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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1898-1982年),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直隶总督张镇芳。
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绩卓著,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奇人。生活在动荡年代,张伯驹看到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他从收藏欣赏逐步转变成收藏抢救,张伯驹成为一个爱国收藏家。
深秋寻迹
深秋的傍晚,没有阳光,突来的寒潮让周末的后海人迹寥寥,走在河边的我也不禁感到阵阵寒意。我沿着前海走,走到荷花市场,店铺虽然开着门但并没有什么顾客,金色的窗幔兀自飘在寒风里,门口的一排排桌椅,安静地等待着顾客的光临。一个人走着,仿佛《千与千寻》中白日里的情景,如梦似幻。
走到银锭桥,车马渐渐多了,人声也渐渐沸起,似乎从神灵休息的地方转到人间。我靠着石桥栏等朋友,便有三五个蹬三轮的师傅热情邀我坐他们的人力车游胡同,我婉言谢绝了,但人不走,他们也暂时无生意,大家就闲聊起来。
听说我要拜访张伯驹故居,车夫们就忍不住大爆猛料。一位三四十岁的大哥和张家是邻居,说他十来岁时,潘素(张伯驹夫人)若在胡同里看见他们这些毛孩子,便会招呼:“柿子熟了,到家里摘柿子吃去吧!”张伯驹很喜欢猫,养了几十只,各种名贵的都有,给起了名儿。主人唤哪只过来吃饭,便会走过来那一只,通人性到了“特别神”的地步。另一位胖胖的车夫和张伯驹的侄子是同学,说当年到张家小楼上玩,看见一堆堆的卷轴,可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字画的价值,后来红卫兵来抄这个“右派”的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一遍遍哀求:“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在民间,张伯驹并非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几年才有描写他的作品出现,然而在后海这个地方,却被这几位车夫描述得活灵活现,语气间充满着敬佩。我向他们道了谢,走过银锭桥,顺着后海南沿,在26号,终于寻到了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故居。
拜访故居
从外面看,宅院应该重新粉刷过了一遍,朱红色的大门格外的鲜艳。走近才看见在大门的右上角贴了一个现眼的“私”字金属牌,想来也许主人是经常受到热情的拜访,不堪其扰而专门贴上的。按响门铃,没有窥到那些名贵猫的倩影,却先闻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犬吠。开门的少妇是张伯驹的外孙媳妇,她旁边有一只白毛的蝴蝶犬,仰头冲我们狂叫不止,俨然一副警犬的眼神与气质。少妇边呵斥小狗边叮嘱我们一定要小心它扑咬。
我们战战兢兢进了花木扶疏的小院。宅子坐南朝北,北房5间,院南有一方亭和廊房。迈入北房,东间为卧室,西间为客房,居中三间是客厅兼画室,屋中光线较暗,靠墙十余米全是摆满了书的书架,上层几乎摩顶。
张传彩女士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独生女儿,已到了耄耋之年,因为身体欠佳,我们并未叨扰,就和张家的后辈聊了起来。交谈中得知,这处宅子原为唱昆曲的名角包单亭所有,张伯驹于1953年买下来的,张家以前住的弓弦胡同那处占地13亩的“似园”(原属李莲英)当年为筹款买《游春图》而变卖了。
宅子以前门口栽的是芭蕉,院里种的是松树,现在满园葱绿的则是柿子树、石榴、葡萄藤,还有碗口大的月季花。绿荫之下有清朝的雕花石凳,还有一个当花盆架的汉白玉日晷台。东墙后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张传彩女士少女时期居住过的“绣楼”,楼下有一株百岁高龄的牡丹。房子已经拆改重建过,早没了雕梁画栋,只有屋内的雕花门和几件老式硬木家具。
张伯驹其人其事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大哥的内弟,曾任河南总督,后致力于金融业,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身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后来在军队任职。他的身份特殊,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有来往,但从不趋炎附势。他熟知官场内幕,却厌倦官场生活,退出军界后,投入到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之中,与众多文人雅士交友切磋。
张伯驹的种种兴趣爱好,表面与当时京城有钱公子哥们看戏捧角、收藏字画古玩的风气嗜好无二,实际上他绝非一般的顽主,而是文化瑰宝真正的知音。平津战役之际,张伯驹曾劝说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而出力奔走。当解放后领导人问他想去政协,还是做什么干部时,他却什么官职也不要,只要求搞自己所钟情的文化事业。
能够达到对这些文化瑰宝精通、执著的境界,有两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一是他天资极高。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使他对用心所至的事物能很快掌握精髓真谛。二是张家资财颇厚,能支付得起这些昂贵的开销。张伯驹学京剧下的功夫极深,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为了学习武生戏,他把钱金福、王长林长年养在家中,以便随时练功、随时咨询。
张伯驹的性情很直,谈得来的从不论出身贵贱而长相往来,谈不来的,他可以下棋看书作为托辞不见。张伯驹看不惯胞弟不务正业的公子哥习气,尤其厌恶他抽大烟的习惯,于是几乎断绝来往。对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张伯驹有求必应、不图回报,如长期供养落魄了的“太子爷”袁克定,帮助避难的刘海粟等。对潜心求知的年轻人,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全部掏出。他给予了年轻的周汝昌很大的影响,后者在以后的红学研究中成为权威人物。
张伯驹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闲暇时写下了大量旧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等著作。周汝昌说张伯驹的词“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
张伯驹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他为求古代珍品字画不惜重金,其鉴别眼力也极为厉害,来家中献宝或请求鉴别的古董商络绎不绝。在时局混乱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为了阻止李白《上阳台帖》、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稀世瑰宝流落国外,千方百计求购,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游春图》轶事
《游春图》为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画上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清乾隆帝的题诗,过去一直收藏在宫中。此画被溥仪携带到长春后,1945年流落民间,后被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买。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洋人,牟取暴利,被张伯驹发现后找上门去,马狮子大开口要价800两黄金,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现金,十分焦急,便到北京各处的古董行和书画店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只好同意降价。张伯驹毅然卖掉了似园,以220两黄金将《游春图》买下。
正如张伯驹后代口中所说,张伯驹一生抱定这样的信念:这些国宝从人民中来,还要回到人民手中,决不能沦落到别国的手中。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不知引起多少人觊觎,甚至在劫匪绑架的生死关头,张伯驹也断不肯以字画换取性命。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托张大千说情想高价收买《游春图》,被张伯驹不顾老友面子严辞坚拒,诸如此类的事情屡次发生,世人不解,送之绰号“张大怪”。只有夫人潘素对丈夫的嗜好十分“纵容”,为了凑款项,她经常变卖自己的首饰。建国后,夫妻二人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捐献字画后,国家欲给20万元作为奖励,他却分文未取。
张氏夫妇的义举震动了文化界,后来却无辜被康生等人戴上右派帽子,停职、检查,女儿和女婿为避祸端在1960年去了西安。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调往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一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别。
“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这是张伯驹晚年时说过的话。这些过眼烟云之物,如果他传给后代,今天的张家便能富可敌国。张伯驹也许永远成不了成功建业而名垂青史的人物,甚至许多人闻所未闻,但至少,他倾其一生,为中华文化的长河,增添了一脉得以源远流长的溪流。
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绩卓著,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奇人。同时他是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民盟,后又加入民革(属交叉党员),是中山书画社第一任社长。他夫人潘素(1915-1992)则是民革党员,后为民革中央委员,中山书画社副社长。
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绩卓著,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奇人。生活在动荡年代,张伯驹看到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他从收藏欣赏逐步转变成收藏抢救,张伯驹成为一个爱国收藏家。
深秋寻迹
深秋的傍晚,没有阳光,突来的寒潮让周末的后海人迹寥寥,走在河边的我也不禁感到阵阵寒意。我沿着前海走,走到荷花市场,店铺虽然开着门但并没有什么顾客,金色的窗幔兀自飘在寒风里,门口的一排排桌椅,安静地等待着顾客的光临。一个人走着,仿佛《千与千寻》中白日里的情景,如梦似幻。
走到银锭桥,车马渐渐多了,人声也渐渐沸起,似乎从神灵休息的地方转到人间。我靠着石桥栏等朋友,便有三五个蹬三轮的师傅热情邀我坐他们的人力车游胡同,我婉言谢绝了,但人不走,他们也暂时无生意,大家就闲聊起来。
听说我要拜访张伯驹故居,车夫们就忍不住大爆猛料。一位三四十岁的大哥和张家是邻居,说他十来岁时,潘素(张伯驹夫人)若在胡同里看见他们这些毛孩子,便会招呼:“柿子熟了,到家里摘柿子吃去吧!”张伯驹很喜欢猫,养了几十只,各种名贵的都有,给起了名儿。主人唤哪只过来吃饭,便会走过来那一只,通人性到了“特别神”的地步。另一位胖胖的车夫和张伯驹的侄子是同学,说当年到张家小楼上玩,看见一堆堆的卷轴,可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字画的价值,后来红卫兵来抄这个“右派”的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一遍遍哀求:“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在民间,张伯驹并非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几年才有描写他的作品出现,然而在后海这个地方,却被这几位车夫描述得活灵活现,语气间充满着敬佩。我向他们道了谢,走过银锭桥,顺着后海南沿,在26号,终于寻到了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故居。
拜访故居
从外面看,宅院应该重新粉刷过了一遍,朱红色的大门格外的鲜艳。走近才看见在大门的右上角贴了一个现眼的“私”字金属牌,想来也许主人是经常受到热情的拜访,不堪其扰而专门贴上的。按响门铃,没有窥到那些名贵猫的倩影,却先闻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犬吠。开门的少妇是张伯驹的外孙媳妇,她旁边有一只白毛的蝴蝶犬,仰头冲我们狂叫不止,俨然一副警犬的眼神与气质。少妇边呵斥小狗边叮嘱我们一定要小心它扑咬。
我们战战兢兢进了花木扶疏的小院。宅子坐南朝北,北房5间,院南有一方亭和廊房。迈入北房,东间为卧室,西间为客房,居中三间是客厅兼画室,屋中光线较暗,靠墙十余米全是摆满了书的书架,上层几乎摩顶。
张传彩女士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独生女儿,已到了耄耋之年,因为身体欠佳,我们并未叨扰,就和张家的后辈聊了起来。交谈中得知,这处宅子原为唱昆曲的名角包单亭所有,张伯驹于1953年买下来的,张家以前住的弓弦胡同那处占地13亩的“似园”(原属李莲英)当年为筹款买《游春图》而变卖了。
宅子以前门口栽的是芭蕉,院里种的是松树,现在满园葱绿的则是柿子树、石榴、葡萄藤,还有碗口大的月季花。绿荫之下有清朝的雕花石凳,还有一个当花盆架的汉白玉日晷台。东墙后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张传彩女士少女时期居住过的“绣楼”,楼下有一株百岁高龄的牡丹。房子已经拆改重建过,早没了雕梁画栋,只有屋内的雕花门和几件老式硬木家具。
张伯驹其人其事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大哥的内弟,曾任河南总督,后致力于金融业,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身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后来在军队任职。他的身份特殊,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有来往,但从不趋炎附势。他熟知官场内幕,却厌倦官场生活,退出军界后,投入到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之中,与众多文人雅士交友切磋。
张伯驹的种种兴趣爱好,表面与当时京城有钱公子哥们看戏捧角、收藏字画古玩的风气嗜好无二,实际上他绝非一般的顽主,而是文化瑰宝真正的知音。平津战役之际,张伯驹曾劝说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而出力奔走。当解放后领导人问他想去政协,还是做什么干部时,他却什么官职也不要,只要求搞自己所钟情的文化事业。
能够达到对这些文化瑰宝精通、执著的境界,有两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一是他天资极高。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使他对用心所至的事物能很快掌握精髓真谛。二是张家资财颇厚,能支付得起这些昂贵的开销。张伯驹学京剧下的功夫极深,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为了学习武生戏,他把钱金福、王长林长年养在家中,以便随时练功、随时咨询。
张伯驹的性情很直,谈得来的从不论出身贵贱而长相往来,谈不来的,他可以下棋看书作为托辞不见。张伯驹看不惯胞弟不务正业的公子哥习气,尤其厌恶他抽大烟的习惯,于是几乎断绝来往。对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张伯驹有求必应、不图回报,如长期供养落魄了的“太子爷”袁克定,帮助避难的刘海粟等。对潜心求知的年轻人,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全部掏出。他给予了年轻的周汝昌很大的影响,后者在以后的红学研究中成为权威人物。
张伯驹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闲暇时写下了大量旧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等著作。周汝昌说张伯驹的词“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
张伯驹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他为求古代珍品字画不惜重金,其鉴别眼力也极为厉害,来家中献宝或请求鉴别的古董商络绎不绝。在时局混乱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为了阻止李白《上阳台帖》、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稀世瑰宝流落国外,千方百计求购,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游春图》轶事
《游春图》为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画上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清乾隆帝的题诗,过去一直收藏在宫中。此画被溥仪携带到长春后,1945年流落民间,后被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买。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洋人,牟取暴利,被张伯驹发现后找上门去,马狮子大开口要价800两黄金,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现金,十分焦急,便到北京各处的古董行和书画店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只好同意降价。张伯驹毅然卖掉了似园,以220两黄金将《游春图》买下。
正如张伯驹后代口中所说,张伯驹一生抱定这样的信念:这些国宝从人民中来,还要回到人民手中,决不能沦落到别国的手中。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不知引起多少人觊觎,甚至在劫匪绑架的生死关头,张伯驹也断不肯以字画换取性命。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托张大千说情想高价收买《游春图》,被张伯驹不顾老友面子严辞坚拒,诸如此类的事情屡次发生,世人不解,送之绰号“张大怪”。只有夫人潘素对丈夫的嗜好十分“纵容”,为了凑款项,她经常变卖自己的首饰。建国后,夫妻二人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捐献字画后,国家欲给20万元作为奖励,他却分文未取。
张氏夫妇的义举震动了文化界,后来却无辜被康生等人戴上右派帽子,停职、检查,女儿和女婿为避祸端在1960年去了西安。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调往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一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别。
“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这是张伯驹晚年时说过的话。这些过眼烟云之物,如果他传给后代,今天的张家便能富可敌国。张伯驹也许永远成不了成功建业而名垂青史的人物,甚至许多人闻所未闻,但至少,他倾其一生,为中华文化的长河,增添了一脉得以源远流长的溪流。
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绩卓著,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奇人。同时他是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民盟,后又加入民革(属交叉党员),是中山书画社第一任社长。他夫人潘素(1915-1992)则是民革党员,后为民革中央委员,中山书画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