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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教育内外部关系原理，本文试着以福建省为个案，结合福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福建科举的历史发展为脉络，着重分析影响福建科举历史演变的外部因素，试图从教育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四个方面对福建科举做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外部原因分析，为整个科举事业发展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提供个案参考，并希望以史为鉴，使广大有关人士更多地关注当代教育的外部影响因素。
[关键词]福建科举；历史演变；教育外部关系；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5-0091-04
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省份，其经济发展在历史上并不乐观，教育相对中原起步较晚，科举的兴起相对中原地区迟了近100年，而唐后却能迅速发展，直至宋代一跃成为科举强省，其间的原因值得分析。根据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教育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不仅受其自身内部规律、内部因素的制约，还深受着整个社会及其它子系统的影响。本着关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理念，笔者结合福建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试图从教育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四个方面以历史的逻辑着重探讨福建科举发展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以管中窥豹，为整个科举事业发展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提供个案参考，并希望以史为鉴，使广大有关人士更多地关注影响当代教育的外部因素。
一、福建科举发展的历史演变概况
隋朝以前，福建教育还处于初始状态，自唐代开始才有真正有影响且记载较为详细的教育活动，其科举取士自唐中宗神农二年(706年)第一位进士薛令之起，才开始了在福建的发展历程。福建历代科举发展的大体情况是：唐为福建科举初步发展时期，两宋时期福建科举兴旺发达，元代福建科举出现了没落的局面，而明朝又出现了繁荣昌盛的状况，清朝开始衰落直至消亡。以进士数为例，下图为福建自唐以来历代进士数目的概况：
由图1可窥见福建历代科举发展的大体情况：唐初福建教育与中原地区相比起步较晚，科举亦然；中唐以后福建科举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贞元以后，及第者络绎不绝，唐代福建进士共有57人[1]，但当时在全国还属科举小区；唐末五代福建教育的水平渐次提高，使福建逐渐摆脱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为宋以后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
宋代福建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福建的教育水平从唐以前的相对落后的跃居到宋代全国领先的地位；进入南宋，福建的文化教育更加突飞猛进，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区，宋代以后，福建真正跃为科举先进地区。
元代福建考中进士者人数较少，至今较可信的可知姓名的进士不足40人，元代福建教育和科第在历史的长河中属于相对低潮时期，主要起着承上启下的延续作用，为明代福建教育再创辉煌作好准备，福建教育的充分发展和科第盛况的重现，还是要等到明代；从明初开始，福建举人在会试中便显出强大的实力，明代时福建被誉为“科举强省”；清代福建科举的地位在全国已相对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科举大省的称号，直至清末1905年科举被罢废[2]。
二、福建科举发展的历史演变外部关系原因探讨
1．政治原因
(1)统治者的政策影响
其一，南选政策。
所谓“南选”[3]，是唐朝在江淮以南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的铨选制度，重点是在黔中、岭南，也包括闽中地区。中唐以前闽人乐于南选在本地当官，而不愿离乡背井北上京城名科场中竞争角逐。至开成五年(840年)七月，漳、汀州取消南选，实行吏曹注官，福建南选的停废是贞元以后闽人竞相赴京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民族歧视与地域倾斜政策。
元在科举考试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区域倾斜政策，闽人当时并不受统治者关注，地位低下，受尽歧视，致使元代福建学校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延续，但科举却进入了一个中落时期。
其三，重视基础教育和社会教化。
元统治者为了化民成俗，很重视农村基层的教育活动，积极提倡社学，为科举选才起着文化教育的支撑作用；明代统治者重视社学以达到普及教育和社会教化的目的，推动了福建人文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社会上的重学风气，使明代又重现了福建科举强省的盛况。
(2)当时政局的影响
唐末五代干戈频生，朝政更迭频繁，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福建相对中原地区较为安定，许多士人为逃避战乱纷纷南下，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水平的北方士人及其家属的迁入，促进了福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使福建逐渐摆脱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为福建在宋代迎来文化教育的黄金时期和成为科举的首要省份沉淀了文化底蕴，也为宋以后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特别是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福建既成为经济中心地带又更接近全匡政治中心。南宋统辖区域比北宋大大缩小，福建距金兵占据的北方较远，社会安定，相对地位益显重要，成为南宋朝廷的大后方。南宋朝廷将福建视为 可靠的财政支柱和根据地，因而对福建在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较为重视，这也使得福建在文化教育方面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
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元军在福建大开杀戒，沿途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福建文化教育设施遭到摧毁和破坏，宋代福建教育在所有州军和县份建立官学共达56所，这些学校大部分在南宋和元军交战之际遭到兵燹之灾或被荒废，致使元代科举进入了一个中落时期。
2．经济原因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科举考试属于文化层面，经济基础对科举考试起着决定作用。建中贞元以前，闽中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以致此前福建科举几近空白，闽经济在建中贞元以前还极为落后，致使科举文化事业起步蹒跚；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经济取得一定的发展，由此，贞元以后闽人竞相赴京考试，进士比例增加。
北宋建国后，随着统一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福建地方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科举也相应发展起来；福建沿海地区双季稻普遍种植，泉州港海外贸易兴旺发达，山区矿冶业发展良好，全省手工业进步，为宋代福建文化教育的发达和科举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外，“学田制度”为州县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成为学校的主要经济支柱，使学校给食养士成为可能，也让家境清寒的士子在学期间经济上有了最低的保证，扩大了生源和取士范围，并使州、县官学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就为宋代以后福建真正跃为科举先进地区提供了经济基础。
3．文化因素
(1)心态文化——闽人不急进取的封闭心态
中唐以前闽人乐于南选在本地当官，而不愿离 乡背井北上京城名科场中竞争角逐，虽然通晓文书吏事，但大都不肯北上为官，心态相对封闭。此种封闭心态自成传统，闽人代代相承，也成一文化因子，影响着福建科举文化事业的发展步伐。
(2)学术文化——闽学的文化力量
朱熹在福建讲学，创建书院，促进了福建文化的发展，闽文化独出一秀。宋代福建书院的教学内容多为儒家学说，南宋时期主要为新儒学——理学。理学对当时和后来的科举考试及文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庆元党禁解除之后，理学在南宋末年的科场中影响很大。南宋时期福建士人在科场中占有优势，中进士者多数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名人来闽讲学、兴学，为当地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促进了福建科举文化事业的发展。
(3)学风文化——丰厚的文化教育积累
宋时福建民间重学风气浓厚[4]，州、县官学普遍设立，书院日渐增多，应举求试者不断增加，州军贡院也随之扩大，为福建科举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考试场所，正是由于有丰厚的文化教育积累，基层有为数众多的考生，福建举子在全国科举中才会争擅取胜，福建在宋代进士及第人数才会首屈一指。
(4)社会文化——人际关系发展
中唐以前少有名臣来闽经历仕宦，难有朝廷重臣为闽中举子推荐延誉；闽中举子又大多是孤寒之士，常衮来福建之前无名人力荐，因而难以及第进士。而贞元中林藻、欧阳詹进士及第以后，闽人开始懂得与贤达往还学问了。林藻、欧阳詹等中唐闽人及第者，开始注意与达官先辈往还，并于京师举行酒会，使闽川举子有机会和先达相会认识。有了与上层官员的人际关系发展，中唐以后福建科举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贞元以后，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
(5)政策文化——科举取士的名利促动作用
各地民间重学从教蔚然成风，根源在于受到科举取士的奖诱，即受到科举的殊荣与光宗耀祖的诱惑，广大学子纷纷通过读书来求取“黄金屋”和“千钟粟”，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教育政策文化的作用效果。
(6)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氛围熏陶的隐性教育效果
宋代福建进士中有不少具有血缘关系。至唐五代时，具有家学渊源的父子、兄弟互相策励而先后登上科第，即所谓“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秀同年”[5]。书香世家子弟不仅有着家族历史的精神激励、遗传基因的智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家族文化氛围熏陶的隐性教育效果，当然还要有一定的经济生活为保障。
4．地理因素
福建位处东南偏安一隅[6]，地理位置历来远离京师，地形多山，与中原交通不便，这种地理环境也造成了闽人安于本土，不愿积极进取的封闭心态；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和洛阳一带，福建离京城关山阻隔，道路悬远，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福建士人自视为“远人”，较少参与政治、文化活动，这使得福建科举在中唐以前几乎空白。
而到南宋时，其统辖区域比北宋大大缩小，福建距金兵占据的北方较远，社会安定，相对地位益显重要，成为南宋朝廷的大后方。南宋朝廷对福建在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较为重视，这使得宋代福建在文化教育方面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
三、结 语
以上为笔者对福建科举的历史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所做的一些初浅的梳理。当然，一切事物均存在于普遍联系之中，我们必须要以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及其发展，福建科举的历史演变是由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地理等各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本文只着重分析其教育外部因素。
以上分析只是相对地把各因素单列出来以便有个清晰脉络，事实上，这些因素均不是独立起作用的，而是相互交错共同作用于福建科举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如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导致经济颓废，进而导致文化落后，科举发展不力；政治因素中统治者重视基础教育和社会教化而提倡的社学，既是政府提倡和民间重学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上的重学风气，从而促进当时科举的强盛发展；州县学的普遍设立，书院的增多，州军贡院的兴建显示了福建当时浓厚的重学风气及深厚的人文基础，为科举的繁荣准备了一定的文化底蕴；福建经济的相对薄弱与其地理环境、交通不便息息相关，而对外封闭的地理因素使得福建人积蓄了安土重迁、不急进取的封闭心态及文化，使得中唐以前福建科举及第人数几近为零。
综上所述，通过对福建科举历史演变的教育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窥见教育外部影响因素的概况，并希望能以史为鉴，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有关人士更多地关注影响当代教育的外部因素。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福建科举；历史演变；教育外部关系；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5-0091-04
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省份，其经济发展在历史上并不乐观，教育相对中原起步较晚，科举的兴起相对中原地区迟了近100年，而唐后却能迅速发展，直至宋代一跃成为科举强省，其间的原因值得分析。根据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教育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不仅受其自身内部规律、内部因素的制约，还深受着整个社会及其它子系统的影响。本着关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理念，笔者结合福建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试图从教育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四个方面以历史的逻辑着重探讨福建科举发展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以管中窥豹，为整个科举事业发展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提供个案参考，并希望以史为鉴，使广大有关人士更多地关注影响当代教育的外部因素。
一、福建科举发展的历史演变概况
隋朝以前，福建教育还处于初始状态，自唐代开始才有真正有影响且记载较为详细的教育活动，其科举取士自唐中宗神农二年(706年)第一位进士薛令之起，才开始了在福建的发展历程。福建历代科举发展的大体情况是：唐为福建科举初步发展时期，两宋时期福建科举兴旺发达，元代福建科举出现了没落的局面，而明朝又出现了繁荣昌盛的状况，清朝开始衰落直至消亡。以进士数为例，下图为福建自唐以来历代进士数目的概况：
由图1可窥见福建历代科举发展的大体情况：唐初福建教育与中原地区相比起步较晚，科举亦然；中唐以后福建科举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贞元以后，及第者络绎不绝，唐代福建进士共有57人[1]，但当时在全国还属科举小区；唐末五代福建教育的水平渐次提高，使福建逐渐摆脱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为宋以后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
宋代福建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福建的教育水平从唐以前的相对落后的跃居到宋代全国领先的地位；进入南宋，福建的文化教育更加突飞猛进，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区，宋代以后，福建真正跃为科举先进地区。
元代福建考中进士者人数较少，至今较可信的可知姓名的进士不足40人，元代福建教育和科第在历史的长河中属于相对低潮时期，主要起着承上启下的延续作用，为明代福建教育再创辉煌作好准备，福建教育的充分发展和科第盛况的重现，还是要等到明代；从明初开始，福建举人在会试中便显出强大的实力，明代时福建被誉为“科举强省”；清代福建科举的地位在全国已相对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科举大省的称号，直至清末1905年科举被罢废[2]。
二、福建科举发展的历史演变外部关系原因探讨
1．政治原因
(1)统治者的政策影响
其一，南选政策。
所谓“南选”[3]，是唐朝在江淮以南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的铨选制度，重点是在黔中、岭南，也包括闽中地区。中唐以前闽人乐于南选在本地当官，而不愿离乡背井北上京城名科场中竞争角逐。至开成五年(840年)七月，漳、汀州取消南选，实行吏曹注官，福建南选的停废是贞元以后闽人竞相赴京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民族歧视与地域倾斜政策。
元在科举考试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区域倾斜政策，闽人当时并不受统治者关注，地位低下，受尽歧视，致使元代福建学校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延续，但科举却进入了一个中落时期。
其三，重视基础教育和社会教化。
元统治者为了化民成俗，很重视农村基层的教育活动，积极提倡社学，为科举选才起着文化教育的支撑作用；明代统治者重视社学以达到普及教育和社会教化的目的，推动了福建人文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社会上的重学风气，使明代又重现了福建科举强省的盛况。
(2)当时政局的影响
唐末五代干戈频生，朝政更迭频繁，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福建相对中原地区较为安定，许多士人为逃避战乱纷纷南下，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水平的北方士人及其家属的迁入，促进了福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使福建逐渐摆脱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为福建在宋代迎来文化教育的黄金时期和成为科举的首要省份沉淀了文化底蕴，也为宋以后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特别是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福建既成为经济中心地带又更接近全匡政治中心。南宋统辖区域比北宋大大缩小，福建距金兵占据的北方较远，社会安定，相对地位益显重要，成为南宋朝廷的大后方。南宋朝廷将福建视为 可靠的财政支柱和根据地，因而对福建在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较为重视，这也使得福建在文化教育方面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
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元军在福建大开杀戒，沿途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福建文化教育设施遭到摧毁和破坏，宋代福建教育在所有州军和县份建立官学共达56所，这些学校大部分在南宋和元军交战之际遭到兵燹之灾或被荒废，致使元代科举进入了一个中落时期。
2．经济原因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科举考试属于文化层面，经济基础对科举考试起着决定作用。建中贞元以前，闽中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以致此前福建科举几近空白，闽经济在建中贞元以前还极为落后，致使科举文化事业起步蹒跚；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经济取得一定的发展，由此，贞元以后闽人竞相赴京考试，进士比例增加。
北宋建国后，随着统一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福建地方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科举也相应发展起来；福建沿海地区双季稻普遍种植，泉州港海外贸易兴旺发达，山区矿冶业发展良好，全省手工业进步，为宋代福建文化教育的发达和科举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外，“学田制度”为州县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成为学校的主要经济支柱，使学校给食养士成为可能，也让家境清寒的士子在学期间经济上有了最低的保证，扩大了生源和取士范围，并使州、县官学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就为宋代以后福建真正跃为科举先进地区提供了经济基础。
3．文化因素
(1)心态文化——闽人不急进取的封闭心态
中唐以前闽人乐于南选在本地当官，而不愿离 乡背井北上京城名科场中竞争角逐，虽然通晓文书吏事，但大都不肯北上为官，心态相对封闭。此种封闭心态自成传统，闽人代代相承，也成一文化因子，影响着福建科举文化事业的发展步伐。
(2)学术文化——闽学的文化力量
朱熹在福建讲学，创建书院，促进了福建文化的发展，闽文化独出一秀。宋代福建书院的教学内容多为儒家学说，南宋时期主要为新儒学——理学。理学对当时和后来的科举考试及文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庆元党禁解除之后，理学在南宋末年的科场中影响很大。南宋时期福建士人在科场中占有优势，中进士者多数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名人来闽讲学、兴学，为当地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促进了福建科举文化事业的发展。
(3)学风文化——丰厚的文化教育积累
宋时福建民间重学风气浓厚[4]，州、县官学普遍设立，书院日渐增多，应举求试者不断增加，州军贡院也随之扩大，为福建科举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考试场所，正是由于有丰厚的文化教育积累，基层有为数众多的考生，福建举子在全国科举中才会争擅取胜，福建在宋代进士及第人数才会首屈一指。
(4)社会文化——人际关系发展
中唐以前少有名臣来闽经历仕宦，难有朝廷重臣为闽中举子推荐延誉；闽中举子又大多是孤寒之士，常衮来福建之前无名人力荐，因而难以及第进士。而贞元中林藻、欧阳詹进士及第以后，闽人开始懂得与贤达往还学问了。林藻、欧阳詹等中唐闽人及第者，开始注意与达官先辈往还，并于京师举行酒会，使闽川举子有机会和先达相会认识。有了与上层官员的人际关系发展，中唐以后福建科举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贞元以后，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
(5)政策文化——科举取士的名利促动作用
各地民间重学从教蔚然成风，根源在于受到科举取士的奖诱，即受到科举的殊荣与光宗耀祖的诱惑，广大学子纷纷通过读书来求取“黄金屋”和“千钟粟”，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教育政策文化的作用效果。
(6)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氛围熏陶的隐性教育效果
宋代福建进士中有不少具有血缘关系。至唐五代时，具有家学渊源的父子、兄弟互相策励而先后登上科第，即所谓“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秀同年”[5]。书香世家子弟不仅有着家族历史的精神激励、遗传基因的智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家族文化氛围熏陶的隐性教育效果，当然还要有一定的经济生活为保障。
4．地理因素
福建位处东南偏安一隅[6]，地理位置历来远离京师，地形多山，与中原交通不便，这种地理环境也造成了闽人安于本土，不愿积极进取的封闭心态；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和洛阳一带，福建离京城关山阻隔，道路悬远，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福建士人自视为“远人”，较少参与政治、文化活动，这使得福建科举在中唐以前几乎空白。
而到南宋时，其统辖区域比北宋大大缩小，福建距金兵占据的北方较远，社会安定，相对地位益显重要，成为南宋朝廷的大后方。南宋朝廷对福建在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较为重视，这使得宋代福建在文化教育方面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
三、结 语
以上为笔者对福建科举的历史演变的教育外部关系原因所做的一些初浅的梳理。当然，一切事物均存在于普遍联系之中，我们必须要以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及其发展，福建科举的历史演变是由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地理等各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本文只着重分析其教育外部因素。
以上分析只是相对地把各因素单列出来以便有个清晰脉络，事实上，这些因素均不是独立起作用的，而是相互交错共同作用于福建科举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如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导致经济颓废，进而导致文化落后，科举发展不力；政治因素中统治者重视基础教育和社会教化而提倡的社学，既是政府提倡和民间重学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上的重学风气，从而促进当时科举的强盛发展；州县学的普遍设立，书院的增多，州军贡院的兴建显示了福建当时浓厚的重学风气及深厚的人文基础，为科举的繁荣准备了一定的文化底蕴；福建经济的相对薄弱与其地理环境、交通不便息息相关，而对外封闭的地理因素使得福建人积蓄了安土重迁、不急进取的封闭心态及文化，使得中唐以前福建科举及第人数几近为零。
综上所述，通过对福建科举历史演变的教育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窥见教育外部影响因素的概况，并希望能以史为鉴，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有关人士更多地关注影响当代教育的外部因素。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