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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汪雪娇有好几个月没修剪头发了,最近理发师发微信说回北京了,她很开心。
“好几年了,都是让他给我理发,有个称心如意的理发师是很幸福的。”汪雪娇说,疫情期间她没换理发师,而是一直留着长发,等着这家理发店开门。
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原本有序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多数时间人们待在家中,理发店生意受到影响,而人们的头发在一天天变长。有人面临“头等大事”坐立不安,有人网购理发工具,在家人之间相互“练手”。
而对于理发师来说,日子有些难熬,有人一度很迷茫,甚至要关店回家。也有人在坚守中满怀期待,尤其一些街边摆摊的理发师,通过灵活的形式服务百姓。随着疫情逐渐好转,理发店纷纷开门迎客,大家都有一个期盼,希望生活早日步入正轨。
山西人冯伟在北京西城开了一家40平方米的理发店,员工最多时有8个人,生意一直不错,来理发的很多都是回头客。疫情期间,关门两个多月,冯伟有些犯愁。
“理发是刚需,有了稳定的顾客,生意基本不愁,但疫情期还是比较敏感,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出门、不敢聚集,更何况理发这种密切接触。”冯伟说。
在很多人看来,理发业是一个低成本、高收入的行业,尤其是烫染项目,几十元的成本就收费几百甚至更高。
冯伟解释:“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其实理发行业的门槛很低,竞争很大。这个月一条街新开几家理发店,过一两个月很可能就关门了。”
冯伟说,店面装修和美发工具费用都不少,多数情况还要负责店员的食宿,算下来费用其实很高。
面对冷清的生意,冯伟有些熬不住了。5月底刚好房租到期,他和几个员工出来,打算给别人打工。
“老乡的店比我的大,我就和两个员工给他打工了。原来店里的东西都没卖,打算过一段时间再看看,有合适的地点再把店开起来,毕竟手里积累了不少回头客。”冯伟说。
原来是老板、师傅,如今给别人打工,这种角色转换是否有心理落差?冯伟坦言,刚开始有点不舒服,但因为和老板是老乡,又是同行,不存在太多所谓心理差距。
到了新店,收费比原来高,冯伟也拉来一些之前积累的客源,作为同乡的老板十分满意。冯伟说,等过段时间,他还想找个地方再把店开起来,生活肯定会步入正轨。
疫情期间,有些人不愿外出理发,而是在网上购买理发工具,拿家人练手。
这几个月,辽宁人徐春雷的理发技能被发掘了出来。“我和父亲头发都长得快,我半个月就得理一次,头发长了难受。”徐春雷从网上买了电推子、梳子、电吹风、罩衣等工具,花费一共算下来还不到200元。
他和父亲准备拿对方练手,如果手艺练出来,以后就不用每次都去理发店了。
父亲先给儿子理发,两边去一下鬓角,后边推短,不到20分钟,一个小平头就理完了。徐春雷照着镜子,左看右看,一口一个“不错”,这让父亲信心倍增。
接下来,轮到徐春雷给父亲理发,左手木梳,右手推子,一招一式很像回事。徐春雷理得仔细,修修剪剪,不一会儿工夫,也给父亲理好了。两人照着镜子都很满意。
“男士的头发,尤其对我们这种要求不是很高的人来说,相对简单一些。照葫芦画瓢,没想到效果不错。这样以后就不用每次都去理发店,我们相互理一理,也很好,省钱!”徐春雷说,理发这件事给他们父子带来了成就感,后来他和父亲凭着这个新学的“手艺”,还免费服务了好几位亲戚朋友。
徐春雷说,疫情期间他学会了两门“手艺”,先学会了做菜,后学会了理发。
4月份,徐春雷所在的公司要求返岗复工,他带着这两门手艺回到大连,每天下班都自己做些拿手菜,有时同事和朋友需要理发,便为大家服务。
王师傅在房山区良乡镇摆摊理发有四五年时间,早晨8點左右出摊儿,晚上6点左右收工,风雨无阻。附近的顾客基本不用留他的电话,因为每次理发时都能找到他。
“才5块钱,真便宜啊!”如果是新顾客,付款时常能听到这样的感叹声。在北京,如今还能找到像王师傅这样在室外摆摊的理发师,但很难找到像他收费这么低的。
路过的顾客劝他:“现在就连10块钱的都不好找了,更别说5块钱的了,你这价格应该涨一涨。”王师傅戴着口罩,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睛,笑而不语。四五年里,他给别人理发一直坚持这个价钱。
王师傅的理发工具看起来有些老旧,但一旦这些工具上了他的手,剪、推、刮、扫之间,每个动作都精妙娴熟。王师傅看上去有50多岁,在多数顾客眼中,他的技术不比店里的师傅差。
忙碌的时候,王师傅一天要服务30多人,即便是平时,找他理发的顾客也不少。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常会停留一会儿,先看看,再问问,价格常常是他们的谈资。
与王师傅不同的是,房山区的瞿师傅想借着“地摊经济”蹭蹭热度。前些天,他就在房山城关地铁站旁边摆起了自己的理发摊,收费是10元,“这个价格对多数人来说很低了,找我理发的多数是中老年人。”
瞿师傅早些年跟着朋友学过理发,后来一直在工厂做工,如今孩子大学毕业,闲暇时间摆摊赚点零花钱,对他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虽然是在街上摆摊,但还是很注意防护,口罩一定要戴,理发工具也得经常消毒。”瞿师傅说,现在他每天能赚七八十元,最近附近又多了几个摊位,大家统一价格,都是10元。
“好几年了,都是让他给我理发,有个称心如意的理发师是很幸福的。”汪雪娇说,疫情期间她没换理发师,而是一直留着长发,等着这家理发店开门。
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原本有序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多数时间人们待在家中,理发店生意受到影响,而人们的头发在一天天变长。有人面临“头等大事”坐立不安,有人网购理发工具,在家人之间相互“练手”。
而对于理发师来说,日子有些难熬,有人一度很迷茫,甚至要关店回家。也有人在坚守中满怀期待,尤其一些街边摆摊的理发师,通过灵活的形式服务百姓。随着疫情逐渐好转,理发店纷纷开门迎客,大家都有一个期盼,希望生活早日步入正轨。
老板变员工
山西人冯伟在北京西城开了一家40平方米的理发店,员工最多时有8个人,生意一直不错,来理发的很多都是回头客。疫情期间,关门两个多月,冯伟有些犯愁。
“理发是刚需,有了稳定的顾客,生意基本不愁,但疫情期还是比较敏感,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出门、不敢聚集,更何况理发这种密切接触。”冯伟说。
在很多人看来,理发业是一个低成本、高收入的行业,尤其是烫染项目,几十元的成本就收费几百甚至更高。
冯伟解释:“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其实理发行业的门槛很低,竞争很大。这个月一条街新开几家理发店,过一两个月很可能就关门了。”
冯伟说,店面装修和美发工具费用都不少,多数情况还要负责店员的食宿,算下来费用其实很高。
面对冷清的生意,冯伟有些熬不住了。5月底刚好房租到期,他和几个员工出来,打算给别人打工。
“老乡的店比我的大,我就和两个员工给他打工了。原来店里的东西都没卖,打算过一段时间再看看,有合适的地点再把店开起来,毕竟手里积累了不少回头客。”冯伟说。
原来是老板、师傅,如今给别人打工,这种角色转换是否有心理落差?冯伟坦言,刚开始有点不舒服,但因为和老板是老乡,又是同行,不存在太多所谓心理差距。
到了新店,收费比原来高,冯伟也拉来一些之前积累的客源,作为同乡的老板十分满意。冯伟说,等过段时间,他还想找个地方再把店开起来,生活肯定会步入正轨。
自己动手
疫情期间,有些人不愿外出理发,而是在网上购买理发工具,拿家人练手。
这几个月,辽宁人徐春雷的理发技能被发掘了出来。“我和父亲头发都长得快,我半个月就得理一次,头发长了难受。”徐春雷从网上买了电推子、梳子、电吹风、罩衣等工具,花费一共算下来还不到200元。
他和父亲准备拿对方练手,如果手艺练出来,以后就不用每次都去理发店了。
父亲先给儿子理发,两边去一下鬓角,后边推短,不到20分钟,一个小平头就理完了。徐春雷照着镜子,左看右看,一口一个“不错”,这让父亲信心倍增。
接下来,轮到徐春雷给父亲理发,左手木梳,右手推子,一招一式很像回事。徐春雷理得仔细,修修剪剪,不一会儿工夫,也给父亲理好了。两人照着镜子都很满意。
“男士的头发,尤其对我们这种要求不是很高的人来说,相对简单一些。照葫芦画瓢,没想到效果不错。这样以后就不用每次都去理发店,我们相互理一理,也很好,省钱!”徐春雷说,理发这件事给他们父子带来了成就感,后来他和父亲凭着这个新学的“手艺”,还免费服务了好几位亲戚朋友。
徐春雷说,疫情期间他学会了两门“手艺”,先学会了做菜,后学会了理发。
4月份,徐春雷所在的公司要求返岗复工,他带着这两门手艺回到大连,每天下班都自己做些拿手菜,有时同事和朋友需要理发,便为大家服务。
出门摆摊
王师傅在房山区良乡镇摆摊理发有四五年时间,早晨8點左右出摊儿,晚上6点左右收工,风雨无阻。附近的顾客基本不用留他的电话,因为每次理发时都能找到他。
“才5块钱,真便宜啊!”如果是新顾客,付款时常能听到这样的感叹声。在北京,如今还能找到像王师傅这样在室外摆摊的理发师,但很难找到像他收费这么低的。
路过的顾客劝他:“现在就连10块钱的都不好找了,更别说5块钱的了,你这价格应该涨一涨。”王师傅戴着口罩,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睛,笑而不语。四五年里,他给别人理发一直坚持这个价钱。
王师傅的理发工具看起来有些老旧,但一旦这些工具上了他的手,剪、推、刮、扫之间,每个动作都精妙娴熟。王师傅看上去有50多岁,在多数顾客眼中,他的技术不比店里的师傅差。
忙碌的时候,王师傅一天要服务30多人,即便是平时,找他理发的顾客也不少。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常会停留一会儿,先看看,再问问,价格常常是他们的谈资。
与王师傅不同的是,房山区的瞿师傅想借着“地摊经济”蹭蹭热度。前些天,他就在房山城关地铁站旁边摆起了自己的理发摊,收费是10元,“这个价格对多数人来说很低了,找我理发的多数是中老年人。”
瞿师傅早些年跟着朋友学过理发,后来一直在工厂做工,如今孩子大学毕业,闲暇时间摆摊赚点零花钱,对他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虽然是在街上摆摊,但还是很注意防护,口罩一定要戴,理发工具也得经常消毒。”瞿师傅说,现在他每天能赚七八十元,最近附近又多了几个摊位,大家统一价格,都是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