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在乡土社会

　　费孝通对比了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与生活在现在都市的不同。注意这里用词是“现代都市”，不是传统都市，以他在本书“乡土本色”一开始的意思，与乡土社会比较的对象就是在西方影响下的现代都市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描述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这样的结果就是世代在一个地方。我小时候就发现村里不少老房子、老宅子，乡村常常是子子孙孙在这个房子居住，房子太老的，有了经济实力翻翻新而已。即使不得已卖掉，也是首选亲族。
　　这样的一种粘着性，确实代表着一种“历世不移的企图”。故土难离，当我听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插曲，范琳琳如泣如诉的一首“故土难离”的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乡土人的那种恋乡情结。比如歌里唱到：“故土难离，故土难离，故土上有我身上的一块胎记，故土难离，故土难离，就是挪上半步也都不愿意。那里有我住惯的窑，那里有我踩惯的泥，那里有我咬惯的馍馍，那里有我嚼惯的小米。我的家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我懵懵懂懂的心思也在那嗒里……”
　　这种“历世不移的企图”使得人死在外边，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自家的坟山上。我遇见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聊天时得知她曾研究过早期来美国的华人的墓地设计，那些老华侨死后多年还要弄回故乡最后埋葬。正如费孝通所说：“一生取给予这块土地，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即使远渡重洋，多年不在故乡了，还要“叶落归根”，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精神特质的写照。
　　回到乡土社会，这种“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这样的社会的生活，一代一代祖先们的生活累积了很多对这个地方应对生活的经验，因为相对稳定不变的环境，祖先们的经验对子孙们有用。“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因为这种同一性，“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接着费孝通用了一个类比，他上小学时候，老师逼着写日记，但是生活每天太雷同了，就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没有可记的，就写“同上”两个字。老师下令不准“同上”，于是“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本身与乡土生活确实很类似。比如，每天上学虽然都是上课、游戏等常规活动，但总有小朋友一起不同的故事发生，学习内容的不同和引发的兴味的不同;放在乡土社会里，虽然大概的日常生活都是雷同的，婚丧嫁娶基本上一个模式，但是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人毕竟还不一样，千人千面，同一戏文，每个人的解读和表演也还是不一样，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
　　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在注重乡土社会里不变和稳定的同时，也要注意一点他们的“躁动”，大概这种“躁动”，才有了走出乡土的动力。
　　当然，要与现代都市比较的话，乡土社会确实是“静态稳定的”，西洋的城市里不断出现的时尚在乡土社会里不可能出现的。

乡土社会是“理念型”的静态

　　想要全面反应乡土社会确实不是很容易，把时间和空间串在一起就更难。所以，抽象出“理念型”的特征就比较方便分析和认识。功能派大概也有这个倾向，用功能和作用把现有结构给合理化，同时也静止化。在费孝通笔下，乡下人“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规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放在指头上打一个结”，这种“世外桃源”般的乡土社会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
　　帝国统治者需要赋税和劳役，秦亡汉兴这样的大变动，必然有朝廷对赋税劳役的新变革，乡村社会的人们怎么能那样舒服地“忘时”呢。
　　乡土社会在需要文字上，确实不是那么迫切。指头上的结也是原始方式的文字，利用联想的作用，帮助人们记忆，不过也是没有文字使用能力的无奈之举。“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这是初三时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常告诫学生记笔记的话，从语言到文字是文明的一大进步，都市的诞生也正是文明真正的纪元。“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粘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这一观察很能凸显出都市生活与乡土生活的差异。我的印象中，乡下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身份证，大家似乎有了与没有没什么感觉不同，因为都在家，用不着。后来，升学、参军需要用了，这是进入体制的程序，是进入到了现代的官僚制管理系统了。如今外出打工，人人把身份证都看得很重要了，不然外出住宿和乘车都不行了，老年人领点社保费、医疗费，也要凭身份证，这些都是传统乡村里不具有的现象。因为流动，因了获得范围的扩大，所以传统的静态乡土社会已经没有了。
　　“理念型”的乡土社会，“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所以，“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结论是“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笔者注：常态曲线即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对于前者，乡土社会没有新闻，确实是这样;但是乡土社会没有“名人”，都不前不后，一个模子的说法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后面说的长老权力，谁是长老？不一定年龄大了就是长老，这里边有同样的村庄里的“政治”，那些有头面的“光面人”，就是乡村里的“名人”。费先生研究的绅士，在乡村就是“名人”。乡土社会里也是要挣着出人头地的，只看条件了，一旦具备了条件，就会冒出来，向“乡土社会的名人”位子迈进。实际上，乡村里调解事务的人就是这些“光面人”（有的叫头人），他们有面子，面子背后是实力。 　　在“理念型”的乡土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条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这确实是乡土社会里的明显特征，女子从小跟母亲学习女孩儿做的针线，出嫁前一定要学习如何伺候公婆和与妯娌小姑子相处;男孩子跟着父亲学习种地，或者家传些木匠瓦匠的技能，也可以从其他亲友熟人拜师学习，这些都用不着文字。
　　可是现代冲击的乡土社会里这个特点基本上不存在了。我小时候，与我同龄的村里有个男孩，十多岁就可以在地里赶着牲口犁地，种地了，子承父业，父子相传;现在别说赶牛犁地了，很多孩子都见不到牛了。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几乎家家养牛，因为要种地耕地，有的还养几只，也因此有了大的产业，成为闻名的富户，如今村里一头牛也没有了。耕地全用了“铁牛”（拖拉机），传统耕作方式几乎全变成现代机械化了。

乡土社会没有文字的需求

　　在这种乡土社会里，就没有文字的需求。费孝通说：“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近来读了郑也夫的《文字的起源》，文字起源于有权力的统治者，中国文字是商代围绕着商王的“贞人集团”发明的。有位朋友说，周文王当时就是商王的一个“贞人”，这些“贞人”兼有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双重身份的人。
　　顺便说点有关的题外话，也是从郑也夫的文字起源文章中获知的，因为语言的便捷，即使在古希腊的城邦里，也是很重视语言的。古希腊智者崇尚辩论（当然这不同于我们的乡土社会），而中国哲人更热衷于文字写下来“藏诸名山，流传后世”，所以，中国古人作品的优异、作者群的庞大都在佐证着中国古人对文章的高度重视。
　　“城邦中的交流当推口语最便捷，一次演讲足令城邦内所有关注者尽悉详情。”（《文字的起源》）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里，一个小范围的熟悉的村落里怎会舍弃方便的语言而诉诸文字呢？但是文明是靠语言和文字共同的功劳。郑也夫说：“没有文字是不可能有希腊文明的，但是没有口语潜力的深度开发，同样不会有伟大的希腊文明。微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当然前者要借助后者的刀笔。宏观而言，口语与文字并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窃以为，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深以为然！
　　总之，费孝通得出结论，乡下没有文字不是乡下人“愚昧”，而是不需要。原话是：“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那么，关于乡村工作者们的文字下乡问题该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其实，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就是基层变化和文字下乡，谁可以是因，还是互为因果。当然，以费孝通写作的时代看，乡土社会已经在革命和社会运动大潮裹挟下，许多地方有了变化。当然，本质性的乡土特征一时还不会褪色。但是，文字下了乡，也是会引起乡村结构变化的外来因素，这是逻辑上的事情。而事实上，文字下乡确实对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状态有了很大改变。人有烦恼识字始！可见“识字”会有识字本身的作用的。

文字下乡后，乡村精英的流逝

　　真正的文字下乡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但进入正轨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全面恢复高考为标志的整套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才开始的。这些读了书识了字的乡下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城市化的潮流中，他们开始背井离乡走向城市，一个路子是考学，比如以高考为主，上了大学进了城;一小部分是入伍当兵，转业了进了城。要走这两条路任一条都是不能不读书的。还有一个是大部分乡村人选择的路，进城打工，这个路子通常没有文化和技术也是很困难的，即使是最不需要识字的工作，与家庭通信来往也有障碍。所以，乡村不是不需要文字了，“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有了需要。
　　对于乡村人来说（甚至某些城市人），“读书无用论”不时会发生。这个“无用”已经不同于费孝通说的“不需要”。这个无用论是读了书，识了字，甚至上了大学，毕业了不能找到工作，或者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不如不读。
　　但是，这种普及了教育的情况下，乡村孩子都可以念书了，成绩不错的孩子，一般家长都会支持到底的。这样，如同民国时候考出来的乡下人子弟不愿意回乡下谋生一样，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乡下，如今比较自由流动的时代，宁愿“北漂”，流浪在城里，也不愿回乡下，甚至连小城也不愿意回了。传统意义上有了功名或者当了官后，还会回到家乡当绅士的人已经不见了。不管是考学出来的青年，还是以民工方式打工的人，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再也不愿意回乡居住了。这样乡村的社会里，已经不再会有既与官府可打交道，又是乡村人拥戴的有社会声望的“绅士”这样的人了。
　　费孝通曾研究过民国时候这种“乡土的损蚀”现象。而当下急剧的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更是一片文化和人才的荒地。文字下乡本来是帮助乡村生活更好的，但是文字下乡，本来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社会的产物，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文字下乡后果不是乡村的生活更好，而是让乡村走向终结，城市文化成为城镇化之后乡村人要学习的“新文化”。
　　城市化的浪潮在奔涌，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到今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由2011年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一点五，首次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在这个过程中，过程不是一闪即过的，乡村里走不了的，或者暂时走不了的，比如不少老人和一些妇女儿童，他们在这个乡村里生活，原来的社会结构和道德文化没有了，新的结构和文化还没有形成，这些人无疑地成了乡土“损蚀”最大的受害者，典型的弱势群体。比如，陈柏峰考察了一些乡村后写了《乡村江湖》一书，乡土社会黑社会化，安全和利益都受到威胁、甚至损失。我老家那个村庄，曾经光天化日之下有的家里没有人，就被一些“强盗”打开大门，把家里洗劫一空，值钱东西或者现金之类都弄走了，附近村庄也是时有发生。现在，入冬时，有的地方开始村庄打更。但是，年轻力壮的人基本都在外地打工，找不到好的更夫。
　　且不说急剧城市化本身的问题，以及农民工在城里的生存状况，就是乡村本身在文字真正下乡后，并未让乡村变的更令人向往，而是逃离。这实在不能说是“文字”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社会整个地变化了，文字只是其中一个并不显著的因素而已。
　　总之，就乡土社会文化传承而言，乡土社会原来稳定的结构，无需文字自身都在自我复制，一代一代传承着。可是，在文字真的下乡后，乡土文化在消逝。当然，深层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习惯已经在中国人的血液了，进了城，也还是免不了根子上的“乡土本色”。不信，瞧瞧各地城市的老乡会，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就有同乡会（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带到了城市的，也可以说是城乡一体的），每个人的交往圈子等等，以及更根本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人际关系圈，就是“差序格局”的模式，并没有因为是城市人了而换了另一套交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