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托尼·莫里森在其小说《秀拉》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秀拉。虽然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压抑、死亡的色彩，当读完之后却总能让人感到黑人生存的希望。本文试从存在主义角度来分析莫里森的《秀拉》，进而从荒诞、自由和死亡中解释作家的写作意图，分析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其中的人生内涵。
　　关键词：荒诞 自由 死亡 秀拉 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托尼·莫里森小说《秀拉》中的女主人公秀拉既是一个追求个性和解放的黑人女性的代表，又是一个黑人社区想象的和实际的邪恶力量的代表。在外闯荡多年回到家乡的秀拉，根本不接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而是以绝对独立的个性和放纵的生活方式来反抗现实，她也因此成为黑人社区排斥的对象，并最终在人们的唾弃中死去。小说反映了黑人妇女的苦难和觉醒，秀拉则成为黑人型女性的代表。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偶然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瞬息万变、没有理性与秩序，纯粹偶然的、不合理的客观外界，人感到处处受到限制、阻碍。解除这种痛苦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人活着的时候要鄙视一切，做一个唯我独尊的精神叛逆者，不要顾及过去与未来，因为过去与未来都是不可预测的，只有眼前是具体的；要大胆地破除一切习俗、制度和规范，随心所欲地生活，大胆面对死亡，透彻地把握人生，在死亡中完成自我创造。
　　本文从存在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对秀拉的个性、命运和归宿进行了分析解释，揭示了小说的人性本质和悲剧内涵。
　　一 荒诞的“底层”
　　小说发生在一个叫做“底层”的地方，这地方明明高踞在山顶上，却叫做“底层”。故事开始就被笼罩在阴暗、神秘的色彩中。在完成了白人的一件很难的活计后，黑人本可以得到承诺中的自由和一块土地，可是白人很不情愿放弃任何一块土地。无奈之下，就把一块叫做“底层”的土地给了黑人，可是黑人不解地问，“底层”应该在山谷呀？可那是在高高的山顶上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其实就是一个玩笑，一个拿“黑鬼”开心的玩笑。一个扯着衣服、拍打着膝盖笑得流出眼泪的人甚至能够描述和解释黑人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来的。
　　秀拉的家庭也充满了扭曲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外婆伊娃独自承担了养育孩子的责任甚至牺牲自己的腿换来抚养孩子的抚恤金，但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母亲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伊娃收养的三个“杜威”们永远也长不大；秀拉眼睛上方长着一块不祥的胎记；秀拉和“小鸡”在河边开心地玩耍，却在无意中失手把“小鸡”滑到河里，使其离奇地淹死了；邻居被鸡骨头卡住喉咙窒息而死；参加“自杀节”游行活动的黑人在“白人隧道”坍塌时几乎全部丧命；秀拉甚至看到自己的母亲烧烤食物被烧死而暗自感到兴奋。这些荒谬、离奇的情节，一方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死亡作为思考生命和存在的方式和意义，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秀拉回到“底层”，与她一起出现的是成群的知更鸟，多到甚至会使天空持续黑暗两小时，在人们看来这是不祥之兆。但黑人们还是让这种邪恶顺其自然、自生自灭；他们从没想方设法去改变它、消灭它，也没有阻止它再次发生。可见，荒诞、邪恶和死亡成为黑人社区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够或者打算置身其外。
　　在《秀拉》中，世界是荒诞的思想非常浓厚。在一个偶然的地方、偶然的时间，黑人们被投入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内容、毫无秩序，一切都是荒诞的必然表现。正是黑人要求或给与生存一种意义，使“底层”或者黑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脱离了世界，成为世界的对立面，从此一场充满了爱与恨、渴望与争斗开始了。没有希望并不等于绝望，清醒也不导致顺从，人应该认识到他惟一的财富是生活……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秀拉的一生就是在与荒诞的现实相抗争的一生，但是在抗争中读者却能隐约感觉到悲观中的乐观、绝望中的希望。
　　二 自由个性
　　存在主义认为，仅仅死去还不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悲剧是从未使用过人的自由。
　　对于秀拉来说，“底层”社区对她的定义就是：结婚生子，在30岁左右掉牙齿，在身体上留下家庭暴力瘀痕，在腰部和脖颈处堆积脂肪。秀拉母亲的私生活十分混乱，她是一个没有男人就不能生活的女人，只需一种肉体的接触，却从不指望男人承诺什么，所以男人很放心地围着她转。这种荒诞的成长环境在一些人看来，是耻辱、痛苦，甚至是罪孽。它可能使一些人自怨自艾，面对扭曲的世界悄无声息；也可以使一些人藏起内心的恐惧，奋力抗争。与母亲汉娜和祖母伊娃不同，秀拉从小就很有个性，富有冒险精神；她对各种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她做事方式独特，甚至用自残的方式吓唬欺负她的人；她不贪财，没雄心，也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或恭维，她活得无拘无束。在秀拉看来，包括奈尔在内的其他人的生活谈不上有什么意义，只是活着而已。与他们相比，秀拉自豪地宣布：“我确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了”。在存在主义看来，人们就应该怀着这种荒诞感去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重要的是不是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
　　秀拉也试图从“底层”中走出来，将自己主动从一个城市放逐到另一个城市，但却发现：所有这些城市都住着同样的人，他们干着同样的工作，流着同样的汗水。那些把她带到这个或那个地方的男人们都汇成了一体：从爱的承诺，到爱的享乐再到爱的冷却。他们除了爱的阴谋什么也没有教她，除了焦虑什么也没有与她分享，除了金钱什么也没有给她，所以秀拉不想造就什么人，只想造就她自己。世界的荒诞，从本质上说，不是人的荒诞，也不是世界本身的荒诞，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荒诞。看到这冰冷又炙热的世界，没有什么是可能的，而一切又应有尽有。对未来冷漠使秀拉义无反顾地生活，穷尽先存的一切；使她为了事实判断排除价值判断，提出重要的是生活的最多而不是生活的最好这样一种生命哲学。作家描写人物与荒诞处境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出人物不屈服于环境的自由、抗争精神。
　　秀拉诱惑社区的男人们，包括奈尔在内；她把祖母送进养老院，也不愿承担赡养义务；她不结婚生子、创造生命；她去教堂不穿内裤……秀拉对母亲的去世、友谊、爱情、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不屑一顾，她体现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局外人。面对世界的荒诞，存在主义者看到了两条出路：一是以死结束荒诞的局面，二是反抗。秀拉的反抗是一种加缪式的反抗，是一种“人性的反抗”：忠于人类的本性，义无反顾地生活，穷尽现有的一切。通过秀拉在荒诞中的个性抗争，作家试图“强调人是自由的，应超越荒诞的现实，通过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 　　奈尔在与秀拉决裂后又回到家庭中，这种平淡无奇的结局却隐藏着深刻的涵义：一方面给奈尔的悲哀提供现实的解决；另一方面又指出其生活的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在秀拉死去多年以后，奈尔意识到自己一直思念着昔日的好友，她在秀拉的反叛精神中仿佛听到自己内心的回声。她来到秀拉的坟前，泪如雨下，痛苦不已。这无疑是对秀拉的人生的充分肯定。
　　三 向死而生
　　在《秀拉》中，黑人社区的生活始终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到处都是死亡，每时每刻都面临死亡的袭击。“自杀节”居然成为“底层”的时间概念，并且深深植入黑人的生命，融入他们的语言。一位老奶奶说，她的几只母鸡总是在“自杀节”之后下双黄蛋。黑人们用它来计算生孩子的时间，新人们用它来计划大喜的日子。“自杀节”是肉体和精神在战争中受到双重打击的夏德拉克臆想的结果。他嗅到过死亡的气味而且确实让它弄怕了，原因就在于死亡事先毫无准备。把这一切想通之后，他忽然灵机一动、设想如果把一年中的一天花在这上面，大家就都能在这一天想着死亡，而一年的剩下的时间就会安全和自由了。就这样，他创立了全国自杀节。黑人们在痛苦的时候意识到死神的临近，在幸福欢乐的时候也意识到死，并由此而迅速地陷于沮丧、颓唐。存在主义看待死亡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是：在人生的整个旅途当中，我们一生都在死的恐怖中度过，心灵从来没有得到安宁。我们始终背负着死亡焦虑的沉重负荷，在人生之路上蹒跚独行。
　　在存在主义看来，最大的荒诞就是死亡，它有一双贵族的手，既镇压也解放。莫里森用很多的笔墨来描写伊娃杀死“李子”，试图使读者在小说人物死亡过程中，仔细体会其中的矛盾和意义。在“杀子”事件发生前，伊娃很久没有下楼了，这时，她非常吃力地拄着拐杖，几步一停的下楼，来到李子的床边坐下，把喝醉酒的儿子搂在怀里。伊娃就在给予儿子母爱时，剥夺了他的生命。“我不能让他再回到我的子宫里，所以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死得像个男人，而不是缩在我的子宫内，而像个男人。”伊娃在儿子身上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在战争结束后，李子却终日酗酒、吸毒，难以自拔。他想逃避独立的生活，逃避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他的生活支离破碎。伊娃没有办法让儿子有尊严地活着，就用极端的方式烧死了儿子，她要儿子死得像个男人，她为儿子做出了选择。伊娃反复强调杀子的动机，他应该活得像个男人。因此，伊娃的行为得到了人们和读者的谅解，她仍然是一位睿智和极富责任心的母亲。正如萨特《死无葬身之地》中的被同志们掐死的弗朗索瓦。作为年轻的革命者，倘若弗朗索瓦活着招供当了叛徒，既破坏了弗朗索瓦本人的名声，而且还会给抵抗事业带来损失；他怯于选择，不愿也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是战友们帮助他做了选择，并掐死了他。因此，他没有招供，没有成叛徒，保留了同志、战友的身份。在莫里森看来，“李子”的死是可以的、必须的。同时，这也体现了黑人摆脱荒诞和扭曲，向死而生的愿望和追求。
　　最具启发和讽刺意义的是秀拉的死。在秀拉回到“底层”后，人们对她的种种行为充满敌意。 “茶壶”的妈妈污蔑她被推倒了“茶壶”后，便专心扮演起她从来不感兴趣的角色：母亲。她不再让孩子拿上几分钱去吃早点，不再让孩子在外长时间游荡。秀拉和社区妇女的丈夫们睡一次就把他们扔一边，所以社区妇女们更加珍惜自己的丈夫，去抚慰他们被秀拉伤害的自尊心。自从秀拉把祖母送进养老院，那些经常抱怨婆婆的媳妇们似乎又找回了敬老养老的美德。而在“秀拉”死后，社区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崩溃和死亡随处可见。妇女们又恢复了老样子，把老人当成负担；妻子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宠爱丈夫，似乎没有必要尊重那份虚荣心了。最典型的是“茶壶”妈妈的变化，她居然因为孩子不吃她做的早饭大发雷霆而打了“茶壶”，这可是自从“茶壶”在秀拉的台阶上摔倒以来，孩子挨的第一次打。人们内心深处的一切美德皆因秀拉的死而被颠覆。我们可以看出，莫里森所强调的死亡，绝对不是追求肉体生命的毁灭，也绝不是要怂恿人们去追求死亡、虚无，恰恰相反，作者通过死亡表达的是在死亡意识中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评估人生的价值，重新发掘出生命存在的意义。
　　结语
　　莫里森在《秀拉》中，用史诗般的语言描绘了黑人女性的荒诞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以这种与现实相抗争和令人生畏的生活意志，来揭示人物真实的心理历程和复杂的人性。黑人女性尤其是秀拉以自己的选择，规划自己的人生，完成自我塑造。作家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生，并获得直面荒诞和虚无的新生勇气，充实虚无的人生，赋予世界以意义，赋予人生以价值。秀拉的人生悲剧正是这种从悲观的终点到光辉的顶点的飞跃。存在主义这种在悲观中透露着乐观、绝望中存在着希望的思想一直贯穿于莫里森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也成为其文学创作风格特点之一。
　　参考文献：
　　[1] 郭宏安：《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
　　[2] [美]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 Morrison,Toni.Sula London:Chatto & Windus Ltd.,1973.
　　[4] 姚文振：《中西文学跨学科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5] 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张浩杰，男，1972—，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刘喜梅，女，1970—，河北辛集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