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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官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关键词：明末；清初；两淮盐政；沿草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0)02－0013－11
学界以往对明清两淮盐政的研究，就明代而言，一般是到万历年间为止，就清代而言，则是侧重于乾隆朝及其以后，较少有论述明末(如天启、崇祯两朝)和清初(如顺治朝)的情况。这可能与史料的缺乏有关。但对明末清初两淮盐政的研究，在认识袁世振纲运法的本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袁世振所描述的十年还清旧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可以“永永百年，据为窝本”的美景，后来真的实现了吗?又，清代纲运法是否就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笔者以清代《续文献通考》、《清盐法志》，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史料为基础，对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做一些探讨。现将有关心得表述如后，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明末两淮盐政状况
(一)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
明朝末期，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朝廷便通过大量铸造钱币的方式以平衡收支，即所谓的“议鼓铸以补缺饷”。而铸造钱币所需要的“铸本”。则是以种种名目，通过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来解决。
天启五年，给事中郭兴治提出，“两淮之内，有补库折价银，有行积引食盐银，可得四五十万，又南北纲及新旧引割没银，可得四五万，至于关引、行引、加带、挑河种种名色，不知几十余万”，这些“与其徒饱盐官、盐役之腹，何如取佐养军、养马之资?”
台臣(可能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则开出更多的名目。他提出，“广积贮莫过于通盐法，惟新旧不通，则盐壅而课亦壅。广为变通之术，岁可收利百倍。其外，又有谓查解补库折价，可得银三十五万两者；议解行积引食盐银，可得二十三万余两者；南北纲盐割没宜尽入岁解，可得银四万余两者；新旧引各食盐割没添人岁解，又得银一万两者；旧引行尽，用积钞关引，又得银五万两者；纲法行尽，应补行积引上纳余银，可得二十五万两者；议行加带纳饷银，以清积课，可得二万二千两者；议归舞阳行芦盐，以塞私贩，可得银五万两者”；甚至连“议定京掣之期，以杜零星影射者；议边钞给价，宜预开引目者”，也都可以获取盐利。
由上述内容可知，郭兴治、崔呈秀等人搜括盐利，是通过所谓的“变通之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并且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他们仅仅为了统一掣运日期，“以杜零星影射”，便可以此为由，向盐商收取费用。我们面对这其中的一些名目，便如同见到清嘉道时期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所列入的一些“杂项”、“杂费”名目一样，都只能是莫名其妙，而难以理解其真实的含义。这也如同清康熙年间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商人已经到了“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的程度。
据记载，郭兴治和崔呈秀都是魏忠贤的党羽。他们“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故“论者比之绝流而渔”。
天启五年十月，他们又提出，对已经缴纳过盐课的积引再征收一次盐课，并且又要预征下一年度的盐课。即“至十月，又有欲于积引令重纳十万一千二百两引价，及预征次年银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两四钱作为铸本者”。
好在这两项提议都遭到了户部尚书李起元的反对。他称：“引价之不可重纳，岂烦再计?今请以引价言之，淮引每引原价五钱，例系边商按银输粟实边，领赍仓钞转卖内商行盐；内商每引即还边商引价五钱，以偿其本，又还银六分，以偿其息，至行盐之年，则又每引纳余银八钱、辽饷银一钱输为部课，此正引征解之额也。”。
对于这段史料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我们以往通过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政的史料，只能笼统地知道，当时规定内商购买边商仓钞的价格(即正引价)，为银0.55两。现由这条史料便可进一步了解到，后来已演变为0.56两，其中0.5两是边商参与开中的成本，另0.06两是其获得的开中利润。只是在这0.06两银中，若再扣除其往返两淮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如开中成本的利息)，则其实际利润率是很低的，他们只有通过“克减斗头”的方式(即暗中减少上纳粮食的数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第二，这条史料中所提“余银八钱”，是指余盐课银O.8两，这也与袁世振当年定下的数据相一致。但由史料可知，盐商在袁世振疏理之后，又被迫增加了一项新的负担，即“辽饷银一钱”。据金镇记载，这是在天启元年，由户部侍郎臧尔劝题准，两淮每引加盐15斤，征银O.1两，“以充辽饷”。这也就是“辽饷银一钱”的由来。
此外，李起元又对积引的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称：“今所谓积引，即先年之见引，皆边商纳粮，内商出价，以买之者也。向因两淮浮课横行，盐法壅滞，以致停压多年，非商人自为积也。”
众所周知，袁世振一直把持有大量积压仓钞的盐商称为“囤户”。他称：“迨至近年以来，阻滞日甚，弊套相沿。即如行引一节，边商执仓勘到运司矣，守至何年，而后起纸关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单矣，守至何年，而后得价?辗转羁延，河清难俟，不得不贱跌其值，而投引于囤户。此边商之苦也。至于内商掣盐，常压十载。一朝序及，实搭比严，又不得不倍其值，而收引于囤户。此内商之苦也。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
袁世振还在他所提第一疏理方案被两淮盐商抵制后，炮制《奸囤擅利权揭》称：“今两淮囤户。非顽民，乃奸民也。其所攘夺者，天下第一财利之权。”
但由李起元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所谓的积引，是边商已经纳过边粮，内商也出过引价，它们之所以被积压多年，是因为朝廷在两淮横征暴敛(即“浮课横行”)而引起的，并不是商人自己所造成的。故李起元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若复责以五钱六分引价重征叠敛，谁肯从哉?”
对于预征次年盐课银一事，李起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称：“至谓淮南丁卯年(即天启七年)，应纳戊辰年(即崇祯元年)余银内，先征三钱五分作为铸本，此则名为借本，实即先年套搭之弊政，断断不可行者。”后来，天启皇帝还是听从了李起元的意见。
(二)对“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 进一步认识
“仓盐折征”(又称“仓盐折价”)是明代两淮盐政的一大变革。它发生于万历年间，但依据以往公布的史料，尚难以知道其变革的细节。如实行“仓盐折征”以后，盐商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他们因向边商购买仓钞而付出的“引价”，也只能被化作为盐课。那么，盐商的这一损失是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呢?当时即使依据袁世振留下的史料，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而只能是做一些分析和揣测。
最近，笔者在查找崇祯年间的史料时，竟发现有这方面的内容，并可帮助我们对这一变革作进一步的理解。其情况是，崇祯元年七月，给事中黄承昊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朝廷，户部便对这一奏疏予以议复，其中便有涉及万历年间“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内容。
户部在议复中称：“祖制令盐商输粟以给边戍，令灶户煎盐上官仓，以供商支。商人每引输粟二斗五升，赴场支盐二百五十斤，盖以己粟易官盐，两不相属。”
这里所称的“两不相属”，是指在正额盐部分，盐商不与灶户直接交易。但在“仓盐折征”以后，灶户不再把正额盐上缴官仓，而是直接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他们只须按每引银0.2两的标准，向盐运司银库缴纳“仓盐折价”即可。然后，盐运司再将这0.2两银，转付给凭引向灶户购盐的商人。
这便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商人本是以每引银0.56两的“引价”向边商购买仓钞，但通过仓盐折征，他们只能得到0.2两银的补偿，这表明其中有0.3两银的本金已被朝廷作为盐课收去。此外，当商人购得仓钞以后，如果还要守候，则这0.56两银于守候期间的利息也一并被朝廷占去。
第二，既然灶户缴给盐运司银库的每引0.2两折价银，本是应该支付给盐商的，却为何不由灶户直接支付给盐商(如在购盐时扣除，即降低每引盐的实际卖价)，而要由盐运司转付?这其中必有一个道理。
原来，这时商人因大量资本被朝廷占压，难以再按朝廷的要求准时缴纳盐课，而是先由盐运司银库予以垫支，以应付每年向户部太仓的解运，然后再由商人归还。于是，当万历年间实行仓盐折征时，这每引0.2两的折价即被盐运司予以截留，以作为对盐商所借银两的抵偿。即“因先年两淮内商消乏，屡借运库存贮银两以抵解京岁课，例应众商补还，故前任盐臣龙遇奇，议将内商应领仓盐折价，每岁约银七万两，征人运库以抵众商补库之数。”
据记载，按原来规定，是将这每年7万两折价银截留到丁卯年(即天启七年)为止。然后不再截留，但因辽饷问题出现，便又继续截留。而且可以肯定，所谓的截留理由都只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不再将这些银两补偿给商人，故商人也就从未得到过这些银两。
这也可由清代史料作进一步的证明(见本文最后一小节)。
对此，当时户部在议复中是这么说的：“……(原定)至丁卯年方将仓盐还商，后因辽饷匮乏。议将前银总入加增辽饷内，以济国用。此折价输官之始末也。丁卯年以后，折价虽应还商，但前银原以充加增之辽饷，榆关军旅未停，则前银归商无日，应俟新饷停止之日，徐议蠲还可也。”
该史料还曾提及，“两淮每引原系五百七十斤，后因积引难销，道臣袁世振始创减斤之法，以四百三十斤为一引，淮商还多出引窝二十三万引，以销积引”，从而使每年的行盐总额增加23万引。而“大工加课一项原属额外之输”，原定在“崇祯元年以后悉行豁免”，但因建造陵园，耗费巨大，现在又要延长征收的时间。。这些都表明，在明朝末期，朝廷是在想方设法搜括盐利，盐商的负担则不可能减少。
(三)积引不可能被疏销干净
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天提出第二个疏理方案——纲运法时，向盐商承诺，用十年时间疏销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笔者曾经指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因困守支的本质就是宏观经济不平衡。既然自明初起，一直到万历年间。该问题从未断过，则它怎能在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明后期被解决?或许原有的200万积引可能被还清，但更新的积引又将同时产生”。此后。笔者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具体的史料，以进一步检验这段文字是否可行。现由崇祯年间的记载，可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
崇祯四年八月，户部员外郎王珍锡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皇帝，其中写道：“原奉神宗旨，丁卯年(即天启七年，1627)淮南积引二百二十万销尽，庚午年(即崇祯三年，1630)淮北积引一百四十万销尽。自辛未年(即崇祯四年，1631)起，盐仍前五百七十斤，价仍前每一包七分，而引亦仍前七十万。乃今年正辛未也，则不问引，不问价，而止日销积引。夫积引二字，假引私盐之渊薮也。如上年报积引七十万，臣疏‘假引宜清’一款内有云，‘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今则报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臣言不幸而中矣。”。
由这段史料能够看出，按照袁世振的疏理，是在丁卯年将淮南积引220万疏销完毕，在庚午年将淮北积引140万疏销完毕，现在庚午年已经过了，却还有大量的积引没有销完。如王珍锡在上一年(即崇祯三年)的奏疏中，曾报告当时还有70万积引，并且称，“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果然到了“今年”(即崇祯四年)，又冒出一个“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故他感叹地说，“臣言不幸而中矣”。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把积引疏销不完的原因归结为“假引”的不断出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按照盐法，开中地点在向边商发给仓钞的同时，一定会留下一份“底勘”(即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单位或政府开介绍信时所留下的“存根”)，当盐商凭仓钞到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时，衙门一定会将仓钞与底勘拼接在一起，进行严格地核对(此即被称为“勘合”，其中包括核对文字内容、笔迹，尤其是加盖印章的位置等)，只有在核对无误之后，衙门才有可能将盐引发给商人。而所谓的“假引”，则就是偷税漏税，非法行盐，这是国家绝不允许的。两淮每年只有70万引的正额盐额度，若真有70万“假引”的不断出现，便等于是盐运司衙门如同虚设，朝廷岂能听之任之?
合理的解释只能如前，即各边关为了获取粮食，便无节制地开中，从而使淮盐每年的开中数量，都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和社会能够消化的程度，以造成大量盐引积压。故王珍锡在奏疏中进一步称：“敢更为一言日：‘安知二百一十万以后，不更有二百一十万者出乎?’”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还开列了一些淮盐的经营数据。他称：“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以前，二百年来，每年额行七十万引。丁巳以后，每年除额引外，附销积引三十万，共行一百万。边内二商，每引约纳引价五钱，余盐八钱。计七十万引，该国课八十余万，则一百万时，该银一百二十余万矣。，此显而易见者也。”。
王珍锡也指出，这是袁世振在疏理时将每引重量由570斤改为430斤所造成的。“往七十万引，其盐重，每一引为一包，重五百七十斤；改为八十小包，每一小包止(只)定价七分，则合一引 约银五两六钱。今行一百万引，其盐轻，每一引亦为一包，重四百三十斤；改为六十小包，每一小包定价一钱，则合一引约银六两。论盐则反轻一百四十斤，论价则反多约四钱。”
但由这段史料又看出，与袁世振数据有所不同，且不属于估算误差的问题。
如袁世振称：“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价四两之外。……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盐，一旦改而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彼水商不肯亏本，只得增价以鬻，安得不至一钱内外?”
现由王珍锡数据可知，其每小包重约7斤。故按其数据可以求得，疏理前，每包价银0.07两，合计80小包，每引价银5.6两；疏理后，每包价银O.1两，合计60小包，每引价银6.0两。而按袁世振数据返算，则每小包重约8斤。正是这1斤之差，虽然每小包价格基本一致，却仍导致每引价格有较大的不同。
王珍锡和袁世振都是户部某一个司(如主管淮盐为山东清吏司)的主管官员。袁世振原任郎中，后升任道员；王珍锡则为员外郎。他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一般性误差，却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误差。故细想起来，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两人所取数据的角度不同。
据清代史料，淮盐销往湖广，每小包重八斤四两(即8.25斤)，销往江西则每小包重七斤四两(即7.25斤)。因此，虽在乾隆年间，淮盐核算重量统一为每引344斤，但销往湖广为每引41.7包，销往江西则每引47.45。若袁世振所列数据为湖广数据，王珍锡所列数据为江西数据，则无形中为我们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数据来源，其情况可留待今后继续考察。
不过无论怎样，袁世振的疏理都明显加重了淮盐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故按原来的承诺，是从辛未年起，每引盐重仍恢复到570斤，每小包价格也恢复至银0.07两，而每年的行盐额度则仍恢复至70万引，但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做不到的(史料原文请见本小节前面所引王珍锡奏疏)。
二、清初两淮盐政状况
(一)行盐额度与课额
笔者以往在探讨乾隆朝两淮盐商的输纳时，曾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行盐额度”，这是指盐商每年必须完成的定额，故又可被称为“行盐定额”；另一个则是“行盐总额”，这是指盐商每年实际完成的总额0。明清时期，有关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数据经常在史料中出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路弄混淆。因此，在讨论清朝初年的两淮行盐额度时，有必要将明朝的有关隋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归纳。
据《明史》记载，淮盐在洪武初年所定下的行盐定额约35万大引，每引重400斤，后改行小引，每引200斤，故行盐额度扩大—倍，约70万引。这是笼统的数据，按袁世振的记载，应该是70.518万引，即“从来额数，每年中引70.518万引，淮南常行52.9024万引，淮北常行17.6156万引”。故《明史》称：“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
袁世振在提出其第一个疏理方案时，将每年的行盐总额定为90万引。其中70.518万引(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便是每年必须完成的开中额度，故袁世振将其安排为行新引；另19.482万引(淮南15.0976万引，淮北4.3844万引)则是增加的行盐数额，袁世振便将其安排为行旧引。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清朝初年的史料。
顺治八年五月，户部和硕端重亲王波洛等人在奏章中称：“该臣等看得，两淮运司明时旧额，岁行大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南北每引除引价五钱外，淮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三十斤，纳余课八钱，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五十斤，纳余课六钱，合引价一两一钱。岁额共银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两。我朝新制，一引剖二，岁改小引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无论引价、余课，无分淮南、淮北，一例征银六钱七分五厘四毫零，岁计共银九十五万二千有零，行盐以二百斤为率。”
上述史料称，明朝行盐额度为每年70.518万引，这与本节前面所列出的数据一致。至于本文上节列出，内商在购买边商仓钞时，所支付的正引价为每引银0.56两，而这里则是称正引价银0.5两，那是因为其中的0.06两是作为边商应获得的开中利润，而朝廷只得到其中的0.5两。故由70.518万引正额盐所构成的年度课额，应为银35.259万两。
这便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按上述史料，两淮正额盐和余盐的年度总课额应为银95.259万两，且其中正额盐年度课额为银35.259万两，则所剩余盐年度课额应为银60万两(即95.259－35.259=60)，但依据当时淮南、淮北各自的行盐额度(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以及它们的每引余盐课额(淮南每引0.8两，淮北每引0.6两)计算，则距离60万两的额度尚差7.10872万两。，估计当时是用其他办法(如加带或割没银)来补足此数。对此，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曾有所记载，本文不再赘述。
清朝建立以后，因不再实施开中盐法，故也不再有正额盐和余盐的区分，盐商则是凭引直接向灶户购买盐货。顺治八年时，每引200斤，行盐额度为明朝的一倍，即141.036万引(也即70.518×2)，若每引征银0.6754两，则年度课额为银95.2557万两，接近95.259之数(尚存在一定差额的原因，是0.6754两以后的尾数被舍去，实际应是0.6754233两)。至于顺治八年以后的情况，则在李澄的《淮鹾备要》中也有所记载。
上述史料又称，明末淮南课额为每引银1.3两，每引重430斤；淮北课额为每引银1.1两，每引重450斤。但与明末不同，清初不但将淮南、淮北的每引重量统一定为200斤，而且将每引课额也统一定为0.6754两，这便给淮北盐货的销售造成困难，从而出现淮北“商困而课绌”的局面。
(二)清代两淮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顺治九年七月，新任两淮盐政陈自德和两浙盐政赵维旗曾共同上奏皇帝称：“臣等叨奉简命，巡视两淮、两浙盐课，蒙都察院扎付及面谕，令臣等赴户部面议，确定关领引目，彼此相信符号，庶不致冒名代领，而盐弊可清。臣等遵即赴户部满汉堂司诸臣公同再三确议，将见在二季引目，付臣等随带赴淮浙洽商行盐办课，以后俱择差运司衙门官员，用臣等印信赴部关引，成议已定。”
因当时陈自德和赵维旗的职务是巡视两淮(或两浙)盐课试监察御史，故他们是接受都察院的“扎付及面谕”，并把到户部去办事，表述为“赴户部面议”，或“赴户部满汉堂司诸臣公同再三确议”。由这段史料可知，当时是由两淮(或两浙)盐政衙门，每年分春秋两季，到户部领取盐引，然后在两淮(或两浙)接洽商人行盐办课。
当时也确实出现过商人冒名代领盐引的情 况。如据另一位两淮盐政张瑃口述：“(顺治)七年冬问，崔御史(即崔胤弘——作者注，下同)据运司取有二十四商纲结状，公保郑新安等三人领引，已领七年冬季引一次，又王御史(即王士骥)领八年春季引一次。职到任后，据运司详查旧案有名，仍令新安(即郑新安)等关领夏秋引目。后因领冬春引目，运司将职印文转发新安之手，其新安等私托朱贤(即另一商人)代领，职不能知。”
而在明朝，则是实施开中盐法，即商人持仓钞赴盐运司衙门，经勘合无误后才能关领到引目。故《明史》称：“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
对比这两种情况可知，尽管清代两淮也是凭引行盐，甚至在清初的史料中即有“商纲”字样，但毕竟与明代的行盐方式不同。故由此肯定，清代两淮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顺治三年，巡盐御史李发元在扬州发现，当时盐政部门不但将明朝遗留下的盐引予以作废，而且将原来商人已经购得的盐货也一并没收，“尽行充饷”。其中，对于那些已经变价发运的盐货，李发元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说法，但对存积在盐垣内的六万引盐货，他立即奏报朝廷，要求把这些盐货还给商人。他认为，这些盐“在助饷不啻稊米，而系商势若万钧”。因此“伏乞皇上，仍将垣盐还商，庶几其心可结，而招徕可施耳”。
针对这份奏疏，当时户部即作出决定，“将有引、有主垣盐还商，每引纳银五钱；其无引残盐，照新制给引征课”。该奏疏还有一段明确的文字，即“今旧引已如故纸”。其意思是，明朝遗留下来的盐引已经作废。故更加证明，清代两淮不是继承袁世振的纲运法。
清代纲运法经过演变，是将引地作为“专卖域”，由朝廷以高价卖给商人，让商人“承为世业”。其行盐方式，则是演变为以总商为核心，对每年应征的课额实行承包。即“两淮旧例，于商人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核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承管催追”。也即“每一纲(即每一年度)之首，盐院牌行运司，催商滚总。各商将自己根窝，及拨行他商年窝花名、引数，愿附某总商名下，听其自向总商取具保结，开报运司，发收支房核算，符合一纲额引，攒造滚总清册”。商人对所纳钱粮“如有拖欠，即将该商革退引窝，别募殷实商人承顶；所欠钱粮，着落该商家产追赔”。
这些都与袁世振的纲运法不同。如笔者曾指出，那些被袁世振列入纲册的商人名单，是来自淮南红字簿。而所谓的红字簿，则是一本朝廷对盐商的欠帐簿。商人之所以能被“永永百年”地列在纲册内，那是因为朝廷要“永永百年”地欠他们的帐。这显然与清代商人对引窝的“承为世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从上述史料来看，清朝初年似乎还没有将引窝卖给商人，以让其“承为世业”，而是仍像明朝初年那样，实行每年的招商，其盐引的使用也是一次性的。为对该情况有更深的理解，还可再引用李发元奏疏中的一段文字。即经户部决定，对当时存积在“高泰船坝”的“有引商盐四千一十二引，亦照垣盐例，每引纳银五钱，俱换给新引运卖”。这表明户部同意，对明朝商人已经购买的盐货，以原有盐引为凭，可允许其继续通行，但必须换成清朝的新引，并纳银0.5两。而这时的新引，在使用上肯定是一次性的，即使用过一次以后，便告作废。
(三)盐课银两的解送
由两淮每年收取的盐课银两，一般是被解送到户部。但在清朝初年，也有从两淮直接解送到所需地方的情况。如顺治八年，两淮曾分三次，将盐课银共计约39.78万两，从扬州直接解送至陕西总督衙门，以解决那里的“办运入川粮米”之需。而且无论怎样，这些银两都是由两淮运司派专人解送(即不是交由驿站传送)。因此，便有一个解送费用的问题，并按照明朝沿袭下的规定，以每引银0.016两的标准向盐商收取。
顺治十三年时，两淮行盐已达167.0455万引，若按每引银0.016两的标准，则应收取“解课水脚银”2.672728万两。当时有官员向朝廷奏报，称“两淮岁课一百二十余万，每解不过用船一只载运，而押送会手一百余名，所用盘费至多三五千两”。其意思是告诉朝廷，两淮每年收取“解课水脚银”2.67万余两，支出却只有“三五千两”。这便引起当时两淮盐政姜图南的一番解释。也正是这番解释，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实际费用，并可进一步分析其解送的路线与方式。
据姜图南解释，仅在他任职的一年内，共解送过盐课银10次。即：(1)解银40.53万两至户部，用座船2只；(2)解银23.7万余两至户部，用座船1只；(3)解银10万两交楚饷，用课船8只；(4)解银16.18万两交秦饷，用骡107头；(5)解银4万两交经略，用课船4只；(6)解银10.8万余两交广东省，用课船10只，途中需雇换小船并起旱、过岭、雇夫、抬鞘等；(7)解银5万两交经略、10.9万余两交广西省，用课船12只；(8)解银13.66万余两至户部(用船情况未注明)：(9)解银6万两交经略，用课船6只；(10)解银2万两交经略，用课船2只。
姜图南称，以上10次，共用会手220余人，每人工食银二三十两至三四十两不等，其中到广东需每人50两。此外还有解送官役的薪水、盘费及沿途各种费用。故经结算，虽一年来收取“解课水脚银”共计2.06万余两，但仅节余银0.17万余两。
(四)清初也实行仓盐折价
自万历年间仓盐折价后，该举措在清代被沿袭下来。到顺治九年时，有人提议恢复仓盐，即令灶户仍将盐货上缴官仓，再由官府卖给商人。但两淮盐政部门认为，此举“既不便于灶，又无益于商”，况且重建官仓将大兴土木，费银数十万两。故该提议最终被予以否决。
本文在前面讨论明朝末年的盐政状况时曾指出，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按照每引折价银0.2两的标准，其年度总额应为银14万两。但盐政部门在截留时，每年只得银7万两，这是什么原因?另袁世振在提及仓盐折征时也曾经指出，“两淮岁额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除开豁逃亡及改征折色外，实征本色上仓盐三十七万三千二百余引耳，视之岁额仅仅强半”，以往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很困难，现通过清朝初年的史料，可找到一些答案。
原来，明朝虽定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但到万历年间的仓盐折征之前，灶户每年实际只有约37.32万引上缴到官仓，其余部分则因开豁逃亡和赈济而被免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朝廷本应支付给灶户的工本米变得名存实亡，灶丁不堪重负)。但对这部分被免除的盐货，其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即朝廷仍在边地招商开中，只是商人到官仓已支不到盐货，他们只能另出代价，向灶户购买余盐以补官引。这也就是所谓的“召商买补”，并在明朝的弘治年间已经出现。
此外，即使按37.32万引仓盐折征，每引折价银以0.2两计，则应共银7.464万两，但如前所述，明朝的记载只有7万两。现由清朝史料可知，所谓的每引0.2两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其中还有“多寡减等”之别。如到清朝初年时，每年只得银6.8349万两。而且，即使这约7万两折价银本应补偿给商人，但实际上，从明至清，商人都从未得到过。即“查明季改征折价，原为代商补库，商灶并皆为悦服。嗣因边饷告急，议归太仓，久为公家所有，已非商人故物”。
关键词：明末；清初；两淮盐政；沿草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0)02－0013－11
学界以往对明清两淮盐政的研究，就明代而言，一般是到万历年间为止，就清代而言，则是侧重于乾隆朝及其以后，较少有论述明末(如天启、崇祯两朝)和清初(如顺治朝)的情况。这可能与史料的缺乏有关。但对明末清初两淮盐政的研究，在认识袁世振纲运法的本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袁世振所描述的十年还清旧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可以“永永百年，据为窝本”的美景，后来真的实现了吗?又，清代纲运法是否就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笔者以清代《续文献通考》、《清盐法志》，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史料为基础，对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做一些探讨。现将有关心得表述如后，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明末两淮盐政状况
(一)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
明朝末期，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朝廷便通过大量铸造钱币的方式以平衡收支，即所谓的“议鼓铸以补缺饷”。而铸造钱币所需要的“铸本”。则是以种种名目，通过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来解决。
天启五年，给事中郭兴治提出，“两淮之内，有补库折价银，有行积引食盐银，可得四五十万，又南北纲及新旧引割没银，可得四五万，至于关引、行引、加带、挑河种种名色，不知几十余万”，这些“与其徒饱盐官、盐役之腹，何如取佐养军、养马之资?”
台臣(可能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则开出更多的名目。他提出，“广积贮莫过于通盐法，惟新旧不通，则盐壅而课亦壅。广为变通之术，岁可收利百倍。其外，又有谓查解补库折价，可得银三十五万两者；议解行积引食盐银，可得二十三万余两者；南北纲盐割没宜尽入岁解，可得银四万余两者；新旧引各食盐割没添人岁解，又得银一万两者；旧引行尽，用积钞关引，又得银五万两者；纲法行尽，应补行积引上纳余银，可得二十五万两者；议行加带纳饷银，以清积课，可得二万二千两者；议归舞阳行芦盐，以塞私贩，可得银五万两者”；甚至连“议定京掣之期，以杜零星影射者；议边钞给价，宜预开引目者”，也都可以获取盐利。
由上述内容可知，郭兴治、崔呈秀等人搜括盐利，是通过所谓的“变通之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并且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他们仅仅为了统一掣运日期，“以杜零星影射”，便可以此为由，向盐商收取费用。我们面对这其中的一些名目，便如同见到清嘉道时期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所列入的一些“杂项”、“杂费”名目一样，都只能是莫名其妙，而难以理解其真实的含义。这也如同清康熙年间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商人已经到了“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的程度。
据记载，郭兴治和崔呈秀都是魏忠贤的党羽。他们“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故“论者比之绝流而渔”。
天启五年十月，他们又提出，对已经缴纳过盐课的积引再征收一次盐课，并且又要预征下一年度的盐课。即“至十月，又有欲于积引令重纳十万一千二百两引价，及预征次年银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两四钱作为铸本者”。
好在这两项提议都遭到了户部尚书李起元的反对。他称：“引价之不可重纳，岂烦再计?今请以引价言之，淮引每引原价五钱，例系边商按银输粟实边，领赍仓钞转卖内商行盐；内商每引即还边商引价五钱，以偿其本，又还银六分，以偿其息，至行盐之年，则又每引纳余银八钱、辽饷银一钱输为部课，此正引征解之额也。”。
对于这段史料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我们以往通过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政的史料，只能笼统地知道，当时规定内商购买边商仓钞的价格(即正引价)，为银0.55两。现由这条史料便可进一步了解到，后来已演变为0.56两，其中0.5两是边商参与开中的成本，另0.06两是其获得的开中利润。只是在这0.06两银中，若再扣除其往返两淮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如开中成本的利息)，则其实际利润率是很低的，他们只有通过“克减斗头”的方式(即暗中减少上纳粮食的数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第二，这条史料中所提“余银八钱”，是指余盐课银O.8两，这也与袁世振当年定下的数据相一致。但由史料可知，盐商在袁世振疏理之后，又被迫增加了一项新的负担，即“辽饷银一钱”。据金镇记载，这是在天启元年，由户部侍郎臧尔劝题准，两淮每引加盐15斤，征银O.1两，“以充辽饷”。这也就是“辽饷银一钱”的由来。
此外，李起元又对积引的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称：“今所谓积引，即先年之见引，皆边商纳粮，内商出价，以买之者也。向因两淮浮课横行，盐法壅滞，以致停压多年，非商人自为积也。”
众所周知，袁世振一直把持有大量积压仓钞的盐商称为“囤户”。他称：“迨至近年以来，阻滞日甚，弊套相沿。即如行引一节，边商执仓勘到运司矣，守至何年，而后起纸关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单矣，守至何年，而后得价?辗转羁延，河清难俟，不得不贱跌其值，而投引于囤户。此边商之苦也。至于内商掣盐，常压十载。一朝序及，实搭比严，又不得不倍其值，而收引于囤户。此内商之苦也。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
袁世振还在他所提第一疏理方案被两淮盐商抵制后，炮制《奸囤擅利权揭》称：“今两淮囤户。非顽民，乃奸民也。其所攘夺者，天下第一财利之权。”
但由李起元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所谓的积引，是边商已经纳过边粮，内商也出过引价，它们之所以被积压多年，是因为朝廷在两淮横征暴敛(即“浮课横行”)而引起的，并不是商人自己所造成的。故李起元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若复责以五钱六分引价重征叠敛，谁肯从哉?”
对于预征次年盐课银一事，李起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称：“至谓淮南丁卯年(即天启七年)，应纳戊辰年(即崇祯元年)余银内，先征三钱五分作为铸本，此则名为借本，实即先年套搭之弊政，断断不可行者。”后来，天启皇帝还是听从了李起元的意见。
(二)对“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 进一步认识
“仓盐折征”(又称“仓盐折价”)是明代两淮盐政的一大变革。它发生于万历年间，但依据以往公布的史料，尚难以知道其变革的细节。如实行“仓盐折征”以后，盐商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他们因向边商购买仓钞而付出的“引价”，也只能被化作为盐课。那么，盐商的这一损失是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呢?当时即使依据袁世振留下的史料，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而只能是做一些分析和揣测。
最近，笔者在查找崇祯年间的史料时，竟发现有这方面的内容，并可帮助我们对这一变革作进一步的理解。其情况是，崇祯元年七月，给事中黄承昊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朝廷，户部便对这一奏疏予以议复，其中便有涉及万历年间“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内容。
户部在议复中称：“祖制令盐商输粟以给边戍，令灶户煎盐上官仓，以供商支。商人每引输粟二斗五升，赴场支盐二百五十斤，盖以己粟易官盐，两不相属。”
这里所称的“两不相属”，是指在正额盐部分，盐商不与灶户直接交易。但在“仓盐折征”以后，灶户不再把正额盐上缴官仓，而是直接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他们只须按每引银0.2两的标准，向盐运司银库缴纳“仓盐折价”即可。然后，盐运司再将这0.2两银，转付给凭引向灶户购盐的商人。
这便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商人本是以每引银0.56两的“引价”向边商购买仓钞，但通过仓盐折征，他们只能得到0.2两银的补偿，这表明其中有0.3两银的本金已被朝廷作为盐课收去。此外，当商人购得仓钞以后，如果还要守候，则这0.56两银于守候期间的利息也一并被朝廷占去。
第二，既然灶户缴给盐运司银库的每引0.2两折价银，本是应该支付给盐商的，却为何不由灶户直接支付给盐商(如在购盐时扣除，即降低每引盐的实际卖价)，而要由盐运司转付?这其中必有一个道理。
原来，这时商人因大量资本被朝廷占压，难以再按朝廷的要求准时缴纳盐课，而是先由盐运司银库予以垫支，以应付每年向户部太仓的解运，然后再由商人归还。于是，当万历年间实行仓盐折征时，这每引0.2两的折价即被盐运司予以截留，以作为对盐商所借银两的抵偿。即“因先年两淮内商消乏，屡借运库存贮银两以抵解京岁课，例应众商补还，故前任盐臣龙遇奇，议将内商应领仓盐折价，每岁约银七万两，征人运库以抵众商补库之数。”
据记载，按原来规定，是将这每年7万两折价银截留到丁卯年(即天启七年)为止。然后不再截留，但因辽饷问题出现，便又继续截留。而且可以肯定，所谓的截留理由都只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不再将这些银两补偿给商人，故商人也就从未得到过这些银两。
这也可由清代史料作进一步的证明(见本文最后一小节)。
对此，当时户部在议复中是这么说的：“……(原定)至丁卯年方将仓盐还商，后因辽饷匮乏。议将前银总入加增辽饷内，以济国用。此折价输官之始末也。丁卯年以后，折价虽应还商，但前银原以充加增之辽饷，榆关军旅未停，则前银归商无日，应俟新饷停止之日，徐议蠲还可也。”
该史料还曾提及，“两淮每引原系五百七十斤，后因积引难销，道臣袁世振始创减斤之法，以四百三十斤为一引，淮商还多出引窝二十三万引，以销积引”，从而使每年的行盐总额增加23万引。而“大工加课一项原属额外之输”，原定在“崇祯元年以后悉行豁免”，但因建造陵园，耗费巨大，现在又要延长征收的时间。。这些都表明，在明朝末期，朝廷是在想方设法搜括盐利，盐商的负担则不可能减少。
(三)积引不可能被疏销干净
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天提出第二个疏理方案——纲运法时，向盐商承诺，用十年时间疏销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笔者曾经指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因困守支的本质就是宏观经济不平衡。既然自明初起，一直到万历年间。该问题从未断过，则它怎能在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明后期被解决?或许原有的200万积引可能被还清，但更新的积引又将同时产生”。此后。笔者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具体的史料，以进一步检验这段文字是否可行。现由崇祯年间的记载，可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
崇祯四年八月，户部员外郎王珍锡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皇帝，其中写道：“原奉神宗旨，丁卯年(即天启七年，1627)淮南积引二百二十万销尽，庚午年(即崇祯三年，1630)淮北积引一百四十万销尽。自辛未年(即崇祯四年，1631)起，盐仍前五百七十斤，价仍前每一包七分，而引亦仍前七十万。乃今年正辛未也，则不问引，不问价，而止日销积引。夫积引二字，假引私盐之渊薮也。如上年报积引七十万，臣疏‘假引宜清’一款内有云，‘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今则报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臣言不幸而中矣。”。
由这段史料能够看出，按照袁世振的疏理，是在丁卯年将淮南积引220万疏销完毕，在庚午年将淮北积引140万疏销完毕，现在庚午年已经过了，却还有大量的积引没有销完。如王珍锡在上一年(即崇祯三年)的奏疏中，曾报告当时还有70万积引，并且称，“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果然到了“今年”(即崇祯四年)，又冒出一个“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故他感叹地说，“臣言不幸而中矣”。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把积引疏销不完的原因归结为“假引”的不断出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按照盐法，开中地点在向边商发给仓钞的同时，一定会留下一份“底勘”(即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单位或政府开介绍信时所留下的“存根”)，当盐商凭仓钞到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时，衙门一定会将仓钞与底勘拼接在一起，进行严格地核对(此即被称为“勘合”，其中包括核对文字内容、笔迹，尤其是加盖印章的位置等)，只有在核对无误之后，衙门才有可能将盐引发给商人。而所谓的“假引”，则就是偷税漏税，非法行盐，这是国家绝不允许的。两淮每年只有70万引的正额盐额度，若真有70万“假引”的不断出现，便等于是盐运司衙门如同虚设，朝廷岂能听之任之?
合理的解释只能如前，即各边关为了获取粮食，便无节制地开中，从而使淮盐每年的开中数量，都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和社会能够消化的程度，以造成大量盐引积压。故王珍锡在奏疏中进一步称：“敢更为一言日：‘安知二百一十万以后，不更有二百一十万者出乎?’”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还开列了一些淮盐的经营数据。他称：“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以前，二百年来，每年额行七十万引。丁巳以后，每年除额引外，附销积引三十万，共行一百万。边内二商，每引约纳引价五钱，余盐八钱。计七十万引，该国课八十余万，则一百万时，该银一百二十余万矣。，此显而易见者也。”。
王珍锡也指出，这是袁世振在疏理时将每引重量由570斤改为430斤所造成的。“往七十万引，其盐重，每一引为一包，重五百七十斤；改为八十小包，每一小包止(只)定价七分，则合一引 约银五两六钱。今行一百万引，其盐轻，每一引亦为一包，重四百三十斤；改为六十小包，每一小包定价一钱，则合一引约银六两。论盐则反轻一百四十斤，论价则反多约四钱。”
但由这段史料又看出，与袁世振数据有所不同，且不属于估算误差的问题。
如袁世振称：“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价四两之外。……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盐，一旦改而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彼水商不肯亏本，只得增价以鬻，安得不至一钱内外?”
现由王珍锡数据可知，其每小包重约7斤。故按其数据可以求得，疏理前，每包价银0.07两，合计80小包，每引价银5.6两；疏理后，每包价银O.1两，合计60小包，每引价银6.0两。而按袁世振数据返算，则每小包重约8斤。正是这1斤之差，虽然每小包价格基本一致，却仍导致每引价格有较大的不同。
王珍锡和袁世振都是户部某一个司(如主管淮盐为山东清吏司)的主管官员。袁世振原任郎中，后升任道员；王珍锡则为员外郎。他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一般性误差，却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误差。故细想起来，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两人所取数据的角度不同。
据清代史料，淮盐销往湖广，每小包重八斤四两(即8.25斤)，销往江西则每小包重七斤四两(即7.25斤)。因此，虽在乾隆年间，淮盐核算重量统一为每引344斤，但销往湖广为每引41.7包，销往江西则每引47.45。若袁世振所列数据为湖广数据，王珍锡所列数据为江西数据，则无形中为我们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数据来源，其情况可留待今后继续考察。
不过无论怎样，袁世振的疏理都明显加重了淮盐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故按原来的承诺，是从辛未年起，每引盐重仍恢复到570斤，每小包价格也恢复至银0.07两，而每年的行盐额度则仍恢复至70万引，但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做不到的(史料原文请见本小节前面所引王珍锡奏疏)。
二、清初两淮盐政状况
(一)行盐额度与课额
笔者以往在探讨乾隆朝两淮盐商的输纳时，曾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行盐额度”，这是指盐商每年必须完成的定额，故又可被称为“行盐定额”；另一个则是“行盐总额”，这是指盐商每年实际完成的总额0。明清时期，有关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数据经常在史料中出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路弄混淆。因此，在讨论清朝初年的两淮行盐额度时，有必要将明朝的有关隋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归纳。
据《明史》记载，淮盐在洪武初年所定下的行盐定额约35万大引，每引重400斤，后改行小引，每引200斤，故行盐额度扩大—倍，约70万引。这是笼统的数据，按袁世振的记载，应该是70.518万引，即“从来额数，每年中引70.518万引，淮南常行52.9024万引，淮北常行17.6156万引”。故《明史》称：“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
袁世振在提出其第一个疏理方案时，将每年的行盐总额定为90万引。其中70.518万引(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便是每年必须完成的开中额度，故袁世振将其安排为行新引；另19.482万引(淮南15.0976万引，淮北4.3844万引)则是增加的行盐数额，袁世振便将其安排为行旧引。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清朝初年的史料。
顺治八年五月，户部和硕端重亲王波洛等人在奏章中称：“该臣等看得，两淮运司明时旧额，岁行大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南北每引除引价五钱外，淮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三十斤，纳余课八钱，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五十斤，纳余课六钱，合引价一两一钱。岁额共银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两。我朝新制，一引剖二，岁改小引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无论引价、余课，无分淮南、淮北，一例征银六钱七分五厘四毫零，岁计共银九十五万二千有零，行盐以二百斤为率。”
上述史料称，明朝行盐额度为每年70.518万引，这与本节前面所列出的数据一致。至于本文上节列出，内商在购买边商仓钞时，所支付的正引价为每引银0.56两，而这里则是称正引价银0.5两，那是因为其中的0.06两是作为边商应获得的开中利润，而朝廷只得到其中的0.5两。故由70.518万引正额盐所构成的年度课额，应为银35.259万两。
这便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按上述史料，两淮正额盐和余盐的年度总课额应为银95.259万两，且其中正额盐年度课额为银35.259万两，则所剩余盐年度课额应为银60万两(即95.259－35.259=60)，但依据当时淮南、淮北各自的行盐额度(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以及它们的每引余盐课额(淮南每引0.8两，淮北每引0.6两)计算，则距离60万两的额度尚差7.10872万两。，估计当时是用其他办法(如加带或割没银)来补足此数。对此，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曾有所记载，本文不再赘述。
清朝建立以后，因不再实施开中盐法，故也不再有正额盐和余盐的区分，盐商则是凭引直接向灶户购买盐货。顺治八年时，每引200斤，行盐额度为明朝的一倍，即141.036万引(也即70.518×2)，若每引征银0.6754两，则年度课额为银95.2557万两，接近95.259之数(尚存在一定差额的原因，是0.6754两以后的尾数被舍去，实际应是0.6754233两)。至于顺治八年以后的情况，则在李澄的《淮鹾备要》中也有所记载。
上述史料又称，明末淮南课额为每引银1.3两，每引重430斤；淮北课额为每引银1.1两，每引重450斤。但与明末不同，清初不但将淮南、淮北的每引重量统一定为200斤，而且将每引课额也统一定为0.6754两，这便给淮北盐货的销售造成困难，从而出现淮北“商困而课绌”的局面。
(二)清代两淮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顺治九年七月，新任两淮盐政陈自德和两浙盐政赵维旗曾共同上奏皇帝称：“臣等叨奉简命，巡视两淮、两浙盐课，蒙都察院扎付及面谕，令臣等赴户部面议，确定关领引目，彼此相信符号，庶不致冒名代领，而盐弊可清。臣等遵即赴户部满汉堂司诸臣公同再三确议，将见在二季引目，付臣等随带赴淮浙洽商行盐办课，以后俱择差运司衙门官员，用臣等印信赴部关引，成议已定。”
因当时陈自德和赵维旗的职务是巡视两淮(或两浙)盐课试监察御史，故他们是接受都察院的“扎付及面谕”，并把到户部去办事，表述为“赴户部面议”，或“赴户部满汉堂司诸臣公同再三确议”。由这段史料可知，当时是由两淮(或两浙)盐政衙门，每年分春秋两季，到户部领取盐引，然后在两淮(或两浙)接洽商人行盐办课。
当时也确实出现过商人冒名代领盐引的情 况。如据另一位两淮盐政张瑃口述：“(顺治)七年冬问，崔御史(即崔胤弘——作者注，下同)据运司取有二十四商纲结状，公保郑新安等三人领引，已领七年冬季引一次，又王御史(即王士骥)领八年春季引一次。职到任后，据运司详查旧案有名，仍令新安(即郑新安)等关领夏秋引目。后因领冬春引目，运司将职印文转发新安之手，其新安等私托朱贤(即另一商人)代领，职不能知。”
而在明朝，则是实施开中盐法，即商人持仓钞赴盐运司衙门，经勘合无误后才能关领到引目。故《明史》称：“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
对比这两种情况可知，尽管清代两淮也是凭引行盐，甚至在清初的史料中即有“商纲”字样，但毕竟与明代的行盐方式不同。故由此肯定，清代两淮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顺治三年，巡盐御史李发元在扬州发现，当时盐政部门不但将明朝遗留下的盐引予以作废，而且将原来商人已经购得的盐货也一并没收，“尽行充饷”。其中，对于那些已经变价发运的盐货，李发元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说法，但对存积在盐垣内的六万引盐货，他立即奏报朝廷，要求把这些盐货还给商人。他认为，这些盐“在助饷不啻稊米，而系商势若万钧”。因此“伏乞皇上，仍将垣盐还商，庶几其心可结，而招徕可施耳”。
针对这份奏疏，当时户部即作出决定，“将有引、有主垣盐还商，每引纳银五钱；其无引残盐，照新制给引征课”。该奏疏还有一段明确的文字，即“今旧引已如故纸”。其意思是，明朝遗留下来的盐引已经作废。故更加证明，清代两淮不是继承袁世振的纲运法。
清代纲运法经过演变，是将引地作为“专卖域”，由朝廷以高价卖给商人，让商人“承为世业”。其行盐方式，则是演变为以总商为核心，对每年应征的课额实行承包。即“两淮旧例，于商人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核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承管催追”。也即“每一纲(即每一年度)之首，盐院牌行运司，催商滚总。各商将自己根窝，及拨行他商年窝花名、引数，愿附某总商名下，听其自向总商取具保结，开报运司，发收支房核算，符合一纲额引，攒造滚总清册”。商人对所纳钱粮“如有拖欠，即将该商革退引窝，别募殷实商人承顶；所欠钱粮，着落该商家产追赔”。
这些都与袁世振的纲运法不同。如笔者曾指出，那些被袁世振列入纲册的商人名单，是来自淮南红字簿。而所谓的红字簿，则是一本朝廷对盐商的欠帐簿。商人之所以能被“永永百年”地列在纲册内，那是因为朝廷要“永永百年”地欠他们的帐。这显然与清代商人对引窝的“承为世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从上述史料来看，清朝初年似乎还没有将引窝卖给商人，以让其“承为世业”，而是仍像明朝初年那样，实行每年的招商，其盐引的使用也是一次性的。为对该情况有更深的理解，还可再引用李发元奏疏中的一段文字。即经户部决定，对当时存积在“高泰船坝”的“有引商盐四千一十二引，亦照垣盐例，每引纳银五钱，俱换给新引运卖”。这表明户部同意，对明朝商人已经购买的盐货，以原有盐引为凭，可允许其继续通行，但必须换成清朝的新引，并纳银0.5两。而这时的新引，在使用上肯定是一次性的，即使用过一次以后，便告作废。
(三)盐课银两的解送
由两淮每年收取的盐课银两，一般是被解送到户部。但在清朝初年，也有从两淮直接解送到所需地方的情况。如顺治八年，两淮曾分三次，将盐课银共计约39.78万两，从扬州直接解送至陕西总督衙门，以解决那里的“办运入川粮米”之需。而且无论怎样，这些银两都是由两淮运司派专人解送(即不是交由驿站传送)。因此，便有一个解送费用的问题，并按照明朝沿袭下的规定，以每引银0.016两的标准向盐商收取。
顺治十三年时，两淮行盐已达167.0455万引，若按每引银0.016两的标准，则应收取“解课水脚银”2.672728万两。当时有官员向朝廷奏报，称“两淮岁课一百二十余万，每解不过用船一只载运，而押送会手一百余名，所用盘费至多三五千两”。其意思是告诉朝廷，两淮每年收取“解课水脚银”2.67万余两，支出却只有“三五千两”。这便引起当时两淮盐政姜图南的一番解释。也正是这番解释，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实际费用，并可进一步分析其解送的路线与方式。
据姜图南解释，仅在他任职的一年内，共解送过盐课银10次。即：(1)解银40.53万两至户部，用座船2只；(2)解银23.7万余两至户部，用座船1只；(3)解银10万两交楚饷，用课船8只；(4)解银16.18万两交秦饷，用骡107头；(5)解银4万两交经略，用课船4只；(6)解银10.8万余两交广东省，用课船10只，途中需雇换小船并起旱、过岭、雇夫、抬鞘等；(7)解银5万两交经略、10.9万余两交广西省，用课船12只；(8)解银13.66万余两至户部(用船情况未注明)：(9)解银6万两交经略，用课船6只；(10)解银2万两交经略，用课船2只。
姜图南称，以上10次，共用会手220余人，每人工食银二三十两至三四十两不等，其中到广东需每人50两。此外还有解送官役的薪水、盘费及沿途各种费用。故经结算，虽一年来收取“解课水脚银”共计2.06万余两，但仅节余银0.17万余两。
(四)清初也实行仓盐折价
自万历年间仓盐折价后，该举措在清代被沿袭下来。到顺治九年时，有人提议恢复仓盐，即令灶户仍将盐货上缴官仓，再由官府卖给商人。但两淮盐政部门认为，此举“既不便于灶，又无益于商”，况且重建官仓将大兴土木，费银数十万两。故该提议最终被予以否决。
本文在前面讨论明朝末年的盐政状况时曾指出，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按照每引折价银0.2两的标准，其年度总额应为银14万两。但盐政部门在截留时，每年只得银7万两，这是什么原因?另袁世振在提及仓盐折征时也曾经指出，“两淮岁额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除开豁逃亡及改征折色外，实征本色上仓盐三十七万三千二百余引耳，视之岁额仅仅强半”，以往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很困难，现通过清朝初年的史料，可找到一些答案。
原来，明朝虽定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但到万历年间的仓盐折征之前，灶户每年实际只有约37.32万引上缴到官仓，其余部分则因开豁逃亡和赈济而被免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朝廷本应支付给灶户的工本米变得名存实亡，灶丁不堪重负)。但对这部分被免除的盐货，其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即朝廷仍在边地招商开中，只是商人到官仓已支不到盐货，他们只能另出代价，向灶户购买余盐以补官引。这也就是所谓的“召商买补”，并在明朝的弘治年间已经出现。
此外，即使按37.32万引仓盐折征，每引折价银以0.2两计，则应共银7.464万两，但如前所述，明朝的记载只有7万两。现由清朝史料可知，所谓的每引0.2两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其中还有“多寡减等”之别。如到清朝初年时，每年只得银6.8349万两。而且，即使这约7万两折价银本应补偿给商人，但实际上，从明至清，商人都从未得到过。即“查明季改征折价，原为代商补库，商灶并皆为悦服。嗣因边饷告急，议归太仓，久为公家所有，已非商人故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