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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局部执政党风政风最好的黄金时期，也是党的群众工作最成功的时期。历史业已逝去，往事并不如烟。中央在延安辉煌的十三年岁月留下了不尽的思考，每次回忆那些不加任何修饰都十分生动的事例，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都能坚定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雷声、骂声与民生
打雷是天象，雷打死人是天灾，借雷打死人诅咒执政党的领袖，则不是一般的个人恩怨，而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是天大的事。
“雷击事件”在延安有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10月。清涧县农妇伍兰花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政府官僚横行”，因而被县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毛泽东得悉，请伍兰花来，当面了解情况。伍家有三个娃，一个瘫痪的娘，生活贫困。共产党来后分了地，头两年还好，粮食吃不完。“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咱们的死活了，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详细了解情况后，毛泽东立即指示：马上放人，派专人护送回家，去的人要带上公文，讲明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党和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向她赔礼道歉。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捕人作出深刻反省，要求组织干部部门对现任村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为群众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第二次发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直属各县市长联席会议，讨论生产自给及经济建设、干部教育、卫生保育工作和运盐问题。雷电从东南屋角穿入会议室内，坐在礼堂木柱附近代县长开会的延川县政府科长李彩云不幸身亡。无独有偶，当天，安塞县一位老农民在市场买东西时，拴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毛泽东听说后，不让延安保卫部门处理骂他的农民，反而思考：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对“雷击事件”曾多次提及，仅七大前后就三次深刻反思：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讲话中、1945年4月24日七大的口头报告、1945年5月31日七大的结论。
圣地的雷打死了干部，打死了毛驴，引起了骂声，惊醒了领袖。
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群众有怨言怎么办？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调查研究。毛主席特别强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1941年3、4月间，毛泽东亲自编写了《农村调查》一书，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当时著名的调查有林伯渠的甘泉、富县调查，西北局的《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固临调查》是其中较早进行的。
谁去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他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先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又与傅钟、邓小平等赴苏联留学，喝过两种“洋墨水”，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回国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长征中担任“铁流后卫”红五军团政委，是遵义会议20位参加者之一。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奉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又临危受命，领导西路军余部成功突围到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是长征中走得最远的军团级干部。李卓然的能力、水平、党性使他成为十分恰当的“调查团长”。
到哪调查？固临。固临县在延安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过多次区划变更今天已不存在。固临东面的宜川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泥湾。此地属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交界，经济条件在延安属中游，在这里调查具有代表性。著名的陕北民歌《蓝花花》人物原型姬延琴就生于固临县临镇西街。
怎么调查？从9月24日到11月25日，调查组成员走遍了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一共蹲了两个月。各个阶层的人都见了个遍，包括农村的二流子。调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特别是对1939年土改前后的農民经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白天走村串户之后，晚上在睡觉的土炕上还要继续工作。每次工作之前，他们都得先干一件事情：用手或小扫把将衣服里面的虱子清理掉。解决了“后顾之忧”，大家才开始将一天得到的各种情况数据汇总起来。李卓然对各类问题列举、分析，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拟了40多个。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固临调查》一书。
他们发现的问题是：党和政权的下层组织结构没有建立起经常工作机制;边区农村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增加，贫农减少，但耕地、粮食未增加;土地革命后农民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但党在农村中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旧的习惯和传统仍然势力很大;县区两级的工作与学习制度没有经常建立，必须改进领导制度，纠正“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现象;在财政经济方面，脱产人员增加，财政收入锐减，群众负担过重。
德才兼备的干部、合适的地点、正确的方法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使《固临调查》成为实事求是的调查，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结合《固临调查》等系列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中央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终解决了部队给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帮助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坚持长期抗日。比解决根据地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消解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延安时期的群众工作，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正确认识、认真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实践和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群众就会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党群干群关系出现问题不可怕，共产党诞生就是要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关键是党的领袖集体、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善于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的利益意愿诉求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化解党群干群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党群干群关系像“脑手脚一样合拍，骨肉皮一样密切”。
雷声、骂声与民生
打雷是天象，雷打死人是天灾，借雷打死人诅咒执政党的领袖，则不是一般的个人恩怨，而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是天大的事。
“雷击事件”在延安有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10月。清涧县农妇伍兰花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政府官僚横行”，因而被县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毛泽东得悉，请伍兰花来，当面了解情况。伍家有三个娃，一个瘫痪的娘，生活贫困。共产党来后分了地，头两年还好，粮食吃不完。“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咱们的死活了，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详细了解情况后，毛泽东立即指示：马上放人，派专人护送回家，去的人要带上公文，讲明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党和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向她赔礼道歉。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捕人作出深刻反省，要求组织干部部门对现任村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为群众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第二次发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直属各县市长联席会议，讨论生产自给及经济建设、干部教育、卫生保育工作和运盐问题。雷电从东南屋角穿入会议室内，坐在礼堂木柱附近代县长开会的延川县政府科长李彩云不幸身亡。无独有偶，当天，安塞县一位老农民在市场买东西时，拴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毛泽东听说后，不让延安保卫部门处理骂他的农民，反而思考：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对“雷击事件”曾多次提及，仅七大前后就三次深刻反思：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讲话中、1945年4月24日七大的口头报告、1945年5月31日七大的结论。
圣地的雷打死了干部，打死了毛驴，引起了骂声，惊醒了领袖。
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群众有怨言怎么办？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调查研究。毛主席特别强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1941年3、4月间，毛泽东亲自编写了《农村调查》一书，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当时著名的调查有林伯渠的甘泉、富县调查，西北局的《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固临调查》是其中较早进行的。
谁去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他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先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又与傅钟、邓小平等赴苏联留学，喝过两种“洋墨水”，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回国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长征中担任“铁流后卫”红五军团政委，是遵义会议20位参加者之一。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奉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又临危受命，领导西路军余部成功突围到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是长征中走得最远的军团级干部。李卓然的能力、水平、党性使他成为十分恰当的“调查团长”。
到哪调查？固临。固临县在延安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过多次区划变更今天已不存在。固临东面的宜川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泥湾。此地属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交界，经济条件在延安属中游，在这里调查具有代表性。著名的陕北民歌《蓝花花》人物原型姬延琴就生于固临县临镇西街。
怎么调查？从9月24日到11月25日，调查组成员走遍了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一共蹲了两个月。各个阶层的人都见了个遍，包括农村的二流子。调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特别是对1939年土改前后的農民经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白天走村串户之后，晚上在睡觉的土炕上还要继续工作。每次工作之前，他们都得先干一件事情：用手或小扫把将衣服里面的虱子清理掉。解决了“后顾之忧”，大家才开始将一天得到的各种情况数据汇总起来。李卓然对各类问题列举、分析，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拟了40多个。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固临调查》一书。
他们发现的问题是：党和政权的下层组织结构没有建立起经常工作机制;边区农村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增加，贫农减少，但耕地、粮食未增加;土地革命后农民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但党在农村中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旧的习惯和传统仍然势力很大;县区两级的工作与学习制度没有经常建立，必须改进领导制度，纠正“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现象;在财政经济方面，脱产人员增加，财政收入锐减，群众负担过重。
德才兼备的干部、合适的地点、正确的方法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使《固临调查》成为实事求是的调查，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结合《固临调查》等系列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中央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终解决了部队给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帮助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坚持长期抗日。比解决根据地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消解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延安时期的群众工作，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正确认识、认真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实践和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群众就会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党群干群关系出现问题不可怕，共产党诞生就是要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关键是党的领袖集体、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善于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的利益意愿诉求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化解党群干群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党群干群关系像“脑手脚一样合拍，骨肉皮一样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