牙图考论》，《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
12吴健：《佛教艺术全集·敦煌佛影》，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3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4页。
15段文杰：《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6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